亦稱《孫子》、《吳孫子兵法》、《孫武兵法》。我國最早的一部兵書。春秋時期孫武著。《史記·孫子吳起列傳》說：“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于吳王闔閭。闔閭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又說：“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漢書·藝文志》記載：“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八十二篇中有一部分散佚了，其余有十三篇保存至今。注釋本有：曹操等的《孫子十家注》、劉寅的《孫武子直解》、朱墉的《孫子匯解》、楊炳安的《孫子集校》、郭化若的《孫子今譯》等。

春秋戰國時期，社會劇烈變革，兼并戰爭也十分激烈，一些諸侯國家為了擴大領土，發動大規模的兼并戰爭。隨著兼并戰爭不斷擴大，各國之間戰爭時的兵力逐漸增多，戰爭規模日益擴大。適應這種戰爭情況，產生一批軍事家和軍事理論家。他們親自參加并指揮一些重大的戰役，總結了戰爭經驗，制定了各種戰略戰術，探討了有關戰爭規律。《孫子兵法》正是這種長期戰爭的產物。

《孫子兵法》的主要思想，就是在總結了春秋時期的戰爭經驗和戰爭規律的基礎上，提出它的軍事理論和學說。它強調指揮戰爭要從實際出發，“知己知彼，百戰不殆”，而不能從主觀的臆測出發，要根據敵我雙方的力量對比來決定進攻或退卻。它提出“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這就是說，指揮戰爭的關鍵在于了解敵我雙方的具體情況，決定對策。認為決定戰爭勝負有“五事”和“七計”。所謂“五事”，即道(政治條件)、天(天時)、地(地利)、將(將帥)、法(各種規章制度)。“七計”，就是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眾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不僅要了解敵我雙方的情況，還要了解天時、地利的客觀條件，只有各種條件都了解清楚，勝利才能有把握，這包含著樸素的唯物主義和辯證法思想。還提出在戰爭中發揮人的主觀能動作用。強調要力爭戰爭的主動權，“致人而不致于人”，“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就是說，使敵人不知我方的情況，無法對我方進行有效的進攻或防守。同時還主張研究戰爭必須考慮利害兩個方面，說“是故智者之慮，必雜于利害。雜于利，而務可信也；雜于害，而患可解也。”注意到利的方面，就可以增強勝利的信心，注意到不利方面，就可以避免戰爭的損失。認為既要看到有利的一面，也要看到不利的一面，“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并提出一系列矛盾對立的范疇。如主客、眾寡、強弱、攻守、進退、治亂、虛實、勇怯等。指出這些矛盾著的對立面可以相互依存，相互制約，在一定的條件下可以互相轉化。“投之亡地而后存，陷之死地而后生”。主張利用敵人的弱點取得勝利，“我專為一，敵分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則我眾而敵寡，能以眾擊寡者，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把敵人由眾變寡，由強變弱，由優勢轉化為劣勢。認為“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這些觀點，具有豐富的辯證法思想。

《孫子兵法》在軍事戰爭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我國古代一部最杰出的軍事著作，總結了戰爭的經驗，創立了科學的理論。正如毛澤東指出的：“孫子的規律，‘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仍是科學的真理。”(《毛澤東選集》第458頁)它對后來影響很大，受到國內外的推崇。但是，雖然總結了戰爭規律，可是沒有從階級觀點分析戰爭的實質，沒有區別進步的正義戰爭和反動的非正義戰爭，看不到人民群眾在戰爭中的決定性作用，而過分強調了將帥的決定作用，宣揚了英雄史觀。這是它的歷史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