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名《三國志通俗演義》。是明初出現的我國第一部長篇章回體歷史演義小說，也是我國古代歷史小說中成就最高的一部。《三國演義》的版本很多，主要有明弘治刻本《三國志通俗演義》，共廿四卷，二百四十回和清毛宗崗增刪評點本《三國志演義》一百二十回。解放后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三國演義》注釋本，即根據毛宗崗本重印，增添了注釋，刪去了評點。

《三國演義》以東漢末年魏、蜀、吳三國的歷史為題材，從漢靈帝中平元年(184)黃巾起義寫起，到晉武帝太康元年(280)統一全國為止，表現了將近一個世紀的軍事和政治斗爭的復雜歷史。它通過對統治階級內部錯綜復雜的矛盾斗爭的描寫，揭示了當時社會的黑暗與腐朽，譴責了統治者的殘暴與丑惡，表現了作者對于國家統一及明君仁政的政治理想。它還通過各政治集團間的政治、軍事、外交的種種事件，形象生動地表現出歷史上的種種斗爭經驗，那些形形色色的戰爭描寫，也幫助我們認識到古代戰爭的一些規律。這些規律和經驗，至今仍有其借鑒意義。《三國演義》具有明顯的“擁劉反曹”傾向。就史學傳統看，西晉陳壽的《三國志》尊魏為正統。東晉偏安江左，習鑿齒的《漢晉春秋》就改蜀漢為正統了。北宋司馬光寫《資治通鑒》則按陳壽先例，以魏為正統。南宋偏安之后，朱熹作《通鑒綱目》，又一改司馬光的觀點，以蜀漢為正統了。可見“擁劉反曹”的傾向，是有為偏安的漢族王朝爭正統地位的歷史思想背景的。《三國演義》的“擁劉反曹”傾向，既表現了作品的封建正統觀念，同時也反映了元代人民在異族統治下的反對民族壓迫的思想。另一方面，作品的“擁劉反曹”，也由于劉、曹代表了兩種不同的政治勢力。作者是把劉備作為善的代表來表現的，融進了作者的理想；是把曹操作為惡的象征來描寫的，體現了對惡的批判。從而反映了封建時代人民擁護“明君”，反對“暴君”的愿望。此外，小說還宣揚了劉、關、張的義氣。應該看到，在封建社會它是滲透著下層人民團結反抗的愿望的。古代的俠士就講義氣，重然諾；歷代的農民起義也往往以“義”為號召，作為團結起義力量的口號。在封建社會由于嚴酷的階級壓迫，“生死與共，患難相扶”的異姓結義，已經成為普通人社會生活的必需。因此提倡這種結義是有其積極意義的。但是這種義氣，不是從階級觀點出發，而是以個人的恩怨為行動的依據，所以存在著明顯的局限。就思想內容來說《三國演義》也存在著不少封建糟粕。作者從封建立場出發，誣蔑黃巾起義軍是“盜賊”，宣揚封建倫理道德、因果報應觀點和鬼神迷信思想。《三國演義》的藝術成就也是多方面的，它塑造了一系列鮮明、生動的人物形象。其中最成功的兩個典型是諸葛亮和曹操。諸葛亮是個杰出的政治家、軍事家和外交家。他概括了我國古代人民的才情和智慧。曹操是個政治野心家、陰謀家。他則概括了封建統治階級陰險、詭詐、殘忍等本質特征。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寫他這些丑言惡行的時候，是結合他的謀略、才干來表現的。因之就使得這一形象更為豐滿。這一典型，反映了人民群眾在長期的階級斗爭中，對統治階級的認識和對他們的態度。其他如關羽、張飛、劉備、趙云、周瑜、魯肅等等，也都有各自鮮明的個性特征。《三國演義》的結構宏偉、嚴密而精巧。全書人物眾多，事件紛繁，時間又漫長，但作者卻能基本按照史實來組織貫穿情節。全書的故事以蜀漢為中心，以三國的斗爭為主線來展開，既前后貫穿又曲折多變，形成一個完整的藝術整體。《三國演義》尤其善于戰爭描寫，它寫了大小四十多次戰役。這些戰役在作者筆下無不豐富多彩、變化無窮，不重復，不呆板，各有各的特色，充分地表現了戰爭的復雜性和多樣性。其他如在史料的處理、語言的運用等方面，《三國演義》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三國演義》是我國長篇歷史小說的開山之作。它的出現標志著我國古代小說已經發展到成熟階段。它為文學反映更為豐富、復雜的社會生活開創了一種新的體裁，提供了一個成功的范例。它對我國的文學發展及社會生活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