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間集》與西蜀詞壇

中國經濟和文化重心南移，是五代時期的主要特征。五代詞，除中原后唐和后來發現的敦煌曲子詞外，五代文人詞壇中心在南方。五代前期和后期，南方先后有兩個詞壇中心。一個是長江中游以上西南地區的西蜀詞壇，一個是長江下游東南地區的南唐詞壇。兩個詞壇的興替和詞體的演變進程，大致以公元940年西蜀《花間集》結集為界，分為前后兩期。前期以《花間集》和西蜀詞人群為中心，后期以南唐君臣詞人群為中心。

1.《花間集》結集與西蜀“花間”詞人群源流

與西蜀文化是晚唐文化的直接傳承一樣，西蜀詞，源頭是晚唐詞。晚唐衰亂，廣明中唐僖宗避亂入蜀，大批樂人歌妓和文人才子接踵而至，歌詞創作中心由原來的長安、洛陽轉入蜀中。

西蜀的地理人文環境有兩大特點，一是群山環繞與中原隔絕，二是物產豐富有“天府之國”之稱。此地早就有喜好游樂宴集、征歌選舞的風氣民俗。杜甫的“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云”就是描寫蜀地這種喜娛樂、好享受的民俗風尚。巴蜀原本是唐代的曲詞盛地之一，《竹枝》《八拍蠻》等在民間早已盛行。劉禹錫取以制《竹枝》詞，韋皋鎮西川時進獻《奉圣樂》曲，名妓灼灼善歌《水調》，侍中路巖以《感恩多》贈妓，都表明作詞在西蜀早已形成風氣。

西蜀在五代成為詞壇重鎮，與詞壇中心南移和王建政權沿襲唐制、崇尚唐風密切相關。“時唐衣冠之族多避亂在蜀，帝禮而用焉，使修養政事，故典章文物有唐之遺風。”王建置教坊使掌管樂籍，蜀樂與唐教坊之制及唐末入蜀的樂工、歌妓、文人相得益彰，使蜀詞創作時“逐弦吹之音”的環境較之晚唐更有甚焉。前蜀、后蜀帝王對聲妓和歌詞的特殊嗜好，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形成所謂“村落閭巷之間，弦管歌聲，合筵社會，晝夜相接”的社會風尚。前蜀王衍、后蜀孟昶都是耽于聲樂的君主，君臣歡娛，詞曲艷發，西蜀詞壇一時稱盛，這也是《花間集》結集的背景。

后蜀廣政三年（公元940年），孟昶小朝廷中書令趙庭隱之子、衛尉少卿趙崇祚精選十八家“詩客曲子詞”五百首，編纂為《花間集》十卷，并請十八家之一的歐陽炯作序貫于卷首，付梓印行。在《云謠集》沒有發現之前，如清人所云：“詞之選本，以蜀人趙崇祚《花間集》為最古。”

《花間集》十卷所選詞人十八家，為溫庭筠、皇甫松、韋莊、薛昭蘊（即薛昭緯）、牛嶠、張泌、毛文錫、牛希濟、歐陽炯、和凝、顧敻、孫光憲、魏承班，鹿虔扆、閻選、尹鶚、毛熙震、李珣。

十八家詞人與西蜀詞壇的源流代群關系和群體特征如下：

第一，十八家中，西蜀詞壇之外四人，西蜀詞壇之內十四人。西蜀詞壇之外四人為溫庭筠、皇甫松、薛昭緯、和凝。溫庭筠、皇甫松，中晚唐人，時代最早。皇甫松與溫庭筠大致同時。他們非西蜀出生、非出仕或流寓西蜀之人，是被作為源頭祖述列于《花間集》之首的。

薛昭緯為晚唐人，于西蜀諸人登上詞壇前已辭世。《花間集》選其詞達十九首之多，也是祖述源流，引為同道之意。和凝為中原文人，未曾入蜀，其作詞的時間大約與西蜀前期詞人平行。《花間集》選他的詞作，表明西蜀詞人群體認為這位遠在黃河流域的“曲子相公”是他們藝術追求上相一致的知音者。

被《花間集》列于首位的溫庭筠（812～866），字飛卿，太原祁（今山西祁縣）人。溫庭筠詞多寫閨房艷情生活，風格以秾麗綿密為主，極盡綺羅香澤之態與綢繆宛轉之度。《花間集》編成之時，距溫庭筠離世已經七十五年。西蜀詞人將他入選此書，列在首位，所選詞作達六十六首之多，數量居諸家之冠，這表明了西蜀詞人群體對溫庭筠的認同、尊崇和效法。古人很早就意識到這一點，認為溫庭筠“詞極流麗，宜為《花間集》之冠”“溫為《花間》鼻祖”。

第二，韋莊、牛嶠、張泌、毛文錫、牛希濟、歐陽炯、顧敻、孫光憲、魏承班，鹿虔扆、閻選、尹鶚、毛熙震、李珣十四人，皆屬于西蜀詞壇。他們或仕于蜀，如韋莊、魏承班、顧敻等；或生于蜀，如閻選、尹鶚、毛熙震、歐陽炯等；或流寓于蜀，如李珣等；或原先是在西蜀出生、成長，后來外出為官，如孫光憲。

第三，西蜀花間詞人群的鼻祖是始創側艷詞體的溫庭筠，直接播種者是以韋莊為代表的第一代由中原入蜀的一批唐末士人，而衍流揚波的主干力量則是第二代、第三代生長于蜀中或仕于蜀的大批后一代文人。從僖宗入蜀到王建割據兩川的三十多年，是西蜀詞壇初興的主要階段，花間詞的主要作家和花間詞風基本形成，主要在這一時期。

第四，西蜀詞人群體是以帝王為核心的君臣貴族詞人。前蜀后主王衍和后蜀后主孟昶是核心。這個群體中有宰相、中書舍人、太尉、太保、司徒、侍郎、學士、給事、參卿、秘書。閻選雖為布衣卻是王衍左右相當于“待詔”地位的“詞臣”；只有波斯秀才李珣是布衣。無論從群體構成還是從創作風貌看，他們都是南朝齊、梁君臣貴族詩人群體和宮廷文學的延伸。這個群體以娛樂遣興為主要創作動機，以酒宴歌畔為主要創作環境，以男女性愛為主要創作母題，以宮闈閨閣為主要作品氛圍，以歌妓小唱為主要消費方式。

2.《花間集序》——《花間集》結集的宗旨、功能和影響

《花間集序》是歐陽炯應《花間集》主編者趙崇祚所請而作，這從序中稱趙崇祚“因集近來詩客曲子詞五百首，分為十卷。以炯粗預知音，辱請命題，仍為敘引”可以看出。

趙崇祚，字弘基，祖籍開封。其父庭隱，初仕后梁、后唐，后隨孟知祥入蜀，為后蜀開國元勛之一，仕至中書令，封宋王。崇祚以父蔭而得為列卿，官居銀青光祿大夫行衛尉少卿。

歐陽炯（896～971），益州華陽（今四川成都）人。少仕前蜀，為中書舍人。前蜀亡，隨王衍入洛，補秦州從事。孟知祥鎮蜀，炯復入蜀。知祥稱帝，以為中書舍人。后主廣政三年（公元940年）為武德軍節度判官，為趙崇祚編《花間集》作序。后拜翰林學士，遷禮部侍郎，領陵州刺史，轉吏部侍郎，加承旨。廣政二十四年（公元961年）拜相，監修國史。后蜀亡，炯隨孟昶入宋，任散騎常侍。卒贈工部尚書。能詩工詞，精音律，善吹長笛。他為《花間集》所作的序，不僅表達了《花間集》結集的背景、宗旨、功能，也代表了“花間”詞人群體對于詞體文學的一般看法：

鏤玉雕瓊，擬化工而迥巧；裁花剪葉，奪春艷以爭鮮。是以唱《云謠》則金母詞清，挹霞醴則穆王心醉。名高《白雪》，聲聲而自合鸞歌；響遏行云，字字而偏諧鳳律。《楊柳》《大堤》之句，樂府相傳；“芙蓉”“曲渚”之篇，豪家自制。莫不爭高門下，三千玳瑁之簪；競富樽前，數十珊瑚之樹。則有綺筵公子，繡幌佳人，遞葉葉之花箋，文抽麗錦；舉纖纖之玉指，拍按香檀。不無清絕之詞，用助嬌嬈之態。自南朝之宮體，扇北里之娼風。何止言之不文，所謂秀而不實。

有唐以降，率土之濱，家家之香徑春風，寧尋越艷；處處之紅樓夜月，自鎖嫦娥。在明皇朝，則有李太白應制《清平樂》詞四首。近代溫飛卿復有《金筌集》。邇來作者，無愧前人。

今衛尉少卿字弘基，以拾翠洲邊，自得羽毛之異；織綃泉底，獨殊機杼之功。廣會眾賓，時延佳論。因集近來詩客曲子詞五百首，分為十卷。以炯粗預知音，辱請命題，仍為敘引。昔郢人有歌《陽春》者，號為絕唱，乃命之為《花間集》。庶使西園英哲，用資羽蓋之歡；南國嬋娟，休唱蓮舟之引。

時大蜀廣政三年夏四月日敘。

《序》分三段。首段論述歌辭的特征、風格，追溯歌辭自西周至唐演進歷程，闡明歌辭的獨特要求和發展方向；第二段，簡述唐以來“今曲子”的發展，標榜李白、溫庭筠兩位代表作家，意在充分肯定合乎歌辭文學審美要求的唐五代“詩客曲子詞”，張揚這一詞苑“正宗”。第三段，說明《花間集》編輯的經過，敘述西蜀詞人群體聚集唱和，交流詞藝，共同欣賞和趨尚溫庭筠詞風的過程。

趙崇祚編選《花間集》的動機和功能，如序所云，是為蜀國君臣花酒宴集之時，提供一個分人選歌的精美歌詞唱本，以“清絕之詞”“用助妖嬈之態”，“庶使西園英哲，用資羽蓋之歡”。同時為西蜀詞壇的詞人群體，提供一個創作的范本。既是娛樂的唱本和創作的范本，就要涉及選編者和西蜀詞壇對于歌詞娛樂功能和詞體、詞格源流的看法，對這方面的解讀，學界有不同看法。

分歧主要集中在對“自南朝之宮體，扇北里之娼風。何止言之不文，所謂秀而不實”數句的理解。有學者認為這是歐陽炯在概括“花間”詞風，“主張詞應上承齊梁宮體，下附里巷娼風，亦即以綺靡冶蕩為本”。有的學者認定，這兩句話“說明了花間詞的詞風特點，上承齊梁宮體，下附北里娼風”，“可以概括花間詞的歷史淵源與生存環境”。意見相反的學者認為：“歐陽炯既然應趙崇祚之請為其所編的《花間集》作序，怎么能罵包括自己的詞作在內的花間十八家詞是宮體與娼風結合的產物，并借為人作序之機自我定性、大加張揚呢？顯然有乖事理。”因此認為《花間集》結集“乃是因為編者感覺到當時的‘南朝宮體’和‘北里娼風’，不但形式不好（‘言之不文’），而且沒有真實內容（‘秀而不實’），因此他特別抬出溫飛卿、李太白幾個大名家來，把他們的詞做為模范。”

劉揚忠先生在逐段逐句分析《花間集序》并且辯證上述誤讀后，提出歐陽炯這篇序文，是中國詞學史上第一篇詞論，是西蜀花間詞派的詞體理論宣言。

他認為，“《花間集序》對已經流行頗廣但尚乏理論探究的詞體文學進行了經驗總結，在詞史上首次提出了系統的藝術標準和審美規范：一是要‘聲聲而自合鸞歌’，‘字字而偏諧鳳律’，也就是必須使歌詞的字聲合于燕樂樂曲的音律，能夠詞曲相諧，婉轉合度，唱出來流暢動聽；二是在謀篇造境、鋪采摛文時，要‘鏤玉雕瓊，擬化工而迥巧；裁花剪葉，奪春艷以爭鮮’，也就是說，要選取有富貴態、香艷美的創作素材，精心地加以提煉和剪裁，精雕而細刻之，使文辭不但華美鮮艷，巧奪天工，而且真實自然，充滿藝術活力；三是既然當時的風尚是喜柔婉，重女音，而燕樂曲調中又多輕靡的‘艷曲’，這就要求‘綺筵公子’即席所制之詞的風旨情調必須清婉綺麗，以適應淺斟低唱的環境氣氛。”“歐《敘》為‘花間’派和‘花間詞’定下了一個很高的藝術品位：言而文、秀而實的娛樂體裁，既要香艷柔美、又不能俗艷粗俚的詩客之詞。”“歐陽炯提出的這些歌詞創作要求和規范，不但是對一部《花間集》的藝術傾向與審美風貌的概括，而且為作為‘艷科’和娛樂文體的詞定下了基本的批評標準和審美尺度。”

3.西蜀花間詞派的共性、個性細分與流派影響

宋代以來對西蜀花間詞派的共性、個性細分，有一個從一概而論到逐步細分的過程。學界有一分法、二分法、三分法和“派中有派”的多分法等數個過程。

一分法，源自宋代。北宋詞壇，“花間”詞風占據主流，人們作詞奉《花間集》為圭臬，故自北宋至南宋前期，人們提到“花間”一派，都籠統地將它作為一個傳統、一種范式和詞源來看待。如李之儀《跋吳思道小詞》三處提及“花間”，一曰“以《花間集》所載為宗”，二曰“較之《花間》所集”，三曰“專以《花間》所集為準”，都是將“花間”作為一個宗派、一個傳統來理解的。晁謙之《（花間集）跋》稱，花間詞“皆唐末才士長短句，情真而調逸，思深而言婉”，也是將“花間”諸人作為一個流派來描述其群體特征的。

二分法，起自南宋，是將“花間”兩大領袖溫、韋并列。如南宋張炎認為小令：“當以唐《花間集》中韋莊、溫飛卿為則。”此后，明、清人論“花間”，往往溫、韋并稱。清人周濟始以“嚴妝”“淡妝”作區別，王國維繼以“畫屏金鷓鴣”與“弦上黃鶯語”為比喻，又用“句秀”與“骨秀”為軒輊。溫詞多為應歌而作，故多客觀敘寫女性香艷形象與愁苦相思，而基本上沒有個人情志之抒寫；而韋詞雖亦有應歌之跡象，卻頗重作者個人情志之表現，多“自言”而少“代言”，故率真明朗，藝術個性更鮮明。

三分法，出自現代。如李冰若標舉李珣為溫、韋之外的第三派：“《花間》詞十八家，約可分為三派：鏤金錯彩，縟麗擅長，而意在閨幃，語無寄托者，飛卿（溫庭筠）一派也；清綺明秀，婉約為高，而言情之外，兼書感興者，端己（韋莊）一派也；抱樸守質，自然近俗，而詞亦疏朗，雜記風土者，德潤（李珣）一派也。”

詹安泰則將“花間詞”分為溫、韋、孫三派：“溫的特色在體格，密麗工整；韋的特色在風韻，清疏秀逸；孫的特色在氣骨，精健爽朗：各有所長，不能相掩”。

“派中有派”的多分法，以當代葉嘉瑩和劉揚忠先生等人為代表。劉揚忠先生提出了“花間詞”作為一個成熟的詞學群體和流派的理論界定與花間群體“派中有派”“自立其格”的重要觀點。他認為：

“花間”派有一個展示其創作實績和群體風格的選本——《花間集》，更有一個表明群體的創作觀與審美觀的宣言——由群體中重要成員歐陽炯撰寫的《（花間集）敘》。

“花間”派擁有兩位成就卓絕、足供其追隨者學習和崇仰的宗主——溫庭筠和韋莊。溫庭筠是詞史上第一個抒情范式——“花間”范式的創始者，是詞體文學綺麗柔婉的主導風格的奠基人。‘花間’十八家盡管大多各有一己獨擅的藝術風采和個性特點，但從群體形態上看卻顯然有著一致的風格體貌和審美傾向。這主要表現在：一、都專寫小令；二、都以愛情相思、離愁別恨為主要描寫對象；三、都傾向于追求和表現陰柔之美，詞風大多以清切婉麗為尚；四、詩詞異途、詩莊詞媚及詞為“艷科”“小道”的傾向，是這個詞派共同的創作觀念和審美取向。以上四條，是構成文學派流的基本條件。“花間”詞人群體具備這些基本條件，應被確認為一個流派。

“派中有派”和“自立其格”，是指在“花間”派中，除了大致相近的群體共性外，自有個人風格特色，并且開啟了后世不同風格。

溫庭筠濃艷密麗的詞風和工筆彩繪的筆法，不但在西蜀詞壇擁有如顧敻、牛嶠、毛文錫、魏承班、毛熙震等一大批追隨者，而且下啟北宋周邦彥、南宋吳文英等語言典麗精工、風格尚艷尚密的大家。韋莊跳出應歌之圈子、直抒一己之情志的新體格，以及他那洗卻鉛華脂粉而以淡雅明朗見長的詞風，近則有孫光憲、李珣為同調，遠則啟示了南唐李煜、北宋蘇軾等人去開發詞的抒情言志的潛能，逐步把“伶工之詞”變為“士大夫之詞”。

“花間”派內部風格之異，除了溫、韋兩家之外，當數孫光憲較為引人注目，分流開派的苗頭也較為顯著。孫詞與“花間”諸人不同處，主要在兩個方面：一是縱意抒寫，其題材范圍不但比溫庭筠、也比韋莊和李珣遠為寬廣；二是風格已露清曠豪健的端倪，境界已越出所謂“清溪曲澗的小景”和閨閣庭院的狹小空間，而開始有了天高地迥的氣象。孫光憲詞已經露出了風格由“婉”變“豪”、境界由小趨大的明顯傾向。除溫、韋、孫之外，尹鶚的獨特風格也頗堪注意。前人論及尹鶚，視之為柳永一派的先導。綜觀以上數人詞風之異同，可知“花間”派中的創新苗頭，實為后代詞派繁衍的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