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藝美學要略·論著·《中國文學批評史》

當代著名學者、文學批評史家羅根澤撰。全書分一、二、三冊，上自周秦，下迄兩宋，計六十萬言，多撰寫于抗日戰爭前后。1934年，由北京人文書店出版周秦漢魏南北朝部分，后經修改、續寫、完稿至晚唐五代，1943年按周秦兩漢、魏晉六朝、隋唐和晚唐五代批評史、分四冊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發行。解放后，1957年合編成兩冊，題名《中國文學批評史》，由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重印，第一冊書前有作者的《新版序》和《舊序》。 1961年又由上海中華書局以新一版印行， 內容包括第三冊《兩宋文學批評史》，元明清部分因著者不幸患病去世，未及撰寫。1983年， 上海古籍出版社據上海中華書局紙型版重印發行。是一部多卷本的具有廣泛影響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專著。

羅根澤早年擅長治諸子之學和古史考辨，并致力于中國文學批評史的研究。作者以他過人的勤奮和嚴謹的治學態度，廣搜材料，悉心整理，力辟蹊徑，使其著作獨樹一幟。羅著《中國文學批評史》的最大特點是以資料詳贍，排比有序見長。文學批評史家郭紹虞說道：“雨亭(根澤字)之書，以材料豐富著稱。他不是先有了公式然后去搜集材料的，他更不是摭拾一些人人習知的材料，稍加組織就算成書的。他必須先掌握了全部材料，然后加以整理分析，所以他的結論也是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的。他搜羅材料之勤，真是出人意外，詩詞中的片言只語，筆記中的零楮碎札，無不仔細搜羅，甚至佛道二氏之書也加瀏覽。”(第三冊《序》)羅根澤引顧炎武之言道： “著書譬猶鑄幣，宜開采山銅，不宜充鑄舊錢。”他提倡著述“蒐覽務全，銓敘務公，祛陰陽褊私之見，存歷史事實之真。” (第一冊《舊序》)他搜集的資料，不限于詩集文集，而是廣涉經、史、子、總集、筆記和佛道之書，凡與文論有關的材料，都加以輯錄整理。例如，第一冊《魏晉南北朝文學批評史》中的第五章《音律說(下)》，第十一章《佛經翻譯論》;第二冊《晚唐五代文學批評史》中的第二、三、四章《詩格》和《詩句圖》;第三冊《兩宋文學批評史》中第一章(九) 《智園的仁義五常古文說和善善惡惡古詩說》，第二章(四)《孫僅孫何等的推崇李杜》，第八章(八) 《樓鑰的和平正直說》，等等，為各家批評史很少注意或陳述不多的問題，作者均作了輯錄和抉擇，其披沙揀金的創辟之舉，為學術界提供了豐富的有價值的參考資料。

其次在方法上，羅根澤在《緒言》中提倡“明訓”、 “析疑”、“辨似”的治學方法，同時又強調“兼攬眾長”，即主張吸收我國史書編寫中的依編年體、紀事本末體和紀傳體三種方法之長，創立一種“綜合體”的方法， “分別就批評家、批評的對象，以及提出來的文學理論和文學方法、批評理論和批評方法，匯集分析，寫成篇章”。這樣，全書六十萬言，能統籌全局，做到點面結合，排比有序。不僅方法和體例上有所創新，且便于讀者從歷史的聯系和發展中，了解理論批評的變化和批評的地位和價值。例如，第一冊第二篇《兩漢文學批評史》，著者以《詩的崇高與汩沒》為第一章，一開頭就讓讀者窺見漢代以經學和“禮俗政教”釋詩，給詩歌特征帶來的汩沒和變化的軌跡;又如，第三冊第三章，著者介紹歐陽修的復古革新意見時，在“道勝文至”與“事信言文”一節中指出： “歐陽修步趨韓愈的地方確是很多，但進于韓愈的地方也不少，最重要的就是‘事信言文’。他以‘事信’釋‘道勝’，認為只是‘知古明道’ 還不夠，必須 ‘履之以身， 施之于事，而又見之于文章’。文章的至不至及傳不傳，決定于事的信否大小與言的文或不文。言的文不文是韓愈所頗計較的，事的信否大小韓愈并未言及，這是歐陽修的新見解，這種新見解對宋代文學的影響極大。”著者從唐宋兩大散文家的比較中去確定歐陽修文學見解的意義和價值，是富于創見的。

羅著《中國文學批評史》不僅分析細致，善于把復雜的文學批評現象作綜述和概括，而且注意吸收西方(如十九世紀英國文藝批評家德昆西De Quincey)和日本漢學家(如兒島獻吉郎)的文學觀點，去解釋中國文學批評史，分為“載道”與“緣情” (“尚用”與“尚文”)兩派，盡管分析還不夠完善，且有割裂之嫌，但著者借了“文學批評意念的光”，顯示了對文學之言情和抒情特性的重視。例如，在《魏晉南北朝文學批評史》中的第一章，羅根澤提出兩漢是經術獨尊的時代，所以載道尚用的色彩，特別濃厚，就是唯美的辭賦，也要給予“諷”、“諫”的功能;同時又從分析復雜的文學現象中認識到： “文學含義的凈化，基于文學觀念的轉變。”古代文學概念的突變時期在魏晉。以前也不是沒有文，但一則比較崇實尚質，二則偏于紀事載言。至建安，“甫乃以情緯文，以文被質”，才造成文學的自覺時代。 “遺風余烈，事極江左”，才造成文學的燦爛時代。他認為， “道”是最嚴格的， “情”是最微溫的， “理”與“意”則是由“道”至“情”的橋梁;兩漢的載道文學觀便借了這架橋梁，過渡到魏晉六朝的緣情文學觀。著者從分析蕭統《文選序》中認識到， “所謂文學，不包括子、史”，而“美的文章，必生于真的情志”的原理，從聯系發展中尋求演變規律，同樣頗見新意。 該書由于注重材料的輯錄， 也還存在煩瑣和抉擇不精的缺點，對有些批評家文學觀點的歸類和所下的結論，也有值得商榷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