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藝美學要略·學說與流派·性靈說

“性靈”作為一種論詩主張最初是由明代三袁為代表的“公安派”提出的，到清代袁枚借以論詩，并加發(fā)展。

明萬歷年間，公安派繼李贄等思想家之后繼續(xù)起來猛烈反對前后七子的擬古主義。他們認為，文學隨時代變化而變化;反對貴古賤今和摸擬古人的不良傾向。并從作家的思想修養(yǎng)和作品的思想內容角度提出了“性情”和“性靈”，認為創(chuàng)作應當“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非從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筆。”所謂“性靈”或“性情”，指的是詩人的真性情或真心真感情，強調創(chuàng)作中的自然天真或自然趣味。只有發(fā)自胸臆，抒寫真感情，也才能富于獨創(chuàng)。這種主張明顯地受了李贄“童心說”的影響。它針對明代復古派的摹擬論和形式主義而發(fā)，要求自由地表現(xiàn)作者的個性，這對打破封建思想束縛、直抒詩人的感興，有積極的作用，有力地回擊了擬古主義的陳腐論調。在創(chuàng)作實踐上，他們的散文，打破了傳統(tǒng)古文的陳規(guī)定局，自然流露個性，語言不事雕琢，流利潔凈。但也有走向另一端的消極面，認為心靈無涯，搜之即出，這就忽視了社會生活的重要作用，因而使其創(chuàng)作題材狹窄，思想貧弱，成就不大。

“公安派”的“性靈”說直接影響了清代袁枚的詩和詩論。袁枚思想解放自由，對當時占統(tǒng)治地位的漢宋學派極為不滿，主張詩歌創(chuàng)作要抒寫“性情”，他說：“詩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作詩不可以無我”，強調詩要有真性情，要有個性， “凡作詩者，各有身分，亦各有心胸。”在袁枚看來，有無“性情”關系詩之根本。這就突出了獨創(chuàng)的意義，反對了對詩歌創(chuàng)作的種種束縛，對擬古的傾向和溫柔敦厚的詩教作了全面的攻擊。他的立論比之“公安派”來要系統(tǒng)得多。對于清初以來的著名詩派，如“神韻說” (王士禎)、 “格調說”(沈德潛)等，作了具體的分析批評，指出其優(yōu)劣得失，對當時的擬古主義與形式主義詩風起到了很大的沖擊作用。但是，他同“公安派”一樣，由于生活和思想的限制，往往離開具體的社會生活，把“性情”推向極端，同時他所講的“性情”或“性靈”又多屬封建士大夫的閑情逸致。其作品一方面能直抒“性情”，寫自己的生活感受，比之那些模擬格調或以考據(jù)文字為詩的作品，別具一種清新活潑的作風。另一方面卻又缺乏現(xiàn)實社會內容，創(chuàng)作所及不出家居生活或旅行紀事的范圍。另外，和袁枚齊名的詩人還有趙翼、蔣士銓等，其詩論主張與袁枚接近，基本上同屬“性靈”派。

總之，從明代“公安派”一直到清代袁枚所倡導的“性靈”說或“性情”說，雖然不免種種缺點，但在當時獨樹一幟，具有革新意義。確實起到了沖擊復古派，打破封建傳統(tǒng)詩教的積極作用。他們所主張的創(chuàng)作直抒胸臆，辭貴自然，重視獨創(chuàng)性，反對模擬論等等，有力地批駁了程朱理學對文學創(chuàng)作的束縛。尤其袁枚論詩，不滿溫柔敦厚的詩教，批評了沈德潛的“格調說”和王士禎的“神韻說”以及翁方綱的“肌理說”。其進步的意義和影響是很深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