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趙秀琴

【作家簡介】樋口一葉(原名樋口夏子，1872—1896)是日本明治時期由浪漫主義過渡到批判現實主義的著名女作家，是日本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開創者之一。她于1872年生于東京一個下級官吏之家，早年過著小康生活。后父親棄官經商，破產患病身亡。當時只有17歲的樋口一葉，擔負起一家三口的生活重擔。她在妓院附近開了一家小雜貨店，經營小本生意，用賺得的錢供養母親和妹妹。1891年，她經人介紹認識了一個知名度不高的作家，受之影響開始了文學創作。以后與《文學界》的浪漫主義派青年作家志趣相投，交往甚密，創作日趨成熟。

樋口一葉的創作多以下層人民的實際生活為題材，以小說為主要形式。《濁流》、《十三夜》、《大年夜》、《青梅竹馬》是她的名篇。這些小說都是寫明治社會下層人民，特別是被摧殘和損害的婦女的生活境遇的，其中融入了作者本人對生活艱辛的切身感受。1896年，年僅24歲的樋口一葉，不堪于生活重負，貧病交加，過早地辭世。

《青梅竹馬》，蕭蕭譯，載《樋口一葉選集》，作家出版社1962年出版。

【內容提要】東京的吉原花街是有名的妓院所在地。這里燈紅酒綠，車水馬龍，一派淫靡之氣。附近的居民多靠妓院謀生，做著與妓院生意相關的活計。在環境的熏染下，這里的少男少女們很小便帶有輕狂的習氣。在花街入口處有個私立的育英學校，上千名學生在這狹窄擁擠的“學堂”里學習。這些學生身上打著家庭和社會環境的深刻烙印。在眾多的孩子中，龍華寺方丈的兒子信如顯得很突出，他埋頭讀書，斯文知禮，氣度不凡。

千束神社的廟會上，附近每條大街都要造出各種各樣的山車和屋臺車一展風采，攀比高低。孩子也學大人的樣兒，想出各種各樣的新招兒熱鬧一番。一幫自稱“小胡同組”的頑童，以消防隊長的兒子長吉為首，準備在今年的廟會上戰勝去年的對手正太郎。長吉16歲，一身無賴氣，誰也惹不起他。但他也有不順心的事，他的死對頭田中屋正太郎，比他小三歲，家里有錢，人又長得好，大人們都喜歡他。去年廟會上，大家都幫正太郎，他出盡了風頭，占了上風。平日里，正太郎看不上長吉。為此長吉傷透了腦筋，為了使正太郎不能在今年的廟會上再占上風，他聯絡了小胡同里的幾個“哥們兒”，要在廟會上大打出手，給正太郎留下個疤，殺殺他的威風。為了使“小胡同組”顯得更有力量，他還特意來到龍華寺，說服信如算作小胡同組的一個人。

大街上住著一個漂亮的小姑娘——大黑屋美登利，雪白皮膚，高鼻梁，柔細的聲音，撩人的眼睛，靈巧的動作，十分招人愛。她原是紀州人，隨姐姐和父母來這里謀生。母親給妓院做裁縫，父親在一家妓院做帳房，姐姐則是吉原地方有名的紅妓女。年僅14歲的美登利身上總是背個沉甸甸的錢袋，一年到頭任意揮霍。今年的廟會，她和小伙伴商量玩個新花樣兒，正太郎提出放幻燈片，于是他們約定廟會那天在筆店放幻燈片玩，由住在小胡同的三五郎當說明人，這消息很快傳到了“小胡同組”孩子們的耳中。

廟會那天分外熱鬧，大街和小胡同的人都穿戴得漂漂亮亮。黃昏時分，正太郎為首的一群孩子聚到了筆店，只有美登利在家打扮還沒來。正太郎叫三五郎去叫她。過了不一會兒，正太郎的奶奶來到筆店，叫他先回家吃飯，正太郎無奈，隨奶奶走了。美登利隨三五郎來到筆店，見正太郎不在，也不愿先玩幻燈了。于是，女孩子剪起了剪紙，男孩子由三五郎領頭，怪聲怪氣地唱起了仁和賀歌。正在這時，尋釁鬧事的長吉一伙兒來到筆店，見正太郎不在，就把三五郎毒打一頓。美登利氣得發抖，挺身而出，斥責長吉，也遭長吉扔來的草鞋打了腦門兒。

第二天，美登利沒去上學，跑到稻荷神社為姐姐求福。路遇正太郎，他為昨晚的事向她道歉。兩人到正太郎家聊了一陣兒，美登利告辭回家。

龍華寺的信如與美登利同在育英學校學習。春季運動會時，信如的手和袖子被弄臟，美登利遞給他一條手絹，為此同學中傳出了閑話。此后，信如故意冷落美登利。美登利覺察到，也決心不理他了。廟會后，美登利以為信如支持長吉打架，便更恨他。

信如生長在龍華寺，父親是方丈，卻娶妻生子不吃素。對此他感到十分難堪。他功課好，又是方丈之子，在學校還是頗受尊敬的。廟會那天晚上，信如去了姐姐那里，根本不知長吉打架的事。事后知道長吉如此蠻橫，感到很對不起挨打的人。長吉事后也慚愧自己做錯了事，來找信如道歉、賠罪，信如叫他以后別再打架了。

信如每次去姐姐那里，總愛從美登利住的大黑屋別院經過。一天，信如給姐姐送棉襖，又從這里經過。綿綿秋雨中，信如手中的雨傘被一陣風刮向空中，信如連忙去抓，結果木屐趾襻被扯斷。沒辦法，他只好靠在大黑屋門邊修趾襻。結果雨傘被吹跑，膝上的包袱掉在泥里，袖子也弄臟了。美登利隔著玻璃遠遠望見這情形，找出根紅綢條，拿起雨傘跑出去。跑近一看是信如，美登利臉紅心跳；信如見了美登利，也是一言不發，渾身冷汗。美登利愣了半天，才悄悄把紅綢條從格子門的空隙里扔給信如。信如頭也沒回，裝作沒看見的樣子。美登利難過得眼淚都出來了。

命中注定的事終于發生了，美登利被打扮得漂漂亮亮，走上了姐姐的老路。她心里寂寞凄涼，好像變了一個人，不再和小伙伴一起玩了，連正太郎也不怎么理了。正太郎想到美登利的變化，心里悲哀。當夜色籠罩的時候，人們可以看到一個小小孤影提著一盞燈籠，冷冷清清地走過堤壩，那是替奶奶收利錢的正太郎。

在一個下霜的早晨，不知是誰把一朵紙水仙丟進了大黑屋別院的格子門里。美登利懷著不勝依戀的心情把它插在小花瓶里，獨自欣賞它那寂寞清秀的姿態。日后她無意中聽說，在她拾花的第二天，信如為了求學去當了和尚。

【作品鑒賞】《青梅竹馬》作為樋口一葉的代表作，在思想上和藝術上都達到了作者創作的最高水平。

小說寫于1895年，即樋口一葉去世的前一年，正值日本明治盛世。天皇制政權走上了軍事封建帝國主義的道路，甲午戰爭便起于此時。生活在底層的日本老百姓生活困苦。人們想盡辦法謀生，罪惡的娼妓生意應運而興。小說便是根據樋口一葉的切身經歷成篇的。

父親的去世，使樋口家的生活失去了依托，從小康到式微。年輕的樋口一葉迫于生計，在東京妓院的附近開了一個以經營兒童用品為主的小雜貨店，雖賺錢不多，卻使她有機會接觸到許多少年兒童。這些天真的孩子在妓院環境的熏染下，在各自家庭的影響下，小小年紀便在生活中扮演著角色，早熟得可怕。實際生活使樋口一葉看到了明治社會表面繁榮下掩蓋的危機和墮落，對這些少年兒童的深刻同情觸發了她創作的欲望。她以現實主義作家的敏銳眼光選擇了妓院背景下發生的少男少女的悲劇制成《青梅竹馬》，抒發了自己對生活喜樂哀愁的感受，反映出整個明治社會的悲劇。

小說是由一群孩子的活動、事件構成的，情節十分簡單。以消防隊長兒子長吉為首的“小胡同組”和以正太郎為首的一批頑童，為在神社廟會上爭強比勝，鬧出了矛盾，以致發展到長吉尋釁打架，挑起事端。圍繞這一事件，小說塑造了美登利、信如、正太郎、長吉、三五郎等眾多形象，通過他們的生活，反映出明治下層人民的苦難。

小說在人物的描寫刻畫上獨具匠心，選取典型，概括集中，各不相同卻殊途同歸，走向共同的灰暗的人生。

美登利，是作者著力刻畫的形象，通過順寫她發展變化的過程，作者顯示了“把美好的東西毀滅給人看”的功力。小說開始時，美登利還是個天真無邪的小姑娘，年方14，含苞欲放。她豪爽大方，敢做敢當。她把同樣的皮球送給班上20多個同學，還把筆店長期賣不出去的玩具一下子買來送給小伙伴。在廟會上，她和正太郎想出了放幻燈片的新花樣，可不料，長吉打上門來，她也挨了一鞋底。她一生氣，從此再不上學。

作者還通過美登利與信如的微妙關系寫出了她少女意識的覺醒。二人本在同校念書，關系融洽自然。只因一次偶然事件—信如弄濕袖子，美登利送上手絹，便傳出了和尚云云之類的閑話，膽小懦弱的信如開始疏遠美登利，美登利還蒙在鼓里，仍是“信如哥”長，“信如哥”短，卻遭到信如的冷淡。為此她決定“以牙還牙”，不理信如。廟會那天，長吉聲稱信如支持他，使得美登利更恨信如。然而這種恨是矛盾的：她一方面佩服信如學習好，一方面怨信如對自己無情。當信如在雨天里狼狽地修木屐時，她拿出紅綢條相幫，一見是信如，“她的臉就紅了，心也怦怦跳”，站在那里不知所措。直到娘在屋里叫，她才一言不發把紅綢條扔給信如，一步三回頭地往回走，及至見到信如沒揀紅綢條，她的眼淚涌了上來。作者入木三分的描寫，把少女朦朧的初戀寫得繪聲繪色。

然而，現實沒有成全美登利的初戀美夢，她理所當然地被推上了姐姐的老路。從此，一朵鮮花被拋進污泥，任人踐踏。那美好的童年，天真的初戀一去不復返。

與美登利這一紅塵女子相對應的是佛門乖少信如，他聰穎好學，出類拔萃。可他偏偏是酒色全沾的方丈之子。他的性格中，正直和懦弱并存。在家里，他看不慣父母貪財求利的做法，不滿意姐姐的工作，可又無力改變這一現實，只是乖乖地順從家人的意旨，委曲求全。在與同伴的交往中，他本不同意長吉打人的做法，可又無力阻攔，反而在長吉的勸說下答應做“小胡同組”的一個人。事后，他雖然對長吉十分不滿，可面對長吉，他卻只說了一句“今后不要再打人了”。在與美登利的關系上，他同樣表現出懦弱，因為幾句閑話就疏遠美登利，雨天里美登利送上紅綢條時，他卻只知道出冷汗，沒有勇氣撿起。公平地講，信如的是非觀是明確的，他看不慣父母，討厭長吉打人，喜歡善良美麗的美登利，可他就是膽小、懦弱，讓人牽著鼻子走。直到出家當和尚之前，不知是出于感激，還是出于戀情，他留給美登利一朵紙水仙花。這寂寞清冷的水仙花令人欲哭無淚，一個活生生的可愛少年就這樣無聲無息地墮入空門。

青樓，佛門，去處雖不同，哀怨卻同樣深重。小說中其他幾個孩子雖然出身、經歷不同，性格各異，但都無法逃脫命運的枷鎖，最終走向墮落。作者正是通過這些孩子的不幸，揭露了明治社會的虛偽和罪惡。

除了真實生動的人物形象外，小說在藝術上另一個顯著特點是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有機結合。作者在冷靜的批判現實主義中傾注了濃郁的浪漫主義抒情性。小說中的人物、環境、事件都是來自現實生活，經過提煉加工后，概括了時代、社會的本質，達到了藝術的真實。在揭露現實的黑暗時，作者沒有采取赤裸裸的無情態度，而是以愛心為基點，帶著感傷與同情看待人生，使小說自始至終貫穿著浪漫主義的抒情性。比如，小說在控訴娼妓制度的罪惡時，沒有一句直言斷論，有的只是美登利的天真爛漫轉變成滿腹辛酸，以哀婉的筆調寫出了一朵鮮花的凋零，達到了控訴、揭露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