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韋旭昇

【作家簡介】《謝氏南征記》作者金萬重(1637—1692)是朝鮮文學史上第一位用他本民族語言(即朝鮮國語或韓國語)寫作小說的人。朝鮮統(tǒng)治階級自古以來以古漢文為正統(tǒng)。政論、史書都以漢文寫成，以漢文為應科舉的工具，從而在文人中形成了一種以漢文為高雅以國語為低俗的風氣。在這種情況下，金萬重作為士大夫，竟毅然提筆以文人輕視的國語寫作儒學者所不屑一顧的小說，實在是一大勇敢創(chuàng)新，難能可貴。

金萬重留下的小說有兩部，此外的一部是《九云夢》。從思想的深度和對正反面人物的刻畫及作品的矛盾沖突的表現(xiàn)上看，《謝氏南征記》較《九云夢》為優(yōu)，可稱是他的代表作。

金萬重字重叔，號西浦，其祖先世代為官。曾祖父金長生為朝鮮王朝名儒，父親是愛國者，投筆從戎，參加反滿族入侵的戰(zhàn)斗，以23歲的年輕之身犧牲于江華島。堂叔金益熙是李朝時期反對空談陳腐哲理，力主實用之學的“實學派”人物。金萬重是遺腹子，由母親尹氏撫育成人。父輩的愛國愛民思想，加上母親對稗官野史、雜記文學和小說的喜愛，使金萬重成為了一位正直、進取、博學多才而又重視民間文學的人。

金萬重于28歲中進士，官至大提學。在朝廷激烈的黨爭中，他受到排擠打擊，于50和52歲時兩度被貶官流放到嶺南與南海，死于謫所南海。

作為當時的著名文人，他的漢文功底很深。他熟悉當時已傳入朝鮮的《三國演義》，相信傳自歐洲的“地圓說”并親手繪制過朝鮮半島地圖。他雖在傳統(tǒng)的風氣下以漢文為他主要的文學手段，但內(nèi)心對此風氣頗為不滿。他針對一味崇尚漢文的陋習說：“四方之言雖不同，茍有能言者，各因其言而節(jié)奏之，則皆是以動天地、通鬼神——不獨中華也?！?見《西浦漫筆》)出于此種觀點，他堅定地表示：鄭澈(1536—1593年)的國語詩歌《思美人曲》、《續(xù)思美人曲》、《關東別曲》是朝鮮文壇上僅有的三篇“真文章”。他認為朝鮮人舍本國語言而采用他國語言，有如“鸚鵡學舌”，沒有價值，而“閭巷間樵童汲婦”等老百姓的語言，雖被人(文人)視為“鄙俚”，但比那些文人學者與士大夫的“所謂詩賦”，要高明得多。

金萬重還一反士大夫鄙視俗文學的立場，引用《東坡志林》中關于《三國演義》在民間的影響大于史書《三國志》的話，高度評價了小說的社會作用。他以朝鮮國語創(chuàng)作小說，正是他上述兩種觀點的實踐。

金萬重的著作還有漢文詩集《西浦集》及文學評論集《西浦漫筆》。他所寫朝鮮國語詩歌如歌辭《杜鵑啼》、《采桑行》、《琵琶行》、《王昭君》已散佚不存。

《謝氏南征記》原作為朝鮮文，由作者堂孫金春澤(1670—1717年)把它譯成漢文。這一漢文本由韋旭昇進行校注，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于1987年出版。

【內(nèi)容提要】明朝嘉靖末，宰相劉熙之子劉延壽文才卓越，15歲登科為翰林，娶謝貞玉為妻。謝貞玉美慧賢淑，知書識禮，婚后十年無子女，于是勸劉延壽娶妾，并親自為丈夫物色一女名喬彩鸞者，作為劉延壽的小室。

喬氏懷女胎，請巫婆施術，變女胎為男胎，遂生得一子，名“掌珠”。某夜，喬氏彈琴唱歌，所唱多為男女相思之曲。謝氏聽到后，婉言勸說她，認為喬所彈唱的是“失節(jié)之女薛濤”之曲，說薛“其詩雖巧，其行甚卑”，希望喬氏勿愛此類曲調(diào)。喬氏外作謙虛領教之態(tài)，心中則忌恨謝氏，并在劉延壽前撒嬌，裝作受委屈，說謝氏要割她的舌頭，用毒藥把她弄成啞巴。她還暗示謝氏好嫉妒，惡毒挑撥劉謝夫妻的關系。

不久，謝氏也得孕，喬氏和心腹侍婢臘梅陰謀以墮胎藥將其胎兒打掉，未得逞。謝氏生子取名“麟兒”。麟兒聰明俊逸勝過掌珠，劉延壽更喜麟兒。喬氏大加煩惱，更為嫉恨謝氏，一面和巫婆商量對策，一面密令臘梅與延壽的秘書董清里外勾結(jié)，使他們通奸，以便控制他們，為其所用。在巫婆妖術的作用下，延壽神智不清，處事糊涂，難以識別喬氏與下人的蛇蝎行徑。

喬氏趁掌珠得病的機會，以向董清“獻身”的代價求得他模仿謝貞玉筆跡，偽造詛咒喬氏母子的妖符，置之廚墺，然后故作“偶然發(fā)現(xiàn)”該妖符，給延壽看，企圖使延壽厭棄謝氏。延壽顧全他與謝氏的夫婦恩情，一時未發(fā)作，但心中對謝氏已萌生疑意。

謝氏母病，攜麟兒回娘家侍候。延壽奉帝命外出山東、山西等地撫慰災民。喬氏與董清趁此機會密謀以詭計置謝氏于死地。喬氏賄賂謝氏侍婢雪梅，竊得謝貞玉的玉環(huán)，然后買通一名叫冷振的流氓，令他攜此玉環(huán)，迎延壽于途中。冷振出示玉環(huán)，使延壽懷疑謝氏與人私通。謝氏含冤莫白，只得以罪人自處，別居陋室，以草為床以自苦，不敢申辯。

喬氏常與董清通奸，得一子名“鳳兒”。董清與喬氏密謀刺殺掌珠，然后嫁禍謝氏。喬氏雖不愿殺害親生子，但董清執(zhí)意而為。喬氏眼見既成事實，也就順從董清安排，令臘梅、雪梅誣告謝貞玉的忠婢春芳奉謝之命而殺害了掌珠。已對謝貞玉大加懷疑的劉延壽對奸婢誣告深信不疑，震怒之下，廢黜了謝氏，留下麟兒，把她逐出家門。謝貞玉受盡冤枉與污辱，加之母子分離，悲痛欲絕，但自信無罪，不愿回娘家，仍以劉氏門中媳婦自處，到劉延壽的父母墳墓附近租數(shù)間茅屋住下，以守祖墓之意，表示自己無辜的坦蕩心跡和對劉府的耿耿忠心。

喬氏與董清對謝氏此舉深懷疑懼，唯恐他日真相大白，死無葬身之地，就密謀落井下石。董偽造劉延壽嬸母杜夫人的書信，企圖誘騙謝氏回城里，令冷振強娶她，使她在劉延壽面前永無辯白以洗刷冤名之日。謝氏起初未識別假信，但在夢中受公婆魂靈的啟示，悟出信中的漏洞，及時逃脫，奔往南方長沙去尋找杜夫人。

謝夫人所乘之船因避風浪，在離長沙不遠處的江岸休息，宿于村中少女林氏家三天，深得林女的細心照料。臨行，謝贈林戒指以作紀念，與之灑淚而別。途中，隨行的老蒼頭死去，只剩乳母、侍婢陪同，諸多不便，困難重重，偶然聽說杜夫人已隨兒子調(diào)任而去成都。謝夫人主奴三人盤纏已告罄，走投無路，四顧無人，登上江岸山上“懷沙亭”，在亭柱下寫下“某年月日謝氏貞玉溺水而死”數(shù)字，決心以一死了結(jié)殘生。但因悲哀過度昏昏睡去。夢中，舜妃娥皇、女英神靈對她曉以古今忠臣烈女之大義。謝醒后，回心轉(zhuǎn)意，放棄自殺念頭，在供奉女英、娥皇神像的黃陵廟中休息。不久，受觀音菩薩啟示的兩尼姑前來搭救謝氏一行。尼姑中有一人正是謝氏婚前的故人妙姬。謝氏暫時棲身于妙姬的水月庵，以待轉(zhuǎn)機。

朝廷宰相嚴崇(嵩)蠱惑君王，使之沉迷于祈求長生，荒廢政事。諫議大夫海瑞上疏論劾嚴崇，反被充軍流配。劉延壽上疏救海瑞，卻招來了君王的不滿。劉延壽有感于時勢，作詩抒情，詩被董清竊取。董向嚴崇密告此事，劉延壽遂被罷官流放于南方幸州。從此董清成為嚴崇心腹，被薦為陳留縣令。董密約喬女會于河間縣后，喬女攜麟兒、鳳兒與董同去陳留縣。船行滹沱河口，喬女為絕謝氏的后嗣，令雪梅將麟兒扔入河中，雪梅以此舉過于殘酷而畏天罰，偷偷把麟兒棄置在蘆葦中。

劉延壽在謫所因瘴癘得重病瀕于絕命，得白衣觀音的點化，尋得仙泉，服后霍然病除。不久，因皇帝冊封太子，大赦天下，延壽蒙赦，得離謫所，返故里武昌，圖以此終余年，途中見到轉(zhuǎn)任高官的董清車馬隊伍，喬氏及其侍婢也在隊伍中。雪梅偶遇劉延壽，吐露實情。劉延壽始恍然大悟，悔之已晚，痛不欲生。雪梅也因畏懼喬氏的殘酷迫害，自殺而亡。

董清探得劉延壽蒙赦而歸，途經(jīng)此處，派家丁多人尋蹤企圖刺殺劉延壽。劉延壽在懷沙亭見到謝貞玉亭柱留言，以為謝已投水而死，痛哭流涕。夜間，董所派家丁至，延壽大驚逃遁，至一渡口，無路可走。此時董爪牙已逼近，情勢危急萬分。忽有一小船沿江來到，船上女尼將正在呼救的劉延壽接到船上。比及賊眾趕到，船已在江中。原來女尼就是水月庵妙姬受白衣觀音的啟示而特意派出來接應的。延壽進入船中，與謝氏重逢，兩人抱頭痛哭。

董清赴任桂林太守。流氓冷振由北京前來投靠，兩人狼狽為奸，與朝中的嚴崇相呼應、勾結(jié)，荼毒人民。

嚴崇因罪行敗露被貶，冷振隨風轉(zhuǎn)舵，趁機告發(fā)董清依附權奸，殘害生靈。天子命斬董清。冷振趁機奪得喬女，將她帶往山東，途中遭劫，家財盡失。

嚴崇失勢，天子悔悟，重新起用海瑞為御史，劉延壽也被起用為吏部侍郎。劉、謝得以回歸京城府中。謝氏因兒子已失蹤，勸劉娶昔日村女林氏為妾以圖續(xù)嗣。林帶著她偶然救護并撫養(yǎng)的一男孩到京城與劉成親。男孩原來就是幾經(jīng)波折兇險、大難不死的麟兒。父母兒子離散多年，生死不明，一朝相見，喜極而悲。

冷振失其家財，窮困度日，鳳兒早已夭折，喬女無依托，淪落為娼。劉延壽派人四處尋訪，經(jīng)過種種曲折，終于查出喬女下落。劉用計將喬氏接入府中，痛數(shù)其滔天罪行，將她處死，報仇雪恨。劉府復歸于平靜。

【作品鑒賞】《謝氏南征記》以中國為舞臺，以明朝人物為作品人物。但小說所針對的，則是朝鮮王朝本身存在的問題。

明代朝政史上，奸臣嚴嵩的奸惡與劣跡和海瑞的剛正不阿都是廣為人知的?！吨x氏南征記》作者金萬重把他們引入作品，并且把小說中的男主人公劉延壽說成是明朝開國功臣劉基后代子孫，表現(xiàn)出了17世紀的一位朝鮮文人對于中國歷史事件的基本看法。這種看法和中國史家的傳統(tǒng)見解是一致的。但作者的主要目的不是寫他的“中國史觀”。而是寫他對于當時涉及宮廷內(nèi)部與朝廷黨爭的一個事件的看法。

朝鮮王朝肅宗王(1675—1720年在位)的正妻仁顯王后閔氏，婚后十年無子。貌美而又巧言令色的張嬉嬪得到了肅宗的寵愛。肅宗王廢黜了閔氏，打算立張嬉嬪。張不守宮規(guī)，違反婦德，與肅宗的叔輩東平君私通，聲名狼藉。當時朝廷內(nèi)存在兩大派別——“西人派”和“南人派”。南人派支持張，而西人派則以儒家的正統(tǒng)思想為依據(jù)，反對廢閔立張，極諫肅宗，但招來肅宗的反感，屢遭貶斥乃至誅戮。閔氏被廢黜，張氏被立為東宮正妃，南人黨由此得勢。金萬重屬于西人派，黨爭失敗，被罷官流放到嶺海，謫居達四年之久。為抒發(fā)怨郁和表達他明辨善惡、罷張復閔的愿望，他在謫所以朝鮮國語寫成了這部小說。其后他的堂孫金春澤把它譯成為漢文。在《北軒雜說》中，金春澤寫道：“《南征記》者，有非等閑之比……其可以敦民彝、裨世教者，唯《南征記》乎?”后來還有人直接指明了作者寫此書的政治目的：“為肅廟仁顯王后巽位，欲悟圣心而制?！?李圭景《五州衍文長箋散稿》)金萬重的這部情辭并茂、形象生動、情節(jié)曲折的謫居中的憤郁之作，和屈原《離騷》類似。作者借助文學創(chuàng)作以抒發(fā)政治上的失意心情和表達政治理想，這是以往中、朝士大夫的一種特殊的做法。在這種意義上，可以說，《謝氏南征記》是朝鮮古典小說中的《離騷》。

作者以疾惡如仇的心情，用濃重的筆墨，一字千斤般地重重地刻畫他心目中的惡人。他不是憑借抽象的評論和嚴厲的斥責，而是依靠形象的描繪，用人物自己的語言與行動，來淋漓盡致地把反面人物的丑惡顯現(xiàn)在讀者眼前。

在劉府中，一切丑事、壞事的來源是喬彩鸞。她手段毒辣，為陷害謝貞玉而不惜把女性的最基本的感情與人倫——母愛都置諸腦后，響應、配合奸夫以殺害其親生子來制造禍端，用心險惡。她與奸夫勾結(jié)謀害待她恩重如山的丈夫。她對于引薦她入府享受錦衣玉食的謝貞玉，進行了令人發(fā)指的迫害。這種以情節(jié)、故事來刻畫人物的藝術手法為作者所巧妙使用，而那些細節(jié)上的不露痕跡的輕描淡寫，卻也為作者所采取、發(fā)揮。后者比前一種手法更難。但作者運用自如。例如喬氏為了歪曲謝貞玉對她的善意規(guī)勸，以挑起劉延壽對謝的反感，始而以“近日觸風病喉”，來回答劉延壽的要求，繼而在劉要她罷歌彈琴時，又默然不語，經(jīng)劉再三要求，她仍“終不能對”，甚至惺惺作態(tài)，“泫然流涕”，以此勾起劉的疑問。在劉關切地垂問下，她又不立即回答，淚下如雨，使劉更著急逼問。在這種情況下，喬氏才擺出一副委屈難言的面孔說：

“妾不答則恐違相公之心，答則必得罪于夫人。事甚兩難，何以則好?”

這種回答當然更牽起了劉的欲窮究竟的心理，從而為她自己制造了一個得以“盡情表達”的最佳氣氛。她從容不迫地說出了她深思熟慮，藏之已久的一段話。這段話，用極委婉、動人的語言，顛倒善惡，把自己描繪為“善良”、“謙遜”而受“委屈”的人，把謝貞玉描繪為“狠心”、“善妒”的人，話說得自然、得體、天衣無縫，使得一向敬重和深愛謝貞玉的劉延壽，聽來十分順耳，毫無反感。他雖未盡信喬女之言，但這已成為他以后對謝氏看法產(chǎn)生突變的一根伏線。

又如喬女要董清模仿謝氏筆跡，偽造詛咒喬氏母子的干骨符咒。劉延壽見后，表示家丑不可外揚，不予追究。喬氏故作沉思態(tài)，然后說“相公處分得當”，表現(xiàn)出一副“寬以待人”的“善良”樣子。她知道，這樣比“決不善罷甘休”的態(tài)度更好，更能博得丈夫的同情和顯現(xiàn)出謝氏的“惡劣”。這種“放長線、釣大魚”的辦法，果真在日后取得了效果。應該說，喬女的這種態(tài)度，比《紅樓夢》中薛蟠的那個假造符咒以陷害香菱的女人——夏金桂要“高明”得多，也陰險得多。

在細小而難以為人察覺處，輕描淡寫地揭示人物的內(nèi)心活動和性格，這種做法要求作者有更深的洞察力和更高的藝術表現(xiàn)能力，也要求讀者有更高的鑒別力與欣賞力。金萬重是懂得使用這種深層的藝術手法的。

這種手法在董清、冷振等反面人物身上使用得較多，以上所舉，僅其中的兩例而已。作者在正面人物身上，對這種藝術手法也有所使用，以表現(xiàn)劉延壽的寬厚、謝貞玉的溫柔善良。由于作者在創(chuàng)作實踐中重在揭露，作品中的最符合儒家風范的人物顯得不如惡人性格鮮明，形象突出。盡管如此，作品中對善人的描寫于細節(jié)處雖落墨不多，卻是見性見情，恰如其身分的。劉延壽、謝貞玉以其因厚以待人而產(chǎn)生的輕信，以其因累遭厄難而陷入絕境的悲慘遭遇使讀者憂慮一掬同情之淚，杜夫人以其明析善斷和公正而令人欽佩，春芳以其剛烈不屈而使人起敬，丫鬟雪梅的先而幫兇繼而悔悟的轉(zhuǎn)變……都是合情合理，在藝術表現(xiàn)上和作者的“勸善懲惡”的主旨自然吻合的。

《謝氏南征記》一書通篇貫徹的善惡思想，本質(zhì)上是善儒家之所善，惡儒家之所惡。有時，佛教作用也有所出現(xiàn)，但它是配合著儒家思想的要求而出現(xiàn)的，它“執(zhí)行”著協(xié)助儒家整頓與強化封建社會秩序的作用。盡管這過程中，有佛家的“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果報循環(huán)思想，但它的社會作用，則是按儒家的社會理想模式行事的。觀世音菩薩數(shù)次出現(xiàn)搭救好人，使之逢兇化吉，就是為了劉延壽恢復官職，重振朝綱和重建貴族家庭的秩序。作者力圖以他的人物形象說明：充分遵循還是徹底違背儒家的社會政治和人倫道德思想，是劉、謝與嚴崇、喬、董等一善一惡的分水嶺。在這里，劉延壽的忠君、敢諫和謝貞玉的閨門懿范言行，是作者所樹立的樣板，全書中的理想，就體現(xiàn)在這兩位人物身上了。然而對于當今的讀者來說，這種“樣板”的意義不大，倒是那些壞人惡事的一幅幅圖畫，更值得深思，更能使人從反面獲得教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