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顯祖是名列正史的人物，于《明史》有傳，但《明史》編者不把他列入文苑傳，而是作為政治人物與李管合傳。按萬歷十九年時神宗皇帝借天文現象敕令群臣反省修德，又下詔斥責言官無“一喙之忠”。時任南京禮部主事的湯顯祖從邸報中看到上諭，隨即上《論輔臣科臣疏》，以官場、科場各種腐敗為切入點，矛頭直指首輔申時行并涉及對皇帝本人的批評，引起最高統治階層的憤怒。神宗諭示內閣說：“湯顯祖以南都為散局，不遂己志，敢假借國事攻擊元輔。本當重究，姑從輕處了。”湯氏隨即被降徐聞縣典史。而李管是在萬歷二十年因表奏申時行十條罪狀，兼彈王錫爵，也遭削籍處分。作為史家的“互見”筆法，《明史·藝文志》著錄了湯顯祖的《玉茗堂文集》。此外，《文苑傳序》有云：

而李夢陽、何景明倡言復古，文自西京、詩自中唐而下，一切吐棄……明之詩文，于斯一變。迨嘉靖時，王慎中、唐順之輩，文宗歐、曾，詩仿初唐。李攀龍、王世貞輩，文主秦漢，詩規盛唐。王、李之持論，大率與夢陽、景明相倡和也。歸有光頗后出，以司馬、歐陽自命，力排李何，而徐渭、湯顯祖、袁宏道、鐘惺之屬，亦各爭鳴一時，于是宗李、何、王李者稍衰。

《明史》這項記載中所說“亦各爭鳴一時”流于含混，實際上湯顯祖的文學活動時間主要在萬歷年間，那時李夢陽、何景明等已逝去，李攀龍也已辭世。

湯顯祖生于明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嘉靖朝歷時45年，繼之建立的隆慶朝只歷時6年，湯顯祖在隆慶五年即他二十一歲時考中舉人。次年又改朝換代進入萬歷時期，是年他22歲。他于萬歷十一年（公元1583年）中了進士。萬歷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去世。湯顯祖一生的主要政治、學術和創作活動都在萬歷時期。

湯顯祖兩歲那年，在成化、弘治文壇榮光一時的“前七子”（以李夢陽和何景明為首，包括徐禎卿、邊貢、康海、王九思、王廷相）都已去世。湯顯祖二十歲那年，“后七子”首領人物李攀龍去世。前后“七子”都以“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為主體主張，也以此為主體號召。前人謂之復古，今人稱之為“復古運動”。

“前七子”主要活動在成化、弘治年間。到了嘉靖中期，以李攀龍和王世貞為首，包括謝榛、宗臣、梁有譽、徐中行、吳國倫在內的“后七子”繼之而起，把復古運動又推向一個新的高潮。這個運動持續約百年之久，影響很大。《明史·李夢陽傳》中說：“天下推李、何、王、李為四大家，無不爭效其體。”古人推崇秦漢古文和盛唐詩歌，主要注重在它們格調高蹈，而又氣韻沉郁。就明代前后七子共十四人這一范圍而論，他們的創作實踐并不一致，乃至在具體主張上有所抵牾。但他們的領袖人物中的李夢陽的“復古”實踐，明顯具有模擬傾向，缺乏創造性。李攀龍的詩文也有追求形式模擬之弊，王世貞稱贊李攀龍作品“無一語作漢以后，亦無一字不出漢之前”，實際上正是弊端的呈現。王世貞論詩文原與前七子有一脈相承處，而在后七子中他較李攀龍年輕十二歲，李攀龍歿后，他還生活了二十年，儼然以盟主自居。但他晚年在主張和實踐上都有所變化。這時，公安“三袁”崛起，并已開始對前后七子模仿習氣和復古主張的批判了。

公安“三袁”指袁宗道、袁宏道和袁中道，都是湖北公安人，世稱“公安派”。其中袁宏道是中堅人物，他標舉“性靈”說，批評復古派。江盈科《敝篋集敘》中記袁宏道曾有云：

詩何必唐，又何必初與盛？要以出自性靈者為真詩耳。夫性靈竅于心，寓于境。境所偶觸，心能攝之；心所欲吐，腕能運之。心能攝境，即螻蟻蜂蠆皆足寄興，不必《雎鳩》《騶虞》矣；腕能運心，即諧詞謔語皆是觀感，不必法言莊什矣。以心攝境，以腕運心，則性靈無不畢達，是之謂真詩，而何必唐，又何必初與盛之為沾沾！

袁宏道的文學主張實也受到李贄的影響。李贄的著名文章《童心說》有云：“詩何必古選？文何必先秦？降而為六朝，變而為近體，又變而為傳奇，變而為院本，為雜劇，為《西廂記》，為《水滸傳》，為今之舉子業；太賢言圣人之道，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時勢先后論也。”在他看來，文學作品并非愈古愈好，文學在變化和發展中不斷地改換形式和出現好作品。他還把小說和戲曲的地位抬得很高，把《西廂記》和《水滸傳》同列入“古今至文”。李贄在《童心說》里還對道學大加攻擊，甚至認為“六經、《語》《孟》，乃道學之口實，假人之淵藪也，斷斷乎其不可以語于童心之言明矣”。在當時的條件下，“童心說”無疑起了“反復古”及“反道學”的積極作用。

湯顯祖在青年時期即批評“前七子”的李夢陽、“后七子”的李攀龍、王世貞，指摘他們作品中“增減漢史唐詩字面處”。后來更抨擊“李夢陽以下”諸人作品“等贗文爾”，并尖銳地說“贗者名位頗顯……其文事關國體，得以冠玉欺人。”當下學界大都認為，前后七子“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主張，有一個發展、變化過程，在對宋詩、元詩弊病和明代“臺閣體”的反撥諸方面也自有其歷史意義，但他們在言論上表現出來的絕對化和形而上學，在實踐上表現出來的模擬傾向，乃至改頭換面，剽竊前人詞句，是違背文學創作規律的。湯顯祖認為“漢宋文章，各極其趣”。他還強調文章之妙在于“自然靈氣”，不在步趨形似之間。他的這些主張對后來高揭反擬古旗幟的公安派有一定影響。可以說，在反復古派過程中，湯顯祖是從李贄、到以袁宏道為首的公安派之間的重要人物。湯顯祖詩作，早年受六朝綺麗詩風的影響，為了對抗“詩必盛唐”，后來寫詩又曾追求宋詩的艱澀之風，他的這些創作實踐并不足以和復古派相抗衡。

如果把湯顯祖的文學主張的特點與李贄、公安派的藝術主張聯系在一起考察，或許會發現它們實際上是受了王陽明心學的影響，王陽明心學的核心“主觀唯心主義”（區別于朱學的“客觀唯心主義”而言），實際上是要求絕大地高揚人的超越精神，同時也就要求絕大地高揚人的自我意識，而文藝作品尤貴主體創造，在這個意義上，文藝創作與心學哲理最易合拍。關于這個命題，進入21世紀后的研究界越來越關注，研究業績漸多，也就漸趨深入了。

王陽明“心學”可上溯到南宋陸九淵的“明心”之學，它是宋代理學中的一個派別。宋代理學本是正統儒學派生的，在它的發展過程中，岀現過多種名稱，由于理學人物也注重萬物的天賦和稟受也就是“性”和“命”的研究，宋元時人也稱之為“性命之學”。清人又稱宋代理學為“性理之學”。元人編《宋史》，設置《道學傳》，宋代程顥、程頤和朱熹等理學大儒都入傳，于是“道學”一語在明代大行，實際上就是指理學。湯顯祖曾有強烈的道學向往，并有這方面的文字實踐。他與王陽明之間也有傳統所謂的師承淵源，因為他13歲時曾拜羅汝芳為師，羅汝芳是王艮的再傳弟子，王艮則為王陽明的門生。

明末清初著名學者黃宗羲編纂《明儒學案》，書中沒有湯顯祖的位置。黃氏同時代人王夫之是極力推崇湯顯祖的，他在《姜齋詩話》中詆李贄“以佞舌惑天下”，斥李夢陽、何景明、李攀龍、王世貞、鐘惺、譚元春等人“方立一門庭，則但有其局格，更無性情，更無興會，更無思致”，還抨擊茅坤、唐順之等人論古文之陋，乃至說“有八大家文抄而后無文”，而被他推重、贊揚的人中，湯顯祖幾乎什么都好，絕句好、書法好、經義好、長行文字好、艷詩也好。推重的核心則是“靈警”、脫俗、“亭亭獨立”，甚至又說：“非此字不足以盡此意，則不避其險。用此字已足盡此義，則不厭其熟。言必曲暢而伸，則長言而非有余。意可約略而傳，則芟繁從簡而非不足。”如此評論，也可稱“無微不至”。

黃宗羲和王夫之是被晩近以來學界看重的幾乎齊名的人物。黃宗羲于理學宗北宋二程，王夫之則以程、朱為堂奧，嘗力排王陽明心學。在黃、王二氏眼里，湯顯祖或許不屬理學人物，而是文壇巨子。

上文提及，《明史》把湯顯祖看做政治人物，不入《文苑傳》，也不入《儒林傳》。這樣的人物定位雖非完全離開事實，卻正屬片面安排。

從現知文獻資料，人們知道，在湯顯祖撰寫戲曲傳奇作品之際，就有人說他“過耽綺語”，而以“大道相屬”，見之于他的《答羅匡湖》書信和《負負吟》詩序。湯顯祖去世后不久，就有更多關于他因寫戲曲傳奇而受師友規勸，他卻并不領情的傳聞。馮夢龍《古今譚概》中說：“張洪陽相公見《玉茗堂四記》，謂湯義仍曰：‘君有如此妙才，何不講學？’湯曰：‘此正吾講學。公所講是性，吾所講是情。’”張洪陽即張位，與湯顯祖有師生之誼。陳繼儒《批點牡丹亭題詞》則記張位對湯顯祖說：“而逗漏于碧簘紅牙隊間，將無為青青子衿所笑！”世稱士子為青衿，“青青子衿”語出《詩經》。這頗合張位曾任國子監司業的身份，湯顯祖游學國子監時，與張位有師生之誼。看來這個傳聞流播甚廣，即使是由實事渲染而成，也并不構成湯顯祖不是理學人物的根據，只能說明湯顯祖全部著作中存在著深刻矛盾。從他的那些涉及理學內容的文字看來，他并不一般地歧視講“性”（即講“理”），他在尊重正統理學的前提下，對宋代理學的大師式人物有所親疏，大致親二程而疏朱熹，這也不失他作為王學系統人物的本色。

現代學者大抵認為，理學包含哲學和倫理綱常兩大部分，理學家的主要任務實是用他們的哲學義理論證倫理綱常，其主要目的是維護封建社會秩序。但這是就整體而言，作為個別的理學人物，在具體議題和觀點上時有差異。從湯顯祖的若干文章看來，作為理學人物的他還是要維護當時社會的人倫秩序、道德規范，但他在《牡丹亭》中宣揚的至情卻是對此類秩序和規范的沖擊。不妨說，這就是深刻矛盾。王陽明心學張揚主體精神和維護世道綱常這二者本是相輔相成，但作為心學接受者的個體人，卻可以在這二者的制約中有個別、局部的掙脫和突破。

與湯顯祖曾有交往的李贄，被湯氏稱為“畸人”，他實是正統儒學的“異端”。正史中把漢代卓文君改嫁司馬相如稱為“失身”，李贄卻說是“獲身”。“五四”時期的郭沫若寫《卓文君》話劇，呼喚個性解放，尊卓文君是“叛逆的女性”。湯顯祖筆下的杜麗娘也堪稱封建社會“叛逆”女性的藝術形象。

清初戲曲家李漁《閑情偶寄》中說：“湯若士，明之才人也。詩、文、尺牘俱有可觀，而其膾炙人口者，不在尺牘、詩、文，而在《還魂》一劇，使若士不草《還魂》，則當日之若士雖有而若無，況后代乎？是若士之傳，《還魂》傳之也。”對李漁此論，學人嘗評為偏執。李漁卒于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至今三百三十多年。李漁在文中發問道：“況后代乎？”可稱預言。是的，后代學者可以把湯顯祖作為理學人物來研究，但就后代普遍接受與影響情狀而言，湯顯祖是一位杰出的戲劇家，了無疑義。由于他與莎士比亞同年逝世，在世界范圍內，他的名聲也就與莎翁并駕齊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