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張翼之

《讀通鑒論》三十卷，是明末清初之際玉夫之撰寫的史論名著。

王夫之(公元1619－1692年)字而農，號姜齋。他的別名很多，有買姜翁、一瓠道人等十多個。晚年長期隱居在故鄉湖南衡陽的石船山下，所以，又自號船山老農、船山遺老，學者尊稱他船山先生。王夫之，湖南衡陽人，從青年時代起就關心政治形勢，注意研究歷史。公元1642年(明崇禎十五年)中壬午科舉人后，本打算去北京參加會試，因農民起義路阻未能成行。第二年，張獻忠領導的農民起義軍進入湖南，他拒絕張獻忠的召請，隱居讀書。1658年(清順治十五年)，清軍進攻衡陽，王夫之和管嗣裘組織武裝反擊南下清軍。兵敗后，投奔肇慶(今廣東高要縣)參加桂王政權，任行人司行人介子。后不久，被王化澄陷害，幾乎被殺，又赴桂林投靠瞿式耜。1660年(順治十七年)清軍又攻陷桂林，瞿式相等犧牲后，南明政權江河日下，國事已不可為。王夫之決心隱遁，不再參與政治活動。于是，變姓名、易裝束，輾轉于湖南的郴、永、漣、邵等州，匿身徭峒間，并自號徭人。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以著述終身。他的重大著作，大多是在這期間整理完成的。公元1678年(清康熙十七年)，原投降清朝這時又發動叛亂的吳三桂，逼迫王夫之上擁戴他稱帝的“勸進表”，他堅決拒絕，再度逃往深山，始終以亡明遺臣自命。

王夫之是明末清初進步的思想家、經學家、文學家和史學家。一生著述很多，對后世學者影響很大。主要著作：經學方面有《易》、《書》、《詩》、《春秋》、《四書》的《稗疏》、《考異》等二十四種；文字學方面有《說文廣義》；史學方面，有記載南明桂王政權事跡的《永歷實錄》和《大行錄》，地方志有《蓮峰志》，史論有《讀通鑒論》和《宋論》等；諸子方面有《老子衍》和《莊子解》等五種；文學方面，有創作的詩詞、辭賦、雜劇及注釋、選評等。綜合表達他的哲學和社會歷史見解的，還有《黃書》、《噩夢》和《思問錄》等。此外，關于天文、地理、歷法、數學和佛學等方面也都有著作，共八十八種，三百九十一卷。在《船山遺書》中，只集錄了七十種，二百八十八卷。

《讀通鑒論》是我國封建社會后期的史論名著。王夫之研究歷史是為了總結幾千年來民族發展過程中的興衰成敗的經驗教訓。特別是為了總結明朝覆亡的原因，從中尋找出民族復興的道路，以鞏固人們反清斗爭的信心。

《讀通鑒論》對我國秦漢以來的歷史分卷予以評述。包括秦史一卷，兩漢史八卷，三國史一卷，兩晉史四卷，南北朝史四卷，隋史一卷，唐史八卷，五代史三卷。每卷根據《通鑒》所列帝王系統分為若干篇，每篇又選擇這個時期的幾件歷史史實，加以評論。王夫之在評論中反映出了他的進步的歷史觀和社會政治思想傾向，至今仍有深刻的教育意義。

首先，王夫之能運用樸素的唯物主義自然觀，考察人類社會的歷史，提出了“理勢合一”的進步歷史觀。他把歷史發展的規律性，叫做“理”，把歷史發展的趨勢，叫做“勢”。王夫之認識到人類社會的歷史是不斷地發展著的，而且它的發展規津，表現在它的趨勢之中。他還把這種理勢合一的理論，貫串在對整個歷史過程的一系列具體看法之中。如他評論說，秦始皇廢分封制、行郡縣制，是歷史進化和發展的必然結果；郡、縣制能推行到全中國，正是由于它順應了歷史發展的“必然之勢”，符合了“理”的緣故。又如，王夫之還以大量的歷史事實批駁了所謂“三代盛世”的傳統謬說。他指出上古時代人類還處在未開化的原始狀態，由于生產水平和社會制度都還很落后，人民生活很苦，哪里還有什么“盛世”可言?“世益降，物益備”，歷史是向前發展的，人類社會是不斷發展、進化的。王夫之就是以此為武器，對宋、明理學復古、倒退的歷史觀進行了無情的批判，表現出了頑強的斗爭精神，是具有積極意義的。

其次，王夫之還從進化的歷史觀出發，提出“事隨勢遷而法必變”和“趨時更新”的理論，認為“祖宗之法，未可恃也”，而且，“洪荒無揖讓之道，唐虞無吊伐之道，漢唐無今日之道，則今日無他年之道者多矣”。在他看來，歷史在發展，時代在前進，一切制度和法令，總是隨著時代的不同而變化的。有些東西，在三代時候，是合理的，可是，到了今天，就不一定合理了；有些東西，在三代時候，是有利的，在今天甚至可能是有害的了。他堅信，只有“趨時更新”，因時變法，社會才能進步，國家才會興盛。那些“循三代之制”的復古主義者，是“賊民病國”，只會徒亂天下。

對于農民和農民起義問題，王夫之給予了極大的重視。他作為一個地主階級史學家，當然不能從封建社會的階級關系予以說明。但是，由于他親身經歷了明末農民大起義的風暴，深感農民問題的嚴重性。王夫之對農民起義是抱不合作態度的。當張獻忠領導的農民軍占領衡陽時，留住了王夫之的父親朝聘、哥哥介之，邀請他參加起義，他卻用毒藥涂在臉上、手上裝病。不久，他們父子三人一同潛逃了回去。但是，即使這樣，王夫之對于農民起義爆發的原因，還是進行了歷史的探索。他指出“賦斂無度”，“迫民于死地，民乃視之如仇讎”。他欽佩漢光武帝在天下大動亂之后，不過十年就使天下晏然的治術，而反對申、韓的苛察法術。他還肯定農民起義不怕犧牲的英勇斗爭精神和他們在推翻暴君過程中的作用，這是很可貴的。

王夫之的著作，在他生前均未刊行。直到公元1840年(道光二十年)，才由他的七世孫世全開始在湘潭雕版印刷，陸續刊印了《湘潭王氏守遺經書屋船山遺書》十八種。不久，版又毀于太平天國革命時期。同治初年，曾國荃在南京刻成五十八種。《讀通鑒論》的通行本是1930年上海太平洋書店據王氏守遺經書屋刊本、曾刻本、瀏陽劉氏補刻本以及長沙等坊間散刻本，并依王夫之手稿參訂綜合排印的。另外，商務印書館、世界書局也都據《船山遺書》本排印。1975年，中華書局用南京刊刻的《船山遺書》本為底本，根據衡陽劉氏、邵陽曾氏的兩抄本所寫的校記作了校補之后排印出版。清代劉毓崧對本書作過校勘，這次排印時，分別附在有關論述之后，以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