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

胡耀邦，字國光。193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了長征。抗日戰爭時期，任延安抗大政治部副主任、大隊政委，中央軍委總政組織部部長。解放戰爭時期，任冀熱遼軍區政治部代主任，晉察冀軍區縱隊政委，第十八兵團政治部主任。新中國成立后，1980年2月在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總書記，1981年6月在六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會主席，1982年9月在十二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是全國人大第一至三、五屆常委，中共第八、十一至十三屆中央委員。

【原文】

做一個徹底的唯物主義者，這對我們廣大干部，特別是做宣傳工作、理論工作、報刊工作的干部，是一個根本的要求。這不是什么新問題。這是馬克思主義者的根本立場、根本觀點、根本方法的問題。毛澤東同志在一九七〇年的廬山會議上講過，是唯心主義的先驗論，還是唯物主義的反映論，這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一個根本問題。

以往的實踐反復證明，是搞徹底的唯物主義，還是搞唯心主義，對于我們許多同志來說，并沒有解決好。有些同志本來是正確的，后來背離唯物主義，搞唯心主義，犯了錯誤。有些同志主觀上想搞唯物主義，實際上還是滑向了唯心主義。

這是什么原因呢？可能原因很多，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沒有緊密地聯系實際，聯系群眾。而脫離實際，脫離群眾，就一定要走到脫離唯物主義。

這里，想從五個方面談談做徹底的唯物主義者的問題。

第一，如何用徹底的唯物主義精神對待上級的指示。

對上級的指示態度不正確，往往是我們離開唯物主義、犯主觀主義錯誤的一個重要方面。

什么是上級呢？有上級組織，上級機關，上級部門，上級負責人。這些概念有聯系，又不完全是一回事情。當黨內生活不健全的時候，以個人代替組織，個人代替黨委，就破壞了民主集中制。所以，不能把上級負責人個人同上級畫等號，不能把個人的東西都當作必須堅決奉行的東西。當然，在某一個時候，在一定的情況之下，黨委沒討論，沒做決定，他個人發現了問題，并提出了很好、很精辟的意見，這種情況也是常有的。但是，一般地說，經過大家討論的意見，總是勝于個人的意見，集體的智慧總是超過個人的智慧。所以，把上級負責人個人的意見就當作上級的決定、指示，這是不妥當的。

上級的東西要不要執行？當然要執行。但是，各級黨委在執行的時候，一定要把中央和上級的指示，同本地區、本單位的具體情況相結合。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根本原則，就是要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本國的具體情況相結合。這個原則是普遍適用的。任何時候，如果不把中央、上級的意見，即使是正確的意見，結合本地區、本單位的情況加以具體化，滿足于照抄、照轉、照搬、照套，就是錯誤的，就不可能把工作做好。因為中央是從全國的一般情況出發的，只能講一般的原則。中央、上級也不可能把一切都想到，把一切都安排好。特別是我們這樣一個大國，情況非常復雜，事物在不斷地發展，中央不可能把一切問題都想得很周密。所以，五屆人大三次會議以后，中央對地方提出了四條，就是：中央沒想到的，地方可以想；中央沒有叫干的，地方看準了的，可以干；中央所說的不適合地方情況的，地方可以變通辦理；中央決定錯了的，地方可以爭論。一個叫想，一個叫干，一個叫變，一個叫爭。當然，按照組織原則，這幾條都需要向上級、向中央及時反映匯報，或者交換意見，或者請示報告。同時，該集中的一定要集中，一定要服從統一指揮。否則，各行其是，上級和中央一點不知道，那也是會出問題的。緊密結合實際情況去貫徹上級的指示，這才叫做按唯物主義辦事。

上級可不可能犯錯誤？中央可不可能犯錯誤？中央的負責同志可不可能犯錯誤？都有可能。中央的決定、中央的文件、中央同志的意見，在特定的條件下，也可能出現錯誤。五十年代末期以后，由于黨內缺乏正常的民主生活，缺乏正確的批評和自我批評，中央的負責同志就開始離開了自己的正確思想，犯了錯誤。多少年來，特別是林彪、“四人幫”橫行時期，搞個人崇拜，把個人封成神，認為誰誰說的做的都是百分之百正確，不可能有錯誤。什么明察秋毫呀，洞悉一切呀，大救星呀，那是封建愚昧的表現。粉碎“四人幫”以后，我們還搞了一段個人崇拜。危害之烈，莫此為甚。這樣搞，第一，根本不可能有黨的民主集中制；第二，根本不可能做到實事求是；第三，根本不可能解放思想；第四，不可避免地要導致一言堂、家長制等封建專制主義，并被某些壞人利用搞法西斯主義。所以，個人崇拜這種根本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必須嚴肅批判，以后再也不能搞了。我們共產黨員，只有能力大小強弱之分，沒有絕對行同絕對不行之分。不能說這個人的能力絕對行，那個人的能力絕對不行。

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不少地方幾乎形成了一種習慣，傳達上級指示一個字不能掉，要一層一層傳下去。根本不結合本地區本單位的實際情況，認真討論哪些要辦，怎么辦。認為傳達了，事情就完了。這種機械的、形式主義的做法，我們要堅決廢掉。這種封建性的個人崇拜，必然把我們的思想束縛得死死的，造成極不正常的政治局面。這樣一來，不負責任就出來了，創造性就沒有了。什么叫推？什么叫等？什么叫靠？推、等、靠，大都是這樣來的。在我們黨的歷史上，王明路線時期出現過這種情況，后來我們把它掃了一下，思想解放了。以后這個東西又復活了。這幾年掃了掃，但是不少地方還繼續盛行。我們必須下最大的決心，把這種惡劣的風氣糾正過來。不然，什么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什么朝氣蓬勃的創造性，都起來不了。

第二，如何用徹底的唯物主義精神對待自己、對待自己的工作。

用徹底的唯物主義精神對待自己，也確實不容易。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原理，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只能有兩種：當我們按照歷史發展規律辦事，按照人民群眾的意志辦事的時候，就可以多多少少起到推動歷史前進的作用；反過來說，如果我們違背歷史發展規律，背離人民群眾的意志，就要多多少少延緩或阻撓歷史的前進。

我們不能把個人放在人民群眾之上，不能把個人置于歷史規律之外。個人是不能隨心所欲地推動歷史前進的。為什么號召打倒“劉鄧司令部”，十年還打倒不了呢？就是因為違反了歷史發展規律，違反了黨心民心。為什么“四人幫”被一舉粉碎？就是因為他們違背歷史發展規律，是孤家寡人，摧枯拉朽，不發一炮一彈，就被打倒了。“四人幫”禍國殃民，不得人心，早已是空架子。他們罪惡的事實教育了人民，人民早已起來作斗爭了。天安門事件就為粉碎“四人幫”奠定了強大的群眾基礎。所以，歸根到底，粉碎“四人幫”的一舉，是人民群眾的力量，是歷史發展的必然，是人民群眾推動歷史前進的生動表現。中央的同志順應黨心民心，作出決策，粉碎了“四人幫”，減少了我們黨的損失，是有功的。但是，這兩者不能顛倒，顛倒了就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就是錯誤的。必須看到，歷史發展規律，人心所向，還是第一位的。

關于宣傳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的問題，多少年來，我們在思想、理論上相當混亂，即使到現在也還沒有完全澄清。什么大救星啦，什么首長到我們這里來是莫大鼓舞、莫大鞭策、莫大教育、莫大幸福啦，諸如此類的話，以后再也不要說了。我們的一些同志往往受小生產思想的影響。小生產的軟弱地位，決定了他們沒有遠大眼光，需要別人來代表他們。他們往往企求于大救星，把自己看成無能為力的。對小生產的狹隘眼光，對封建迷信，要做工作，要逐步使人們從這種思想枷鎖中解放出來。

馬克思主義認為，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是歷史的主人翁。正由于我們正確對待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許多問題才搞得清楚。比如，人總是有缺點和錯誤的，沒有完人，沒有百分之百正確的人。對每個同志來說，總是既有成績和優點，也有錯誤和缺點。成績、功勞有多少之分；缺點、錯誤有性質和大小的不同。但一點錯誤都不犯的人是不會有的。再如，成績從哪里來的？主要是黨的培養，執行了黨的正確路線，當然與個人的努力也是分不開的。錯誤從哪里來的？人們在錯誤路線下會犯錯誤，在正確路線下也可能犯錯誤，這里總有自己的一份責任。因此，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每個人都有個主動性的問題。我們要發揮主動性，不要把自己看成是消極被動的。

還有一個批評和自我批評問題。我們的工作經常有成績也有錯誤，要不斷總結經驗。總結經驗就一定要搞批評和自我批評。明明不對，硬要說對，明明不好，硬要說好，這怎么叫講真話，怎么能總結經驗呢？在批評和自我批評中，要學會正確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在我們的國家里，大量的是人民內部矛盾。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得不好，往往可能發展為勢不兩立，發展為對抗。不久前《中國青年報》登了一篇通訊《愛的力量》，講的是兩個要自殺的女孩子，由于我們許多同志及時地、真誠地做了思想政治工作，最后挽救了她們。這個事例說明，只要我們做細致耐心的工作，就可以使許多人民內部矛盾不至于激化起來，并會得到妥善的解決。

中央和地方的黨政各部門之間，也有人民內部矛盾，也不能采取激化的辦法，要靠批評和自我批評妥善地加以解決。這個問題，我們是有深刻的歷史教訓的。有些事本來是人民內部矛盾，可以通過批評和自我批評求得解決，但有的同志采取激化的辦法，就往往造成非常嚴重的后果。這里還有一點需要著重指出的，當著人民內部矛盾被錯誤地處理，走向激化時，我們千萬要冷靜，不要跟著起哄，需要忍耐一下，有意識地“鈍化”一下，實行“冷處理”。常言說，宰相肚里好撐船，聽聽不同意見還是有好處的。根據歷史經驗，遇到這種情況，第一，不要躺倒不干；第二，不要急急忙忙反擊。如果相信自己是對的，為什么要把自己推向不對的方面？如果覺得自己也有點不對，為什么還要堅持這些不對的東西？我們是對的，人家反對不了，推不倒；我們有缺點，人家指出了，就認錯，這就很好，就比較容易解決問題。所以，對待自己要經常堅持兩分法，要有批評和自我批評。不要使自己負激化矛盾的責任。

第三，如何用徹底的唯物主義精神對待我們國家的大事。

我們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建國以來，是轟轟烈烈的三十一年，還是亂七八糟的三十一年？是光明的三十一年，還是黑暗的三十一年？總的來說，從歷史發展趨勢來說，是轟轟烈烈的三十一年，是光明的三十一年。第一，社會主義是一個新鮮事物。從人類歷史發展的長河來講，社會主義制度在世界上誕生以來的時間還很短，實踐經驗還極其有限。第二，我們有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國家很大。有的外國政治家就對我們說：你們十億人口，按我們的標準，我們可不知道怎么辦哩！這是真話。所以，不能把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說得一錢不值。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是人類歷史上最先進的制度。這一條是不能動搖的。我們只能說，由于我們黨內出了壞人，我們有的領導人犯了錯誤，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有時沒有得到很好的發揮。但是決不能因此否定社會主義制度本身所固有的優越性。有優越性沒有很好發揮出來和根本沒有優越性，這是兩個不同的問題，不能混為一談。三十一年來我們取得了巨大成績，這主要是：第一，我們消滅了剝削制度，建立了社會主義公有制，初步實現了按勞分配；第二，我們有了相當大的建設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有了這兩大條成績，我們就有了前進的陣地。不能因為講我們的錯誤，就把我們的成績甩在一邊。

我們的黨和國家，確實出現過嚴重危機。危機的頂峰是一九七六年天安門事件以前。粉碎“四人幫”、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們就基本上結束了這個危機。現在我們還沒有完全擺脫這個危機帶來的后遺癥。經濟上還存在著許多嚴重的問題，要采取有效的辦法認真克服。因此，對經濟工作、宣傳工作，我們要謹慎。總之，一個是不要自己嚇自己，一個是不要自己麻痹自己。我們要堅定地相信黨、相信人民，是能夠采取切實措施解決各種暫時的困難和問題的。

當前，我們面臨的問題很復雜，工作量很大。我們要把國家搞好，基本上是兩條。第一條，力求國民經濟有穩步的上升，包括人民生活有適當改善，文教事業、科學事業有所發展。搞好這一條，就要堅定不移地執行以調整為中心的八字方針：調整、改革、整頓、提高。明年要進一步調整，進一步壓縮基本建設，真正退夠，去掉盲目建設。經濟建設是中心任務，各級黨委、政府、宣傳部門，都要扎扎實實地為經濟建設服務。第二條，政治上發展安定團結的局面。要繼續努力消除一些不利于安定團結的因素。安定團結不是什么事情也不去辦，或者一切都照老規矩辦，那樣也安定不了。要按照法律程序同確有證據的反革命分子作堅決斗爭，要把林彪、“四人幫”的幫派體系分子從領導崗位調開來，對實質上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那些人的活動，要研究和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制止。要隨著歷史的發展，發揚安定團結的積極因素，消除不利于安定團結的消極因素。什么是積極因素？例如發揚我們黨的光榮傳統，健全我們的民主生活，加強我們的法制等等。什么是消極因素？例如不正之風等等。當然，發揚積極因素，克服消極因素，要講究領導藝術，分清輕重緩急，有正確的措施、步驟和方法。

第四，如何用徹底的唯物主義精神對待群眾。

我們的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絕大多數是很好的。任何時候都不要模糊這個認識。我們有的同志成天看一些出事情的材料，集中起來就以為很多很多。實際并不是那么一回事。與我們的總人口一對比，干壞事的、鬧事的，那是極少數。毛澤東同志告訴我們，人們的認識有感性認識和理性認識兩個階段，要從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不能停留在感性認識上。可是，我們不少同志的思想往往被一些表面現象所迷惑，停留在感性認識上。我們要看到問題的存在，但是也要看到，有些問題只是枝節，只是極少數人的事情。這樣我們就不會慌亂。我們還要說，許多問題本來是人民內部矛盾，由于我們自己沒有做工作，或者處理不當，激化起來的。在這方面，我們思想工作的作用，就顯得非常重要了。所以，不向群眾做工作，不提高群眾的思想，不引導群眾前進，那是完全錯誤的，那就是放棄了我們共產黨人的職責。我們的職責是改造社會，改造人，使人們的覺悟向更高的水平前進。

我們經常批評的官僚主義，很重要的一個表現就是只躲在房子里面辦公，脫離群眾。不動員我們的黨組織、工會組織、青年團組織和我們的干部，到群眾里面去，同群眾打成一片，了解群眾的情緒，反映群眾的愿望和要求，就容易產生官僚主義。這一點，列寧講過很多，毛澤東同志也講過很多。我們一定不要同群眾隔離，要更有成效地向群眾做工作。我們做工作的著眼點，是激發全國各族人民同心同德、奮發圖強、艱苦奮斗、實現四化、改造中國的豪情壯志和英雄氣概；同時，也要提倡舍己為公、助人為樂的良好的社會風氣。我們的社會制度為培養、形成這種良好的社會風氣開辟了道路。在我們的社會制度下，爾虞我詐是被否定的。這種現象在我們這里并不是已經沒有了，還是有，而且還可能滋長。但是，同資本主義國家比，少了不知多少倍。

我們要引導青年奮發圖強，腳踏實地，為人民作出更多、更好的貢獻。要防止青年人陷于目光短淺或者好高騖遠的境地。人在青年時代，確有優點，也確有弱點。弱點往往是或者好高騖遠，不切實際；或者目光短淺，小天小地。我們的宣傳工作不要助長他們弱點的發展。要發揚積極的東西，奮發圖強，舍己為公，朝氣蓬勃地前進。我們現在撥亂反正，進行四化建設，在群眾里和干部中有千千萬萬真實的動人的事跡。我們的思想理論界、報刊新聞界、文藝界，要多反映這方面的東西。用實際生活中出現的那種建設我們偉大國家的動人事例來教育人民，這是最好的教材。這方面我們現在做得還很不夠。

我們要很好地重視知識分子，重視文教事業。知識分子很重要。我們的國家，我們的人民，普遍缺少知識，而知識和知識分子是密切不可分的。我們對知識分子落實政策的工作還沒有結束，對知識分子的使用還不夠妥當，對他們的許多實際困難，如住房、兩地分居、工資問題，也還沒有很好解決。現在我們有些同志卻說，我們對知識分子的待遇過頭了，他們翹尾巴了。可見，這個工作阻力很大。知識分子的頭剛剛抬起來，有極少數同志又想把他們壓下去。這就要向有關各方面的同志做工作。多年來，在許多方面，我們對待知識和知識分子的態度不是唯物主義的，不是馬克思主義的。今天，我們一定要改變歧視知識分子的狀況，克服歧視知識分子的殘余思想。我們要下定決心，采取措施，非把這個問題解決好不可。

現在，我們還有一些小城鎮，破爛不堪。云南的保山縣有一個板橋公社，糧食單產高，畝產一千七百斤，確實是個好公社。板橋鎮原來的六百戶中，有一百二十戶是從事手工業、服務行業的，很熱鬧。現在一看，差得多了。我們的國家，經過了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民主改革，后來又經過了“文化大革命”，小城鎮里的住戶，有許多搞農業去了，很多小商小店沒有了。現在我們要發展商品經濟，小城鎮不恢復是不行的。要使農村里面的知識分子不到大城市來，不解決小城鎮問題就難以做到。如果我們的國家只有大城市、中城市，沒有小城鎮，農村里的政治中心、經濟中心、文化中心就沒有腿。城鎮，首先要解決發展方向問題。要好好地搞集體所有制，搞服務行業，搞手工業，搞飲食業。在思想政治上和社會風氣上，要來一個五講：講文明，講禮貌，講衛生，講秩序，講道德。這些工作，都要采取一些有效的辦法，扎扎實實地進行，不要一哄而起。在小城鎮，把照相館、理發店、洗澡塘、娛樂場所一搞，治安也就好了。所以治安不能只懂得抓人，要想辦法擴大就業面，發展教育文化娛樂事業，使青年人有事干，有書讀，有地方玩。那樣，社會就會繁榮安定。現在中小城市工作非常薄弱，這個問題非解決不行。要搞試點，把小城鎮的建設搞起來。

第五，如何用徹底的唯物主義精神對待黨的領導。

社會主義的命運同黨的領導是密切聯系在一起的。離開黨的領導去談什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是不可能的。我們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流砥柱。只有我們黨能領導中華民族翻身。這是毫無疑義的。別的黨不是都試過了嗎？不行，國民黨就不行。社會主義革命也只有我們黨能領導。總的講，我們的一千八百萬干部，三千八百萬黨員，無論老干部、新干部，老黨員、新黨員，絕大多數都是好的。這是不能懷疑的。但是，主要是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破壞，使黨受到很大摧殘，黨的戰斗力大大削弱，加上我們工作中的錯誤，黨員思想上的灰塵，比過去、比“文化大革命”前、比延安時期增多了。相當多的黨員不合格，或者不完全合格，黨的形象受到很大損害。不看到這個方面是不對的，不是唯物主義的。黨的威信不高，是現實的實際情況。因此，要堅持黨的領導，改善黨的領導。不改善黨的領導，就不能堅持黨的領導。

我們黨的六十年歷史，經過兩個階段。二十八年搞民主革命，奪取政權；三十一年是執政黨。執政黨同地下黨、非執政黨有什么根本區別？黨執政以后危險性在哪里？在于搞不好會蛻化變質。黨執政后不能夠命令群眾，不能把自己變成舊社會那樣的統治者，那樣的統治階級。社會主義可以蛻化為社會帝國主義，這在理論上、實踐上都是說得通的。墨索里尼，開始是相信社會主義的，以后成為社會法西斯。中國也有，林彪、“四人幫”要把社會主義變成社會法西斯主義。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解決這個問題，防止黨蛻化變質，重要的一條就是必須認真地改善黨的領導。

如何改善黨的領導，需要研究一系列問題。如加強民主集中制，廢除干部領導職務的終身制等。還有一條，就是堅決克服不正之風。克服不正之風，是個原則問題，是不能動搖的。當然，這項工作會遇到很大阻力，糾正、克服不正之風，方向上要堅定不移，不能有什么錯覺。在方法、步驟上是要認真研究的。鑒于不正之風在一個時期相當盛行，糾正不正之風，要注意這么一些問題：第一，《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公布以前發生的問題從寬。除個別民憤極大的，不要再查。《準則》公布以后、五中全會以后，特別是現在發生的問題，要認真對待，要從嚴。第二，對于不正之風，不管查到誰的頭上，都要核實。鑒于過去的教訓，不要起哄，不要當成運動來搞，不要搞成一股風。往哪里核實？當然要通過所在機關、通過黨委核實。事實一定要核實清楚。沒有鬧清楚之前，不要急急忙忙下結論，以免誤傷了好人。核實材料，要征求本單位意見，也要聽取本人意見。第三，要抓重點。克服不正之風，是人人有責、級級有責的。在克服不正之風方面，每個黨員都要提高自覺性，提高堅定性。我們既然是共產黨人，就一定要增強黨性，不怕吃苦耐勞，有決心、有勇氣、有辦法去掉我們身上的一切不正之風。

我們黨的絕大多數人是從小生產者出身的。這可以說是我們黨內存在不正之風的一個社會根源。農村、城市的小生產者，在民主革命時期，確有革命性，輕視這種革命性是錯誤的。但也確有弱點，比如自私、保守、狹隘等等。所以毛澤東同志、劉少奇同志在他們的著作中，反復強調在黨內要克服小生產者的思想，共產黨員要有偉大的無產階級氣概、胸襟、眼光。我們同不正之風作斗爭時，宣傳、教育戰線的同志要從正面來啟發，給廣大黨員以思想武器。要特別注意，在黨的歷史上，前仆后繼、英勇犧牲的榜樣是大量的，過去有，現在有，將來還有。我們確實有許多模范黨員、模范干部。我們的報刊要多宣傳這些東西，使搞不正之風的人看后感到慚愧，我們一定要用正面形象來感染人，鼓舞人，教育人，鞭策落后者。

我們的方法主要是表揚，同時也要有批評。糾正不正之風，提高黨的戰斗力，各級黨委、每個黨員都要主動。我們黨的每個細胞，都要毫無例外地為黨的肌體更加健康而努力奮斗。這是我們每個黨組織、每個黨員的職責。

（原文署名“特約評論員”，文章載《紅旗》雜志1980年第24期，現引自新華網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5-02/04.）

【賞析】

胡耀邦曾經是我國重要的領導人之一，關于他的為人為官和領導風格，我們來看看溫家寶總理發表在《人民日報》上的紀念胡耀邦的文章。文章中這樣寫道：“1985年10月，我調到中央辦公廳工作后，曾在耀邦同志身邊工作近兩年。我親身感受著耀邦同志密切聯系群眾、關心群眾疾苦的優良作風和大公無私、光明磊落的高尚品德，親眼目睹他為了黨的事業和人民的利益，夜以繼日地全身心投入工作中的忘我情景。當年他的諄諄教誨我銘記在心，他的言傳身教使我不敢稍有懈怠。他的行事風格對我后來的工作、學習和生活都帶來很大的影響。1987年1月，耀邦同志不再擔任中央主要領導職務后，我經常到他家中去看望。1989年4月8日上午，耀邦同志發病搶救時，我一直守護在他身邊。4月15日，他猝然去世后，我第一時間趕到醫院。1990年12月5日，我送他的骨灰盒到江西共青城安葬。耀邦同志去世后，我每年春節都到他家中看望，總是深情地望著他家客廳懸掛的耀邦同志畫像。他遠望的目光，堅毅的神情總是給我力量，給我激勵，使我更加勤奮工作，為人民服務，平易近人、真誠坦蕩的做人。”

胡耀邦的長子在文章中說他的父親是一個性情非常率真的人。1966年初夏，《北京日報》上發表一篇社論，題為《游泳也要突出政治》。社論很短，主要內容是提醒中小學生暑假游泳要注意安全，這同突出政治沾不上邊兒，反而使人感到滑稽可笑。胡耀邦聽說這事后，嘻嘻一笑，脫口而出說：“游泳突出什么政治！游泳應該突出鼻子，不然就會嗆水！”他這樣說他的父親：“他是性情中人，酷愛讀書，每有會意，輒欣然大笑。”

《做一個徹底的唯物主義者》可以說是胡耀邦最優秀也是最具代表性的演講，非常集中而系統地反映了他對于唯物主義觀點的理解。據其秘書的描述，在此之前，他還有其他一些著名的演講，在其一系列的講話中，我們看到了胡耀邦在粉碎“四人幫”、撥亂反正，重新確立黨的馬克思主義路線上所作的努力和貢獻。1975年6月，耀邦同志在中國科學院認真貫徹中央全面整頓的方針，主持起草了《關于科技工作的幾個問題》（簡稱《匯報提綱》），確立了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的論斷，提出要實行‘拿來主義’，發表《實現四個現代化是新的長征》的著名演講，從多方面進行了科技工作的撥亂反正，同‘四人幫’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斗爭。1977年3月胡耀邦擔任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主持中央黨校的日常工作，組織領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的撰寫、發表，引發了全國范圍“真理標準”的大討論，為重新確立黨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做了理論上的準備。1977年12月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破除種種阻力，組織領導了在全國范圍內平反冤假錯案、解放干部的工作。1978年后到1982年，他先后擔任中共中央秘書長兼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總書記，為召開黨的十二大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在十二大上代表黨中央作了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的工作報告。

該演講發表于1980年11月，在該演講中，胡耀邦對怎樣做一名徹底的唯物主義者從多個方面作了非常細致而系統的剖析說明，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之下具有很強的實用性和指導意義。從中我們可以看到胡耀邦對于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透徹理解，以及對于“文化大革命”的深刻認識和總結，堪稱是理論聯系實際的最佳成果。胡耀邦認為“掌握廣博的知識，是領導干部的本錢”，他說：“只有用人類創造的全部知識財富武裝自己的頭腦，才能成為共產主義者。”因此，他以身作則，不懈地努力學習。因年幼時條件所限，耀邦同志只讀過半年初中，但他一生手不釋卷，博覽群書。在延安時，他的勤奮好學就頗有名聲，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的稱贊。書籍是耀邦同志生命的一部分。無論環境多么艱難緊迫，他總是把書帶在身邊，一有空閑就拿出來讀。他還有一個特點，就是不論身處順境還是逆境，沒有任何事情能夠妨礙他讀書學習，凡是和他深入討論過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以及相關著作的理論工作者乃至權威專家，無不對他熟知理論的程度驚訝不已。

不僅如此，胡耀邦同志很善于向實際、向專門人才學習。他非常善于聽取他人意見，有不懂的問題就隨時虛心學習、請教，經常與周圍的工作人員和朋友進行各種問題的討論，營造一種民主活躍的工作氛圍，這是耀邦同志工作中形成的習慣做法。他在紀念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講話中，將全黨和全國人民的重新學習，比喻為鳥的脫毛，其中有這樣富于建設性的語句：“我們十億人口的中國，好比‘其翼若垂天之云’的大鵬，一旦重新學習，擺脫了不適于飛翔的舊羽毛，換上了新羽毛，那就一定能夠更有力更輕快地展翅高飛，越過一個又一個高峰，達到我們的目的地。”正是他具有這樣不斷學習的精神和敢于脫毛、換毛的解放思想的態度，才誕生了這篇具有理論和實際價值的演講，該演講就是其長期聽取多方意見和進行思考的結果。

在演講開篇處，胡耀邦就表明了其演講的核心思想，唯物主義者“要防止脫離理論指導、防止脫離實際、防止脫離群眾”，沒有科學理論的指導，就沒有正確的行動。他十分重視并積極倡導用理論指導工作，且身體力行。耀邦同志說“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指導我們一切工作的理論基礎”，同時“理論離開實際，就失去了理論的生命線”，“經常到下面跑跑，了解一些新情況，研究一些新問題，這樣，思想才不會停滯”，理論聯系實際，這是馬克思主義的源泉。

該演講充分體現了胡耀邦對于唯物主義的正確理解，因為他做到了知行結合，言行一致，因此具有非常強大的可信度和說服力。從溫家寶的紀念文章中對于他的調查研究我們已經有了一定的了解，這里是他的秘書關于他到云南考察時的描述：“1980年10月下旬，耀邦同志去云南考察，他要我向省委接待的同志打招呼，下地、州公路上不要警車開道，不要妨礙正常的生產、生活和公路交通。”“耀邦同志還認為，高級干部最好多交、深交幾個講實情、說實話的群眾朋友。”“到實際中去，到群眾中去，是耀邦同志領導方法和工作作風的一大特色。”

該演講共分為如何用徹底的唯物主義精神對待上級的指示，如何用徹底的唯物主義精神對待自己、對待自己的工作，如何用徹底的唯物主義精神對待我們國家的大事，如何用徹底的唯物主義精神對待群眾，如何用徹底的唯物主義精神對待黨的領導這樣幾個部分。層次清晰，邏輯嚴密，非常全面地把唯物主義在實際工作中的幾大用途作了闡釋。在闡釋第一部分時，他首先對“上級”這個概念作了非常清晰明確的界定，強調“不能把上級負責人個人同上級畫等號”，可以發表意見并進行討論，同時又不能把上級指示照搬照抄。在講到用徹底的唯物主義精神對待自己、對待自己的工作時，他強調了人民群眾在歷史中的作用，強調不能把個人放在人民群眾之上，不能把個人置于歷史規律之外；在講到用徹底的唯物主義精神對待我們國家的大事時，他強調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在講到用徹底的唯物主義精神對待群眾時，他批評了官僚主義；在講到用徹底的唯物主義精神對待黨的領導時，他強調“要堅持黨的領導，改善黨的領導。不改善黨的領導，就不能堅持黨的領導”，要加強民主集中制，堅決糾正不正之風。總之，對于黨員在做一名徹底的唯物主義者上面，胡耀邦提出了非常明確而嚴格的要求。

該演講在語句的使用上非常有特色。首先，他主要使用的是簡潔干練的短句子，避免了政治理論觀點給聽眾造成的理解上的麻煩。讓我們來看開篇的這段話：“以往的實踐反復證明，是搞徹底的唯物主義，還是搞唯心主義，對于我們許多同志來說，并沒有解決好。有些同志本來是正確的，后來背離唯物主義，搞唯心主義，犯了錯誤。有些同志主觀上想搞唯物主義，實際上還是滑向了唯心主義。”這段話概括了當時黨內在唯物主義方面存在的問題，非常辯證科學。每個句子短促有力，幾乎將每個句子都控制在十個字以內，明白而曉暢。

同時，這篇演講語言的口語化和形象化特點也是非常鮮明的，不拗口，還使用了一些非常形象生動的詞語。在闡釋如何解決人民內部矛盾時，他用了兩個非常形象化的詞語：“鈍化”和“冷處理”，五個字將工作的方式方法和要注意的方面都表達得非常到位。在闡釋重視知識分子的問題時，他用了“翹尾巴”一詞，還用了這樣一個非常形象生動的句子：“知識分子的頭剛剛抬起來，有極少數同志又想把他們壓下去。”形象生動地反映了在對待知識分子方面存在的問題和錯誤，令人印象深刻。在演講的結尾處演講者說道：“我們黨的每個細胞，都要毫無例外地為黨的肌體更加健康而努力奮斗。”非常形象地將每一個黨員比喻為黨的一個細胞，將黨比喻為一個肌體，這個肌體是由每一個細胞構成的，充分肯定了每一位黨員的重要作用。

該演講在語句方面還有一個非常突出的特點就是問句的使用。問句的使用非常多，有的時候在段首用一個或者一連串的問句將問題提出來，之后，再對這些問題進行一一闡釋。“什么是積極因素？例如發揚我們黨的光榮傳統，健全我們的民主生活，加強我們的法制等等。什么是消極因素？例如不正之風等等。”“成績從哪里來的？主要是黨的培養，執行了黨的正確路線，當然與個人的努力也是分不開的。錯誤從哪里來的？人們在錯誤路線下會犯錯誤，在正確路線下也可能犯錯誤，這里總有自己的一份責任。”這兩段話有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分別從正反兩方面來提出問題，再分別給予回答，在強烈的對比中將是非對錯闡釋得非常明確，對于糾正黨內長期存在的一些問題這樣的表達方法大有裨益。如“上級可不可能犯錯誤？中央可不可能犯錯誤？中央的負責同志可不可能犯錯誤？都有可能”，這樣的一連串問句表達效果非常強烈，起到了很好的強調作用。

此外，該演講不僅在總體布局上非常嚴謹，而且在每一個部分中對一些具體問題的闡釋也非常嚴謹、簡潔，例如：“遇到這種情況，第一，不要躺倒不干；第二，不要急急忙忙反擊。”“粉碎‘四人幫’以后，我們還搞了一段個人崇拜。危害之烈，莫此為甚。這樣搞，第一，根本不可能有黨的民主集中制；第二，根本不可能做到實事求是；第三，根本不可能解放思想；第四，不可避免地要導致一言堂、家長制等封建專制主義，并被某些壞人利用搞法西斯主義。”這樣條理化、簡潔化的分析總結，便于聽眾理解接受，信息量大。又如將黨內的一些不良作風歸納為“推、等、靠”，諸如此類的例子還很多，它們大大加強了演講的內容含量。

總之，胡耀邦的這篇演講無論在內容上還是在形式上都有諸多值得我們學習和深刻領會的地方，是一篇非常優秀的演講學習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