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桓秘書

習鑿齒

吾以去歲五月三日來達襄陽，觸目悲感，略無歡情。痛惻之事，故非書言之所能具也。每定省家舅，從北門入。西望隆中，想臥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縱目檀溪，念崔、徐之友；肆睇魚梁，追二德之遠；未嘗不徘徊移日，惆悵極多。撫乘躊躇，慨爾而泣曰：若乃魏武之所置酒，孫堅之所隕斃，裴、杜之故居，繁、王之故宅，遺事猶存，星列滿目。璅璅常流，碌碌凡士，焉足以感其方寸哉？夫芬芳起于椒蘭，清響生乎琳瑯。命世而作佐者，必垂可大之余風；高尚而邁德者，必有明勝之遺事。若向八君子者，千載猶使義想其為人，況相去之不遠乎？彼一時也，此一時也，焉知今日之才不如疇辰。百年之后，吾與足下不并為景升乎？

譯文

我于去年五月三日到達襄陽，觸目都是悲傷，一點快樂沒有。心中的惆悵與痛苦，不是用語言能夠表達的。每次必須看望舅舅，從北門進去。向西張望隆中，便思諸葛臥龍之行吟；向東眺望白沙，便想到鳳雛龐統之功業；向北登臨樊墟，便思念樊墟高士之胸懷；向南觀望城邑，便思念鉅平侯羊祜之高風；放眼檀溪，便懷念崔州平、徐元直之諍友；縱目遠望魚梁洲，便念龐德公和司馬德操之名士。每思念他們，我常常整日徘徊，惆悵不已。撫摸扶手，猶豫彷徨，感慨萬端，涕泗而下。如曹操兵不血刃得到襄陽，為慶祝勝利而置酒漢水之濱，孫堅進擊劉表在襄陽南風林關遇伏斃命，裴潛、杜襲昔日故居，繁欽、王粲曾經古宅。這些人的事跡還歷歷在目，故居遺址星羅棋布。他們人品猥瑣，平庸之輩，是不足以感動人心的。椒、蘭它們的花葉可以綻放芬芳，美玉與美玉相擊能產生悅耳的清音。應運而生成為輔佐大臣的人，必定會留下垂范后世的余韻流風，那些品德高尚的隱居者，也定會留下彰顯他們高風亮節的勝跡。像諸葛等八位君子，千百年后人們還會紀念緬懷，何況現在離他們還不遠呢。彼一時也，此一時也。難道今天就沒有人才出現嗎？否則，百年之后的人們會把我們當作劉表一樣看待的。

作者介紹

習鑿齒（317年？—383年），兩晉史學家，主要著作有《漢晉春秋》《襄陽耆舊記》《逸人高士傳》《習鑿齒集》等。其中《襄陽耆舊記》是有影響的人物志之一。齒初為荊州刺史桓溫的別駕，位列諸參佐之首。桓溫北伐時，也隨從參與機要。后桓溫企圖稱帝，習鑿齒著《漢晉春秋》以制桓溫野心。因忤桓溫，遷為滎陽太守。不久辭職歸鄉。習鑿齒亦通佛學，力邀著名高僧釋道安到襄陽弘法。亦在我國佛學史上產生一定影響。因習有腳疾，故有半人之稱，后襄陽為晉室收復，習鑿齒被征以國史職事，未就而卒。

賞析：襄陽風流士，己心辨清濁

《晉書·習鑿齒傳》載有習鑿齒寫給好友桓秘的一封信，我們稱為《與桓秘書》。方廣鋁先生在《道安評傳》中說是習鑿齒寫給弟弟的信，是不對的。桓秘是桓彝之第四子，桓溫之二弟，桓沖之四哥。桓秘，字穆之，少有才氣，不倫于俗。初拜秘書郎，其兄桓溫抑而不用。后為輔國將軍、宣城內史。以平定梁州刺史司馬勛叛亂之功，遷散騎常侍，徙中領軍。孝武帝即位之初，妖賊盧竦入宮，桓秘與殷康擊殺之。桓溫追究此事，“催罪者甚眾，秘亦免官”。為此，桓秘常“憤憤有不平之色”。桓溫病重之時，嘗與桓溫之子桓熙、桓濟謀廢桓沖。事泄，兩個侄兒被桓沖拘禁。桓秘亦因此被廢棄，“放志田園，好游山水”。后詔復散騎常侍終因恥與桓沖為伍，辭不應命。習鑿齒的這封信，可能寫于太和元年（366年）桓溫就任持節監梁、益二州征討諸軍事之后不久。

信寫得非常簡練。習鑿齒因不滿桓溫的心懷篡逆，以病辭去滎陽太守。回到襄陽之后，為襄陽歷史上的“命世作佐者”和“高尚邁德者”所感，覺得不能對桓溫謀篡坐視，而當繼續諫止。所以寫信給桓秘，希望桓秘能從中有所作為。桓秘也頗有才氣，素與鑿齒相親善。此前，桓溫為大司馬，朝政獨專。摧鑿齒為別駕，欲以為己用。鑿齒以舅父羅崇、羅友俱為州從事，自己職任不可在舅父之上為由而拒絕。“累經陳請”，惹怒了桓溫，被轉任西曹主簿。后又被桓溫派往京師，為時任丞相錄尚書事的司馬昱（簡文帝）雅重之。回來后，桓溫問習鑿齒：“相王何似？”習鑿齒回答說：“生平所未見。”因此“大懺溫旨，左遷戶曹參軍”，出為滎陽太守。時桓溫的篡逆已昭然若揭，他甚至說：“既不能流芳后世，不足復遺臭萬載邪。”鑿齒深惡之，以疾辭郡。回襄陽后，不僅寫了這封信，以蜀漢為正統，曹魏、孫吳為篡逆。晉滅蜀漢取得正統，平吳而統一天下，寄寓譏諷桓溫篡逆之意。

這封信懷古明志，感情激越，有明確的針對性，大丈夫當流芳后世，絕不可遺臭萬年。告誡桓氏，當做襄陽歷史上“八君子”那樣的人，而不要做“璅璅常流，碌碌凡士”。開篇兩句，除交代回襄陽的時間之外，主要表述自己回來后的情感之悲。“觸目悲感”，說明悲的范圍至大：“略無歡情”，說明悲的程度至深。這是概寫悲情。究竟如何悲苦？當做具體描述。所以，習鑿齒補充一句：“痛側之事，故非書言之所具也。”內心的痛苦和惆悵，是不能用文字書寫詳盡的。僅此兩句，我們看到了一個愛國者關心朝政，憂心如焚的形象。

接著一段，寫“觸目”所見襄陽“八君子”遺跡。習鑿齒的舅父羅崇、羅友，住在襄陽城內，他非常敬重他們，所以要“每定省家舅”。“從北門入”，交代方位。鑿齒家在襄陽城南的習家池，照說當從南門入。從北門入，當另有情由。或因足疾不便路行，而乘舟泛漢水而至？或是一種暗示，告知桓秘，自己的足疾未愈，依然不便行走。當然，也就不能要求復職，去為桓氏效力。“西望隆中，想臥龍之吟”，寫諸葛亮躬耕隆中，抱膝長嘯《梁甫吟》。因其志向遠大，有經天緯地之才，被漢南名士龐德公題品為“臥龍”。后來輔佐劉備，成為一代賢相。習鑿齒對他非常仰慕，曾親往其故宅憑吊，并為撰《諸葛故宅銘》銘中盛贊諸葛亮為“達人”“偉匠”。“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寫龐統。“白沙”是地名，龐統家居。《水經注》“襄陽城東有東白沙，白沙北有二洲。”“龐士元居漢之陰，在南白沙。”“鳳雛”是龐德公對龐統的題品。他為劉備入蜀立國出謀劃策，并為此獻出了寶貴的生命。“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寫隱于樊墟的高士。《漢晉春秋》載：“桓帝幸樊城，百姓莫不觀，有一老父獨耕不輟。議郎張溫使問焉，父笑而不答。溫因與之言，問其姓名，不告而去。”范曄《后漢書》所載更為詳盡，有老父回答張溫的一段話：“請問天下亂而立天子耶？理而立天子耶？立天子以父天下耶？役天下以奉天子耶？昔圣王宰世，茅茨采椽而萬人以寧。今子之君勞人自縱，逸游無忌，吾為子羞之，子何忍欲人觀之乎！”由此可見這位隱者的思想境界之高，見識之超邁。范曄是南朝宋人，習鑿齒是晉人，所著《漢晉春秋》在前，而《后漢書》在后。不知范曄為何將這事記入，且將樊城老父改稱“漢陰老父”?“樊墟”即樊城。因樊城為古鄧國之地，故稱這不知姓名的老父為“鄧老”。“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寫鉅平侯羊祜。西晉之初，羊祜鎮襄陽，籌劃深遠，為平吳統一天下做了大量工作，建立了不朽的功業。所謂“羊公之風”，我們可以引晉·李興《羊公碑》中的話來說明之：“德擅規模，仁成慈惠。氣量深宏，容度廣大”。“知大同之業，思王道之則，齊其士人，均其利澤。軍無虞警，民不疲勞。農勸盈疇，百姓布野。群黎被德，殊俗望風。”《晉書·羊祜傳》載，政事之余，“祜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嘗對從事鄒湛等說：自有宇畝，便有此山。古來今往不知有好多人歌臨此山，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如死后有知，我魂魄猶登此山。湛說：公德冠四海，威望學問令人敬佩，必與此山俱傳。羊祜死后，為紀念他，“襄陽百姓于峴山祜平生游憩之所建廟立碑，歲時享祭。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之為墮淚碑。接下去寫崔州平、徐元直。此二人在劉表治下的荊州與諸葛亮為友，他們住在襄陽西南的檀溪。南朝宋·盛弘之《荊州記》云：“襄陽城西南有徐元直宅。”二人中徐元直對諸葛亮出山為蜀漢承相，有舉薦之功。“肆睇魚梁，追二德之遠”，寫龐德公和司馬德操。因為他們的名字中皆有一個德字，故稱“二德”。加之，二人皆為當時德高望重的名士，故亦可稱“二德”。“肆睇魚梁”的意思是：縱目遠望魚梁洲。魚梁洲在襄陽東北的漢水中，龐德公住在這里。司馬德操、徐元直、諸葛亮等人經常在龐公家聚會。所謂“遠”，是指情操、品德高邁、致遠。以上八人，習鑿齒稱之為“八君子”。其中諸葛亮、龐統、羊祜等，則當屬習鑿齒所謂之“命世而作佐者”，這樣的人，“必垂可大之余風”。而鄧老、龐公、司馬德操等則應屬習鑿齒所謂“高尚而邁德者”，這樣的人“必有明勝之遺事”。正是這些“余風”“遺事”，令習鑿齒不能釋懷。每至襄陽“未嘗不徘徊移日，惆悵極多”。以至于“撫乘躊躇，慨爾而泣”。這一段連用了六個俳句，寫得氣勢非凡。“若乃”以下，則是另一層意思，不像是習鑿齒流著眼淚所說的話。

同“八君子”相比，曹操、孫堅、裴潛、杜襲、繁欽、王粲等人，雖然“遺事猶存，星列滿目”，但他們皆“璅璅常流，碌碌凡士”，是不足以感動人心的。“魏武之所置酒”，是指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南征劉表，劉表病卒，其子劉瓊投降，曹操兵不血刃得到襄陽，為慶祝勝利而置酒漢水之濱，幕府文人作賦言詠之事。“孫堅之所隕斃”，是指初平二年（191年）孫堅進擊劉表，在襄陽南風林關遇伏斃命之事。在以漢為正統的習鑿齒來看，曹操、孫堅二人皆為亂巨賊子。“裴、杜之故居”，裴指裴潛，字文行，河東聞喜人。“避亂荊州，劉表待以賓禮”，與避亂荊州的王粲、司馬芝親善。杜指杜襲，字子緒，潁川定陵人。繁欽之師。同樣“避亂荊州，劉表待以賓禮”。劉表的以禮相待，并沒有贏得此二人的好感，后來二人皆投入曹操的麾下。他們在襄陽的“故居”，今不知在何處。“繁、王之舊宅”，繁指繁欽，字休伯，潁川定陵人。師事杜襲，以文才機辯，得名于潁、汝。避亂依劉表，“數見奇于表”。在杜襲以斷絕師生關系相威逼下，遠離了劉表。王指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十六歲來襄陽依劉表，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南征，極力勸諫劉瓊投降，被曹操封為關內侯。在襄陽十五年，與繁欽同住城北十里的萬山之麓。《襄沔記》載：“繁欽宅、王粲宅，并在襄陽，井臺猶存。”盛弘之《荊州記》云：“襄陽城西南有徐元直宅，其西北八里方（萬）山，山北際河水，山下有王仲宣宅。”以上四人，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身在襄陽，心在鄴下”。享受著劉表給予的賓禮，卻說著劉表的壞話。尤其是王粲最不該背叛劉表，劉表待他不薄。他的才藝在襄陽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和發揮，他在文學史上的崇高地位的基石在襄陽，但他卻成了堅定的投降派。難怪要在《昭昧詹言》對其撻伐：“仲宣工于干諂，凡媚操無不極曰頌揚，犯義而不顧。”并且指責他“無節”“無羞惡是非之心”。習鑿齒視之為“璅璅常流，碌碌凡士”，應該說還是比較客氣的。璅璅：本指細微、細碎，引申則指人品猥瑣。

在“八君子”與“六常流”對比之后，習鑿齒感慨頗深。“芬芳起于椒蘭，清響生乎琳瑯”。“椒蘭”是兩種植物，它們的花葉可以綻放芬芳。“琳瑯”是美玉的統稱，美玉與美玉相擊能產生悅耳的清音。這是隱喻，是對“八君子”的禮贊。“命世而作佐者，必垂可大之余風；高尚而邁德者，必有明勝之遺事。”意思是說，應運而生成為輔佐大臣的人，必定會留下垂范后世的余韻流風；那些品德高尚的隱居者，也定會留下彰顯他們高風亮節的勝跡。這兩個對句，依然是對“八君子”的極力頌揚。“千載猶使義想其為人”,“千載”是夸張東漢末諸葛亮躬耕隆中之時至東晉習鑿齒寫此信之時，不足二百年。如果從羊祜鎮守襄陽算起，則不足百年。“千載”只能是一種夸飾。“義想”,“義”或通“議”，議論緬懷。“彼一時也”指漢末、西晉時代，即“八君子”建功立業的時代。“此一時也”，指東晉桓氏當權的時代。江山代有才人出，“焉知今日之才不如疇辰”。這里似乎仍在暗示桓氏，當以“八君子”為楷模，尤其是應以諸葛亮、羊祜等“命世作佐者”為榜樣，抓住當前機遇，為東晉王朝建不朽之功業。最后一句：“百年之后吾與足下不并為景升乎？”信是寫給桓秘的，所以“足下”指桓秘，是對桓秘的敬稱。意思是我們應當正視現實，為國家做一些事情，否則的話，百年之后的人們會把我們當作景升一樣看待的。“景升”，劉表，字景升，漢末荊州牧。時人郭嘉說他：“座談客耳！”賈詡說他：“無能為也。”習鑿齒大概是認可了他們的看法，才如此說。其實，劉表并非是無所作為的人。桓秘最終還是做了桓溫的幫兇。《晉書·簡文帝紀》載，咸安元年（371年）冬十一月“辛亥桓溫遣弟秘逼新蔡王晃詣西堂，自列與太宰武靈王謀反。帝對之流涕。溫皆收付廷尉”。《資治通鑒·晉紀》所述稍詳，桓溫派遣其弟桓秘挾持新蔡王司馬晃到西堂，威逼司馬晃承認參與謀反。司馬晃被逼無奈，叩頭自列反狀，承認與司馬晞及其子司馬綜、著作郎殷涓、太常長史庾倩、椽曹秀、舍人劉強、散騎常侍庾柔謀反。致使簡文皇帝也沒有辦法，只有流淚的份。桓秘辜負了習鑿齒的良苦用心。

習鑿齒寫的這封短信，明確地表述了他對漢末至晉初發生在襄陽的歷史事件的看法，以及對生活在襄陽的歷史人物的評價，反映了他以漢晉為正統的歷史觀。同時，這封短信有極強的針對性，是對當時桓溫企圖謀篡的揭露和旗幟鮮明的表態。同時，它又是一篇精美的散文。它以懷古的方式，用對比、排比、議論、抒情等文學手段，揮灑翰墨，成就了一篇不可多得的藝術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