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殺而不可使為奸

可貴可賤也，可富可貧也，可殺而不可使為奸也。(《仲尼》)

【鑒賞】 君主制，實在是人類社會發展不得不面對的一種尷尬。人總是要生活在一定的社會群體中的。社會群體必須要有結構秩序。時代越靠前，社會對這種結構秩序的需求就越迫切。這樣，總領其事的權威君主的出現就成為必然。具體到中國，小農經濟的脆弱性又天然要求這種權威君主以世襲制的方式長期存在。于是，“事君”作為一種義務，就在社群內部長期固定下來了。

不同于歐洲騎士之侍奉領主，日本武士之忠于將軍，中國的士大夫除了“事君”之外，還有另一種“事”，那就是“事天”。

中國一向缺乏成型的宗教，但沒宗教不代表沒信仰。從上古開始，在中國士大夫心中，就一直存在著一個“天”的意識。“天”高于“天子”，這應該是中國士大夫共同的信念。所謂“事君”，實是要以“事君”的外在形式，來行使“事天”的實質內容。

但如同任何事物一樣，形式與內容往往要產生沖突。如果每個“天子”都能夠做到“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詩經·大雅·大明》)，那大家自然可以心甘情愿地“媚于天子”(《詩經·大雅·卷阿》)。可如果“天子”逆“天”而行呢?我是遵從“天子”，還是越過“天子”直接去“替天行道”? 面對這樣的抉擇，人往往是要精神分裂的。

到得后來，隨著君主集權制的逐步確立，中國人精神世界里的宗教感也越來越淡薄，所謂“事君”和“事天”，也就漸漸地不再有什么區別了。“事君以事天”變成了“事君即事天”。古老的“事天”，不再具有形上感，而成了一種微妙的用心藝術。對于這樣一種藝術，描述得比較細致的是荀子，他說：

主尊貴之，則恭敬而僔;主信愛之，則謹慎而嗛;主專任之，則拘守而詳;主安近之，則慎比而不邪;主疏遠之，則全一而不倍;主損絀之，則恐懼而不怨。貴而不為夸，信而不處謙，任重而不敢專，財利至則善而不及也，必將盡辭讓之義然后受。福事至則和而理，禍事至則靜而理。富則施廣，貧則用節，可貴可賤也，可富可貧也，可殺而不可使為奸也。是持寵處位終身不厭之術也。(《仲尼》)

這好像是在向人傳授“事君指南”。其實不然。這是在說“事君”，但也是在說“事天”。只是這種“事天”與“事君”高度重合，只有在其道德底線“可殺而不可使為奸”那里，才依稀透出一點古老的“事天”本色。

儒家的“天人合一”，到此可以說走到了盡頭。

真正的“事天”，必須擺脫“事君”的枷鎖，如莊子那樣，揮斥八極，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這在過去，只有“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修行人能夠做到，而在封建君主制業已廢除的今天，則應該可以普遍地實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