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籍、寓言故事·二母爭兒》原文與賞析

二母人共諍一兒，詣王相言。時王明黠，以智權計，語二母言：“今唯一兒，二母召之。聽汝二人，各挽一手，誰能得者，即是其兒。”其非母者，于兒無慈，盡力頓牽，不恐傷損;所生母者，于兒慈深，隨從愛護，不忍曳挽。王鑒真偽，語出力者：“實非汝子，強挽他兒。今于王前，道汝事實。”即向王首：“我審虛妄，枉名他兒。大王聰圣，幸恕虛過。”兒還其母，各爾放去。

《二母爭兒》選自《賢愚經》。《賢愚經》是《賢愚因緣經》的略稱，舊題“元魏·(涼州)慧覺等在高昌郡譯”。

《二母爭兒》這則寓言故事旨在宣揚賢愚因緣。因緣，佛教通常把因和緣加以區別，從產生結果來說，親生是因，疏助是緣。這里的因緣，是說因即是緣，就是直接產生果的因。因緣學說，是佛祖釋迦牟尼于生活中悟出來的。相傳釋迦牟尼出家后，到深山幽谷去尋求解脫人生痛苦的途徑。他先實行苦行，七天吃一餐(“自餓法”)，穿鹿皮、樹皮，睡在鹿糞、牛糞上面。六年后身影消瘦，形同枯木，仍一無所得。后來他決心重新進食，并在菩堤樹下盤腿靜坐，沉思默想，一連七天七夜，終于意識到人生的痛苦來源于認識上的“無明”(即愚昧無知)和思想上的煩惱，認識到世界萬物是變化的，人生是無常的。只要拋棄對外在物質的追求，斷除私心邪念，尤其是對愛情、生存、金錢、權力的欲望，多多行善，來世就會有好的命運。這樣也就證得了“正覺”(大智慧)，成為“佛陀”(大徹大悟的覺者)，成為“佛”。

釋迦牟尼認為，人生現象概括起來無非是相對立的兩個方面，四種情況：一方面是染污的，包括苦和集;另一方面是清凈的，包括滅和道。“苦”是痛苦現象，“集”是產生痛苦的原因，“滅”是消滅痛苦的結果，“道”是消滅痛苦的途徑。佛教把苦、集、滅、道稱之“四圣諦”，也稱“四真諦”，簡稱為“四諦”。這“四諦”，就是所謂神圣“真理”，也是關于生死和涅槃的因果的理論。“四諦”說作為原始佛教的基本理論，一直為后來的佛教學者所承認和繼承，是佛教各宗各派所共同信奉的根本教義。

釋迦牟尼還觀察人生的過程，把人生分為許多部分，其中講得比較多的是十二因緣。十二因緣的名稱，是后來固定化的：①無明、②行、③識、④名色、⑤六處、⑥觸、⑦受、⑧愛、⑨取、⑩有、(₁₁)生、(₁₂)老死。釋迦牟尼是以老死開始推演出十二因緣來的。從十二因緣的序列結構來說，無明(無知)為緣就引起“行”，直到“生”為緣就引起“老死”。這就是說，十二因緣是彼此互為因果聯系的一個序列，前因引起后果，后果為因又繼續生起他果，人生就是由這樣十二個前后彼此相聯的環節所構成。十二因緣就是佛教理論基礎“緣起”說的典型表述。釋迦牟尼從分析人生過程出發，提出緣起說，認為世界上的一切現象，都是因果關系，也就是互相聯系、互相依賴、互為條件、互為因果的。

《二母爭兒》故事中的國王，是一位“明黠”——聰明賢能的國王。在他接受兩個婦女爭(諍：同爭)兒的訴訟之后，決定用智權(權：權衡、考查)之計，辨別真偽。他對兩個婦女說：“今唯一兒，二母召之。聽汝二人，各挽一手，誰能得者，即是其兒。”“明黠”是因，“智權計”是果。兩個婦女按照國王的分咐，開始拉曳，其中那個冒充小孩母親的，為了得到孩子，拉著孩子的手，不顧孩子死活，拼命用勁拽，對于孩子絲毫沒有慈愛之心。孩子的親娘，愛子心切，唯恐傷害孩子，不忍心硬拉拽，結果跟隨孩子被拽過去。國王看著兩個婦女拉孩子的情態，鑒別出真偽： “隨從愛護，不忍曳挽”的，是出于對孩子深厚的慈愛，斷定她是孩子的親娘;相反，對孩子“盡力頓牽，不恐傷損”的，對孩子沒有慈愛之心，斷定她不是孩子的親娘。這是用 “智權計”的果，“智權計”就成了因。因為國王鑒別出真偽，才對 “出力者”說： “實非汝子，強挽他兒。今于王前，道汝事實。”所以 “出力者”才向國王承認：我審(審：這里是確實，果然的意思)虛妄，枉名他兒。”并說： “大王聰圣，幸恕虛過。”由于 “出力者”承認自己 “枉名他兒”，才把孩子歸還他的親娘。故事贊揚了聰明賢能的國王，宣揚了佛的 “因緣”說。故事中 “出力者”，由于自己的 “虛妄”才去，“枉名他兒”; 又則于 “枉名他兒”，才不得不請求大王 “恕虛過”。從十二因緣的序列結構來說，“出力者”，由于 “無明(無知)”為緣就引起了自己 “枉名他兒” 的行為過錯。故事中孩子的親娘，由于自己對孩子的慈愛，又得到了孩子。從整個故事來看，可以悟出，對孩子慈愛者，得到孩子，是善有善報;虛妄者，不僅沒能得到孩子，還犯了 “虛過”，是惡有惡報。故事諷喻那些虛妄者，應去虛妄，去貪欲，去 “無明”，多多行善。

佛經里的寓言是古代印度 (古稱天竺)人民智慧和經驗的結晶，魯迅稱贊它是 “大林深泉”。佛經寓言傳入中國以后，中國文學注入了新鮮血液。魏、晉、南北朝以后的許多中國文學作品，吸收和融合了佛經寓言，有的作品，干脆就直接襲用了佛經寓言的題材和內容。魯迅先生的《中國小說史略》，即舉出中國南朝梁的 《續齊諧記》 中 《陽羨書生》一篇，證實該文內容系出于 《舊雜譬喻經》中的寓言。所以他說： “魏晉以來，漸譯釋典，天竺故事亦流傳世間，文人喜其穎異，于有意或無意中用之，遂蛻化為國有。”《二母爭兒》 的故事情節，后來就被元人李行道移植到元雜劇公案戲 《包待制智賺灰欄記》中，把它敷演成包公判案的故事： 劇中寫富翁馬均卿，娶張海棠為妾，生一子。大婦淫惡，與奸夫合謀，用藥毒死丈夫，反誣海棠是兇手; 因己無子，又復強奪海棠之子為己所生圖謀財產。后經包拯審斷，剖析真偽，事乃大白，正義得以伸張。審判的方法： 用石灰在階下畫一欄(圈、格子)，讓孩子站在欄內，叫兩婦人在外面拖拽，窺其不肯用力者為兒的生母。包拯灰欄斷案與 《舊約》 中所羅門王以劍判爭兒案頗相類似，1832年，《灰欄記》被譯成法文，傳到歐洲。1945年，德國大戲劇家布萊希特，推陳出新，據此劇寫成著名話劇《高加索灰欄記》。《二母爭兒》這則寓言故事，不僅影響了中國的文學創作，也間接影響了西方文學，堪稱中外文學交流史上的佳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