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皇帝》劇情簡介|鑒賞|觀后感

1988 彩色片 165分鐘

意大利揚科電影公司/英國道奧電影公司/中國電影合作制片公司聯合攝制

導演： 貝爾納多·貝爾托魯齊 編劇：馬克·貝皮羅 貝爾納多·貝爾托魯齊 翁加里·恩佐 攝影：維多里奧·斯多拉羅主要演員：尊龍(飾溥儀) 陳沖(飾婉容) 彼得·奧圖爾(飾莊士敦) 英若誠(飾管理所長) 鄔君梅(飾文繡) 坂本龍一(飾甘粕)池田文彥(飾吉岡)

本片獲1988年美國影藝學院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改編劇本、最佳服裝、最佳作曲、最佳剪輯、最佳音響效果、最佳攝影和最佳美工九項奧斯卡金像獎，法國電影凱撒獎最佳外語片獎

【劇情簡介】

1950年，清王朝廢帝、中國戰犯從蘇聯被押回中國。火車抵達中蘇邊境的滿洲里火車站后，溥儀認為此去性命難保，便溜進衛生間企圖割腕自殺。中國戰犯管理所所長發現情況有異，急敲衛生間的門。

敲門聲使溥儀陷入了回憶。1908年的一個冬夜，清宮衛隊長敲開了醇親王府的大門，按慈禧太后旨意把三歲的溥儀接進宮中教養，準備接位。

在香煙繚繞的坤寧宮內，即將咽氣的慈禧接見了溥儀，告訴他要即日登基。

在太和殿上隆重舉行登基大典時，溥儀在大臣陳寶琛身上發現了一個裝著蟈蟈的小籠子。他對蟈蟈的興趣顯然要超過幾千名跪在他腳下的文武大臣。登基之后，溥儀成了世界上最缺少管教、也是最孤獨的孩子。

溥儀從回憶中驚醒過來。他已被管理所長救起，從此開始了接受審判、接受改造的囚徒生活。他在監獄里遇見了他的胞弟溥杰，于是又回想起40年前的往事：

在養心殿院中，溥儀和溥杰玩得正起勁。他已長到6歲，但還在吃乳母的奶。他已經懂得皇上握有無上的權力，并開始肆意捉弄虐待太監們。這時傳來消息，辛亥革命成功，溥儀被廢黜，他只是“紫禁城內的皇上”了。

1919年，英國教師莊士敦受聘入宮，14歲的溥儀開始接受西方文化的熏陶。在莊士敦任教的4年里，溥儀不僅在生活方式上逐步發生劇變：學會了騎自行車，戴上了眼鏡，剪掉了辮子，穿上了西服，學會了跳舞、打網球，并且朦朧地向往西方的民主政治。盡管他在1922年仍按舊制娶了婉容為“皇后”、文繡為“皇妃”，他的心已飛向英國、飛向牛津大學。

鏡頭又回監獄。溥儀被要求交代他的全部歷史：

1924年夏天，一隊馮玉祥部下的士兵突然包圍了故宮，迫令溥儀遷出紫禁城。溥儀在莊士敦陪同下，帶著婉容和文繡第一次進入了宮外的世界。在日本人的庇護下，溥儀到天津過起寓公的生活。不久后，文繡恥于她的如夫人地位，毅然出走了。日本人加緊了對溥儀的控制，一個名叫東寶的女特務被派駐在婉容身邊，莊士敦也不得不于1931年離開了溥儀。1934年，日本侵吞了東北三省后，便要求溥儀出任所謂“滿洲國”的皇帝。一心想復辟的溥儀不顧婉容、陳寶琛等人的勸戒，以“中國背棄了我”為理由自愿去長春登上了“滿洲國皇帝”的寶座。婉容自甘墮落，吸上了鴉片，和溥儀的距離越來越遠，當她和司機的奸情敗露，私生的孩子被燒死后，她精神失常，被日本人送走了。溥儀在日本人甘粕和吉岡的監護下，嘗夠了當兒皇帝的屈辱滋味。直到1945年8月日本無條件投降，“滿洲國”解體，溥儀出逃未遂，在長春機場上被蘇軍俘獲，才結束了他的丑惡的“前半生”。

在溥儀交代他的罪惡歷史時，鏡頭不時回到監獄的牢房，在整整10年的關押期間，溥儀已從一個連衣服都不會穿的“皇上”鍛煉成一個能自理生活并從事一些輕微勞動的平民。當鏡頭最后一次回到現實中來時，監獄大院里正在舉行大會，宣布特赦一批戰犯的命令。時間是1959年。溥儀是被特赦的一個。

溥儀獲釋后在北京植物園任職。8年后的某一天，“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已經開始，生活中的一切秩序，甚至連紅綠燈的含義也都被顛倒了過來，溥儀在騎自行車回家的路上忽然遇到了一隊被紅衛兵押著游街的“牛鬼蛇神”。溥儀無比驚訝地發現，在那頭戴高帽、脖上掛著名牌的一群人中，居然有當年戰犯管理所的所長。溥儀急忙上前告訴紅衛兵說，“同志，你們一定弄錯了，我認識這個人，他是好人。”紅衛兵回答說，“他是皇帝的走狗，修正主義分子，死不改悔的右派。”

被攪糊涂了的溥儀踽踽獨行來到故宮博物院。這里已沒有游人。他獨自登上太和殿，告訴在那里守衛皇帝寶座的兒童紅衛兵說，“我是中國的皇帝”。為了證明這一點，他從寶座的座墊下掏出了50年前從陳寶琛那里取來的蟈蟈籠子。在紅紅的夕照下，一只蟈蟈從籠子里爬了出來。

又一個夏天。一個導游在太和殿前向來自異國的游客們高聲介紹：“這是太和殿，中國最后一個皇帝愛新覺羅·溥儀在這里登基，那時他才3歲。1967年，他在北京逝世……”

【鑒賞】

貝爾納多·貝爾托魯齊是意共黨員，既是優秀的詩人，又是杰出的電影導演。他21歲時就當上了名導演帕索里尼的副手，拍攝了《乞丐》(1961)。作為詩人，他22歲時就出版詩集，并獲得詩壇的一項大獎。他在1972年拍攝的《巴黎的最后探戈》和在1979年拍攝的《月亮》，都曾以細致刻畫人物的心靈扭曲而轟動西方世界。他也拍攝過一些政治色彩很濃的影片，如批判法西斯主義的《隨波逐流的人》(1970)和追敘意大利半個世紀以來的革命歷史的《1900年》(1976)，但在這類影片里，貝爾托魯齊也保持了他的影片的一些基本特征：注重人物的心理活動、人和環境的復雜關系，注重作品的形式美和觀賞性。《末代皇帝》也不例外。

貝爾托魯齊為什么要拍攝中國末代皇帝溥儀的一生? 有人向他提出過這個問題，他也作了回答。然而引用他的話是沒有多大意義的，因為藝術家們對自己的創作意圖的即興式解答，往往并不準確，甚至由于多種原因而恰恰相悖。例如貝爾托魯齊曾告訴他的中國朋友說，溥儀的《我的前半生》一書里有這樣一段話：“‘人’這是我在開蒙讀本《三字經》上認識的第一個字，可是在我前半生中一直沒有懂得它。有了共產黨人，有了改造罪犯的政策，我今天才明白了這個莊嚴字眼的含義，才做了真正的人”他說，“這是這本書的主題，我們影片就要反映主題。”然而在影片《末代皇帝》里，溥儀何曾明白過“人”這個莊嚴字眼的含義，又何曾做過“真正的人”呢。

“真正的人”是具有獨立人格的人，是具有堅定信念的人。并不是每一個人都愿意或能夠成為真正的人的。在《末代皇帝》里，溥儀的“悲劇”恰恰在于他活了一輩子，包括他的后半生，卻從未做過“真正的人”。當然，這個“悲劇性的”溥儀是貝皮羅、貝爾托魯齊和恩佐筆下的“溥儀”，是西方人眼里的“溥儀”，是“另一個溥儀”。

溥儀的一生誠然是悲劇性的。他從3歲起當上了皇帝，整整37年，作為稚帝、廢帝和兒皇帝，他始終是個傀儡，緊接著是蹲監獄，做了14年的犯人，但是他畢竟在他生命的最后8年里過上了真正的人的生活。然而在《末代皇帝》里，這8年卻一閃而過，人們看到的只是一只全身發黑的蟈蟈，作為溥儀的象征，它從未離開過籠子。用貝爾托魯齊自己的話來說，“溥儀后半生受再教育的經驗，這對我們西方人來說，是很難理解的。”

正因為《末代皇帝》里的溥儀只是西方人眼里的溥儀，說得更具體些，這個溥儀乃是莊士敦的《紫禁城里的黃昏》中的溥儀，因此，陳寶琛名為太傅，卻只能在皇帝身邊當個擺設，真正教會溥儀“眼睛朝前看，筆直往前走”地做人，使溥儀能透過眼鏡片“看清世界真相”，一句話，使溥儀明白“人”這個莊嚴字眼的含義的，乃是英國人莊士敦。是莊士敦使溥儀懂得了民主自由的真諦，以致去東北當日本人的兒皇帝并非出于復辟的愿望，而是旨在“利用日本人”來實現民主自由的理想。溥儀在戰犯改造所里說，那批偽滿的高官們實際上仍是偽滿的人，因為“人是根本不可能被改造的”。負責改造他的人證明在“真正的革命者”紅衛兵眼里是“牛鬼蛇神”，足見改造原是一場鬧劇。

為西方觀眾拍攝的《末代皇帝》對“改造”不感興趣是理所當然的。在影片里，“改造”無非是審訊，勒令交代，由改造所所長對照著《紫禁城里的黃昏》里的記載來逼供。此外，“改造”就無非是一個引出登基、大婚之類豪華壯麗的大場面，引出皇宮大內、皇家府邸內種種光怪陸離的生活場景的劇作結構元素而已。在表現一些大場面時，鏡頭都力求平實，采取均衡布光，平緩推拉，務使觀眾看清看夠。尤其是大量在故宮實地拍攝的珍奇鏡頭，千百件清宮服裝彩飾和內廷擺設，都足以高度滿足西方觀眾的獵奇心理。

于是我們恍然大悟，盡管制片人和導演隆重地聘請了極有權威性的中國歷史顧問，若有其事地大量閱讀了有關的歷史資料，《末代皇帝》實際上并不是一部嚴肅的政治歷史影片。它只是想給西方觀眾講一個“當代最特殊角色的神奇故事”，一個“東方的彼得·潘”(美國劇作家巴里筆下的一個永不長大的孩子)的故事(貝爾托魯齊語)。

講故事和講歷史完全是兩回事。講故事的目的是娛樂觀眾，而不是傳授歷史知識或進行歷史批判。講故事意味著把生活中最精采、最吸引人的片段剪接起來，為觀眾制造一幅神奇的生活幻景，使觀眾在大悲或大樂中為之忘情。講故事意味著絕不為“忠實于歷史”而犧牲娛樂價值，也絕不為“尊重歷史真實”而限制自由想象。于是，慈禧便會死在十八羅漢圍繞、充滿神秘氣氛的廟堂里，她對年僅3歲的溥儀的最后遺言竟會是“皇宮里只有皇帝一個人才是真正的男人”。在莊嚴肅穆的登基大典上，溥儀可以隨便離開寶座，在跪拜如儀的文武百官隊伍里亂竄亂跑，還在一個官員身上找出了一個叫聲清脆的蟈蟈。大婚之夜，溥儀和婉容一見如故，言語投機，但鑒于相互尚無了解，暫且分居。很難想象這類無視大清國典章禮制的有趣場面會是認真考據史料的成果。及至公元1949年之后，改造所的老所長居然精通英文，能不斷從莊士敦的著作里找出溥儀的罪證，被特赦未久的甲級戰犯在冒犯了紅衛兵后仍平安無事，在“破四舊”的狂潮中，昔日的皇帝居然可以大搖大擺地去故宮撫今追昔，而且神奇地從寶座下找出了50多年前的老蟈蟈。

當然，貝爾托魯齊作為一貫重視他的影片的哲理——心理內涵的電影導演，諸如此類的自由想象也并非出于純娛樂目的。我們不難從中窺見他試圖用西方文明的價值觀念來重塑溥儀形象，重新解釋這一人性悲劇的努力。然而，《末代皇帝》離我們的歷史片觀念太遠太遠(它畢竟是寫歷史上的眾所周知的真人真事的)，因此，它在美國獲得多項奧斯卡獎，而我們則感到難以接受，均屬理所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