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衛·休謨(David Hume，1711—1776)， 十八世紀英國資產階級思想家，近代哲學不可知論的創始者，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早期代表之一。

休謨出生在蘇格蘭愛丁堡一個沒落的貴族地主家庭。1723年，他進愛丁堡大學希臘語班學習，但沒有畢業。家里想培養他當律師或經商，都沒有如愿。他自己決意從事哲學研究和著述活動。1735—1737年他旅居法國，住在過去笛卡兒上學的地方拉夫累舍的耶穌會學校附近，潛心撰寫他的主要哲學著作《人性論》。該書于1737年完稿，1739—1740年在英國出版。休謨將自己的新作寄贈給亞當·斯密。后者當時是格拉斯哥大學的學生，才17歲，但已嶄露頭角。可能是經該校老教授、著名的倫理學家赫起遜的介紹，兩人結識，并從此結下了終生的友誼。1741—1742年，休謨匿名發表《道德和政治論集》(兩卷集)，開始獲得聲譽。兩年后，休謨的朋友設法替他在愛丁堡大學謀取倫理學教授席位，但該校校務會議借口他宣揚無神論而予以拒絕。

1746和1747年，休謨兩度擔任圣·克萊爾將軍的秘書，曾隨

他出使維也納和都靈。在都靈期間，休謨將《人性論》第一編《理智論》改寫為《人類理解研究》，于1748年在倫敦出版。次年他因母喪回愛丁堡。以后幾年陸續寫成了《自然宗教對話錄》(死后出版)、《道德原理研究》(1751)、《政治論集》(1752)和《宗教自然史》(1757)等著作。1752年休謨被推選為愛丁堡律師協會圖書館館長。此時他開始撰寫《英國史》(1—5卷，1754—1762)。1763年休謨隨赫爾福德伯爵出使法國，任使館秘書和代理公使。1767年任負責外交事務的副國務大臣，1769年退休。1776年因患腸胃病逝世。

休謨所處的時代是一個歷史的轉變時代。英國資產階級已經成為統治階級，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高度發展，工業革命已開始進行。資產階級既要繼續保持同地主貴族的聯盟，又要求對這種妥協作有利于資產階級的調整，進一步擴大自己的勢力，適應資本主義生產發展的需要。作為自己時代和階級的產兒，休謨既有保守的一面，也有要求社會前進的一面。他反對封建教權派干預國政，反對他們煽動的宗教狂熱，制造的宗教恐怖，而主張宗教寬容，并且維護“公眾的自由、科學、理性和實業”的發展。恩格斯說，他“對當時英國迅速發展的資本主義社會作了進步的和樂觀的贊揚，因而他的論著自然要博得資本主義社會的‘贊許’。”①可是，休謨在自己著作中，又宣揚對執政長官的“忠順”，表露出對民眾“騷亂”的畏懼，甚至聲言寧愿在英國看到君主專制，也不愿看到民主共和國出現。他在《英國史》中，對在革命風暴中被人民送上斷頭臺的國王查理一世寄予同情。

然而，休謨的真正意圖，決不是要復辟封建專制制度，而是維護由資產階級控制議會的君主立憲制。他之所以提出君主專制在英國出現的可能性，主要是為了警告資產階級和新貴族代表人物，要他們緩和黨派斗爭，維系兩者的政治聯盟，以便共同防止人民革命運動的再起，同時也避免封建專制制度的復辟，為迅速發展生產力提供有利的社會政治環境。他曾經明確說過：“如果說我們有理由更多地注意謹防君主專制，因為從那方面來的危險是更為迫切的;那末，我們也有理由更多地提防民眾政府，因為那種危險是更為可怕的。這可以給我們一個教訓：要求在我們所有的政治論爭中保持中庸適度。”

休謨的哲學，也表現出調和妥協的中間派的特色。列寧指出：“恩格斯把哲學體系基本上分為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 把近代哲學中的休謨路線看作是介于兩者之間、動搖于兩者之間的中間派”。①

休謨從洛克經驗論出發，認為感性知覺是我們認識的唯一對象。他把知覺分為兩類，即印象和觀念;而人類全部知識的對象和內容就是感性觀念及其相互關系。休謨斷言，人的心靈無論怎樣馳聘遠翔，上至蒼天，遠至宇宙的盡頭，終歸不能超出感性經驗的范圍。這樣，休謨就把洛克所確立的經驗論貫徹到底，排除了超出經驗之外或之上的任何東西。這是休謨哲學的一個特點。

但是，休謨并沒有完全停留在感覺經驗上。他把人的認識內容歸為知覺之后，又提出了認識的來源問題。恰恰在認識論的這一基本問題上，休謨和巴克萊走著不同的道路。休謨在談到感覺中所產生的印象時說，“它們的終極原因——在我看來， 是人類理性所完全不能解釋的。”為什么呢?休謨說，這個問題只能由經驗來解決。可是，因為我們無論如何也不能超出經驗的范圍，所以我們也就沒有關于知覺同客體關系的任何經驗。如果為了證明感覺的真實性，而乞援于上帝的真實性，也是根本不可能的。因為，“證明感覺的真實性”也好，“乞靈于上帝”也好，都越出了經驗的范圍。人們對這個問題只能采取“存疑”的態度。這樣，在什么東西引起感覺的問題上，休謨采取了懷疑論的立場。“貝克萊認為外部世界就是我的感覺，休謨把我的感覺之外是否有什么東西存在的問題取消了。而這個不可知論的觀點注定要動搖于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之間。”①

當休謨承認唯物主義立場時，他給自己的哲學帶來了某種羞羞答答的唯物主義因素。他曾指出，只有當自然界、外部世界的物體作用于人的感覺時，才能引起感性知覺。“一個對象雖然可以刺激起某種感覺來，但是它如果從未同感覺接觸過，則人也不能得到那種感覺。”例如，瞎子不能構成顏色的觀念，聾子不能構成聲音的觀念。“外界對象只是借著它們所引起的那些知覺才被我們認識。”這些觀點顯然是唯物主義的。

但是，當休謨斷言“知覺是人的認識的唯一對象”時，他就通過不可知論而滑向主觀唯心主義。休謨把感覺看作是隔絕主觀和客觀世界的一道屏障，否認知覺內容的客觀性，繼而把對象歸結為知覺的集合，把對象的關系歸結為知覺之間的關系，乃至斷言“我們除了知覺以外，也不能設想任何一種存在”。這樣一來，他就同巴克萊的主觀唯心主義合流了。

休謨哲學中的唯心主義傾向，更明顯地表現在他的因果性學說中。他常常談到外部世界、自然界事物和對象的關系。但是他認為它們的內在的、因果性的、必然的聯系，是人們不能認識的。由此他把這種關系歸結為人們觀念之間的關系。休謨認為，當人們多次觀察到兩個對象前后相隨出現時，在人們思想中就逐漸形成一種聯系。他斷言這種聯系只是聯想作用，這種聯想本來是有關于過去的經驗的，但逐漸成為習慣之后，就被推廣到未來的可能的經驗了。于是，當人們看到某一現象時，就期待那經常同它聯系的另一現象的出現，以致終于形成一種信念，即相信它們之間有某種因果聯系。休謨把因果聯系歸結為習慣性的聯想和信念，抹煞了客觀世界的規律以及人們對它的認識，這樣就完全陷入主觀唯心主義了。

休謨哲學的調和立場和中間路線，在宗教問題上同樣表現出來。

休謨把感覺論、因果論推廣應用于考察宗教問題，得出了宗教懷疑論的結論。在他看來，既然人的認識不能超出經驗的范圍，那末，人們也不可能得到關于神的性質、意志和行為的任何經驗。因此，所有從認識、推理方面證明上帝存在的企圖，都是沒有根據的。他說：“我們如果懷疑外部世界， 我們就失掉了可以用來證明那個上帝的存在的一切論據。”休謨著重駁斥了關于上帝存在的神學設計論的證明。神學設計論者斷言，世界象一架機器一樣有它的設計師和制造者，這就是上帝;既然世界是存在的，那末，作為它的設計師和制造者的上帝必然存在。休謨在駁斥這種神學論證時指出，世界和人造的機器根本不是一回事，不能由簡單的類比而肯定神的存在。休謨在《自然宗教對話錄》中借一個對話者之口，明確表示“絕對否認從這個世界確定神的存在的推論”。但是，休謨并不否認神的存在。按照他的宗教懷疑論的觀點，對于神的存在，既不能肯定，也不能否定;雖然不可以“證明”，但是卻可以“信仰”。因此，他說，信仰是宗教神學的“最好而最可靠的基礎”。

在對待有神論和無神論的態度上， 休謨對雙方都有所批評，認為雙方都有“很大的偏頗”，“他們犯了同樣的不清晰的錯誤”，同時，他又極力在雙方之間進行調和折衷。他以“超然的”姿態針對有神論者和無神論者的爭論說道： “假如你們不能放棄你們的爭論，那末至少請你們消除你們的敵意吧!”

在關于宗教的社會作用的問題上， 休謨也采取一種調和的、兩重性的立場。一方面他著重揭露了宗教的迷信、狂熱和恐怖等等危害，指出：“黨爭、內戰、迫害、政府的顛覆、壓迫、奴役等等，總是伴隨著通俗迷信控制人心之后而起的凄慘的后果。在任何歷史記載中，如果提到了宗教精神，我們在其后就必然會遇見隨之而起的許多災禍。”另一方面，他又斷言關于上帝存在的“真理”是我們一切希望的基礎、社會最堅固的支柱。他主張為“一般常人”保留宗教約束， 而把懷疑論留給學術人士， 以便使他們作一個“健全的、虔信的基督徒”。

倫理學說是休謨哲學體系的最后部分。他的主要著作《人性論》包括三大部分， 即理智論， 情感論和道德論。關于道德原理的學說——倫理學是休謨全部哲學的歸宿，而理智論和情感論就是他的倫理學的基礎。他認為情感和理智是“人性”兩大主要組成部分，人們天生的情感是自私自利，這種情感是道德的主要基礎。因此人們把一切能引起愉快情感的東西稱為善的，而把引起不快的情感的東西稱為惡的。但是盲目的情感，需要理智的指導，以便適應社會生活的需要。 他認為理智借以指導情感的主要法則，就在于尊重私有財產，服從執政長官以及履行承諾等“原則”。可見，休謨的倫理學是建立在經驗論、功利論的理論基礎上的，是同封建神學倫理相對立的，是為當權的資產階級利益服務的。

休謨是“最初研究政治經濟學的”哲學家之一。他反對過時了的重商主義，提出了貨幣數量論。重商主義者認為貨幣是國家財富，貨幣輸出國外則國家財富減少，輸入則國富增加。休謨根據美洲發現后金銀涌入歐洲引起物價飛漲的事實指出，貨幣輸入不但沒有增加國富，反而帶來了物價上漲的惡果，從而駁斥了重商主義的論點。但是，按休謨的貨幣數量論，貨幣價值的大小，決定于流通中的貨幣數量。他不懂得：貨幣的價值跟商品的價值一樣，也是決定于生產中耗費的勞動量。不過他對重商主義的批判以及他提出的關于“利息是總利潤的一部分”的理論，在給古典政治經濟學作準備方面，是起了一定的歷史作用的。

由于休謨哲學觀點的中間派立場，因而他在當時即受到了來自不同方面的非難或贊許，對后來的思想發展，也產生了不同的影響。

神學唯心主義者把休謨當作一個無神論者加以譴責，甚至還殃及他的朋友亞當·斯密。正是因為教權派人士的阻撓，休謨始終不能得到大學教授的席位。1761年教會竟把他的全部著作列為“禁書”。與此相反，法國啟蒙者、唯物主義者把休謨看作是自己反封建神學的盟友。德國哲學家康德從休謨那里受到啟發，制訂了不可知論的“批判哲學”。但英國唯物主義者普里斯特列則批判了休謨的唯心主義和不可知論。

恩格斯指出，休謨的懷疑論“是英國一切非宗教的哲學思想的形式”。①著名生物學家赫胥黎繼承了休謨的懷疑論，在不可知論的掩飾下宣揚羞羞答答的唯物主義。與此相反，實證主義者穆勒、斯賓塞以及后來的馬赫主義者、邏輯實證論者羅素等人則把休謨的不可知論和巴克萊的主觀唯心主義完全融合在一起了。

總之，休謨在近代哲學發展中起過很重要的作用，在經濟學、倫理學等方面也起過一定的作用。他的思想學說及其影響作用是矛盾的、復雜的，需要進行具體歷史的分析和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