詠史詩

詠史詩的發端最早可以追溯到《詩經》和《楚辭》，但真正確定詠史詩詩歌題材地位的是班固的《詠史》。班固《詠史》詩的特點是以詩敘史、述史言志。清人何焯稱此類詠史詩為“正體”，“詠史者，不過美其事而詠嘆之。概括本傳，不加藻飾，此正體也。”因為班固本人是史學家，所以詠史詩最初還是脫胎于史家詠史，借詩述史僅僅作為除文之外的另一種敘述歷史的形式罷了。此類詠史詩表達的思想內容十分明確，基本上不需要借助更多的藝術手法，就可以直言史實、表達志向。從左思的《詠史八首》開始，詠史詩的情況發生了變化，詠史突破了敘述史實的限制，將詠史與詠懷結合起來——借史抒懷，使詠史詩具備了詠史之外“托寓己意”的“寄托”基本特征。因此可稱之為一變，“太沖多攄胸臆，乃又其變。”例如，左思《詠史八首》（其二）“郁郁澗底松”，何焯《義門讀書記》說：“左太沖《詠史》，‘郁郁’首，良圖莫聘，職由困于資地，托前代以自鳴所不平也。”“郁郁澗底松”，以松起興、以松擬人，以漢代金日磾和張安世諷刺當朝沒有才能卻依靠祖先基業得勢的紈绔子弟，以馮唐自喻才高而志不得托，以及懷才不遇的憂憤。其中運用的比擬、比喻等比興藝術手法，諷刺當朝政治，抒發人生際遇，實屬比興寄托的詠史之作。除了左思之外，東晉陶淵明詠史之作也擺脫傳體詩的束縛，有了“寄托”的特征。沈德潛《說詩晬語》指出：“陶公以名臣之后，際易代之時，欲言難言，時時寄托，不獨《詠荊軻》一章也。”由左、陶二公的詠史詩作可見，從晉代開始，詠史詩已經開始脫離“以詩傳史”的史傳束縛而逐漸具備獨立的文學意義。但值得注意的是，單純的詠史詩仍然是此時期（東漢至魏晉初期）詠史作品的主流，如盧諶《覽古》、張協《詠史》、王粲《詠史詩》、阮瑀《詠史》、曹植《三良詩》、虞羲《詠霍將軍北伐詩》都屬于此類。雖然，此間也有別有寄托之作，如鮑照《詠史詩》和《蜀四君詠》、顏延之《五君詠五首》、劉駿《詠史詩》等，但并不占主流，直至唐代此類具有“比興寄托”特征的詠史詩才開始大放異彩。

唐代詠史詩的創作及繁榮情況：第一，數量、規模巨大。據清代彭定求等編的《全唐詩》、今人陳尚君先生輯校的《全唐詩補編》等典籍統計，有唐一代，詠史作家有500多人，詠史詩約有2000首。而此前的所有有主名作家共計才106人，作品240多首。由數字的對比，我們可以看出，此時期的作家數約為以前的五倍，而作品約為以前的十倍。此時有了專門創作詠史詩的文人，如盛唐李華創作詠史組詩11首，晚唐孫無晏有詠史詩75首，胡曾創作詠史詩150余首，周曇創作詠史詩213首。第二，詩人陣容強大。各個社會階層的作者均有，創作主體的范圍非常廣泛，包括封建最高統治者，如李世民《詠司馬彪續漢志》，李隆基《行次成皋途經先圣擒建德之所緬思功業感而賦之》《經河上公廟》《過王溶墓》等；達官宰輔，如均曾官居宰相的張九齡有《詠史》《商洛山行懷古》，武元衡有《登闔閭古城》，李德裕有《清冷池懷古》《東郡懷古二首》；一般寒士，如李白、杜甫、杜牧、李商隱、溫庭筠；隱士佛僧，如王績《讀真隱傳見披裘公及漢濱老父因題四韻》，吳筠《覽古十四首》《高士詠五十首》，靈澈《遠公墓》《宿延平懷古》，清江《湘川懷古》，皎然《覽史》《詠史》，貫休《嚴陵釣臺》；還有社會地位微賤的女性，如姚月華《楚妃怨》，梁瓊《昭君怨》《銅雀臺》，劉云《婕妤怨》，張琰《銅雀臺》，劉媛《長門怨》等。題材豐富更不在話下，有專門詠事的，有專門詠人的，時間自唐虞開始至隋代前朝跨越幾千年時空，涉及歷史人物近百位。值得注意的是，此時期詠史詩的巨大繁榮所呈現出的最大特征還在于立意高遠、寄慨遙深、別有寄托。

在陳子昂“興寄”理論的影響之下，詠史詩創作往往面對現實，貫通古今，有感而發，或借古喻今，或針砭時弊，或寄寓感慨，均自出機杼，得心應手。而且往往借用“比興”藝術手法表達深刻的思想內容，實現了內容與形式的完善及統一，無論從思想性還是藝術性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陳子昂、王維、李白、杜甫、高適、白居易、劉禹錫、柳宗元、杜牧、李商隱、劉滄、許渾、胡曾、周曇、羅隱、陸龜蒙等，皆堪稱別有寄托詠史詩之“大手筆”。“興寄”說強調詩歌“風雅比興”傳統，即用比興藝術手法表達深刻的思想內容。因此，唐代出現大量借古喻今、借古諷今的詠史詩，有897首，占唐代詠史詩總量的45%。初、盛、中、晚唐的分布情況具體如下（見表1）：

表1 唐代“興寄”特征詠史詩分布

此類詠史詩中雖然所言皆為古事，但是所托皆有今義，同時體現出“古”“今”相融的審美價值。

下面我們將從詠史詩的社會現實價值、比興藝術手法及其審美價值等三個方面入手，對詠史的“比興寄托”特征進行詳細的論述。

一、詠史詩的“興寄”內容及社會現實價值

按照詩歌別有寄托的思想內容分類，基本上可以把詠史詩分為：（1）以史為鑒的規諷類；（2）諷時刺世的諷刺類；（3）自喻人生際遇，懷才不遇；（4）借詠史抒懷，表達人生的理想追求；（5）借詠史寄托歷史興亡之感，折射出對人生哲理的感悟。雖然以上寄托內容的劃分未必科學，各種內容之間不能完全隔離，相互之間會有交叉，但是為了更清晰、深入地分析詠史詩“比興寄托”特征，我們暫且把詠史內容進行了粗略劃分（見表2）：

表2 唐代詠史詩寄托內容分類

在以上五種分類中，詠史詩的社會現實價值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以史為鑒的規諷類詠史和借古諷今的諷喻類詠史。此二類詠史詩集中、突出地體現了詩歌對現實政治的干預和稽政功能，常常對當朝的政治產生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和作用。余下的其他三類詩歌題材我們將在“比興”藝術手法及其獨特的審美價值中逐有論述。

（一）規諷類，以史為鑒

“以史為鑒”作為詠史詩“興寄”的主要內容，它出現在唐代并占主流的原因有兩點：第一，唐代統治者充分認識到“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的道理，抱定通過撰修史書總結前代經驗以求長治久安的做法。因此，史書撰寫繁榮一時，高宗曾多次下詔修史，太宗時正式組建修史班子，撰成《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南史》《北史》也在此時期由私家編纂而成。唐初這種自上而下的積極修史的風氣，不僅為詠史詩的寫作提供了豐富的素材，更重要的是這種以史為鑒的態度也影響了唐代詩人。第二，唐代的文藝理論強調的是文學對政治的現實指導作用。如《隋書·文學傳序》云：“然則文之為用，其大矣哉！上所以敷德教于下，下所達情志于上；大則經緯天地，作訓垂范；次則風謠歌頌，匡主和民。”（《隋書卷七十六列傳第四十一》）《隋書·經籍志》又云：“……其后君尊于上，臣卑于下，面稱為諂，目諫為謗，故誦美譏惡，以諷刺之。初但歌詠而已，后之君子，因被管弦，以存勸誡。”（《隋書卷三十二志第二十七》）唐代在政治上重視總結歷史經驗教訓，在文學上強調文學對政治的現實干預功能，使得以規諷為目的，希望幫助統治者改善政治狀況，有補于世的“以史為鑒”類詠史詩大量出現。王珪《詠漢高祖》，魏徵《賦西漢》，褚亮《賦得蜀都》，陸敬《游隋故都》，虞世南《賦得吳都》，李百藥《郢城懷古》《謁漢高廟》《賦得魏都》等，皆鑒古知今，在大量的議論、說理中假史詠懷，曲折地表現出一種現實關懷。

漢祖起豐沛，乘運以躍鱗。手奮三尺劍，西滅無道秦。十月五星聚，七年四海賓。高抗威宇宙，貴有天下人。憶昔與項王，契闊時未伸。鴻門既薄蝕，滎陽亦蒙塵。蟣虱生介胄，將卒多苦辛。爪牙驅信越，腹心謀張陳。赫赫西楚國，化為丘與榛。（王珪《詠漢高祖》）

秦王日兇慝，豪杰爭共亡。信亦胡為者，劍歌從項梁。項羽不能用，脫身歸漢王。道契君臣合，時來名位彰。北討燕承命，東驅楚絕糧。斬龍堰濉水，擒豹熸夏陽。功成享天祿，建旗還南昌。千金答漂母，百錢酬下鄉。吉兇成糾纏，倚伏難預詳。弓藏狡兔盡，慷慨念心傷。（王珪《詠淮陰侯》）

受降臨軹道，爭長趣鴻門。驅傳渭橋上，觀兵細柳屯。夜宴經柏谷，朝游出杜原。終藉叔孫禮，方知皇帝尊。（魏徵《賦西漢》）

關于王珪《詠漢高祖》的現實寓指，現代學者聶永華認為該詩“明寫劉邦，實喻李世民”，“頌揚唐宗比肩漢高祖的神功武威”；劉開揚先生則認為“無道秦寫隋，西楚國就是李密”。全詩將漢高祖與唐太宗比肩，借贊揚漢高祖神威，稱頌唐太宗的文治武功。另一方面借前朝滅亡之史實，委婉譏諷，向統治者示守成之不易。《詠淮陰侯》似一篇詩體傳記，描述了韓信禍福相依的一生。韓信其人自幼漂泊，從擇非其主到終遇恩主，一展才華、建立功勛，最后卻慘遭“兔死狗烹”“鳥盡弓藏”之不測。在唐初寫這樣的詩，似乎也是別有所指的。如《舊唐書·尉遲敬德傳》載：“敬德好訐直，負其功，每見無忌、玄齡、如晦等短長，必面折廷辯，由是與執政不平。”（《舊唐書》卷六十八列傳第十八）故太宗告誡道：“朕覽漢史，見高祖功臣獲全者少，意常尤之。及居大位以來，常欲保全功臣，令子孫無絕。然卿居官輒犯憲法，方知韓、彭夷戮，非漢祖之愆。國家大事，唯賞與罰，非分之恩，不可數行，勉自修飭，無貽后悔也。”（《舊唐書·尉遲敬德傳》）此記錄的就是在一次宴席上，尉遲敬德為爭座次先后，甚至在皇帝面前大打出手的史實。太宗初年常有功臣侍功倨傲，驕恣跋扈者，《詠淮陰侯》即出自這一背景，而以史為鑒，提倡開創君臣和心戮力、同舟共濟的良好政治局面，可以避免吉兇糾纏、禍福倚伏的歷史悲劇。故其二首詩，完全出于政教目的，以補察時政。魏徵的《賦西漢》也是一首以漢喻唐并委婉譏諷的進諫之作。據《舊唐書·魏徵傳》記載，此詩為洛陽宮中君臣唱和之作。時太宗作《賦尚書》，歷數夏康、商辛等上古昏君之過，借以表達欲為明君的意愿。魏徵則適時以叔孫通為漢高祖制禮作樂為喻，諫以禮樂仁德之政，針對太宗之詩婉曲進諫。故太宗覽詩曰：“魏徵每言必約我以禮也”（《舊唐書》卷七十一列傳第二十一），并愉快地接受了魏徵的建議，尋以修定五禮。太宗君臣唱和的詠史詩起到的是史的鑒戒功用，表達的也是史識與時見。從對王、魏之作的分析，可以看出以貞觀君臣為核心的詠史創作，側重于對古人的頌揚與批判，注重歷史的諷諫意義，頌美規誡，具有較明確的現實指向。

此類典型作品還有元結的《二風詩》組詩。其創作于天寶六年（747年），是詩人以文辭待制時作，其“以史為鑒”的創作目的非常明確：“吾欲極帝王理亂之道，系古人規諷之流。”其中，組詩分為：《治風詩》五篇，分別是“至仁”“至慈”“至勞”“至正”“至理”；《亂風詩》五篇，分別是“至荒”“至亂”“至虐”“至惑”“至傷”五篇。詩歌詠贊了歷史上的五大明君：堯（仁帝）、舜（慈帝）、禹（勞王）、殷宗（正王）、周成王（理王）；批評了五大昏君：太康（荒王）、夏桀（亂王）、殷紂（虐王）、周幽王（惑王）、周赧王（傷王），并對他們的治亂得失給予系統的總結和評價，并且這些詩以古代系列帝王作為關注、研究的對象，以規諷玄宗，透露出強烈的稽政意識。

（二）諷喻類，借古諷今

“針對時弊，借古諷今”是有唐代詠史詩“比興寄托”最主要的特征，自初唐至晚唐此類詠史詩內容呈上升趨勢，在“興寄”特征詠史詩中所占比例最大，約占35%，有312首。特別是盛唐與中唐，由于特殊的歷史環境，詠史詩諷刺社會現實的作用逐步加強，并且主要針對唐代三大政治弊端——藩鎮割據、宦官專權、朋黨傾軋，還有直接針對統治階級腐朽統治進行批判。以歷史反映、諷喻、批判現實，詠史詩的社會現實價值和意義日益突出。

1.諷刺上層階級腐朽生活

諷刺上層統治階級的腐朽生活是諷喻類詠史詩的主要內容之一。唐代由盛轉衰的一大表現就是統治階級的生活狀態日益腐朽，這是影響國家政治狀況的一大因素。唐代詩人們紛紛注意到這點，故借古諷今、針砭時弊，對統治者驕奢淫逸的生活提出了嚴肅的批判。并且，有針對性地對當朝政治統治弊端進行批評，往往有本事可尋。如陳子昂《感遇三十八首》之四：“樂羊為魏將，食子貪軍功。骨肉且相薄，他人安得忠？吾聞中山相，乃屬放魔鹿。孤獸猶不忍，況以奉君終！”這首詩詠的是戰國時樂羊和秦西巴之事，卻與當時的國事相關，陳沆評其“刺武后寵用酷吏淫刑以逞”。再如《感遇》之二十八：“昔日章華宴，荊王樂荒淫。霓旌翠羽蓋，射兕云夢林。朅來高唐觀，悵望云陽岑。雄圖今何在？黃雀空哀吟。”雖然所說是戰國楚靈王之事，然陳沆批其“刺武后寵嬖”。再如王維《息夫人》一首：“莫以今時寵，能忘舊日恩。看花淚滿眼，不共楚王言。”據《本事詩》記載，此詩乃王維譏寧王強取餅師妻，有諷勸之意。這種諷勸也確實起到了一定效果——“王乃歸餅師，以終其志”。（見《本事詩·情感第一》）清人吳喬曾云：“篇篇有意，非漫然為之者也”，又說“唐人詩意不必在題中”（《圍爐詩話》卷一），皆舉王維《息夫人》為例，說明唐人作詩皆別有用意。又如李華《詠史》組詩十一首其八詠魏文侯之耽于鄭衛之音，其十一亦諷女色惑人，足以亡國。詩中諷女色誤國者，可能是針對天寶后期唐玄宗沉迷女色而發。類似主題天寶時期不少詩人都曾涉及。如崔國輔《銅雀臺》：“朝日照紅妝，擬上銅雀臺。畫眉猶未了，魏帝使人催。”高步瀛云：“此詩劉海峰以為刺曹丕，然丕已腐骨，又安足刺？其意殆感武才人之事，不能明言，而故托于丕乎？”（《唐宋詩舉要》卷八）此詩借魏文帝曹丕與武帝之宮人私通一事，諷刺武則天與李世民父子聚麀亂倫之事。不過，詩意諷帝王荒淫，若以此詩為諷喻之作，所指也似有諷刺明皇后期沉迷女色之事。再如高適《辟陽城》，借詠審食其與呂后私通事，亦諷玄宗朝宮闈丑聞。《資治通鑒》卷二百十六《唐紀三十二》天寶十載條載“貴妃洗祿兒”事，借以諷刺楊貴妃與安祿山關系曖昧之丑聞。高適此詩以古諷今，義正詞嚴。又如李白《古風》其三詠秦皇功過得失，既贊嘆其掃清六合的統一之功，又揶揄其求仙之虛妄，譏刺刻骨而義正詞嚴。陳沆《詩比興箋》云其為“刺明皇之詞”。《古風》四十八亦詠秦皇，義復相同。開元后期，唐玄宗漸重邊功，屢事征伐，故《古風》以秦刺唐，直指統治階級上層的腐朽統治。中唐白居易《雜興三首》其一：

楚王多內寵，傾國選嬪妃。又愛從禽樂，馳騁每相隨。錦鞲臂花隼，羅袂控金羈。遂習宮中女，皆如馬上兒。色禽合為荒，刑政兩已衰。云夢春仍獵，章華夜不歸。東風二月天，春雁正離離。美人挾銀鏑，一發疊雙飛。飛鴻驚斷行，斂翅避蛾眉。君王顧之笑，弓箭生光輝。回眸語君曰，昔聞莊王時。有一愚夫人，其名曰樊姬。不有此游樂，三載斷鮮肥。國中新下令，官渠禁流水。流水不入田，壅入王宮里。馀波養魚鳥，倒影浮樓雉。澹滟九折池，縈回十馀里。四月芰荷發，越王日游嬉。左右好風來，香動芙蓉蕊。但愛芙蓉香，又種芙蓉子。不念閶門外，千里稻苗死。冠垂明月珠，帶束通天犀。行動自矜顧，數步一裴回。小人知所好，懷寶四方來。奸邪得藉手，從此倖門開。古稱國之寶，谷米與賢才。今看君王眼，視之如塵灰。伍員諫已死，浮尸去不回。姑蘇臺下草，麋鹿暗生麑。

以上為白居易對當時以唐穆宗為首的上層統治階級聲色犬馬的腐朽生活方式進行辛辣的諷刺，以戰國時期的楚、吳國因寵信女色而不思朝政，最終導致國亡的歷史教訓為例，借古諷今，“諷古諷今，以刺托刺”，直指當世時政。明代賀貽孫《詩箋》評其曰：“白樂天自愛其諷喻詩，言激而意質，故立朝侃侃正直。所獻穆宗《虞人箴》并《雜興》詩‘楚王多內寵’一篇，指點色禽之荒，婉切痛快，字字炯戒。及讀其《長恨歌》諸作，諷刺深隱，意在言外。”詩人引用了多個史實的排列組合，增加了詩歌的諷刺意味，使詠史詩寄托的思想情感更為激進和強烈。

晚唐杜牧、李商隱詠史詩大多筆鋒犀利、語含譏諷，均對誤國皇帝腐化淫靡的生活作尖刻的諷刺。如杜牧《過華清宮三絕句》：

長安回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其一）

新豐綠樹起黃埃，數騎漁陽探使回。《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來。（其二）

萬國笙歌醉太平，依天樓殿月分明。云中亂拍祿山舞，風過重巒下笑聲。（其三）

其諷刺和批判意味強烈、鮮明，“舞破中原始下來”形象地揭示了山河破碎的根本原因，深刻地揭露了玄宗的驕縱和昏昧，活脫脫地刻畫出了安祿山獻媚邀寵、扭捏起舞的丑態，也尖銳地揭示了玄宗養虎遺患、自食惡果的必然結局。李商隱詠史詩《富平少侯》《北齊二首》《南朝二首》《陳后宮》《隋宮二首》《茂陵》《賈生》，針對當朝統治者的腐朽統治，進行深入的批判。《富平少侯》一詩中借富平少候不思進取，只知宴游、出獵、寵女色等，揭露少年皇帝唐敬宗的荒唐、荒淫和無知。《陳后宮》以陳后主之昏聵影射敬宗，對敬宗大興土木、勞民傷財進行諷諫勸喻。其中，首聯謂敬宗大興土木、游宴無度；頷聯諷敬宗荒淫擾民、警戒松弛；頸聯揭露他惑于求仙、沉溺聲色；尾聯則暗示君臣上下皆沉酒荒淫，國之將亡未遠矣。《無愁果有愁曲北齊歌》，借北齊迅速滅亡的史實影射敬宗敗亡之因。《茂陵》借諷漢武帝的游獵、寵幸女色和惑于求仙等弊政來影射武宗，反思朝政得失。如斯還有《隋宮二首》《隋宮守歲》等。

2.諷刺親小人遠賢臣的政治現象

唐代一個較為突出的政治問題就是小人奸臣當道，且讒害賢良，禍國殃民。詠史詩中諷刺親小人遠賢臣的政治現象也成為別有寄托的主要內容之一。

趙女彈箜篌，復能邯鄲舞。夫婿輕薄兒，斗雞事齊主。黃金買歌笑，用錢不復數。許史相經過，高門盈四牡。客舍有儒生，昂藏出鄒魯。讀書三十年，腰下無尺組。被服圣人教，一生自窮苦。（王維《偶然作》其五）

此詩借“夫婿輕薄兒，斗雞事齊主”，譏諷以斗雞游戲媚上，作為倡優而見寵者。“玄宗好斗雞，貴臣、外戚皆尚之”（《新唐書》卷三十四《五行志一》），詩所指或為賈昌之流，或指玄宗的心腹黨羽，如姜皎在玄宗為藩王時即結為心腹。《舊唐書·姜皎傳》載：“玄宗即位，召拜殿中少監。數召入臥內，命之舍敬，曲侍宴私，與后妃連榻，間以擊球斗雞，常呼之為姜七而不名也。兼賜以宮女、名馬及諸珍物不可勝數……”（《舊唐書》卷五十九列傳第九）后因幫助玄宗平定竇懷貞等潛謀逆亂，并助其坐穩帝位，所以“以功拜殿中監，封楚國公，實封四百戶”（《舊唐書·姜皎傳》卷五十九列傳第九）。玄宗對待心腹，每以斗雞擊球招待，以示親密。玄宗后期，出現了所謂的“斗雞供奉”。王維詩中一方面揭示了統治階級的腐朽生活，另一方面譏諷了小人得志的政治現象，同時感憤身世、寄寓不平，諷喻隱刺。

李白、杜甫二位盛唐巨匠也寫了不少諷刺奸佞當道、志不得托的現實諷喻詩。例如，李白《古風》其五十一，“比干諫而死，屈平竄湘源”云云，陳沆《詩比興箋》云“嘆明皇拒直諫之臣，張九齡、周子諒俱斥竄死也”，更直指明皇近小人遠賢臣的愚蠢行為。又如《鞠歌行》：“楚國青蠅何太多，連城白璧遭讒毀。”借“楚國青蠅何太多”隱喻現實中小人、奸臣當道；借“連城白璧遭讒毀”隱喻自身遭小人排擠，懷才不遇、志不得托，借個人遭遇折射出盛唐政壇玉石不分、忠奸不辨的荒謬現象。再如，《懼讒》詠晏子二桃殺三士及鄭袖計害魏姝，均是巧言設計殺人；《感遇》其四（宋玉事楚王）詠登徒子讒毀宋玉；《玉壺吟》、《效古》其二（自古有秀色）則以西施及其東鄰分屬詩人自我及朝中小人，均是有感而發、詠史比譬。杜甫《折檻行》詠唐初房玄齡、魏徵等直諫之臣，感慨代宗朝下無耿直進諫之臣，而上亦無虛懷納諫之君。“千載少時朱云人，至今折檻空嶙峋。婁公不語宋公語，尚憶先皇容直臣”等句，借對前代諷諫賢臣的緬懷，諷刺當今唯小人當權、君主不賢的現實狀況。《述古》其三詠漢光武帝中興，進而思考現實政治，國家如何在亂后復興，并將東漢光武中興之臣善始善終，與肅宗時期的中興之臣相互猜忌作比較。詩人認為當局必須如光武帝一樣重用人才，方能再光中興之業，并提出了親賢臣、遠小人，任人唯賢的政治策略。

中唐以來，奸臣當道的現象越演越烈。如唐懿宗時，“恭惠驕奢，賢良貶竄。兇豎當國，憸人滿朝”（《舊唐書》卷十九上《懿宗本紀》）。面對這種情況，詩人們給予了辛辣的批判與諷刺。如羅隱的《宿紀南驛》云：“策蹇南游憶楚朝，陰風淅淅樹蕭蕭。不知無忌奸邪骨，又作何山野葛苗。費無忌，春秋楚平王時一奸臣。”《史記》卷四十《楚世家第十》載：“昭王元年，楚眾不說費無忌，以其讒亡太子建，殺伍奢子父與都宛。宛之宗姓伯氏子氨及子青皆奔吳，吳兵數侵楚，楚人怨無忌甚。”此詩以費無極為批判對象，影射朝中奸佞迫害忠良的現實。《建康》一詩以衰微可嗟的東晉比擬晚唐，借“庾舅已能窺帝室，王都還是預人家”之事，諷刺借名勤王匡扶實則別有暗圖之輩，如李茂貞、朱全忠等人。再如秦韜玉《讀五侯傳》：“漢亡金鏡道將衰，便有奸臣競佐時。專國只夸兄弟貴，舉家誰念子孫危。后宮得寵人爭附，前殿陳誠帝不疑。朱紫盈門自稱貴，可嗟區宇盡瘡痍。”“五侯”指王譚、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時等兄弟五人，他們因元后而同日封侯，世謂之“五侯”，這些人因外戚之勢而權傾天下。關于“五侯”，《漢書》卷九十八《元后傳第六十八》記載：他們“臧累鉅萬，縱橫恣意。大治室第……發民治道，百姓苦其役，內懷奸邪，欲筦朝政……蔽上壅下，內塞王路，外交藩臣，驕奢僭上，壞亂制度”，以上兩首詩，實際上都是為當時奸臣小人當道、禍亂朝政而發，有強烈的現實針對性。再如，司空圖的《南北史感遇》：“漢世頻封萬戶侯，云臺空峻謝風流。江南不有名儒相，齒冷中原笑未休。”這實際上是直斥唐末的宰輔中庸無能，不能挽救國家的衰亡與危機。吳融的《首陽山》對伯夷、叔齊的吟唱：“遂令萬古識君心，為臣貴義不貴身。精靈長在白云里，應笑隨時飽死人”，實際上是為唐末那些不能持忠義之節的貳臣而發，諷刺、揭發朝廷內相佐平庸無能，臣下因時世變亂，多無忠義之節，更有甚者則窺覷帝室的奸佞之輩。

3.批判三大政治弊病：藩鎮割據、宦官專權、朋黨傾軋

王昌齡有詠史詩《詠史》《失題》二首，均取材于十六國時事，乃姊妹篇。《失題》一首，陳沆《詩比興箋》收錄此詩，題作古意，并箋注：“此所謂一人計不用，即彼詩之龍城飛將也。其指王忠嗣乎！忠嗣身佩四節，控制萬里，為國長城，數上言祿山有異志。使明皇用其言，則漁洋之禍不作。故詩嘆功臣之用舍，關天下之安危也。”王運熙先生則以為本詩取材自《晉書》卷一零一《劉元海傳》，指晉武帝不聽齊王攸的意見除去劉淵，導致十六國長期紛亂。《詠史》一首借王猛臨終諫言苻堅剪除羌及鮮卑，諷刺安祿山有兼并中原之心。這樣看來，《詠史》《失題》兩首詩可以說是對天寶年間日趨嚴峻的政治、軍事局勢的憂思，借史諷時，暗喻藩鎮割據之禍，以作預警。

李白《古風》中，不少亦為諷時之作，李陽冰謂之“凡所著述，言多諷興”（《草堂集序》），胡震亨謂之“連類引義，尤多諷興，為近古所未有”（《李詩通》卷一）。其主要關注窮兵黷武、藩鎮割據的現實。

戰國何紛紛，兵戈亂浮云。趙倚兩虎斗，晉為六卿分。奸臣欲竊位，樹黨自相群。果然田成子，一旦殺齊君。（《古風》其五十三）

陳沆《詩比興箋》云：“此即《遠別離》篇‘權歸臣兮鼠變虎’之意。內倚權相，外寵驕將，卒之國忠、祿山兩虎相斗，遂致漁陽之禍。”王琦評注曰：“太白所謂‘晉為六卿分’者，蓋用此事，指大夫專政而言，以起下文循至竊位弒君之事。”本詩由天寶后期權臣位重危主之政局而發，意旨相對顯豁。

秦皇曾虎視，漢祖昔龍顏。何處梟兇輩，干戈自不閑。（張祜《入潼關》）大道不居謙，八荒安茍得。木中不生火，高殿禍頃刻。誰將白帝子，踐我禮義域。空持拔山志，欲奪天地德。軹道人不回，壯士斷消息。父母骨成薪，蟲蛇自相食。鼎亂陰陽疑，戰盡鬼神力。東郊龍見血，九土玄黃色。鼙鼓裂二景，妖星動中國。圓丘無日月，曠野失南北。徒流殺人血，神器終不忒。一馬渡空江，始知賢者賊。（曹鄴《秦后作》）

以上兩首詩皆以秦喻唐、借秦諷唐，對秦朝分崩離析后軍閥的割據與混戰造成的黎民百姓無辜受難、社會秩序混亂、民族災難嚴重的惡劣后果，予以抨擊，給一味姑息藩鎮割據的當朝統治者敲響了警鐘。再如，崔涂《讀段太尉碑》通過對段秀實的激情頌揚，表現出擁護國家統一、反對割據分裂的堅定立場。詩人們以“察君過，匡君失”為己任，超越現實而又觸及歷史背后的真實，詠史詩則更集中地指向了對君主的規諷與批判。

李商隱的詠史詩比較關注“三大弊病”，如《隋師東》《井絡》諷刺藩鎮割據之害，《有感二首》《重有感》抨擊宦官專權亂政，《五松驛》批判朋黨之爭。

東征日調萬黃金，幾竭中原買斗心。軍令未聞誅馬謖，捷書惟是報孫歆。但須鸑鷟巢阿閣，豈假鴟鸮在泮林。可惜前朝玄菟郡，積骸成莽陣云深。（《隋師東》）

井絡天彭一掌中，漫夸天設劍為峰。陣圖東聚燕江石，邊柝西懸雪嶺松。堪嘆故君成杜宇，可能先主是真龍。將來為報奸雄輩，莫向金牛訪舊蹤。（《井絡》）

獨下長亭念過秦，五松不見見輿薪。只應既斬斯高后，尋被樵人用斧斤。（《五松驛》）

《隋師東》借隋煬帝征高麗一事，一方面，借討叛諸將跋扈難制的史實揭露唐代藩鎮割據、朝廷威令不行的禍害；另一方面，借官員冒功邀賞、推行厚賂政策，諷刺宦官專權，宰輔不得其人的當朝政治現實，從側面揭示了藩鎮長期割據和朝廷宦官專權的政治危機。《井絡》一首則借杜宇、蜀先主未能坐穩西南江山，告誡割據西南的藩鎮不要妄圖分割國家主權。《五松驛》借秦國李斯、趙高鉤心斗角而相繼被斬，以及二人覆滅后，五松為薪，秦國滅亡的史實，表達詩人對統治階級內部矛盾斗爭、朋黨傾軋的憂慮。晚唐時期，朋黨紛爭，南北司勢若水火，政局動蕩變化不已。詩人隱喻長此以往，唐朝也必將面臨“尋被樵人用斧斤”的結局。

二、詠史詩的“比興”藝術手法

詠史詩的“比興”藝術手法，簡而言之即為“借古喻今”。但由于詠史詩寄托思想內容的差別，在“借古喻今”的藝術手法上也呈現出各自不同的特點。比如說，強調社會現實價值的規諷類和諷喻類詠史詩，多采用古代史實對比、類比的方式方法進行：一是諷古諷今，以刺托刺；二是頌古諷今，以美襯刺；三是托古諷今，現實刺意。以上三種對比手法蘊含的是三種不同的“興諷”價值取向：“諷古諷今，以刺托刺”強調的是以史為鑒，批判現實，如崔國輔《魏宮詞》，高適《辟陽城》，李白《古風》其三、其四十八，杜牧《過華清宮三絕句》，李商隱詠史詩《富平少侯》《北齊二首》《南朝二首》《陳后宮》《隋宮二首》《茂陵》《賈生》，王維《偶然作》，李白《古風》其五十一、其五十三，張祜《入潼關》，曹鄴《秦后作》，杜甫《折檻行》，羅隱的《宿紀南驛》，秦韜玉《讀五侯傳》，王昌齡《詠史》《失題》，李商隱《隋師東》《五松驛》；“頌古諷今，以美襯刺”，則是懷古傷今，變革現實，如王珪《詠漢高祖》、魏徵《賦西漢》、元結《二風詩》、王維《息夫人》、司空圖《南北史感遇十首》其四、吳融《首陽山》、崔涂《讀段太尉碑》、杜甫《述古》其三；“托古諷今，現實刺意”，寄寓歷史興亡，反思社會現實，如王珪《詠淮陰侯》、李商隱《井絡》、白居易《雜興三首》其一，以下則對前面所述的詠史詩進行了藝術手法的歸類總結。

（一）類比、對比

典型的類比主要是以歷史上的歷代帝王作為對象，如上古時期的堯舜禹、夏桀商紂、春秋戰國時期的吳王和楚王、秦始皇、漢武帝、南朝的各位君主、前代隋煬帝、唐朝玄宗，各朝各代的興衰成敗自然而然地成為詠史詩類比的對象。歷代君主們勵精圖治可以興國，而荒淫享受、好色腐朽必將給國家帶來沉重災難與危害。最有代表性的是元結的《二風詩》、李華《詠史十一首》等，前面已有論證，此處不作贅述。如張九齡傳世詠史詩《和黃門盧監望秦始皇陵》，詩人對秦始皇陵的反思直觀而真切，運用的類比手法，在政治危機前夕以政治家的敏銳對統治者提出警告。《述古》其二，杜甫在詩中已將古時前后兩個朝代，即“舜舉賢致治”與“秦苛法斂民”進行了類比，所寄托的思想內容也展現出兩個層面：第一層面是希望當朝統治者向舜學習，知國本計，發展農業；第二層面就頗具諷刺意味，指出當時統治者若不以為鑒則將如暴秦一般走向滅亡。李紳的《姑蘇臺雜句》，是詩人途經姑蘇時，有感于“越王黃獻吳王黃金樓媚，吳王因造姑蘇臺，因獻媚，遂以黃金盡飾樓，以破其國”之事而作。詩作以流麗跌宕的筆勢，寫吳王荒淫無道、沉溺女色、享樂腐化，最終導致“歌清管咽歡未極，越師戈甲浮江來”“伍胥抉目看吳滅，范蠡全身霸西越”的結果，實際上是諷規統治者要以史為鑒。又如司空圖的《南北史感遇十首》（其五）：“兵圍梁殿緊匝破，火發陳宮玉樹摧。奸按豈能慚誤國，空令懷古更徘徊。”廣明元年（880年）十二月，黃巢軍入長安，僖宗逃奔。司空圖至河中避亂，此詩約作于次年居于河中時，其借南朝梁陳亡國之事，影射唐王朝幾被農民起義軍推翻，認為其深層原因不在于奸佞誤國，而主要是君主自身昏聵誤國。再如張祜《馬嵬坡》：“漣旗不整奈君何，南去人稀北去多。塵土已殘香粉艷，荔枝猶到馬嵬坡。”直接以玄宗史事入詩，委婉地指出造成安史之亂、軍心背離的根本原因在于玄宗沉溺貴妃，荒淫誤國，對統治者的規諫、批判自寓其中。

比手法的運用形成強烈鮮明的歷史畫面，使得詠史詩諷刺意味倍增。如王維《西施詠》一反傳統取材的角度，沒有先入為主的觀念，而是從客觀入手，敘述了西施由貧即貴的地位變化引發的社會效應。突破了議論、說理的傳統表現手法，使寓意在對形象本身的吟詠中自然顯露，沒有人為比附的痕跡，詩境更為渾融完整，寓意迭出不窮，堪稱以西施為題材的“興寄”特征最顯著的詠史。它第一層寓意，寫西施由“越溪女”成為“吳宮妃”的貴賤殊異的地位變化，前后形成強烈的對比，由此引發“賤日豈疏眾，貴來方悟稀”的感嘆，嘲諷了當世世態炎涼和人情冷暖。沈德潛評其：“寫盡炎涼人眼界，不為題縛，乃臻斯詣。”王夫之評其：“諷刺亦褊，其轉折渾成，猶有元韻。”（《唐詩評選》卷三）《唐賢三昧集箋注》曰：“托意深遠，寓意在言外。”批判當時社會關于人的價值觀念，抒發詩人不平之鳴。第二層寓意，從“賤日”二句和“君寵”二句來看，不難體味本意在諷刺當時某些因時遇而突然發跡的貴幸者，不僅依寵嬌縱，而且誤惑君聽。同時，因艷色而貴的原因，也極易使人聯想到小人因善媚而進幸的現實，但詩人將犀利的鋒芒藏在平和委婉的詠嘆中。

晚唐杜牧、李商隱之詠史詩更將“比興”藝術對比手法的運用發揮到了極致。如杜牧《臺城曲二首》（其一）云：“整整復斜斜，隋堤簇晚沙。門外韓擒虎，樓頭張麗華。”將敵軍兵臨城下與皇帝仍然淫樂的場面作了鮮明和強烈的對比，增添了詩歌的諷刺意味。又如《題桃花夫人廟》，也是畫面對比鮮明的絕妙詩篇，“細腰宮里露桃新，脈脈無言度幾春。至竟息亡緣底事？可憐金谷墮樓人”以綠珠的剛烈殉情反襯息夫人的茍且偷生。在兩種形象的強烈對比中，表現了詩人對息夫人的鄙棄與斥責，對綠珠的忠貞不貳的贊揚。雖然表現手法委婉含蓄，但詩人的感情卻十分強烈。李商隱常常運用強烈對比展現色彩鮮明的畫面，有意形成引人注目的詩歌形象，從而獲得含蓄有力的表達效果。詩人似乎無意于諷刺，而諷刺卻自見于其中。晚唐的武宗、宣宗、懿宗、僖宗，一個比一個荒淫、無能，藩鎮割據、宦官專權、朋黨傾軋，導致政治腐敗、統治垮臺，而統治者又屢屢不能積極吸取教訓，最終自食其果。李商隱縱觀史實，放眼現實，在詠史詩中多選取帝王豪華的宮廷生活、熱鬧的歌舞場面與由此帶來的悲涼結局作對比，實現詠史詩的社會價值和藝術價值。譬如：

梁臺歌管三更罷，猶自風搖九子鈴。（《齊宮詞》）

吳王宴罷滿宮醉，日暮水漂花出城。（《吳宮》）

小憐玉體橫陳夜，已報周師入晉陽。（《北齊二首》）

未免被他褒女笑，只教天子暫蒙塵。（《華清宮》）

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賈生》）

徒令上將揮神筆，終見降王走傳車。（《籌筆驛》）

侍臣最有相如渴，不賜金莖露一杯。（《漢宮詞》）

不見華胥夢，空聞下蔡迷。（《思賢頓》）

用對比設置戲劇性的情節和場景式的場面，可以突出諷刺效果。這樣不但將封建帝王的丑行惡果描繪得淋漓盡致，而且使人的認識心理得到深化，引導人們在想象和聯想中深思，認知歷史發展的規律，感受詩人的用心所在。另外，這種手法對于提高詠史詩的藝術價值，也有很大的幫助。“風騷兩挾，文質半取”，讀者對文學作品的要求向來是既能表達特定的內容，又富有藝術魅力。李商隱用對比進行諷刺，揭露封建帝王荒淫誤國的可恥行徑，寄托自己的心志，表現了其詠史詩文質彬彬、含而不露的特征。

（二）比喻、象征

前面我們明確指出，唐代詠史詩“諷喻美刺”的社會現實價值集中體現在規諷類和諷喻類兩種詩歌題材內容之中。但是詠史詩所寄托的內容不僅僅局限于此，其中還有很大一部分寄托詩人個人際遇的詠史，此類詠史詩的現實價值性相對前兩類詩歌不是十分明顯，旨在發揮詩歌言志、抒情的功能。此類詠史詩寄托的內容主要包括政治理想的抒發和懷才不遇的幽憤兩個方面，詩歌數量達312首，占“興寄”特征詠史詩總數的35%。此類詩歌在“比興”藝術手法的運用上頗具特點：主要表現為將詩人的個人命運與歷史人物相比擬，借歷史人物自喻、自況、自擬，以寄寓政治理想和命運不濟之感。

如“四杰”盧照鄰《詠史四首》，將詠史與抒懷結合，借思古而發幽情，寄寓詩人胸懷抱負或失落之悲、懷才不遇之感。

季生昔未達，身辱功不成。髠鉗為臺隸，灌園變姓名。幸逢滕將軍，兼遇曹丘生。漢祖廣招納，一朝拜公卿。百金孰云重，一諾良匪輕。廷議斬樊噲，群公寂無聲。處身孤且直，遭時坦而平，丈夫當如此，唯唯何足榮。（其一）

大漢昔云季，小人道遂振。玉帛委奄尹，斧锧嬰縉紳。邈哉郭先生，卷舒得其真。雍容謝朝廷，談笑獎人倫。在晦不絕俗，處亂不為親。諸侯不得友，天子不得臣。沖情甄負甑，重價折角巾。悠悠天下士，相送洛橋津，誰知仙舟上，寂寂無四鄰。（其二）

公業負奇志，交結盡才雄。良田四百頃，所食常不充。一為侍御史，慷慨說何公。何公何為敗，吾謀適不同。仲穎恣殘忍，廢興良在躬。死人如亂麻，天子如轉蓬。干戈及黃屋，荊棘生紫宮。鄭生運其謀，將以清國戎。時來命不遂，脫身歸山東。凜凜千載下，穆然懷春風。（其三）

昔有平陵男，姓朱名阿游。直發上沖冠，壯氣橫三秋。愿得斬馬劍，先斷佞臣頭。天子玉檻折，將軍丹血流。捐生不肯拜，視死其若休。歸來教鄉里，童蒙遠相求。弟子數百人，散在十二州。三公不敢吏，五鹿何能酬。名與日月懸，義與天壤儔。何必疲執戟，區區在封侯。偉哉曠達士，知命固不憂。（其四）

詠史詩組以四人立像自況，分別吟詠季布、郭泰、鄭太、朱云四位兩漢時期的人物。這四個人物或功勛卓著，或淡泊名利，或智高識遠，或正義凜然，但均有共同之處，即不畏權貴、剛正不阿，堅持理想、保持節氣、耿介風骨。季布一諾千金、義薄云天、仗義直諫，敢于反抗權臣；郭泰淡泊名利、脫略冠冕，“諸侯不得友，天子不得臣”，拂塵而去，其隱逸高絕的風神氣度在當時頗受推崇；鄭太在險惡的政治環境中出奇自保，顯示了詩人推崇智謀與權變，反對腐儒盲目抗爭的愚蠢行為；朱云的剛直不阿、視死如歸，體現出士人的凜然氣魄。特別是鄭太一首，交接游俠的豪邁，勸說何進的遠見，進諫董卓息兵山東、以狡獪之道對付奸雄的智謀，最后出奇脫身，顯示出智、勇、仁、義等多方面的綜合素質。詩人選取這樣四位歷史人物進行吟詠，與其自身的身世經歷密切相關。盧照鄰早期任鄧王府典箋以及調新都尉，對仕途及未來均曾有過希望。后來由于風疾，被迫歸隱養病。詩人本身曾經躊躇滿志，對政治滿懷理想，但終一生落拓、身罹重疾，投水自盡，足見其個性的獨立與孤倔。所以他在《詠史詩》中特意推崇的這幾個人物，均與自己的個性相契合，是詩人的千古知音。尤為重要的是，這幾個人物身上所體現出的獨立、耿介、傲岸的精神，不僅僅為盧照鄰一人所激賞，而是被越來越多的唐人所欣賞并成為他們共同的精神追求。

又如陳子昂《薊丘覽古》七首：

北登薊丘望，求古軒轅臺。應龍已不見，牧馬生黃埃。尚想廣成子，遺跡白云隈。（《軒轅臺》）

南登碣石館，遙望黃金臺。丘陵盡喬木，昭王安在哉。霸圖悵巳矣，驅馬復歸來。（《燕昭王》）

王道已淪昧，戰國競貪兵。樂生何感激，仗義下齊城。雄圖竟中天，遺嘆寄阿衡。（《樂生》）

秦王日無道，太子怨亦深。一聞田光義，匕首贈千金。其事雖不立，千載為傷心。（《燕太子》）

自古皆有死，徇義良獨稀。奈何燕太子，尚使田生疑。伏劍誠已矣，感我涕沾衣。（《田光先生》）

大運淪三代，天人罕有窺。鄒子何寥廓，謾說九瀛垂。興亡已千載，今也則無推。（《鄒子》）

逢時獨為貴，歷代非無才。隗君亦何幸，遂起黃金臺。（《郭隗》）

陳子昂詠史詩有《感遇詩》其三、四、八、九、十一、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三十五，以及《薊丘覽古贈盧居士藏用七首》《登澤州城北樓宴》《登幽州臺歌》《白帝城懷古》《峴山懷古》等，共計26首。陳子昂的詠史詩往往是其理想抱負、郁憤寄托的抒發，也是其風骨興寄之說的杰出實踐。陳沆曾云：“歷考唐人諸集，亦有片章只語寄懷興廢，如子昂之感憤憂郁、涕泗被面下者乎？故知屈、阮之嗣音，杜陵之先導。”又云：“子昂《感遇》，雄軼古今，然問其所感何遇，則皆不求甚解。……夫不求甚解，必在會意忘食之余；詩有別趣，不出愜心厭理之外。洄洑之下，必有淵潭；儻眇之辭，端非淺寄。屈、宋、枚、阮，古轍可尋；得其肯綮，理解斯砉。……嘗考杜子美詩曰：千古立忠義，《感遇》有遺篇，并世知音，惟此牙、曠。”（《詩比興箋》卷三）盧藏用認為此詩是陳子昂隨武攸宜征契丹時，獻計不被采納抑郁而作，“子昂知不合，因緘默下列，但兼掌書記而已。因登薊北樓，感昔樂生燕昭之事，賦詩數首。”（《陳氏別傳》）可見，此組詩確為借史抒懷之作，即與屈原、嵇康、阮籍、左思、“初唐四杰”等一脈相承的用世之志及不遇之憤。或慷慨剛健，或幽咽深曲，都是士人的言志之詩，即個人情懷抱負的抒發、寓托。子昂強調詩文要有風骨，推崇建安詩人，根本上也是推崇一種士人精神品格。翁方綱論《薊丘覽古》“郁勃淋漓，不減劉越石”（《石洲詩話》卷一）。七首詩中，《燕昭王》《樂生》《鄒子》《郭隗》四首均為以人物立像的自況之作。《史記》卷三十四《燕昭公世家》載燕昭王向郭隗詢求納賢之道，“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于隗者，豈遠千里哉。’于是昭王為隗改筑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湊燕。”郭隗、樂毅、鄒衍等均為燕昭王所招納之賢才，詩人既欣羨他們的幸運，又感慨自己生不逢時，這同時也是痛斥當權昏暗，不辨賢愚。此組詩基本都是圍繞著君臣際遇這一話題，所詠古人之遇合即嘆自我之不遇，因此同樣屬于“感世不遇”之詩。《燕太子》《田光先生》兩首，表達奮不顧身酬答知遇之心愿，令人動容。然而，報死卻無由而死，即便詩人愿做田光，世上亦無燕太子，這又使詩歌充滿怨抑憤郁。組詩以《郭隗》做結，顯示了作者在結構上有所用心，郭隗是燕昭予以延攬人才之榜樣，本身也即一個象征，可以說“郭隗”就是樂毅、鄒衍等人的“共名”。該詩在內容上也是對整組詩所詠的知遇之事作本質性的概括。“逢時獨為貴，歷代非無才”，可以說組詩就是這樣一曲呼喚燕昭王、呼喚黃金臺的慷慨悲歌。類似的詠史詩組還有張說《五君詠》，其自序云：“達志、美類、刺異、感義、哀事，顏氏（按：指南朝作家顏延之）之心也，擬焉。”（《全唐詩》卷八六）借魏晉時的阮籍、嵇康、劉伶、阮咸、向秀五位名士自況，表達一展抱負的雄心。張說也確實因為《五君詠》而重新得到起用。《新唐書》卷一百二十五《張說傳》云：“（張說）素與姚元崇不平，罷為相州刺史、河北道按察使。坐累徙岳州，停實封。說既失執政意，內自懼。雅與蘇環善，時環子頤為相，因作《五君詠》獻顧，其一紀環也，侯環忌日致之。頤覽詩嗚咽，未幾，見帝陳說忠窖有勛，不宜棄外，遂遷荊州長史。是陸象先、韋嗣立、張廷珪、賈曾，皆以譴逐歲久，因加甄收。颋常以說，父之執友，事之甚謹。而說重其才器，深加敬慕焉。”（《明皇雜錄》）

李白詠史詩中以歷史人物自況、自喻的現象更加豐富、常見：

魯連賣談笑，豈是顧千金。陶朱雖相越，本有江湖心。余亦南陽子，時為梁甫吟。（《留別王司馬嵩》）

朱亥已擊晉，侯嬴尚隱身。時無魏公子，豈貴抱關人。余亦不火食，游梁同在陳。空余湛盧劍，贈爾托交親。（《送侯十一》）

光武有天下，嚴陵為故人。雖登洛陽殿，不屈巢由身。余亦謝明主，今稱偃蹇臣。（《送岑征君歸鳴皋山》）

吾愛王子晉，得道伊洛濱。金骨既不毀，玉顏長自春。可憐浮丘公，猗靡與情親。舉首白日間，分明謝時人。二仙去已遠，夢想空殷勤。（《感遇四首》其一）

嘗高謝太傅，攜妓東山門。楚舞醉碧云，吳歌斷清猿。暫因蒼生起，談笑安黎元。余亦愛此人，丹霄冀飛翻。（《書情贈蔡舍人雄》）

徒為風塵苦，一官已白須。氣同萬里合，訪我來瓊都。披云睹青天，捫虱話良圖。留侯將綺里，出處未云殊。終與安社稷，功成去五湖。（《贈韋秘書子春》其二）

白發四老人，昂藏南山側。偃蹇松云間，冥翳不可識。云窗拂青靄，石壁橫翠色。龍虎方戰爭，于焉自休息。秦人失金鏡，漢祖升紫極。陰虹濁太陽，前星遂淪匿。一行佐明圣，倏起生羽翼。功成身不居，舒卷在胸臆。窅冥合元化，茫昧信難測。飛聲塞天衢，萬古仰遺跡。（《商山四皓》）

嚴光桐廬溪，謝客臨海嶠。功成謝人間，從此一投釣。（《翰林讀書言懷呈集賢諸學士》）

嚴陵不從萬乘游，歸臥空山釣碧流。自是客星辭帝座，元非太白醉揚州。（《酬崔侍御》）

安石在東山，無心濟天下。一起振橫流，功成復瀟灑。大賢有巻舒，季葉輕風雅。匡復屬何人，君為知音者。傳聞武安將，氣振長平瓦。燕趙期洗清，周秦保宗社。登朝若有言，為訪南遷賈。（《贈常侍御》）

晉室昔橫潰，永嘉逐南奔。沙塵何茫茫，龍虎斗朝昏。胡馬風漢草，天驕蹙中原。哲匠感頹運，云鵬忽飛翻。組練照楚國，旌旗連海門。西秦百萬眾，戈甲如云屯。投鞭可填江，一掃不足論。皇運有返正，丑虜無遺魂。談笑遏橫流，蒼生望斯存。冶城訪古跡，猶有謝安墩。憑覽周地險，高標絕人喧。想象東山姿，緬懷右軍言。梧桐識嘉樹，蕙草留芳根。白鷺映春洲，青龍見朝暾。地古云物在，臺傾禾黍繁。我來酌清波，于此樹名園。功成拂衣去，歸入武陵源。（《登金陵冶城西北謝安墩》）

可見，詩人吟詠的人物包括魯仲連、屈原、賈誼、韓信、郭隗、諸葛亮、范蠡、張良、商山四皓、嚴陵、謝安等人。詩中詠古人，是引以自況，所許的人物或有輝煌至極的功業，如王猛、白起；或有高曠絕俗的情操，如商山四皓、嚴陵；或兩者都有，卷舒自如、進退自在，如范蠡、張良、謝安。這些人物的人生經歷正印證了李白的人生理想——“功成身退”。首先要成功，沒有世俗社會的成功，何以見證他的出類拔萃、空前絕后。其次要引退，如果被浮名利祿所拘系，精神格調何以超邁古今，又怎能顯示出他的與眾不同。最后，在追求成功的過程中，不能喪失精神上的尊嚴與高貴，《贈韋秘書子春》其二所詠王猛“捫虱話良圖”最能代表李白思想，《王猛載記第十四》云：“（猛）懷佐世之志，希龍顏之主，斂翼待時，候風云而后動。桓溫入關，猛被褐而詣之，一面談當世之事，捫虱而言，旁若無人。”（《晉書》卷一一四）李白一樣“懷佐世之志，希龍顏之主”，而王猛旁若無人，捫虱談論天下大勢，眼空權豪，也正如李白“平交王侯”“高揖萬乘”的思想。

另外，詠史詩中的一些歷史人物往往反復出現、重復使用，從而成為了詩人政治理想和精神氣質的象征，典型化的人物意象如屈原、陶淵明、諸葛亮等，都是唐代詠史喜好選用的典型題材和典型人物。屈原形象自漢代以來頗受歷代文人追捧，屈原具有悲劇色彩的藝術形象往往引發詩人人生遭際、懷才不遇、壯志難酬的無限感慨。據筆者初步檢索，《全唐詩》中以屈原為吟詠對象的詩歌有68首。代表作如盛唐李白《江上吟》、中唐時期戴叔倫《過三閭廟》、晚唐李商隱《楚宮》等。

屈平詞賦懸日月，楚王臺榭空山丘。興酣落筆搖五岳，詩成笑傲凌滄洲。功名富貴若長在，漢水亦應西北流。（李白《江上吟》）

沅湘流不盡，屈宋怨何深。日暮秋煙起，蕭蕭楓樹林。（戴叔倫《過三閭廟》）

湘波如淚色漻漻，楚厲迷魂逐恨遙。楓樹夜猿愁自斷，女蘿山鬼語相邀。空歸腐敗猶難復，更困腥臊豈易招。但使故鄉三戶在，彩絲誰惜攫長蛟。（李商隱《楚宮》）

以上三首詩，一方面借屈原形象暗喻自身命運不濟，以及沒沉下僚的感傷；另一方面詩人從屈原處發現了人生的價值所在——精神上的創造才可以與日月同光，世間庸俗的功名富貴如浮云一般虛無。詩人以功名富貴不能長在而自慰，通過屈原與自身命運的對比，詩人獲得了足以戰勝世俗政治失意、命運不濟的巨大精神力量。

陶淵明是隱者形象的代表，當詩人不得志時，往往會引發歸隱山林的“出世”思想。據初步檢索，《全唐詩》中以陶淵明為吟詠對象的詩歌有83首，代表作如盛唐岑參《春尋河陽陶處士別業》、中唐白居易《訪陶公舊宅》、晚唐吳筠《高士詠·陶征君》。

風暖日暾暾，黃鸝飛近村。花明潘子縣，柳暗陶公門。藥碗搖山影，魚竿帶水痕。南橋車馬客，何事苦喧喧。（岑參《春尋河陽陶處士別業》）

垢塵不污玉，靈鳳不啄膻。嗚呼陶靖節，生彼晉宋間。心實有所守，口終不能言。永惟孤竹子，拂衣首陽山。夷齊各一身，窮餓未為難。先生有五男，與之同饑寒。腸中食不充，身上衣不完。連征竟不起，斯可謂真賢。我生君之后，相去五百年。每讀五柳傳，目想心拳拳。昔常詠遺風，著為十六篇。今來訪故宅，森若君在前。不慕尊有酒，不慕琴無弦。慕君遺榮利，老死此丘園。柴桑古村落，栗里舊山川。不見籬下菊，但馀墟中煙。子孫雖無聞，族氏猶未遷。每逢姓陶人，使我心依然。（白居易《訪陶公舊宅》）

吾重陶淵明，達生知止足。怡情在樽酒，此外無所欲。彭澤非我榮，折腰信為辱。歸來北窗下，復采東籬菊。（吳筠《高士詠·陶征君》）

以上三首詩，除了表達傾慕陶淵明之高潔的品格情操外，自比陶淵明，抒發不愿與當朝小人為伍的高遠志向，更以陶公的形象寄托了自己逍遙自在、快意舒適的隱者態度。抒發易代之際幽憤慷慨的情懷，表達對歸隱之路的自我認同及“固窮安貧”的精神理念。陶淵明雖是典型的“出世”者形象，但是其中包含著歷代文人所追求的“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理想追求，詩人們將五柳先生作為隱者高士進行膜拜，希望有一天成就“功成身退”的千古功業。

諸葛亮則是堅定的“入世”者形象，無論世道怎樣艱難險阻，他都守著自己的政治理想，“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實屬難能可貴”。據初步檢索，《全唐詩》中以諸葛亮為吟詠對象的詩歌有85首，代表作有盛唐杜甫的《蜀相》、《武侯廟》、《八陣圖》、《諸葛廟》、《謁先主廟》、《詠懷古跡五首》、《上白帝城》其二、《夔州歌十絕句》其九，岑參的《先主武侯廟》，中唐劉禹錫的《蜀先主廟》《觀八陣圖》，晚唐溫庭筠的《過五丈原》、竇常的《謁諸葛武侯廟》、胡曾的《詠史·五丈原》等。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杜甫《蜀相》）

天下英雄氣，千秋尚凜然。勢分三足鼎，業復五銖錢。得相能開國，生兒不象賢。凄涼蜀故妓，來舞魏宮前。（劉禹錫《蜀先主廟》）

鐵馬云雕久絕塵，柳陰高壓漢營春。天晴殺氣屯關右，夜半妖星照渭濱。下國臥龍空誤主，中原逐鹿不因人。象床錦帳無言語，從此譙周是老臣。（溫庭筠《過五丈原》）

以上幾首詩，一方面以諸葛亮的濟世才智自比，抒發自身的人生理想和政治抱負；一方面又感慨諸葛亮“出師未捷身先死”、英雄壯志難酬之無奈，喻自身政治上屢遭挫敗、懷才不遇的苦悶。這兩個看似矛盾的復雜情感的共同作用，實際上更完美地塑造了諸葛亮的形象，以及其不畏艱辛永遠保守著政治的理想，以天下為己任，勇敢地擔當歷史使命的儒家精神，并且寄托了詩人自己復雜而豐富的情感世界。

古人云“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在古代文人的心中往往是道家“出世”、儒家“入世”思想交織纏繞。政治環境為順境時，詩人往往抒發報國明志的豪情壯志；為逆境時，又往往引發退歸山野、自在逍遙的老莊之道。屈原成為了懷才不遇、沉郁憂憤形象的象征，陶淵明成為灑脫高潔“出世”隱者形象的象征，諸葛亮則是積極“入世”者形象的象征，這三種典型形象分別寄托了詩人的不同人生理想和生活態度，共同建構了唐代士族詩人的精神氣質和理想品格。

三、詠史詩的審美價值

唐以前的詠史詩從詩歌內容上而言，史實是史實，個人是個人，史實與個人的思想情感界限較為清晰；從詩歌結構方面而言，詩歌具有嚴謹的邏輯結構和完整的敘事功能。在“興寄”理論的影響下，古與今、歷史與個人對立的問題逐漸被解決。詩人以所“寄托”的主觀意志作為詩歌創作的主線，將歷史真實與理性思辨相結合，從而體現出詩人對整個歷史的哲學觀照。這種個人生命的哲學思考，往往還包含著詩人個性化的審美體驗，即隨著自我意識的不斷高漲，詩人更關注內心主觀情感的表現，并將歷史真實與個人情感結合，呈現出其獨特的個性化的審美體驗。

第一，理性思辨，歷史的哲學觀照。

唐代詠史的審美價值在于歷史的真實與理性思辨的結合，這仰賴于唐代大量懷古詩、覽古詩的創作實踐。自陳子昂《白帝城懷古》《峴山懷古》始，出現了一大批懷古詩，其中以懷古為題的有163首，以覽古為題的有31首。代表作有：初唐李百藥的《謁漢高廟》《郢城懷古》《秋晚登古城》《登葉縣故城謁沈諸梁廟》，王績的《過漢故城》，蕭德言的《過嚴君平古井》，陳子昂的《薊丘覽古贈盧居士藏用七首》《登澤州城北樓宴》《登幽州臺歌》《白帝城懷古》《峴山懷古》，劉希夷的《洛川懷古》《北邙篇》；盛唐李白的《蘇臺覽古》《越中覽古》，杜甫的《詠懷古跡五首》，孟浩然的《登鹿門山懷古》，劉長卿的《登余干古縣城》；中唐劉禹錫的《西塞山懷古》《金陵懷古》《荊門道懷古》《石頭城》；晚唐杜牧的《西江懷古》《悲吳王城》，崔涂的《赤壁懷古》、《金陵晚眺》（一作《金陵懷古》），李德裕的《東郡懷古二首》，李山甫的《上元懷古》，陸龜蒙的《吳宮懷古》，許渾的《金陵懷古》，皮日休的《汴河懷古》，于濆的《經館娃宮》，薛逢的《悼古》，崔道融的《西施灘》，趙嘏的《冷日過驪山》，陳羽的《經夫差廟》，雍陶的《夷陵城》。懷古、覽古詩的出現在歷史與現實之間搭建了一座橋梁、一個平臺，即周遭客觀存在的自然景物。詩人們通過懷古、覽古詩由景及情，抒情為主，使客觀物境投射作者的強烈主觀色彩，而這種主觀色彩中往往滲透著詩人的理性思辨。達到“情”與“景”的交融，是唐人在詠史詩中創造意境時常用的手法。詩人親臨古地、追懷往事以寄感慨，并借眼前景象渾寫大意、涵蓋一切，進而抒發對人世變遷、盛衰更替的感慨。從寄托內容上而言，懷古、覽古類詠史屬于寓歷史興亡、寄人生哲理一類，數量達145首，占16%。在藝術上，常常采用虛實相間的手法，把詠史與抒懷、寓理融為一體，因景撫跡、抒發懷抱，托古思今、寄寓哲理。這類詩往往亦古亦今，重在思辨，藝術上顯得含蓄婉轉，意在言外。所以由于懷古對象大多是山水形勝，所以本身就具有物色之美，有較獨立的審美意義。

“撫景起興”的提法，由懷古詩、覽古詩而來。詠史詩多是“因史撫事”，由古人古事作為“吟詠感慨”的發端，相對比較直接。懷古詩則“因景撫跡”，以游覽歷史遺跡作為發端，強調觸景生情、借景寄情，在“史實”“情感”之外引進了景物的因素，客觀外物在這里成為觸發詩人懷古、吊古、傷今之情的媒介。觸發“興”的詩歌元素從單一變為了多樣，詠史詩的內部結構從原來的“史實” “詩情”二元發展為了“史實” “詩情”“景象”三元立體。景物成為觸發情感產生情思的基礎，將歷史蘊含的情感與景物瞬間觸發的情思相結合，真正到達“情景交融”的最佳藝術效果，也是“興寄”理論興情景中、寄托物外的目的所在。懷古詩的主要特征是“景”的元素逐漸放大，而“史”的元素則相對縮小。也可以說詩人對歷史遺跡的描寫越來越詳細，而對歷史人物、事件往往一筆帶過，提及輒止。一首懷古詩往往依托一個相對固定的歷史遺跡，縱橫聯系上下百年及千年的歷史人物、歷史事件，形成空間上穩定而時間跳躍的立體型雜詠懷古詩。如杜牧《西江懷古》一首，詩人的思想情感由西江古跡激發，聯想連接與西江古跡相關的春秋越國、漢魏、前秦三個朝代，范蠡、魏帝、苻堅三個風格迥異的歷史人物。詩人實際以范蠡形象作為自身的精神寄托，表達詩人孤高的心氣，懷才難遇的不平，撒手一去的瀟灑豪情。詩人將宏大的歷史思考通過大膽、豐富的聯想、想象完全融合于景物之中，亦古亦今，真正達到了情景交融、古今貫通。山川草木、花鳥蟲魚無不與詩人的歷史思辨相契合，這種受中國傳統審美心理影響而創造的藝術境界是唐人詠史詩的突出特征。

更有詩人將各種帶有濃厚歷史底蘊，同時又富有衰颯氣息的景象、物象有機地并列、組合，形成一組組詠古、懷古的歷史意象群，同時將作者對歷史的感傷、慨嘆也自然地融入其間，移情入景，進而構成獨特的審美意境。以劉禹錫懷古類詩歌為例：

南國山川舊帝畿，宋臺梁館尚依稀。馬嘶古道行人歇，麥秀空城野雉飛。風吹落葉填宮井，火入荒陵化寶衣。徒使詞臣庾開府，咸陽終日苦思歸。（《荊門道懷古》）

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金陵五題·烏衣巷》）

潮滿冶城渚，日斜征虜亭。蔡洲新草綠，幕府舊煙青。興廢由人事，山川空地形。《后庭花》一曲，幽怨不堪聽。（《金陵懷古》）

《荊門道懷古》一詩中的“南國山川”“宋臺梁館”“古道”“空城”“宮井”“寶衣”等物象，《金陵五題·烏衣巷》一詩中的“朱雀橋”“烏衣巷”“堂前燕”，《金陵懷古》一詩中的“潮滿”“冶城渚”“日斜”“征虜亭”“蔡洲”“新草綠”“幕府”“舊煙青”，都具有很強的歷史意蘊，可稱為歷史意象群。它們的存在既見證著歷史，又連接著當前。在特定的語境中，具有帶著讀者出入古今時空的穿透力，并使此詩充分地展現出強烈的歷史濃度感與現實凄涼感，同時融入作者低沉的傷悼情感，昭示著深刻的盛極必衰的歷史興亡哲理。作者將其對歷史興廢的淡然傷悼，很巧妙地融入其中，使詩歌顯得婉約蘊藉，含蓄巧妙，情韻悠長。宋人嚴羽曾說：“詩有詞理意興。南朝人尚詞而病于理；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興；唐人尚意興而理在其中。”（《滄浪詩話·詩評》）劉禹錫在通過自然、歷史物象創造出富有神韻的意境時，往往能夠進一步升華，由境生理，使詠史詩的理性深度大大增強，境與理得到完美的結合。

第二，自我意識投射，個性化審美體驗。

唐代詠史另一審美價值還在于，詩人強烈的自我意識的投射，個性化的審美體驗。詠史詩中流露出濃厚的自我意識，詠史詩的聯想方式是“由史及我”“以史詠我”“借史述情”“假史言懷”。“寓史寄慨”內容往往為己之遭際，以及由此而引發哲學思考。沈德潛評《感遇》云：“感己之所遇而發為詩，即其理想抱負、郁憤寄托的抒發”（《唐詩別裁集》卷一）。陳沆曾云：“子昂《感遇》，雄軼古今，然問其所感何遇，則皆不求甚解。……夫不求甚解，必在會意忘食之余；詩有別趣，不出愜心厭理之外。洄洑之下，必有淵潭；儻眇之辭，端非淺寄。”（《詩比興箋》卷三）胡震亨評《古風》：“太白《古風》……其抒發性靈，寄托規諷……六十篇中，非指言時事，即感傷己遭，循徑而窺，又覺易盡。”陳子昂《感遇》詩三十八首、《薊丘覽古贈盧居士藏用七首》組詩，李白《古風》五十九首，詩中所抒發的情懷是用世之志及不遇之憤，即個人理想抱負的抒發、寓托。此種起興聯想方式，集中體現了唐代文人獨立、傲岸的主體精神，更是“風骨興寄”之詩學理想的根源所在。有學者把詠史的寄托內容也分為三種：“一是作者個人遭遇挫折，仕途不利，有志難伸，故借前代史實以自慰自寬，或抒發憤懣；二是當社會鼎革、民族危難之際，以史寄寓興亡之慨；三是當社會政治機制不滿，借歷史故以暗寓己見。”以上三種寄托的內容都緊密地與詩人自我意識相聯系，體現為詩人自我的人生觀、歷史哲學觀和政治觀等多種認識。前面我們提到過陳子昂詠史中出現了自我意識，到盛唐詩人則將這種自我意識進一步擴大化。詠史詩中歷史觀念不再是統治階層的集體意識體現，而是盛唐詩人融合情感和理性歷史思考的詩意表現。據欒貴明等編纂的《全唐詩索引》，在具有可比性的作家中，“我”（含“吾”“余”）的使用頻率，李白為0.582%、白居易為0.479%、杜甫為0.4026%。李白詩中用“我”398次，用“吾”64次，用“余”76次。詠史很多時候成為“以史詠我”，詩人的抒情主體意識高漲，所有古人、史事都是圍繞著此張揚的抒情主體運轉。個人作為歷史的一步進入到歷史中去，“史”與“詩”、個人與歷史的關系更加融合。以李白《古風》五十九首為例：

齊有倜儻生，魯連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開光曜。卻秦振英聲，后世仰末照。意輕千金贈，顧向平原笑。吾亦澹蕩人，拂衣可同調。（其十）

松柏本孤直，難為桃李顏。昭昭嚴子陵，垂釣滄波間。身將客星隱，心與浮云閑。長揖萬乘君，還歸富春山。清風灑六合，邈然不可攀。使我長嘆息，冥棲巖石間。（其十二）

燕昭延郭隗，遂筑黃金臺。劇辛方趙至，鄒衍復齊來。奈何青云士，棄我如塵埃。珠玉買歌笑，糟糠養賢才。方知黃鶴舉，千里獨徘徊。（其十五）

燕臣昔慟哭，五月飛秋霜。庶女號蒼天，震風擊齊堂。精誠有所感，造化為悲傷。而我竟何辜，遠身金殿旁。浮云蔽紫闥，白日難回光。群沙穢明珠，眾草凌孤芳。古來共嘆息，流淚空沾裳。（其三十七）

李白《古風》（其十），通篇描述魯仲連風采，結尾“吾亦澹蕩人，拂衣可同調”，點到自己和魯仲連精神氣格的相通；《古風》（其十二），詠嚴子陵高蹈歸隱，既是對古人的仰慕，也寄托了詩人的自我志趣；《古風》（其十五）前半部分詠燕昭王筑黃金臺，后半部聯及自身際遇，轉為控訴懷才不遇；《古風》（其三十七），前半寫到鄒衍及傳說中齊之庶女蒙冤事，后半部轉述自身遭際之不公。可見，詩歌所寄托情感豐富多樣，所寄托內容如抽絲剝繭般層出不窮，詩意勝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