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藝美學要略·論著·《飲冰室詩話》

近代梁啟超著。戊戌變法維新運動失敗后，梁啟超流亡日本，從事政治宣傳活動，撰寫了一系列繼續鼓吹改良主義的政論文章。與此同時著《飲冰室詩話》，提倡文學革新運動，對本集團所提出的“詩界革命”、“小說界革命”等進行理論總結。

《飲冰室詩話》大量輯錄了當時革新派人物的詩作，充分肯定和高度評價這些詩作憂國憂民和改良救亡的愛國熱情，主張詩歌文學要表現“新理想”、“新意境”。它只談當時的詩作，只談改良派中的詩人，與以往泛論古今的詩話不同。尤其推尊譚嗣同、黃遵憲等。“譚瀏陽志節學行思想為我中國二十世紀開幕第一人”，“其詩亦獨辟新界而淵含古聲”。“公度之詩，獨辟境界，卓然自立于二十世紀詩界中，群推為大家，公論不誣也。”

《飲冰室詩話》從改良主義的政治斗爭需要出發，十分強調詩歌文學的社會功用。它所充分肯定的詩界乃至整個文學領域內的“革命”，其含義集中起來就是：利用文學形式，表現改良主義的政治內容和社會理想，及時、緊密地配合現實的斗爭實踐。而在這一方面，梁啟超認為中國的傳統詩歌與西方相比較有很大的局限性：第一，中國自古以來，長篇詩歌鳳毛麟角，而史詩可以說沒有，不能充分反映社會歷史內容。第二，中國自古詩與樂合流，亦詩亦歌，共同發揮對國民品質的“精神教育”，但后來詩樂分家，詩的社會功用也削弱了。有清一朝，詩人文學家多不懂音律，先王樂教全委諸教坊優伎之手。詞章家對國民大眾不能發生影響，推其原因，乃詩樂分家之故也。因此，詩界必須“革命”，突破舊局限，創造出能充分反映新思想的好詩、長詩、史詩，把詩樂重新結合起來，共同負起教育國民、振奮精神的社會職責。梁啟超說：“過渡時代，必有革命。然革命者，當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吾黨近好言詩界革命。雖然，若以堆積滿紙新名詞為革命，是又滿洲政府變法維新之類也。能以舊風格含新意境，斯可以舉革命之實矣。”他指出“詩界革命”的實質在于內容和精神，而不在于搬用新名詞，從理論上糾正了“詩界革命”以來所出現的偏頗，具有積極意義。但他沒有認識到形式與內容、風格與精神的辯證統一關系，反而把二者絕對分開，也是片面的。他認識到詩、樂、文學與社會進步、政治改良有密切關系，強調文藝的社會作用，這是對的。但過分夸大這種作用，把文藝的審美功能與政治宣傳混為一談，也是不利于文藝自身的發展、提高，因而也不可能真正發揮文藝的社會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