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東潤先生（1896—1988），名世溱，以字行，江蘇泰興人。早年先后就讀于泰興蒙學堂、襟江小學。后入上海南洋公學附屬小學，得從唐文治先生習古文辭。1913年末得吳稚暉先生推薦到英國留學三年。歸國后任教于廣西第二中學（在梧州）、南通師范學校，1929年入武漢大學，其間皆教授英語。1932年始講授中國文學批評史，乃轉入中文系。1942年移講席于重慶柏溪之中央大學，1947年后曾輾轉任教于無錫國專、齊魯大學、滬江大學。1952年院系調整，轉入復旦大學任教。1957年后曾長期擔任中文系主任。

朱先生學術啟蒙于清末，在傳統詩文誦讀寫作方面得到良好的培養，年十七就學英倫，更對西方學術和英國文學有很深切的了解。在專力從事中國文史研究以前，曾有十五年時間從事英國語言文學的講授，這使他的研究格局和氣象與民國期間一般中文系教授有很大不同。對先生一生影響很大的兩位老師，都抱有強烈的淑世精神。先生曾說到，從唐先生那里體會到古詩文的噴薄之美和情韻之美。唐先生曾為交通大學文治堂題聯：“人生唯以廉潔重，世界全靠骨氣撐。”在朱先生身上也始終保持這種傳統士人的精神氣度。吳稚暉在近現代史上當然是有爭議的人物，但朱先生從學時，適逢其民初從事革命宣傳之際，吳對傳統學術和中外文化的認識，以及對學術和政治的敏銳，也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朱先生的學術和人生選擇。

先生曾自述，因當時武漢大學中文系守舊氣氛濃厚，文學院院長聞一多教授建議他開設中國文學批評史課程。他用一年時間，至1932年寫出講義初稿，截止到明末錢謙益，援據英國學者高斯在《英文百科全書》對批評之定義為“判定文學上或藝術上美的對象之性質及價值之藝術”，藉此闡明文學批評之性質、對象與分類，批評與文學盛衰之關系，以及文學批評文獻之取資。后三度增訂，至1937年定稿，但因戰亂遺失了定稿的下半部。1944年由開明書店出版《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是1937年本前半部和1933年本后半部的拼合本。先生文學批評的系列論文，后結集為《中國文學批評論集》（開明書店1947年），又研治《詩經》，多發前人所未言，結集為《讀詩四論》（商務印書館1940年）。1940年初因授課需要，撰成《史記考索》（開明書店1948年）一書。成就之豐碩，當時已堪稱難得，但先生并不感到滿足。《讀詩四論》定稿時，有詩云：“彈指蔽泰華，冥心淪九有。小夫竊高名，君子慎所守。肯以金石姿，下羨蜉蝣壽！乾坤會重光，相期在不朽。”人生短暫，學術常新，應該不斷追求新的開拓，新的創造。在對中國文學作出全面觀照后，他更多地考慮中國文學無論研究還是寫作，都應該有大的突破，他希望從西方文學中找尋新的道路。

在樂山艱苦的環境和繁忙的授課之余，先生想到的是，“世界是整個的，文學是整個的。中國的小說和戲劇，受到新的激蕩，正在一步步地和世界文學接近”，詩歌“還在大海中掙扎，一邊是新體詩的不斷地演進，一邊有人眷戀已往的陳跡。只有中國的傳敘文學，好像還沒有多大的進展”。他堅持認為“傳敘文學底使命是人性真相底流露”（均見《八代傳敘文學述論·緒言》），決心為此作徹底的探究。

先生的努力從閱讀西方理論開始。當時能夠找到唯一的理論著作是法國莫洛亞的《傳敘文學綜論》，他從圖書館借出，用一個月時間連讀帶譯，掌握了這部理論：“西洋文學里，一位重要的傳主，可能有十萬字乃至一二百萬字的傳記，除了他的一生以外，還得把他的時代，他的精神面貌，乃至他的親友仇敵全部交出，烘托出這樣的人物。”（《朱東潤自傳》第256頁）他結合早年對英國文學的閱讀，特別推尊鮑斯維爾的《約翰遜博士傳》和斯特拉哲的《維多利亞女王傳》，對英國古典和近代傳敘的作派有一簡略說明：“一部大傳，往往從數十萬言到百余萬言。關于每一項目的記載，常要經過多種文卷的考訂。這種精力，真是使人大吃一驚。這種風氣，在英國傳敘文學里一直保持到維多利亞時代。一切記載，更加翔實而確切，而證明的文卷，亦更加繁重而艱辛，于是引起二十世紀初年之‘近代傳敘文學’。這一派底作風，總想活潑而深刻，同時極力擺脫證件的桎梏。其實仍是一步步腳踏實地，沒有蹈空的語句。”（《八代傳敘文學述論·緒言》）

先生的工作從兩方面展開。一方面是研究中國歷代傳敘文學的歷史，另一方面是探索中國傳敘文學的創作，反復斟酌后，選定明代隆慶、萬歷間的權相張居正，1943年完成《張居正大傳》，成為中國現代傳記文學的經典著作。

先生1942年完成《八代傳敘文學述論》，稿本自存，生前未刊，經我整理，2006年由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另存稿有稿本兩冊，先生親筆書寫于對折雙面有行格的毛邊紙上，凡231頁，扉頁題“傳敘文學述論”，有題記云：“此書上下二冊，述于一九三九，次年畢事。初名《傳敘文學之變遷》，后擷為《八代傳敘文學述論》，未付刊。扉頁已失，姑粘此紙，以志始末。東潤，一九七六年一月。”估計是“文革”抄沒手稿退還后曾稍作整理，有幾篇手稿裝訂時次第有錯亂，所幸內容完整，未有缺失。

稿本共包含十五篇文章，目錄如下：一、《晏子春秋》;二、《〈史記〉及史家底傳敘》;三、《〈三國志注〉引用的傳敘》;四、《〈世說新語注〉引用的傳敘》;五、《法顯行傳》;六、《高僧傳》;七、《續高僧傳》;八、缺題文;九、《〈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述論》;十、《唐代文人傳敘》;十一、《宋代的三篇行狀》;十二、《宋代的年譜》;十三、《全祖望〈鮚埼亭集〉碑銘傳狀》;十四、《傳敘文學與人格》;十五、《傳敘文學底真實性》。其中缺題一篇，就《續高僧傳》所涉隋代佛教與政治關系展開論述，并對隋二帝有很獨到的評述。但從前一篇的結束語看，此篇似不在全稿的論述計劃以內，估計是讀書有所感悟臨時起興而作。我代擬題為《〈續高僧傳〉所見隋代佛教與政治》，先期交《世界宗教研究》2015年1期發表。

以上各文之完成時間，可以在文稿中找到內證。如在討論全祖望碑狀成就時，特別寫到清初東南抗清之艱苦卓絕，認為“正和最近抗戰中的中條山游擊戰一樣，在民族戰爭中發生最大的牽制力量”。《〈史記〉及史家底傳敘》說到趙將趙括的失敗：“正同一九四○年世界大戰，德國軍隊把法國第一軍團以及英比聯軍截斷在佛蘭德斯一樣。”都是就當時時事引發議論，后者所述為1940年6月敦刻爾克撤退前的歐陸戰事。

上述各文，有幾篇經增寫曾在四十年代的學術期刊刊出，具體篇目是：《〈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述論》，刊《文史雜志》創刊號（1941年4月）;《傳敘文學與人格》，刊《文史雜志》二卷一期（1942年1月）;《法顯行傳》一篇，改題為《論自傳及〈法顯行傳〉》，刊《東方雜志》三十九卷第十七號（1943年）;《傳敘文學的真實性》，刊《學識雜志》1947年12月號。此外，《〈三國志注〉引用的傳敘》《〈世說新語注〉引用的傳敘》《法顯行傳》《高僧傳》四篇的部分內容，與《八代傳敘文學述論》稍有重疊，大約就是朱先生題記所述“后擷為《八代傳敘文學述論》”之意。其中《法顯行傳》《高僧傳》兩章重見約各占三分之二，而另二章則因一偏重專書論述，一側重時代發展，舉例多同而論述則各異。當然，本稿為初稿，論述未及深入者自有，《八代傳敘文學述論》則為進一步研究后的系統論述，二者是遞進的關系。其余各篇，此前均未曾發表。

先生曾在自傳中說“自己對于這部敘述很不滿意”，因此一直沒有出版。在這部著作里，確實看到最初拓荒的粗糙和不成熟。比如《〈三國志注〉引用的傳敘》《〈世說新語注〉引用的傳敘》兩節，是據諸書輯錄傳敘資料時的最初文獻分析，就保存各類別傳家譜較多的二書分別加以論列。但二書數據有較多交叉，裴注《三國》雖然早于劉注《世說》，但所引佚書的時代則各有先后。稍晚作《八代傳敘文學述論》時，就不采取這一方式，而是采取東漢至東晉各時期傳敘成就分別論列的方式。對《續高僧傳》的研究，肯定其“和慧皎原著有相等價值”，并揭示此書對慧皎書的批評和補充，其所依據的文獻來源，所撰在世人物生傳的體例特殊，并看到該書對禪宗不滿、與玄奘就譯經的分歧以及所見周齊隋唐佛道二教遞盛的事實。雖然都具卓見，但就傳敘文學立場說，顯然還未能完全展開。

但就全稿來看，先生顯然是希望借助各歷史時期有代表性的論著，來揭示中國傳敘文學的發展脈絡，最后兩篇則重在闡發英國傳敘文學的學術精神和文學面貌，以及具體的寫作方法，對文獻取資利用的原則和避忌。在論述的系統深入，以及是否就此即能完成對中國傳敘文學的總結，先生的不滿意帶有強烈的學術自省和刻意追求。但就各具體篇章來說，則都能自成議論，多有發明，體現先生在學術鼎盛時期的獨特體悟。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