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鵬在元代宮廷書畫文化里有重要位置。王氏延祐元年（1314）任典簿，受知元仁宗（1311—1319）、英宗（1320—1323），創作一系列界畫，包括金明池圖、龍池競渡圖、大安閣圖、大都池館圖等，朝野稱譽。界畫（ruledline painting）以精準描摹為尚，袁桷（1266—1327）稱王氏界畫“以墨為濃淡高下，是殆以筆為尺也”（《王振鵬錦標圖》，《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五）。王氏界畫之所以廣受關注，因其畫乃承詔作，并于不同的宮廷文藝活動上展示，著名官員皆撰作題跋，充分表現蒙元中期宮廷文藝活動的盛行。檢示王氏界畫以及圍繞其中的題跋詩文，可以讓我們了解當時蒙漢宮廷文化生活的一端。

一、 王振鵬界畫與元代宮殿

蒙元實行兩都制，除改建金燕都為大都外，又于蒙古內陸立上都，為避暑用。王振鵬界畫其中一個主題即兩都的宮殿樓閣，其時兩都宮闕之宏偉壯麗與前朝堪可比肩。虞集（1272—1348）受王振鵬所托為其父撰《王知州墓志銘》，其中寫到振鵬之學“妙在界畫，嘗為大明宮圖以獻，世稱其絕。”（《道園學古錄》）據清人顧文彬所考，大明宮即大都宮殿區域中的大明殿，元制帝后臨朝于此（《過云樓書畫記》卷二）。王氏“大明宮圖卷”（現藏美國大都會博物館）于皇慶元年壬子（1312）進呈仁宗，顧文彬謂此圖筆法“逞飛動于謹嚴，寓神明于規距”，謂其描摹準繩，在平衡穩重的建筑物之外呈現宮檐“飛動”神情，畫面靜動配合得宜。清人徐康謂此圖“神氣飛動不為法所拘”，兼記尚書黃鉞（1750-1841）購圖于琉璃廠，圖卷“首尾完好，惟元明人題跋遭割截，或飛鳧狡獪，臨摹別本，以真跋欺人耶？”（《前塵夢影錄》卷下）存世本上有元代魯國大長公主偽印、黃鉞鈐印，不見古人題跋，今存世本或許真如徐康所言乃摹本而已。話雖如此，但仍可從中得見大明宮的建筑特點。此存世長卷，以池舟、云氣、橋梁、樹柳構圖，以山巒為整幅長卷的背景，刻劃城樓牌匾高大、宮檐飛動、宮闕高低有序和浮雕蛟龍出水處，突顯巍峨層樓宛如水氣之中的情景，蒼茫、靈動兼有。由于元代宮廷文人向圣上進講儒家經典、早朝之會等皆在大明宮舉行，所以圖卷呈現的情態在元詩里也可找到相近描述，例如虞集“御柳新條臨晝殿，仙桃曉色上春潮”（《進講后侍宴大明殿和伯庸贊善韻》）寫宮殿遍植柳樹果木，而受文宗眷顧的柯九思則形容為“云開五鳳層樓矗，日繞群龍法駕來”（《元日會朝大明殿》），皆可見其時宮殿區域層樓宏偉之姿。對讀圖像與詩，可知蒙元宮廷文化仍大致跟從漢人傳統，以廣植花木喻人才之盛，宏偉宮闕寓帝王莊嚴。

上都位處開平，蒙元皇帝每年春夏之交必自大都啟程北上避暑。上都宮殿之有名者當推大安閣，史載世祖于至元三年（1266）下令建成。此閣特別之處乃取北宋汴京皇家宮殿熙春閣閣材，移建于上都宮城之內，名曰大安。王惲（1227—1304）于北宋破滅后曾訪汴京宮殿區，見故苑荒蕪，獨“偉麗”的熙春閣存，與客因而三次造訪其上（《熙春閣遺制記》），有詩云：“……石鯨照水鱗猶動，金鳳凌云勢欲翔。奇貨梁園當日盡，為誰留在閱興亡。”（《登熙春閣》）石鯨、金鳳本作為宮闕建筑的裝飾物，在王惲筆下，作為興亡歷史的見證。不獨是王惲，從其他由宋金入元的文人眼中看去，汴京熙春閣變成遺構以及其后的北移乃是朝代興衰的象征（李嘉瑜《宮城與廢墟的對視——元代文學中的大安閣書寫》，《文與哲》第二十一期，2012年）。當熙春閣閣材被永久置于上都宮廷，元代宮廷文人怎樣看待這個轉變？王振鵬曾為仁宗畫大安閣圖，虞集撰作《跋大安閣圖》先追敘世祖經營開平并取故宋熙春閣閣材之由來，接著寫上都“宮城之內，不作正衙，此閣歸然遂為前殿矣。規制尊穩秀杰，后世誠無以加也。王振鵬受知仁宗皇帝，其精藝名世，非一時僥幸之論。此圖當時甚稱上意，觀其位置經營之意，寧無堂構之諷乎，止以藝言則不足盡振鵬之惓惓矣。”（《道園學古錄》卷十）說明重構后的大安閣形制穩重，乃蒙元皇帝用以接見大臣的莊嚴宮殿。如果聯系大安閣的前身熙春閣，在北宋時為朝廷享樂之地，世祖用其材并改稱為“大安”，就有著時代升平之愿景。虞集記大安閣圖甚得仁宗稱意，在于該圖苦心刻劃大安閣的形制，考究其“堂構”之規模。“堂構”既可指建筑物之實，又有子承父業之寓意，可知虞跋稱譽王氏界畫之準繩，以及王氏藉大安閣形制之尊穩秀杰喻仁宗承繼世祖霸業之穩固基礎。故宋熙春閣原本具有的興亡歷史感，在重構為上都大安閣后逐漸褪色，于仁宗時期宮廷文人筆下變成基業隱固的表征。虞集親覽王圖后撰寫的題跋或許帶有強烈的主觀情意，至于曾赴上都大安閣的宮廷文人又是怎樣看？周伯琦（1298—1369）《是年五月扈從上京宮學紀事絕句二十首》有詩詠之，寫到“大安閣，故宋熙春閣也。遷建上京”。詩云：“曾甍復閣接青冥，金色浮圖七寶楹。當日熙春今避暑，灤河不比漢昆明。”（《近光集》卷一）伯琦成長于元中期儒治，他心知大安閣來歷，然這些來歷非其書寫重心，他輕描淡寫地把“熙春”閣之名嵌入詩中，與“避暑”相對，由往昔供故宋宮室于春天嬉戲之處變為今天蒙元皇族避暑勝地，末句寫上都灤河不同于漢昆明池。灤河于上都段的河面寬闊平緩，自然不同于昆明池的人工開鑿形態。如果說漢武用昆明池習水戰以耀武揚威，蒙元已有廣闊的東西版圖，宮室每年夏天都可北上避暑，根本無用勞心于軍備。虞集另一首詩可作為了解上都灤河區域在蒙元宮廷的特殊意義，其《王朋梅東涼亭圖，延祐中奉敕所作草也》寫王振鵬繪畫上都“東涼亭”，詩云：“灤水東流紫霧開，千門萬戶起崔嵬。坡陁草色如波浪，長是鑾輿六月來。”原來上都灤河一帶已建有眾多宏偉宮殿和層樓，在廣漠平野里的千門萬戶與中原有著不一樣的視野。灤河和大安閣宮殿已是時人心中盛世表征，前此包涵的興亡之感至此消散。

二、 “金明池圖”與元人題跋

王振鵬的大都和上都宮殿界畫反映當時蒙元盛世，其畫作刻劃細致與描摹準繩，深得仁宗賞識。其現存界畫另一主題是奉敕撰作北宋汴京“金明池圖”。存世“金明池圖”不止一本，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本名“龍池競渡圖”，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藏本題為“臨王振鵬金明池圖卷”。據明清文獻所記，“金明池圖”又稱“龍舟奪錦圖”“龍舟圖卷”“金明奪錦圖”或“寶津競渡圖”等，可知王氏應畫有不下數幅同題作品，皆是以金明池龍舟爭標為主題。大都會博物館藏本有王振鵬跋，此跋著錄于明代張丑《清河書畫舫》卷六、清代張照《石渠寶笈》卷三十四、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匯考》卷四十八。王氏自題如下：

崇寧間三月三日開放金明池，出錦標與萬民同樂，詳見《夢華錄》。至大庚戌欽遇仁廟青宮千春節嘗作此圖進呈，題曰：

三月三日金明池，龍驤萬斛紛游嬉。

歡聲雷動喧鼓吹，喜色日射明旌旗。

錦標濡沫能幾許，吳兒顛倒不自知。

因憐世上奔競者，進寸退尺何其癡。

但取萬民同樂意，為作一片無聲詩。

儲皇簡澹無嗜欲，藝圃書林悅心目。

適當今日稱壽觴，敬當千秋金鑒錄。

恭惟大長公主嘗覽此圖，閱一紀余，今奉教再作，但目力減如曩昔，勉而為之，深懼不足呈獻。時至治癸亥春莫廩給令王振朋百拜敬畫謹書。

可知王振鵬兩次進呈“金明池圖”予上位者，首次于至大庚戌（1310）為祝賀太子愛育黎拔力八達（仁宗）壽辰而作，第二次緣于魯國大長公主披覽上圖，命王振鵬另作畫，于英宗至治癸亥（1323）呈獻。存世本圖右先繪御座大龍舟由數艘小龍船護送向前，圖中央位置有主體建筑寶津樓以及臨水殿、橋梁和左右樓閣，圖左繪有多艘龍虎船，健兒則以劃艇之姿向前爭奪標竿。此龍舟奪標的傳統主題見于《東京夢華錄》，王振鵬題跋卻由圖像轉出新意。王自題詩先寫金明池鼓聲震天的出游盛況（1—4句），繼而批評他們樂此不疲追逐價值不高的錦標，就像奔競爭利者常陷進退失據中（5—8句），詩意暗示北宋此一活動難以凝聚民心和勸善。王自題詩加添北宋宮廷傳統活動在當世的另一層意思，即龍舟競渡的重點不在個人爭勝主題上，而是借著健兒龍虎船在前、御座大龍舟在后的并列圖像，指出朝廷與萬民同樂的歡樂氣氛，這固然與仁宗淡泊名利、沉浸于文化活動的價值取向有關（11—12句）。王振鵬以“金明池圖”和題跋為賀壽之物，巧妙指出元廷對前朝文化的繼承與轉化，既合仁宗對藝術生活的追求，又可達到頌圣的目的，“與萬民同樂”之意又深化了蒙漢間的融洽，熱愛漢文化藝術的魯國大長公主看畢此圖后十年，又命王氏再擬同題畫作，正顯示她同意王氏題跋所言。

張丑《清河書畫舫》和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匯考》皆轉引王跋并附元人題詠十五首。陳韻如指出，存世各本上的題跋，文字各有不同，或許在明代以后部分藏本被裁剪和增補題跋（《記憶的圖像：王振鵬龍舟圖研究》，《故宮學術季刊》第二十卷第二期），此十五首題詠是否出于一時一地不得而知，但起碼說明王氏此圖的制作在當時乃是宮廷文人間的大事。

題詠者共十五人，皆當世名士，除蒙古族的趙世延外，以南人、漢人為主，包括儒臣袁桷、鄧文原、柳貫、張珪、馮子振等等。題詠大致分三類，一為描述圖像盛況以頌圣，如翰林侍讀學士李源道緊隨圖像寫“金明池水清且漣，寶津樓閣三山巔”，謂金明池就如東海三仙山，喻帝皇居處為神仙境界；又如國子博士柳貫和趙巖以漢家天子功績借喻仁宗盛世。第二類為發揮圖像龍舟爭標的意義，如集賢直學士鄧文原謂“得失等閑成慍憙，人生萬事奕棋中”，爭標奏功實乃等閑，借喻人生應該看輕得失；集賢大學士趙世延則說奪錦圖重點不在健兒鼓勇爭先，而要銘記此圖乃為祝賀仁宗而作，“寄語金明池上月，何如修禊且流杯”。修禊即三月上巳日，曲水流觴并賦詩的雅集活動，藉此連結了王振鵬自題詩首句的“三月三日”，故此，趙世延闡釋圖像的重點不在健兒奪錦，而是一眾儒臣參與雅集賦詩為仁宗賀壽（史載仁宗壽辰在三月三日）。第三類為隱含諷諫之作，以北宋龍舟奪錦為鑒，試看以下兩首：

龍舟迭鼓出江城，送得君王遠玉京。

惆悵金明池上水，至今嗚咽未能平。（玄教大宗師吳全節）

前代池塘土一丘，荒淫無度恣嬉游。

燕山虎踞龍盤地，何處能容此樣舟。（集賢大學士王約）

“龍舟競渡”主題于這兩首作品中已完全脫離王振鵬“與民同樂”的創作原意，而是作為北宋覆滅原因“耽于逸樂”的代稱，王約更進一步，指出蒙元據帝王之地燕山，地勢宏偉險要，故汴京游樂風氣難以在大都開展。我們未能確定以上兩首詩是否題寫王振鵬第二次進呈大長公主的金明池圖，然而，袁桷《魯國大長公主圖畫記》載公主命善于文詞者題寫圖畫若干卷，“以昭示來世”，袁記指出：“五經之傳，左圖是先……至于宮室有圖，則知夫禮之不可僭……是則魯國之所以襲藏而躬玩之者，誠有得夫五經之深意，夫豈若嗜奇哆聞之士為耳目計哉！”（《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五）可見魯國大長公主的天慶寺雅集，并非只滿足耳目之娛，而是通過漢文化的藝術作品（圖畫、題跋）來鑒誡警世，其中所謂秉持五經之意，當是仁宗、英宗二朝儒治的主要內容。由這背景來看，王振鵬界畫及其相關題跋和藝術活動也是了解蒙元中期政局儒治的一個方向。

（作者單位：香港浸會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