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麗王朝后期的學者李齊賢（1287—1367）曾追隨高麗忠宣王在中國常年居住，與虞集、趙孟、張養浩等元代文士過從甚密，并受到他們的影響而嘗試倚聲填詞，從而成為韓國文學史上舉足輕重的詞人，享有“備知詩余眾體者，吾東方一人而已”（李宗準《遺山樂府序》）的評價。但其作品在后世流傳未廣，以致清乾隆年間來訪的朝鮮使臣李德懋頗為感慨地說：“今世之人，甚至不知益齋之為李齊賢者，可悲也。”（《清脾錄》卷三）盡管在道光年間由伍崇曜、譚瑩編訂的《粵雅堂叢書》中已經收入李齊賢的《益齋亂稿》，但其中的《益齋長短句》并未引起詞學界的關注。直至民國時期，詞學大家朱孝臧在輯校《彊村叢書》時對李齊賢詞作重加校訂，才吸引了劉毓盤、況周頤、夏承燾、唐圭璋等諸多專家進行研討，在中國現代詞學史乃至中韓文學交流史上頗值關注。

《彊村叢書》是朱孝臧輯校整理的大型詞籍，曾先后多次增補付梓：最初在宣統三年（1911）就以《彊村所刻詞》的名義刊行，其中尚無《益齋長短句》（參見陽海清編撰、陳彰璜參編《中國叢書廣錄》所列《彊村所刻詞》子目）；至民國年間，先后又有三次結集，其中民國六年（1917）初次編刊本中仍然未見李氏作品，而至民國十年（1921）的二次編刊本中便收錄了《益齋長短句》一卷，直至民國十一年（1922）的三次編刊本中相沿未改（參見施廷鏞《中國叢書知見錄》所列前后三次編刊本的子目），而李齊賢的詞作就由此開始進入現代諸多詞學研究者的視野。

詞學觀念上的相近，無疑是朱孝臧青睞李齊賢詞作的重要原因。朱氏中年學詞，原由吳文英夢窗詞入手，晚年轉而肆力于蘇軾東坡詞。他為此還集中精力編訂《東坡樂府》三卷，不僅對文字詳加勘證，還首次予以細致編年。他在創作方面所受蘇詞的影響，與其關系密切的師友更是多有論及，如張爾田說他“晚年頗取法于蘇”（《龍榆生詞序》），夏敬觀稱其“頗取東坡以疏其氣”（《風雨龍吟室詞序》）。而李齊賢在填詞時也有同樣的特點，除了創作部分直接依韻步和東坡詞的作品，并由此開啟韓國詞人唱和蘇軾詞作的先河之外，他在詞作中承襲、點化東坡詞的現象也不勝枚舉。如《水調歌頭·望華山》“我欲乘風歸去，只恐煙霞深處，幽絕使人愁”，就脫化自蘇軾《水調歌頭》“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又《玉漏遲·蜀中中秋值雨》“圓又缺，空使早生華發”，則兼用蘇軾《水調歌頭》“月有陰晴圓缺”及《念奴嬌》“多情應笑我，早生華發”。顯而易見，這成為朱孝臧留意《益齋長短句》的一個重要基礎。

除了創作趨向相似之外，特殊的時代背景也不容忽視。如上所述，朱孝臧著手校訂《益齋長短句》應該是在民國六年（1917）至十年（1921）期間。在此期間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從宣統二年（1910）起，韓國正式淪為日本殖民地。這一事件所帶給中國的強烈刺激，在某種程度上也促成了朱孝臧對李齊賢其人其作的關切。自甲午戰爭之后，中國已喪失在朝鮮半島的實際影響力，而日本則開始穩步推進對韓國的侵占。至宣統二年（1910）日、韓兩國簽署《日韓合并條約》，更進一步讓中國感受到唇亡齒寒的危機。戴季陶的時評《日韓合邦與中國之關系》也許最能真切地道出當時國人的心聲：“韓國者，吾國三千余年之屬國也，其地則屬吾國疆域，其人則與吾國同族，其文字則吾國之國風，其政治風俗則吾國之遺范，是則韓國之存亡問題，即吾國國權之消長問題，亦即吾國實力之增減問題。”對于韓國的關注既包含同病相憐的傷感，又充滿引以為鑒的自省。就朱孝臧一貫的行為處事而言，對于世事始終抱持著強烈的關注。有學者早已指出，清末民初的詞學界因為受到國粹派思想的影響，“興起了將詞籍視為國粹，進行徹底整理，加以保存的自覺的大規模的詞籍校勘整理活動，由此也給詞籍整理第一次帶來了很強的目的性”（張暉《論清季民初詞籍校勘之興起》），而朱孝臧無疑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張爾田在評論朱氏創作時曾提及：“古丈詞，故國之悲、滄桑之痛，觸緒紛來，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有不待按合時事而知之者。”（《四與榆生論彊村詞事書》）朱氏弟子龍榆生也指出：“彊村先生四十始為詞。時值朝政日非，外患日亟，左纴沉陸之懼，憂生念亂之嗟，一于倚聲發之。故先生之詞，托興深微，篇中咸有事在。”（《彊村本事詞》）都強調其詞作具有感懷時世、寄興深遠的特點。盡管無法逐一坐實其詞作的創作本事，但從常情來推斷，他對韓國淪亡的境況不可能無動于衷。

朱孝臧逝世之后，陳三立在所撰墓志銘中特別強調他“晚處海濱，身世所遭，與屈子澤畔行吟為類，故其詞獨幽憂怨悱，沈抑綿邈，莫可端倪。……所輯唐宋金元百六十三家詞，取善本勘校，最完美。……三立與公游處久，故哀其志行，不徒以詞人傳也”（《清故光祿大夫禮部右侍郎朱公墓志銘》），將其晚年遭際和創作與行吟澤畔的屈原相提并論；即便提及校勘詞籍的業績，也同樣著力表彰其志行，而不是僅僅著眼于詞章。再聯系到曹元忠、沈修為《彊村叢書》所撰的序言，前者云：“恐再閱百年，即此總集、別集百數十家，亦將灰飛煙滅，不及時整娖，安知不如劉向所言，為其俎豆筦弦之間，小不備，絕而不為，大不備，或莫甚焉，不得不盡力以為之乎？”（《彊村叢書序》）后者說：“若夫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性情，以風其上，達于事變，懷其舊俗，則文章作者胥然，更奚擇乎詩騷？得斯誼，成詞集而行之，先生功則盛已。”（《彊村叢書序》）都將其校勘詞籍視為發覆抉微、存亡繼絕之舉。由此可見，朱孝臧當年著手校訂李齊賢的《益齋長短句》，并將其作為整部《彊村叢書》的殿軍之作，應該也正寄寓著對時局的感喟和隱憂。

可資比照參證的還有與朱孝臧同時期的另兩位學者的反應，一位是知名的藏書家鄧邦述，他在1914年撰寫的一則題跋中述及家藏舊抄本《益齋長短句》，深有感觸地說道：“高麗為吾屬國，觀其前后諸跋，皆具本國官階，而奉元明正朔，亙千年中，事大彌謹，乃及吾身而其國竟亡，閱之有余喟焉。”（《群碧樓善本書錄》）另一位是時任北京大學教授的詞學家劉毓盤，他曾編纂過《唐五代宋遼金名家詞集》，其中有一部分為《高麗人詞》，后有識語云：“高麗自箕子以來為我屬國，其國人能詞者，元則李齊賢，有《益齋長短句》，見朱孝臧《彊村叢書》。……甲午之敗，中日合盟，以高麗為獨立國，不數年而見并于日本。志士逋臣，萬死以謀復國，仆而復起。吁！莫謂秦無人也。”兩人都觸景生情，感懷今古，不約而同地由李齊賢的詞作聯想到當下韓國淪亡的時事，而后者所見的正是《彊村叢書》中所收錄的《益齋長短句》。

身為域外詞人，李齊賢的詞作此前在中國詞學界并未受到應有的重視，明清兩代詞論從未對其有過任何評騭。而受到朱孝臧《彊村叢書》的影響，此后的詞學評論界便開始逐步關注起《益齋長短句》，最有代表性的便是與朱氏交游甚密的況周頤。況氏于辛亥之后移居上海，開始和朱氏交往切磋，在詞學方面受到后者影響頗深，對于朱氏傾力輯校的《彊村叢書》自然也會特別注意。他對李齊賢詞作極為欣賞，曾屢次議及，稱道“益齋詞寫景極工”，“筆姿靈活”（《蕙風詞話》卷三）。甚至還特別摘引其諸多佳句予以評論：“益齋詞《太常引·暮行》云：‘燈火小于螢。人不見、苔扉半扃。’《人月圓·馬嵬效吳彥高》云：‘小顰中有，漁陽胡馬，驚破霓裳。’《菩薩蠻·舟次青神》云：‘夜深蓬底宿。暗浪鳴琴筑。’《巫山一段云·山市晴嵐》：‘隔溪何處鷓鴣鳴，云日翳還明。’前調《黃橋晚照》云：‘夕陽行路卻回頭，紅樹五陵秋。’此等句，置之兩宋名家詞中，亦庶幾無愧色。”（《蕙風詞話》卷三）況氏曾指點后學道：“兩宋人詞宜多讀、多看，潛心體會。”（《蕙風詞話》卷一）又說：“唐五代至不易學，天分高不妨先學南宋，不必以南宋自畫也；學力專不妨先學北宋，不必以北宋鳴高也。詞學以兩宋為指歸，正其始毋歧其趨可矣。”（趙尊岳《〈蕙風詞話〉跋》引況周頤語）而此處逐一摘取李齊賢詞句，將之與兩宋諸名家等量齊觀，欽挹之情溢于言表。

另一位對李齊賢詞作進行深入研讀剖析的詞學家是夏承燾。夏氏早年向朱孝臧請益，甚得賞識與指點，對其日后肆力于詞學研究影響深遠。他晚年撰有《髯翁論詞絕句》，以七絕的形式論列歷代詞作的發展演變。他曾自述撰述經過：“予年三十，謁朱彊村先生于上海。先生見予論辛詞‘青兕詞壇一老兵’絕句，問：‘何不多為之？’中心藏之，因循未能著筆。……近三年來，以宿疾來京治療，出版單位諸同志時來督勉，乃隨改隨增，至一九七八年初春脫稿，共得八十余首。上距初謁彊村先生時，將五十年矣。”（《髯翁論詞絕句·前言》）可知撰寫此書最初就出于朱孝臧的勖勉鼓勵。書中專設《外編》部分，評論日本、韓國、越南等周邊國家的詞人詞作。其中有《朝鮮李齊賢》一首：“北行蘇學本堂堂，天外峨眉接太行。誰畫遺山扶一老？同浮鴨綠看金剛。”在詩后所附注釋中提到：“朱孝臧《彊村叢書》載其《益齋長短句》一卷，凡五十四首。”顯然正是通過《彊村叢書》來了解李齊賢其人其詞的。而在此后的《題解》中則對李氏詞作做了一番整體評價：“益齋一生行歷，約當我國元代的終始。兩宋之際，蘇學北行，金人詞多學蘇。元好問（遺山）在金末，上承蘇軾，其成就尤為突出。益齋翹企蘇軾，其詞如《念奴嬌·過華陰》《水調歌頭·過大散關》《望華山》，小令如《鷓鴣天·飲麥酒》《蝶戀花·漢武帝茂陵》《巫山一段云·北山煙雨》《長湍石壁》等，皆有遺山風格。在朝鮮詞人中，應推巨擘。”將其創作特征和所處時代聯系起來進行考察，尤其指出其詞風與元好問相近。《髯翁論詞絕句》中另有兩首專論元好問，其中一首云：“紛紛布鼓叩蘇門，誰掃刁調返灝渾？手挽黃河看砥柱，亂流橫地一峰尊。”詩后所附《題解》說：“蘇軾集傳到北方以后，金人學蘇詞的不少，但誰能掃去刁調小聲而返到灝渾的大氣派呢？元好問在金末，上承蘇軾，卓有成就。他的詞大氣灝渾，如賦三門津有‘萬象入橫潰，依舊一峰閑’，可作為他的詞集《遺山樂府》的贊語。”所述可以和李齊賢部分的內容相互參照，從中不難勾勒出“東坡—遺山—益齋”三者一脈相承的淵源關系。

夏承燾還主持編纂過《域外詞選》，對進一步推廣李齊賢詞作起到不少作用。他在《前言》中交代過編選的緣由：“予往年泛覽詞籍，見自唐、五代以來，詞之流傳，廣及海外，如東鄰日本、北鄰朝鮮、南鄰越南各邦的文人學士，他們克服文字隔閡的困難，奮筆填詞，斐然成章，不禁為之歡欣鼓舞。爰于披閱之際，選其尤精者，共得一百余首，名之曰《域外詞選》，目的在于促進中外文化交流。”書中朝鮮詞部分僅以李齊賢一人作為代表。盡管《前言》中說在編選過程中“選其尤精者，共得一百余首”，實際上李氏現存詞作已悉數入選，并無刪汰，篇幅幾近全書的一半，由此也足以彰顯其重視程度。在作者介紹部分，還有一些涉及對李氏詞作的評價，如稱：“其詞寫景極工，筆姿靈活。山河之壯，風俗之異，古圣賢之遺跡，凡閎博絕特之觀，皆已包括在詞內。”顯然又參考過上述況周頤《蕙風詞話》中“益齋詞寫景極工”“筆姿靈活”等評論。而從學術淵源而言，夏承燾也確實受益于況周頤頗多，在早年的日記中就提到：“燈下閱《蕙風詞話》，間參己見，筆之于上，漸有悟入處。擬遍閱《彊村叢書》及《四印齋所刻詞》，著手效況翁為之，留待十年后見解較老時再是正之。”（《天風閣學詞日記》1929年2月6日條）可知早有計劃將《蕙風詞話》與《彊村叢書》等比照研讀，并計劃待自己學識增長、見解成熟之后再效法況周頤去評騭歷代詞作。從他對李齊賢的研究來看，與早年規劃確實頗為符合。

除了對李齊賢詞作予以評析賞鑒之外，在文獻整理方面也出現了后續的相關成果。朱孝臧在校訂過程中主要依據明刊本《益齋亂稿》，雖然個別細節尚未臻精善，但已經為后人奠定了較為堅實的基礎，最直接的影響便是促進了唐圭璋對李齊賢詞作的進一步整理。從1931年起，唐圭璋就著手編纂《全宋詞》，而“在輯宋人詞的同時，也輯金、元人詞”（《自傳及著作簡述》），并最終完成《全金元詞》的輯錄。在此過程中，便頗多受惠于《彊村叢書》。他在回顧總結自己的工作時坦言：“前人輯錄唐宋詞集，往往兼及金元。……清末，王鵬運、江標、吳重熹、吳昌綬、陶湘、劉毓盤、朱孝臧等輯刊詞集，盛極一時。朱刻《彊村叢書》搜集尤富，凡金五家，元五十家。其后趙萬里、周泳先等復有補輯。是編意在保存金元兩代詞篇，綜合諸家，益以新輯，并據南京圖書館所藏丁氏八千卷樓善本詞集及北京圖書館所藏善本詞集校補。”（《全金元詞·凡例》）足見在整理過程中，對《彊村叢書》相當倚重，對其得失利弊自然也有相當全面而深刻的體會。依照《全金元詞》擬定的體例，當時在中國生活過的域外詞人之作也在收錄之列，其中就包括李齊賢在內。唐氏在1978年發表《〈彊村叢書〉中所刻元詞補正》一文，再次強調“清末，朱孝臧校刻《彊村叢書》，為近代搜羅最富、校訂最精之詞學叢書”，同時也指出“其中元詞，由于原據底本未審，或由于刻工誤刻，未能即時校改，以致脫誤較多”。在隨后所舉的例證中，恰好有一條涉及李齊賢詞作的文字校勘：“原用明刊《益齋亂稿》本，茲據萬歷刊本《益齋亂稿》校訂，一處有誤。《巫山一段云》‘絕壁開嵌竇’一首：‘唯期駐鶴仙。’‘唯’，萬歷刊本作‘誰’，是。”利用另一種明萬歷刊本，來糾正《彊村叢書》所據底本的舛誤。不過在1979年正式出版的《全金元詞》中，唐圭璋在李齊賢部分有按語云：“《彊村叢書》用明刊《益齋亂稿》本，不知用何本，其中有誤字，茲據南京圖書館藏明朝萬歷刊本校改。”可知仍是以《彊村叢書》本作為底本，再輔之以別本校勘。由此也足證《彊村叢書》校訂精審，依舊值得信賴。

經過朱孝臧、劉毓盤、況周頤、夏承燾、唐圭璋等諸多詞學名家的悉心校訂和細致研討，高麗詞人李齊賢的《益齋長短句》在中國現代詞學史上又重新被“發現”。受此影響，現當代學者主持編纂的一些詞選，如夏承燾、張璋編《金元明清詞選》，王步高主編《金元明清詞鑒賞辭典》，唐圭璋主編《金元明清詞鑒賞辭典》，錢仲聯等撰《元明清詞鑒賞辭典》等，也都選錄李齊賢的詞作，加以詳盡的注釋或鑒賞，對于讀者進一步了解這位高麗詞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動作用，也成為中韓文學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話。

（作者單位：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