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外物：

一切外物，皆游戲之材料

孔子認為，“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強調詩歌的政治教化作用。《毛詩序》要求詩歌應具備“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的作用，并在“發乎情，止乎禮儀”的前提下起到“美刺”作用。曹丕的《典論·論文》中提出“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到了唐宋時期，文學家又明確提出“文以明道”“文以載道”的文學觀。到了清末民初，出于自強圖存的時代要求，文學又成為開通民智的武器。縱觀整個中國文學史，政治教化一直是文學藝術最主要的功用。

王國維作為中國現代美學的奠基人，也是最早接受西方美學思想，并將其與中國傳統美學融會，以傳統方式表述西方美學理論觀點的人。“非功利”是王國維美學理論的核心，也是其整個美學理論的基礎。在王國維看來，文學美術確實是有一定的教化作用，但更應當是非功利的游戲，王國維的這則理論對于統治傳統美學幾千年的“文以載道”說，是一個巨大的突破，中國美學史從此迎來了一個新的時代。

文學者，游戲的事業

詩人視一切外物，皆游戲之材料也。然其游戲，則以熱心為之，故詼諧與嚴重二性質，亦不可缺一也。

這則詞話就物我關系立論。所謂視外物為“游戲之材料”，意在區分物與我之間的界限，物既然是游戲之材料，那么詩人與外物主從關系自然就明確。然而，作為“游戲之材料”的外物，畢竟是詩人借以抒發自身情感的基礎，不明外物之情，自然難通詩人之情，因此熱心游戲于外物之中，是必不可少的階段。熱心于游戲，所以說“詼諧”，“嚴重”則是嚴格區分物我。“詼諧”與“嚴重”乃是文學創作成功的必經之路，因此王國維認為“不可缺一”。

王國維在此前的作品《文學小言》中已經明確指出：“文學者，游戲的事業也。人之勢力用于生存競爭而有馀，于是發而為游戲。”在《人間嗜好之研究》一文中，王國維又說：“若夫最高尚之嗜好，如文學、美術，亦不外勢力之欲之發表。希爾列爾既謂兒童之游戲存于用剩余之勢力矣。文學美術亦不過成人之精神的游戲，故其淵源之存于剩余之勢力，無可疑也。且吾人內界之思想感情平時不能語諸人或不能以莊語表之者，于文學中以無人與我一定之關系，故得傾倒而出之。易言以明之，吾人之勢力所不能于實際表出者，得以游戲表出之是也。”

將兩段文字對勘可以發現，王國維所謂的“游戲”，就是不汲汲于爭存，也是王國維心目中“詩人”的基本前提。一些情感受限于現實生活中的種種“關系”，因而無法表述，只好在文學的世界里盡情宣泄，王國維的純文學觀點由此可見一斑。在王國維看來，藝術既然是傾訴真情實感的精神游戲，自然可以不囿于功利的束縛，從而展現出游戲般的色彩。

對西方美學觀的吸收融通

與中國的“文以載道”不同，非功利長期占據西方美學傳統的主流地位，康德、席勒、叔本華都強調文學藝術無關實用的觀點，王國維“非功利”的思想主要來自這三位德國哲學家。

康德美學是西方美學從古典到近代的分界線，他提出“審美無利害”的命題，真正使美學從倫理學、政治學中獨立出來，他在《判斷力批判》中充分證明了藝術的自主性。康德說：“凡是我們把它和一個對象的存在之表象結合起來的快感，謂之利害關系。因此，這種利害感是常常同時和欲望能力有關的，或是作為它的規定根據，或是作為和它的規定根據必然地連接著的因素。”康德認為，藝術可以促進人的和諧發展，是使人從必然通向自由之路的手段，應該擺脫庸俗社會學。

席勒直接受到這種觀點的影響，以此論點為支點，提出了文藝的“游戲說”，王國維的“文學者，游戲的事業”正是由此得來的。席勒認為“藝術是自由的女兒”，“美什么也達不到，除了從天性方面使人能夠從他自身出發為其所欲為——把自由完全歸還給人，使他可以是其所應是”。美的終極目標是實現人性的完滿，其本質是無利害關系的自由游戲。

叔本華的美學理論，發揚了康德、席勒的學說，把擺脫一切利害關系，作為達到純粹直觀事物本質——理念的唯一條件，認為真正的文學藝術作品，不能受到任何與個人利害有關的任何影響。叔本華的哲學思想是非理性的，認為只有通過直觀，才能認識到世界本體的意志的本質。在叔本華看來，審美是發生在“離開事物對意志的關系而把握事物時，所以也即是不關利害，沒有主觀性，純粹客觀地觀察事物”。

王國維受叔本華影響最大，他用“欲者不觀，觀者不欲”來概括審美直觀的主觀條件，認為人的審美判斷，在不計審美利害的條件下方能成立，達到美的領域。此外，王國維對康德、席勒的主張也多有研究，這些觀點對王國維的影響是相互滲透的。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多次強調文學的獨立價值，并以審美非功利說為中國傳統詩學理論注入了活力，他的美學理論是我們永遠寶貴的精神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