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與唐代的敘情長篇

唐代李白、杜甫、韓愈等詩人筆下，有一種借敘事以抒情的長詩，在思想上、藝術上達到很高的境界。它的規模氣魄超過一般作品，詩人們在創作時往往拔山扛鼎，全力以赴，把多種成分熔鑄在一起，成為唐代詩壇上令人特別矚目的景觀。這批作品的出現，是唐詩繁榮的一個重要標志。尤其是在中國古代，短篇的抒情詩偏勝，敘事性強的作品比較少見，這類長篇巨制及其著重通過敘事以表現“情”的寫法，彌足珍貴。

近代學者王闿運說：“李白始為敘情長篇，杜甫亟稱之，而更擴之，然猶不入議論。韓愈入議論矣，苦無才思，不足運動，又往往湊韻，取妍釣奇，其品益卑，骎骎乎蘇、黃矣。”（《論七言歌行流品答完夫問》）王氏在討論七言歌行品類時，根據李白、杜甫、韓愈等人的某些作品，首先使用了“敘情長篇”的概念，但對其所具有的內涵未曾說明。王氏所談是由討論七言歌行引發出來的，其他詩體中的情況如何？進而言之，敘情長篇在唐詩中具體包括一些什么樣的作品，究竟有哪些特征，對此，我們將據王氏的話，并結合唐詩實際情況和有關詩歌理論進行探討，著重把敘情長篇作為相對于一般抒情詩和敘事詩而獨立存在的品類加以認識，不完全受王氏最初論述范圍所限。

一、“李白始為敘情長篇”

敘情長篇的出現，是中國五、七言詩歌在抒情和敘事兩方面都積累了足夠的藝術經驗，同時又吸收了辭賦的思想藝術營養，逐漸發展起來的。屈原的《離騷》，就通篇而論，抒情和議論成分多于敘述。而其中的敘事段落，仍然足以構成一部自敘傳和思想發展史。唐代詩人創作敘情長篇無疑從屈賦中吸取過營養。李白《憶舊游書懷贈江夏韋太守良宰》開頭“天上白玉京，十二樓五城。仙人撫我頂，結發受長生”，跟《離騷》篇首的寫法就有點相近。不過，唐人的敘情長篇不用騷體，李白等人的寫法屬于藝術上的借鑒，不能說這種品類與《離騷》有直接的承祧關系。從詩體看，它終究是五、七言詩自身演進過程中的產物。五言詩成熟早，兩漢樂府、建安詩歌即已取得了較高的成就。但當時民間詩歌多敘事，文人創作重抒情，兩方面能夠巧妙配合、左右逢源地交織在首一詩中，還需要一個過程。從為敘情長篇溯源的角度去審視，建安詩歌中最值得注意的長篇是蔡琰的《悲憤詩》、曹植的《贈白馬王彪》。兩詩都敘自身遭遇，抒情氣氛濃郁，對唐代詩人創作自敘兼抒情的篇章，無疑極有影響。施補華說：“《奉先詠懷》及《北征》……從文姬《悲憤詩》擴而大之者也?！保ā秿s傭說詩》）但蔡琰之作，自始至終實敘，詩中所寫的悲苦歷程，作為故事看，自具首尾，從中國古代詩歌創作的實際情況出發，應該視為第一人稱的敘事詩。曹植的《贈白馬王彪》共七章，只有三章著重敘事，其馀都是抒情，與唐人的敘情長篇側重于敘述還是有區別的。自兩晉至隋，玄言詩、山水詩、宮體詩先后盛行，士族的腐化與時世的分裂動亂，使文人缺乏大氣包舉的胸襟魄力，孕育和產生敘情長篇，只有留給詩歌更為繁榮、社會生活空前富有活力的唐代了。

唐代七言歌行勃興，初唐四杰歌行與六朝后期的賦之間有密切關系。賦體格局寬大、鋪陳敘事等特點，在四杰歌行中被吸取了。庾信《哀江南賦》自悲身世，近乎一篇有韻自傳的寫法，對唐代詩人影響尤深。七言歌行本是較少約束和富有容量的詩體，現在又接受了來自賦的影響，格局大，鋪敘多，而又旨在抒寫身世遭遇和情感變化歷程的長篇，便有可能首先見于此體。果然，駱賓王“歷敘生平坎壈，以抒懷抱”（陳熙晉《續補駱侍御傳》）的長詩《疇昔篇》以七言歌行的形式出現了。這首長詩句數是杜甫《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的兩倍，字數約相當《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北征》的總和。從詩中約略可見詩人自幼年直至出任臨海丞前的大致經歷，以及“年來歲去成銷鑠，懷抱心期漸寥落”那種不斷追求而又不斷遭受摧抑的郁郁情懷。因此和李白的《憶舊游書懷贈江夏韋太守良宰》、韓愈的《縣齋有懷》等敘情長篇并沒有什么本質的不同。問題僅僅在于此詩賦的氣息較濃，大量的段落用于鋪陳，在對各種景象的鋪陳描寫中，暗逗人事變化，而從敘事本身看，則欠明晰。詩中七言段落和五言段落交替出現，組合尚嫌生硬，不及李白、杜甫等人七言歌行長短錯落，揮灑自如。可能正是由于藝術上不能算成熟的七言歌行，“敘”的特點又體現得不夠充分，王闿運才把“始為敘情長篇”之功，歸之于李白。

以《憶舊游寄譙郡元參軍》為代表的李白七言敘情長篇已經消除了四杰歌行那種受賦體影響的痕跡，以富有詩意的抒情敘事代替了鋪陳，通篇一氣而下，極其暢遂，敘次明晰，而又能有起落、有剪裁，與駱賓王的《疇昔篇》等相比，顯見敘情長篇的成熟。

二、唐代敘情長篇的發展過程

初盛唐七言歌行的發展繁榮，對五古的新變有一定誘發推動作用。盛唐一部分五古用韻錯雜，出語豪縱，特別是一些大篇，把敘事和抒情因素結合在一起，深厚廣闊，汪洋恣肆，其演進方向呈現出與七古靠近的趨勢。今天在駱賓王《疇昔篇》、《帝京篇》等初唐七言歌行里，能看到五言句和七言句大段地互相交織配合的情況?！懂犖羝啡姸倬?，其中五言九十二句；《帝京篇》全詩八十六句，五言三十二句。大量成段的五言句與七言句相配合，服從于七言歌行的統一格調，久而久之，對五言詩自身的創作也不免要產生影響。李白《憶舊游寄譙郡元參軍》用的是歌行體，寫于天寶五載。其后他用五言寫了《送王屋山人魏萬還王屋》（天寶十二載）、《留別崔侍御》（乾元二年）、《憶舊游書懷贈江夏韋太守良宰》（乾元二年）。而杜甫亦于天寶十四載、至德二載分別寫了《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和《北征》。李杜這一系列五古，才力標舉，起伏動蕩，有在七言歌行中更容易見到的發揚蹈厲、縱橫馳騁的格局，表現出唐代五古發展變化的新風貌，也標志著五言敘情長篇繼七言之后迅速取得了豐碩成果。

李白的敘情長篇多半是寫贈友人的，結合敘交游、述友情，描寫社會生活、抒寫個人懷抱。杜甫的《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爾遣興寄遞近呈蘇渙侍御》屬贈友詩?！段粲巍?、《遣懷》雖非贈友之作，而憶交游、述情懷，亦與李詩相近。但他敘情長篇中成就最高的《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北征》，則不涉交游。詩中對社會情況與生活過程的描寫，與李白偏于概括、偏于主觀感受相比，也顯得客觀細致，生動逼真。這些地方顯示了杜甫的創造性和他對于古代樂府敘事詩真實地表現生活的傳統有更多的繼承。如果說李白是從曹植《贈白馬王彪》的方向增加了敘事因素構成自己的敘情長篇，杜甫則是從蔡琰《悲憤詩》的方向，融敘事、抒情、議論為一體，構成自己的敘情長篇。李杜各自所作的開拓，使敘情長篇從內容到形式很快走向豐富多彩。

中唐時期，韓愈的《縣齋有懷》與駱賓王《疇昔篇》在“歷敘生平坎壈，以抒懷抱”方面，性質相近，而他的另一些長篇，均為寫贈朋友之作。這些作品，一方面固然是結合敘述交游展示自己種種心境感受，并且像李白詩歌那樣有一種深摯纏綿的感情和悲歌慷慨的浪漫氣質；另一方面，“倥傯雜沓”，摹寫種種情感和事件過程，又和《北征》、《詠懷》頗為相近。如《赴江陵途中寄贈三學士》敘述被貶出京時的情景：“中使臨門遣，頃刻不得留。病妹臥床褥，分知隔明幽。悲啼乞就別，百請不頷頭。弱妻抱稚子，出拜忘慚羞?！泵鑼懻媲?，極盡情態，可與《北征》歸家一段相匹。正如何焯指出，完全是“老杜家數”?！洞巳兆憧上б皇踪洀埣穼懺谯睅熉牭姐曛荼鴣y的消息：“夜聞汴州亂，繞壁行彷徨。我時留妻子，倉卒不及將……嬌女未絕乳，念之不能忘。忽如在我所，耳若聞啼聲?！币驗槠拮觼G在汴州，所以急得繞著旅舍四壁打轉，耳邊如同聽到嬌女的哭聲。下筆瑣細，而“愈瑣愈妙，正得杜法”（錢仲聯《韓昌黎詩系年集釋》引程學恂評）。后幅寫急如星火地追赴徐州安頓家小，卻記敘了途中的景物：“東南出陳許，陂澤平茫茫。道邊草木花，紅紫相低昂。百里不逢人，角角雉雊鳴?！边@又是杜甫那種作極緊要極忙文字偏向閑處傳神的寫法。朱彝尊云：“要知此間點景，方是詩家趣味?！侗闭鳌吩姟蚣t如丹砂’等句，亦是此意。”（錢仲聯《韓昌黎詩系年集釋》引）以上可見韓愈的敘情長篇對李白、杜甫的藝術經驗均有所吸收。但能夠把李白那種一往情深、敘故憶舊的布局和杜甫瑣細逼真、淋漓盡致的摹寫整合起來，實在需要大手筆。再加上他所具有的新穎奇突的面貌和排奡之氣，可以說在藝術上對敘情長篇又是一次重大開拓。

韓愈之后，張籍《祭退之》與韓愈寫給他的《此日足可惜一首贈張籍》詩達到神似的地步。晚唐杜牧《郡齋獨酌》可能受韓愈《縣齋有懷》影響，但不及韓詩整飭。他的《池州送孟遲先輩》和李商隱的《安平公詩》、《偶成轉韻七十二句贈四同舍》、《戲題樞言草閣》則又屬于敘舊述情一類。李商隱的長篇在寫法和語言上，兼學韓愈和白居易，但不及白居易自然，也不及韓愈勁健。不過，對于綺才艷骨的李商隱，更值得注意的是他的這類長篇，有時竟然“俊快絕倫，變盡艷體本色”（陸士湄評《偶成轉韻》）。這固然與寫詩時的心境以及體式（五七古）有關，但敘情長篇經李白、杜甫、韓愈等人之手，已經大體上形成了一種獨特的風貌，對于李商隱無疑要產生影響。紀昀評《偶成轉韻七十二句贈四同舍》說：“挨敘而不板不弱，覺與盛唐諸公面目各別，精神不殊?！保ā队裣娬f》）如果細析之，所謂與盛唐“精神不殊”，應該是由敘情長篇溝通起來的。前輩大師們這類詩篇的潛在規范作用，再加創作時的特殊心境，使他得以避免艷體的輕車熟路。順著敘情長篇這條線索向前發展，直到皮日休、陸龜蒙的吳中苦雨唱和詩，雖學韓愈不免流于駁雜冗長，但所包含的生活內容和情感內容仍然可算是廣闊的。比較起來，中晚唐詩人中以白居易、元稹的某些敘情長篇相對地寫得隨便一些。白居易的《江南喜逢蕭九徹因話長安舊游》，元稹的《元和五年三月六日至陜府因投五十韻》、《寄吳士矩端公五十韻》等篇，都是追憶年輕時放蕩生活、夾帶著復雜感慨的詩篇，由于下筆隨便，頗能流露真實思想，無所諱飾。元白作為大詩人，并非只有一副筆墨，白居易《醉后走筆酬劉五主簿》，一氣盤旋，情意殷殷，渾厚而又暢達，可謂自成一境。他們兩人的五排唱和《代書一百韻寄微之》、《酬翰林白學士代書一百韻》在唐人長篇排律中敘事最為明晰，則又是很好的律體敘情長篇。

三、唐代敘情長篇的藝術特征與巨大成就

敘情長篇的出現，離不開中國詩歌發展的獨特背景。中國古代敘事詩不發達而抒情詩特盛，似乎二者為了謀求某種平衡，在它們的中間地帶通過交融產生了敘情長篇。華夏文化有比較內向的特點。漢民族執著于人生，又非?，F實，在上古和中古時期，不大可能從人生圈子中走出來，以旁觀或接近旁觀的態度，把生活作為故事歌唱。中國文學要求作家根據民族生活理想，首先對自身生活有一番親切體會，然后將這種體會形諸文字。詩歌則以作家個人為中心，努力表現一種精神境界，重在即事生感、即景生情、隨意抒寫，通過詩人的種種情感表現，反映或喻示作者的生活環境、人生遭遇，乃至所處的時世。這樣，一般地就表現為即事而發的抒情詩，編造和歌詠故事的可能性很小。與此相聯系，中國文化重征實，儒家不語怪力亂神，在很大程度上排斥了虛構和幻想。故而情節曲折的或以非現實為特征的長篇敘事詩便難以產生。但這并不意味著那些即事即景的抒情詩，特別是那些短篇的小詩可以包辦代替一切，相反地，它的局限性隨著社會生活發展對于詩歌的需求，便顯得越來越突出。

唐代文化對中國傳統文化比較內向的特點有所突破。佛教文化、西域文化的傳入，啟發人們對于人生選擇多種角度去思考認識。跳出個人生活的圈子，對人生加以描述或展開幻想的小說（傳奇）、初級戲劇、說話、變文等大量涌現。敘事詩的創作，也呈現增長的勢頭。就一般詩歌而言，它和傳奇等敘事文學之間，當然有很大的不同，但聲氣感應，會使人們覺得在詩歌方面有必要把他們的人生感受和對社會生活的回味與思考，較多地用“敘”的方式，更富有生活實感地表現出來。同時，社會生活的豐富多樣、詩人經歷的復雜化，又常常促使作者追求用更大的篇幅、更多樣的手法，把生活感受更加充分地表達出來。但即使這樣，在傳統文化心理和詩歌創作風尚的制約下，詩人們多數時候仍不習慣于把生活素材加工成故事化的乃至帶上超現實色彩的敘事詩，而是崇實本分地按照生活原貌進行敘寫，并注入自己濃烈的情感。這樣，突破一般抒情詩形制小、重寫意的限制，但也并沒有走向敘事詩，而是成為重視表現實際經歷和見聞、大量采用敘述手法的敘情長篇。

敘情長篇由一般抒情詩比較單純地側重抒情，朝敘述方向跨進一步，自然會令人刮目相看。由于有了這一步，某些長篇究竟應該屬于抒情詩還是敘事詩，在唐詩研究著作中頗見分歧。因此，敘情長篇與一般抒情詩以及敘事詩的關系問題，很值得辨析。也只有辨清它們之間的不同，把敘情長篇作為一種可以獨立的類型看待，才能更確切地把握它的藝術特質以及有關詩人在創作上的聯系。

敘事詩中的情節是至關重要的因素。中國古代敘事詩不發達，詩論在這方面也相應地顯得薄弱。像張祜嘲戲白居易的《長恨歌》為《目連變》、何焯指出《長恨歌》為“傳奇體”、胡應麟說《孔雀東南飛》似“下里委談”等等，雖然接觸到了這類詩具有吸引人的故事情節問題，但終究未作細論。西方詩學基于敘事詩的繁盛，在這方面討論得比較深入。亞里士多德說：

與其說詩（按：指敘事詩）的創作者是“韻文”的創作者，毋寧說是情節的創作者。（羅念生譯《詩學》第九章）

史詩的情節也應像悲劇的情節那樣，按照戲劇的原則安排，環繞一個整一的行動，有頭，有身，有尾。（同上引第二十三章）

悲劇是對于一個嚴肅、完整、有一定長度的行動的模仿。（同上引第六章）

這些論述的基本精神——強調情節的重要，要求敘事詩的情節有頭、有身、有尾，乃至像悲劇情節一樣，“有一定長度”，對我們在情況非常復雜的中國詩歌中大致地區分敘事詩與抒情詩，很有參考價值。

敘事詩與敘情長篇的共同特點是一個“敘”字，說明這類詩敘述的手法用得多，它們之間不同的特點在于有“情”與“事”之別。敘事詩立足于故事，如《孔雀東南飛》敘述焦仲卿夫婦為反抗封建壓迫雙雙殉情的故事，《木蘭詩》敘述女主人公代父從軍的故事，都是圍繞“有頭，有身，有尾”的情節進行詠唱的。敘情長篇不同，它立足于抒情，不論在李白、杜甫、韓愈、白居易、李商隱等人筆下，各種敘情長篇結構上有何不同，也不論敘述成分在詩中占有多大比重，抒情在根本上乃是這類詩作的出發點和歸宿。它在敘述中固然涉及大量具體情境，但主體在情境之中把各種各樣的內容納入他的情感和觀感里，著重表現客觀事物在主體心中所引起的回聲、所造成的心境，即在這種環境中所感覺到的自己的心靈。如李白《憶舊游書懷贈江夏韋太守良宰》寫天寶十一載北上幽州一節：

十月到幽州，戈若羅星。君王棄北海，掃地借長鯨。呼吸走百川，燕然可摧傾。心知不得語，卻欲棲蓬瀛。彎弧懼天狼，挾矢不敢張。攬涕黃金臺，呼天哭昭王。無人貴駿骨，綠耳空騰驤。

詩中固然一方面自敘行蹤，一方面寫時勢，但著重突出的是“心知不得語”、“挾矢不敢張”的焦灼情緒及眼見變亂迫在眉睫而又無可奈何的痛苦心境。又如杜甫《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中間一段敘述途經驪山所見所聞，則是要全力以赴地推向“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榮枯咫尺異，惆悵難再述”那種觀感?？傊?，“中心點并不是那件事跡本身，而是它在他心中所引起的情緒”（朱光潛譯黑格爾《美學》第三卷下冊）。把李白的《憶舊游寄譙郡元參軍》、《憶舊游書懷贈江夏韋太守良宰》，韓愈的《答張徹》，白居易的《醉后走筆酬劉五主簿》，李商隱的《偶成轉韻七十二句贈四同舍》等篇綜合起來看，一般是圍繞朋友離合聚散織進抒情主人公某些與之有關聯的社會人生感受。友朋聚散構成的人事上的網絡等于是個海綿體，內中灌注的汁液則是情感。杜甫的《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北征》，圍繞一個過程展開，其過程近似上述諸作中的離合聚散。詩人通過與這個過程相聯系的種種敘述和描寫抒發情感。由此可見敘事詩立足于故事，而敘情長篇立足于敘情的明顯區別。敘事詩通過事件中人物的表現乃至語言和思想活動，塑造的是故事中人物的形象，而敘情長篇由于旨在抒發主體感受，塑造的主要是詩人的自我形象。

再就事而言，敘情長篇雖然也用敘的手法寫了種種事件，但與敘事詩中的事又很不相同。敘事詩包含“有頭，有尾，有身”的情節，是完整動人的故事，而敘情長篇所寫的一般只是日常生活事件。敘事詩具有情節的“整一性”，“它所摹仿的只限于一個完整的行動，里面的事件要有嚴密的組織，任何部分一經挪動或刪削，就會使整體松動脫節”（羅念生譯亞里士多德《詩學》第八章）。而敘情長篇的情況比較復雜，既不能籠統地要求這種整一性，也不可散漫龐雜，沒有章法。一首敘情長篇往往能寫到許多事件，出現在不同時間、不同場合，事件可能比較長，也可能只是一些片斷。詩人以表現情感過程為主，情必須暢通，而事不一定連貫，不必每首詩只圍繞一個事件，更不必把每一件事都交代得有頭有尾。如果說《長恨歌》等敘事詩相對地接近小說，情節集中緊湊，那么敘情長篇則近似散文，它沒有那種集中緊湊的情節和從首貫到尾的故事，而是大致圍繞一個中心或過程，意到筆隨地抒寫。各種場景與事件之間不一定要求連貫乃至互為因果?！蹲跃└胺钕瓤h詠懷五百字》和《北征》如果在散文家筆下也可以寫成以回家探親為題材的散文。正因為散，所以它的筆觸可以自由伸展到各個方面，并可以有敘述、議論、描寫等各種筆調，得以擴大所抒之情的內涵。但是這種散，也像散文，不是散漫蕪雜，而是散中見整。它是以散避免呆板局促，使神情敷暢，往往外顯暇豫而中具法度。杜甫《北征》中有寫得極閑遠、極瑣細處，寫到山間的青云幽事，寫到小兒女的可悲可笑，在極緊極忙的文字和悲愴的氛圍中插上這些描寫，非但不見散漫支離，相反地通過由正及反對生活多方面的審視，能讓讀者更親切具體地感受那種時代氛圍，表現出杜甫思想感情的博大深廣和他對平定叛亂、恢復正常美好生活的巨大熱望。鍾惺說：“讀少陵《奉先詠懷》《北征》等篇，常于潦倒淋漓，忽正忽反，時斷時續處得其篇法之妙?！保顐悺抖旁婄R銓》引）杜甫如此，李白的長篇更讓人在其自由揮灑的同時有一氣呵成之感。《憶舊游寄譙郡元參軍》雖是天南海北、風起云涌、紛至沓來的奇情勝致使讀者應接不暇，但終歸是通過對故人往事的理想化、浪漫化的強烈憶念，突出現實生活的缺憾?！短扑卧姶肌吩谫潛P李白“七言長古，往往風雨爭飛，魚龍百變”的同時，說“此篇最有紀律可循。歷數舊游，純用敘事之法。以離合為經緯，以轉折為節奏，結構極嚴而神氣自暢”。它之于參差中寓整飭，較《北征》等篇更為易見。韓愈《此日足可惜一首贈張籍》一方面“摹刻不傳之情，并縷不必詳之事”，頗近《北征》；另一方面追溯與張籍交結之始，至今日重逢別去，通篇圍繞艱難時局中的深厚友情，自勉而又勉勵對方?！捌鋭艢庵边_處，數十句如一句……搏捖操縱，筆力如一發引千鈞”（《唐宋詩醇》），參差中自有“神明于規矩之外”的法度。敘情長篇既要豐富多彩，又要避免支離散漫，這種散中見整，以情統領大大小小生活場景和片斷，構成有機整體的寫法，較之敘事詩貫串著一個“有頭，有身，有尾”的故事，從而獲得情節的整一性，情況是很不相同的。從這些地方著眼，也很容易看出這兩種詩歌確實存在質的差異。

敘情長篇與敘事詩之間的差異，說明它始終未能走出抒情詩的領域，但它向敘述方向所跨出的一步，則又使它與一般抒情詩表現出多方面的不同。

敘情長篇與一般抒情詩都旨在抒情。但一般抒情詩往往集中于對一時一事的反應。大量即興詩、應景詩，只需托某一行動、某一事件或某種景物加以抒寫就行了。像短小的絕句，有些抒寫的只是零星飄忽的靈感。而敘情長篇的情感，正像敘事詩中的故事一樣，“具有一定長度”，作者沉吟屬辭之際，內心中有前后相續、此伏彼起的感情波瀾，它需要通過對一系列或一段又一段事件的敘寫，方能把那“具有一定長度”的情感完整地表現出來。杜甫《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的首段回顧在長安十年的困頓，敘述“自比稷與契”的志愿、“窮年憂黎元”的精神、“居然成濩落”的結局，抒寫由昔至今的一貫情懷；中段敘述自京赴奉先一路見聞和感觸，是途中的情懷；末段敘述到家后由“幼子餓已卒”所引起的聯想，是由身及國、憂念未來的情懷。這種情懷由昔日推向今天和日后，確實“具有一定長度”，而所敘之事的范圍也是廣闊的、多方面的。李白的《憶舊游書懷贈江夏韋太守良宰》圍繞與韋良宰在長安、貴鄉、江夏等處四次離合，于重溫舊情的同時，寫了詩人被讒出京、北上幽州、參軍從璘、流放遇赦的經過，并著重表現了詩人在這些時候的心境：有“呼天哭昭王”的急切，有“翻謫夜郎天”的悲慨，有“炎煙生死灰”的遇赦之感，有“中夜四五嘆”的老猶憂國之心。這些情感綿延起伏在十多年的歲月里，豐富復雜，汪洋浩瀚。如此長篇巨制，它的情感必須在對一連串事件的經歷、感受、評價中才能充分表現出來，決不是靠對一兩處景物或片斷的事件進行描寫就能完成的，因此與一般短篇薄物、旁見側出的抒情詩不同。

敘情長篇的主要表現手段是敘述。它能展示主體多方面的活動和有關事件與生活場景，表現主體繁復的心境以及廣泛的社會現實。得意處往往淋漓飛動，窮極筆力。而一般抒情詩，特別是短小的律絕，很少展開敘述，它通常是把社會生活和自然景物所提供的作詩機緣，轉化為心靈反應。因此不是將情境事件一一攤開，而是憑詩人的特殊用意和心情，選擇對象的某些方面加以點撥，讓人體味。杜甫因疏救房琯，被打發回家探親，離開行在時寫了《留別賈嚴二閣老》，返家后寫了《北征》。首途之前和歸家之后，心情大體一致，翻攪在詩人胸中最為固結難解的是：對肅宗錯誤處理感到滿腹委屈，對乾坤瘡痍無比痛心，對自家身世不勝感慨。但這種情緒在兩詩中表現方式不同?！读魟e賈嚴二閣老》用五律寫成：

田園需暫住，戎馬惜離群。去遠留詩別，愁多任酒傾。一秋常苦雨，今日始無云。山路時吹角，那堪處處聞。

滿腹心事，只能從含蓄的話中去揣摩。杜甫本是不顧家庭和自身的危難奔赴行在的，何至于要在西京未復戰事緊迫之際懷念田園，有“需暫住”之想？此次探親，若是出自皇帝關照，本屬可喜可慰，又何以“愁多任酒傾”呢？苦雨乍晴，正好有清秋助其歸興，何以感到長途上將受不了那處處可聞的角聲呢？這些都透露了詩人心情的沉郁，但引而未發。《北征》則不同，它對如何拜辭皇帝，如何離開行在，途中行色，歸家情景，以及種種身心體驗，一一作了細致生動的敘述。末尾關于時事的議論，也有許多插敘。因此，大量運用敘述，把有關情事展開，在敘情長篇中是一個很顯著的特色。

基于對情景和事件展開大量敘述，敘情長篇往往是實多虛少。情多實敘，事多實寫，比興以及空際傳神的寫法，不再占突出地位。它不像阮籍《詠懷》、陳子昂《感遇》那樣高度概括，也不像某些小詩那樣空靈。敘情長篇有很強的自敘性，與詩人的生活、思想聯系更直接，給人更多的具體感、真切感。由于敘情長篇體制闊大、多用實寫，它對生活的卷入相當深廣，具有濃厚的生活氣息、鮮明的主體性。長詩本身往往體現為一種綿延開展的動態系統，與某些收斂內向、自足自在的小詩，大異其趣。

敘情長篇在唐詩中是一批掣鯨碧海的偉構，對各個作者來說，則往往是該詩人代表性的篇章。較之某些敘事詩題材和情趣向市民方向靠攏，敘情長篇則更符合詩言志的傳統，它的身份、口氣都更加士大夫化。心胸博大、才情高超的詩人，往往借這些長篇馳騁筆力，對自己某些階段的生活感受進行總結性的詠唱。這些長篇從詩人注意力較多地落在身世感受抑或時世感受上看，大致有兩種類型：李白、韓愈、白居易、李商隱等人的作品，以及杜甫的《昔游》、《遣懷》等篇，較多地敘寫身世感受；杜甫的《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北征》則較多地敘寫時世感受。但二者之間的界限不是絕對的?！蹲跃└胺钕瓤h詠懷五百字》寫上層奢侈腐化、下層騷屑不安以及階級對立、社會危機，同時寫稷契之志落空的悲哀、幼子餓死的慘痛?！侗闭鳌芬环矫鎸憫馉幍钠茐?、人民的苦難、國步的艱難；一方面又寫自身的委屈、家庭的窮困、團聚時的復雜心境。詩人在前首詩中，撫跡有酸辛之感；在后首詩中，自顧嘆身世之拙。兩詩都是“上關廟謨，下具家乘”，既是時代社會生活的寫真，又處處體現詩人的性情懷抱。李白、韓愈一類寫身世感受的長篇，由于涉及作家作品多，情況比較復雜，有的屬于比較單純的自敘，如駱賓王的《疇昔篇》、韓愈的《縣齋有懷》；有的雖涉交游，而意圖主要在于自敘，如李白的《憶舊游書懷贈江夏韋太良宰》、韓愈的《赴江陵途中寄贈三學士》；有的則酬贈用意更重，如李商隱的《偶成轉韻七十二句贈四同舍》。但無論何種情況，述情道舊之言畢竟有限，詩人們仍然多利用述情的機會，介紹自身的遭遇和懷抱，借以求取對方對自己的深入了解。如李商隱的《偶成轉韻七十二句贈四同舍》追述與幕主盧弘止的舊誼，雖通過敘述生平遭際之困頓失意以見府主之知遇，但同時又是借此作一坎壈詠懷之自敘傳。不僅見其身處逆境、仕宦艱難，同時亦在：“破帆壞槳”、“著破藍衫”的困厄中，突出地顯示性格中傲岸激昂、豪縱不羈的一面。這類長篇，包括單純自敘性作品，有的通過自敘或對知交的傾訴，可以令人想見包圍著詩人的社會環境和政治氣氛。如李商隱入盧幕前的困厄，即暗透著大中初年政治形勢的險惡；駱賓王“適離京兆謗，還從御府彈”，亦可見武后時期利用爪牙和官僚機構對臣下防范懲治之嚴。有的則在自述所歷所想時，直接插入對社會背景、國家大事和民生狀況的描敘評述。特別是那些親身卷入重大歷史事變中的詩人，往往把國家大事和個人遭遇打成一片。深沉的人生感慨和強烈的社會感慨結合，使坎壈詠懷兼具詩史的性質。如李白《憶舊游書懷贈江夏韋太守良宰》通過交情與時勢的交織組合，在詩中寫進了天寶后期幽州形勢、安祿山兵犯中原以及哥舒翰潼關之敗、玄宗奔蜀、永王出師等時事，展現了安史之亂前后許多重要歷史圖景；韓愈《此日足可惜一首贈張籍》寫貞元十五年汴州兵亂，《赴江陵途中寄贈三學士》寫貞元十九年關中大旱，《送侯參謀赴河中幕》寫元和四年討成德叛鎮，也都是在敘情中涉及時事。以上諸作，說明敘舊道情中的優秀長篇，通常是借與友人敘情論心，作為引發創作的契機，中心仍落在抒寫懷抱和反映時代生活方面。詩人與友人的聚散離合，牽連許多逝去的歲月。在敘舊之際，極容易把一腔熱血、滿懷感觸引發出來，不僅由昔而今陳述自己的心靈歷程，同時連帶著對往時的遭際乃至當日的環境氣氛、朝廷政治局面作出回顧反思。這樣，著重于身世感受的這一部分敘情長篇，在自敘懷抱和遭遇的同時，廣泛地反映了時代生活；著重于寫時世感受的一部分敘情長篇，卻也處處不離開切身的經歷和體驗。兩部分敘情長篇，注意力和著眼點可能各有側重，但其中優秀篇章，則往往兼具兩重性質：是坎壈詠懷的篇什，又是反映時代生活的樂章。

敘情長篇是詩歌敘事和抒情兩大因素在協調統一過程中產生的，隨著詩歌中敘事、抒情乃至議論等多種成分組合的千變萬化，不僅敘情長篇的格局面貌表現為一動態序列，而且有的作品還在一定程度上越出一般抒情詩、敘事詩和敘情長篇的常規，呈現復雜情況。聯系敘情長篇的藝術經驗，可以對這些作品內部成分的組合進行比較對照。白居易《琵琶行》從敘述琶琶女的故事角度看，是一首敘事詩，而從詩人自敘角度看，又包含有敘情長篇的某些成分和韻味。琵琶女身世和作者身世的近似之點，構成了“同是天涯淪落人”這樣把雙方綰合起來的主調，所以能夠在敘事詩中有機地融合敘情長篇的某些成分，而不見任何扭合的痕跡。白詩在幾種成分的組合上是成功的，而元稹的《連昌宮詞》、韋莊的《秦婦吟》，在人物敘說之外，加上作者介紹，像是一層薄薄的抒情詩的外殼，套著一個敘事詩的內核，從人稱、語調和前后氣氛看，讓人有不完全協調統一之感。李商隱的《行次西郊作一百韻》有追摹杜甫《北征》的用意。但他采取“作者——村民——作者”三段式。只開頭、結尾與《北征》仿佛，中間部分由村民出場評述開元至開成年間的社會變化、朝政得失。談話的內容語氣與其身份并不相稱，展現不出像《北征》那種真正出自親身體驗的生活過程與心靈歷程。談話一段的過分膨脹和三段之間語氣的變化，也使前后有不夠融貫勻稱之感?？梢哉f作者雖然在某些方面學杜，但終究是借述史事以議政之作，而有別于《北征》式的敘情長篇。對照分析唐人這些長詩，可以看出，敘事、抒情、議論組合的形態雖然變化多樣，但要做到長篇中各種因素和各個部分都能真正有機統一，具有故事情節的整一性，或如同主體親身經歷體驗的那種生活魅力，實在并非易事。李白、杜甫、韓愈等人的優秀敘情長篇，在唐文化的特定背景下，憑借唐詩高峰期卓越的抒情敘事藝術，在這些方面為詩歌發展作出了重要開拓。敘情長篇中那種前后相續、不斷發展演進的情感過程，幾乎像敘事詩中“有頭，有身，有尾”的情節一樣，給全詩一種開合起伏而又不致松懈散漫的內在凝聚力。它以表現情感過程為中心，把各種境況納入主體的體驗觀感之中，既有坎壈詠懷，又有史詩之筆，融敘事、描寫、抒情、議論等多種因素，卻保持了藝術上的有機完整、生動具體。這類作品給民族詩歌朝規模宏大、內容豐富深廣方面發展所提供的藝術經驗，無疑是值得認真加以總結和吸取的。

敘情長篇非有巨大的才力難以駕馭。唐詩中這一類型的成功之作多出自大詩人之手，而且多半出現在這些詩人的中后期，是正當他們閱歷豐富、精力旺盛、詩藝成熟、感慨最深的時候。由于敘情長篇的作者要用一大片魄力去寫，讀者也相應要用一大片魄力去讀，甚至評論介紹也要費一大片氣力去從事，所以歷代選本選錄和反映不夠。特別是一些普及性選本，被動地適應一般讀者的欣賞習慣，更很少以之入選?！盎蚩呆浯涮m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睆娜娴卣J識唐詩，借以發展我們民族詩藝創造力的角度來要求，這種不足應該得到彌補。

歷代治唐詩的學者，在具體作家作品研究中，對李白、杜甫、韓愈、白居易、李商隱等人的敘情長篇均有評述，有些篇受到極高的評價。在考證研究作家生平時，這些作品更是最可靠的文獻，一直受到關注。但盡管如此，從總體上看，研究還是零星分散的，很少能把它們作為一種類型來全面地、系統地考察。鑒于上述情況，本文把唐詩中這種以抒情為主旨，以敘述為主要手法，且自敘性很強的長篇抽取出來，進行了粗淺的剖析。錯誤之處，希望得到指正。

（原載《文史哲》1991年第4期，題為“論唐代的敘情長篇”，收入本書時內容有增補；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1991年第11期全文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