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隱詩歌的多義性及其對心靈世界的表現
——兼談李詩研究的方法問題
本文擬論述李商隱詩歌的朦朧、多義,及其對心靈世界的表現,在揭示李詩特點的基礎上,兼談有關研究方法問題,希望得到批評指正。
一
李商隱是一位在藝術上具有多方面成就的詩人。而從詩史的演進角度看,他以近體律絕(主要是七律、七絕)寫成的抒情詩,特別是無題詩,以及風格接近無題的《錦瑟》、《重過圣女祠》、《春雨》等篇,其藝術成就和創新意義,尤其值得重視。李商隱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這類作品所產生的巨大而持久的影響。
中唐后期,以李賀創作為標志,出現三種值得注意的走向:1.愛情和綺艷題材增長,齊、梁聲色漸漸潛回唐代詩苑;2.追求細美幽約,補救韓愈、白居易的發露直致;3.重主觀、重心靈世界的表現。三者從不同的側面表現出來,又有其內在聯系。愛情和豐富細致的心靈活動常常是相伴隨的,而表現愛情和心靈世界又需要寫得細美幽約。李商隱正是受這一走向推動,在《錦瑟》、無題一類詩中,通過表現包括愛情體驗在內的心靈世界方面作出的重大開拓,創造了幽美朦朧、內涵豐富,甚至具有多重意蘊的詩境。
李商隱的抒情詩,情調幽美。他致力于情思意緒的體驗、把握與再現。借以表達情緒的多是一些精美之物。表達上又采取幽微隱約、迂回曲折的方式,不僅無題詩的情感是多層次的,就連其他一些詩,也常常是一重情思套著一重情思,表現得幽深窈渺,如《春雨》:
悵臥新春白袷衣,白門寥落意多違。紅樓隔雨相望冷,珠箔飄燈獨自歸。遠路應悲春晼晚,殘宵猶得夢依稀。玉珰緘札何由達?萬里云羅一雁飛。
為所愛者遠去而“悵臥”、“寥落”、“意多違”的心境,是一層情思;進入尋訪不遇,雨中獨歸情景之中,又是一層情思;設想對方遠路上的悲凄,是一層情思;回到夢醒后的環境中來,感慨夢境依稀,又一層情思;然后是書信難達的惆悵。思緒往而復歸,盤繞回旋。雨絲、燈影、珠箔等意象,美麗而又細薄迷蒙,加上情緒的暗淡迷惘,詩境遂顯得凄美幽約。
李商隱不像一般詩人把情感內容的強度、深度、廣度、狀態等等,以可喻、可測、可比的方式,盡可能清晰地揭示出來。為了表現復雜矛盾甚至悵惘莫名的情緒,他善于把心靈中的朦朧圖像,化為恍惚迷離的詩的意象。這些意象常常具有某種象征意義。由它們結構成詩,略去其中邏輯關系的明確表述,遂形成如霧里繁花的朦朧詩境。如《錦瑟》:
錦瑟無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華年。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鵑。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
這首詩能使讀者神游在一個現實生活中不可能有的境地里;錦瑟的弦聲喚回了已逝的華年情境;莊子和蝴蝶忽此忽彼,變幻不定;望帝的魂魄化為杜鵑,哀鳴不止;月照滄海,海中之珠閃著瑩瑩的淚光;日暖藍田,藍田山中美玉裊裊生煙。詩的境界超越時空限制,真與幻、古與今打成一片。心靈與外物之間也不再有界限存在。但此詩究竟寫什么?只首尾兩聯隱約暗示是追憶華年所感,而傳達所感的內容則是五個在邏輯上并無必然聯系的象喻和用以貫串這五個象喻的迷惘感傷情緒。喻象本身不同程度地帶有朦朧的性質,而所喻又未出現,詩就自然構成多層次的朦朧境界。
詩歌的朦朧當然會給理解把握詩旨帶來困難。但李商隱詩歌的朦朧,一般不是有意要造成晦澀,而是和親切可感的形象常常統一在一起。讀者盡管難以明了《錦瑟》的思想內容,但那可供神游的詩境,卻很容易在腦子里浮現。所以《錦瑟》雖號稱難懂,卻又家喻戶曉,廣為傳誦。《重過圣女祠》中的名句:“一春夢雨常飄瓦,盡日靈風不滿旗”,寫圣女“淪謫得歸遲”的凄涼孤寂處境,境界幽緲朦朧,被認為“有不盡之意”(呂本中《紫薇詩話》)。但荒山廢祠,細雨如夢似幻,輕輕飄灑于瓦上,靈風柔弱無力,不能吹滿神旗的情景,以及那種似靈非靈,既帶有朦朧希望,又顯得虛無縹緲的氣息,卻是讓人有極親切的身臨其境之感。李商隱詩歌雖朦朧而仍親切可感,說明作者不是故意埋沒意緒,置讀者于迷悶之中。從創作看,盡可能直觀地傳達心靈中微妙復雜的感受,表現在這感受中呈現的圖像,讓人從這些沒有經過邏輯重新組合的畫面進入詩境,是導致李詩親切可感而又不免朦朧的根源。可以說李詩的朦朧是與他直觀地表現心靈世界相伴隨而產生的。
二
詩歌境界的朦朧,與內涵的多義性往往有一定的聯系。《文心雕龍·隱秀》篇云:“隱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隱以復意為工。”劉勰論“隱”與“重旨”、“復意”的關系,對我們理解朦朧與多義的關系是富有啟發性的。李商隱無題一類詩歌,境界朦朧,而在內涵上則往往具有多義性。一篇《錦瑟》,聚訟紛紜。多種箋解,似皆有可通。所謂“味無窮而炙愈出,鉆彌堅而酌不竭”(《韻語陽秋》引北宋楊億語)。這種可供多方面體味和演繹的現象,表現出李商隱詩歌多義性的特點。
多義性在中國古典詩歌,特別是在近體詩和婉約詞里,本來很常見。但一般表現為情韻豐厚,意在言外,在一些意象中帶象征意義,或在表層意義下掩藏著深層意義,雖然多義,卻屬于外延的擴展,層次的加深。而李商隱詩的多義,往往是給讀者提供更多方面的啟示和聯想,構成解讀上的復義。他通過所寫的事物,指示多重意旨。意旨之間可以是比較接近的,也可能是差距很遠的岐解。
李詩的多義性與其意象的獨特有一定聯系。一般詩人所用意象,客觀性較強。能以通常的方式去感知。李詩意象,多富非現實的色彩。諸如珠淚、玉煙、蓬山、青鳥、彩鳳、靈犀、碧城、瑤臺、靈風、夢雨,等等,均難以指實。就連蟬、鶯、柳、梅等,看似客觀之物,但只要舉有關名句:“本以高難飽,徒勞恨費聲”(《蟬》)、“巧囀豈能無本意,良辰未必有佳期”(《流鶯》)、“橋回行欲斷,堤遠意相隨”(《贈柳》)、“為誰成早秀,不待作年芳”(《十一月中旬見梅花》),就會令讀者不敢指實其為普通的蟬、鶯、柳、梅了。這類意象,有較多的屬于個人的象征意義,被李商隱心靈化了。所賦予的內涵,主要不是取自外部世界,而是源于內心。心生萬象,象乃多種體驗的復合。內涵遠較一般意象復雜多變。
李詩大量用典,典故由于內涵的濃縮性等原因,如果用得好,往往能在有限的字句中,包含豐富的、多層次的內容。李商隱又擅長對典故的內涵加以增殖改造,用典的方式也別開生面。“莊生曉夢迷蝴蝶”,原典不過借以闡發齊彼此、齊物我的思想,并無所謂“迷”,“迷”出于詩人品味這一典故時的內心體驗。“望帝春心托杜鵑”,原典只說望帝死魂化杜鵑。死而春心不泯,仍然托之杜鵑,是在運用中的增殖。并且,這些典故不是用以表達某種具體明確的意義,而是借以傳遞情緒感受。情緒感受所引發的聯想和共鳴,可以是多種多樣的。李商隱一生坎坷,對事物的矛盾和復雜性有充分的感受。從他的心境和體驗出發,常常把典事生發演化成與原故事相悖的勢態。由正到反,正反對照。把人思想活動的角度和空間大大擴展了。如《嫦娥》:
云母屏風燭影深,長河漸落曉星沉。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
嫦娥吃了不死之藥,得成月中仙子,本是常人羨慕之事。張衡《靈憲》云,嫦娥奔月之前,曾作過占卜,得到的是吉兆。可見古時文獻記載,也把奔月認定為對嫦娥有利的事。李商隱一生有許多高遠的追求,但結果是流落不偶,處于孤獨寂寞的境地。他學過道,也熟悉女道士修仙的寂寞生活。大約正是基于這些感受和見聞,他設想嫦娥會因為天上孤寂而后悔偷吃了靈藥。注家對詩旨猜測紛紛,說明這一典故經過反用之后,那種高遠清寂之境和永恒的寂寞感,溝通了不同類型人物某種近似的心理,從而使詩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加以解讀。還有些典故,雖不是反用,但詩人作了別有會心的挑醒,也使典故的意義多方面生發開去。如“夢澤悲風動白茅,楚王葬盡滿城嬌。未知歌舞能多少,虛減宮廚為細腰”(《夢澤》),從“歌舞能多少”方面尋問減膳的效益。于是引發“深慨宮中希寵美人的愚昧與麻木”、“因小而害大”、“自嘲或嘲人”、“倡導惡濁潮流者之可恨,迎合與追求者之可鄙”,種種解說與推測,乃至“制藝取士,何以異此”,以及“普天下揣摩逢世才人讀此同聲一哭”等聯想,都可以說于詩之本意有所發明。可見楚王愛細腰的典故通過生發,產生了多義性的效果。
多義性與詩中獨特的意象組合也很有關系。心理負荷沉重,精神內轉,內心體驗則極其纖細敏感。當心靈受到外界某些觸動時,會有形形色色的心象若隱若顯地浮現,發而為詩,則可能以心象融合某些物象和典故等等。構成印象色彩很濃的詩境。在這種詩境中,詩歌的意象,是以內心體驗為核心向外投射,往往錯綜跳躍,不受現實生活中時空與因果順序限制。這樣,意象轉換跳躍所造成的間隔,便有待讀者通過藝術聯想加以連貫和補充。如《無題》:
紫府仙人號寶燈,云漿未飲結成冰。如何雪月交光夜,更在瑤臺十二層?
意象和句子之間跳躍都很大。作敘事看,真乃匪夷所思。但處在迷茫失落之中,人的內心有可能出現類似的心象與幻覺。作為心象,把前后變化聯系起來看,云漿未飲,旋即成冰,是追求未遂的幻化之象。“如何”二句是與所追求的對象渺遠難即之感。中間的跳躍變化,透露對方變幻莫測,難以追攀。這一切,不僅能夠意會,而且可以是多種誘因(如愛情、友誼、仕宦)導致的心事迷茫的感受。由于詩的產生,本身有多重誘因,加以讀者面對意象的跳躍變化,又有各自的藝術聯想,因而在解讀時會出現多義。
李商隱詩歌多義性的根本原因,在于把心靈世界作為表現對象。李商隱在反映晚唐時代生活的同時,深刻地反映了時代心理,表現了士人對于周圍環境和命運遭遇的感受。其中有些篇章寫得比較具體,如《回中牡丹為雨所敗二首》之“玉盤迸淚傷心數,錦瑟驚弦破夢頻”,借牡丹遭急雨摧殘,傷心淚迸的情景,表現作者參加博學宏辭考試受打擊時的傷感心態。《哭劉蕡》:“黃陵別后春濤隔,湓浦書來秋雨翻”,抒寫對劉蕡冤死異鄉的悲慟之情,借寫景傳心境:“春濤隔”,賦予前時阻隔中的思念以浩渺無際的具象;“秋雨翻”,把聽到噩耗的哀傷激憤情懷化為具體可感的畫面。但李商隱還有許多詩所寫的不只一時一事,乃是整個心境,并且他的心境又非常復雜。對于政治的執著關注,使他的精神境界通之于人世、宇宙、歷史和治亂興衰等方面的探究,而在實際生活中,各方面的困擾又纏結于心。具體而言,沒落的時世,衰敗的家世,仕途上、愛情上的失意,令狐绹的不能諒解,妻子王氏的早逝,等等,都加重了他的心理負荷。種種情緒,互相牽扯連滲透,難辨難分。這種心理狀態,被以繁復的意象表現出來的時候,便無法明確地用某時、某地、某事詮釋清楚。《錦瑟》詩開頭即點出“無端五十弦”,可見意緒紛紜。就其所表現的朦朧境界與濃重的悵惘、迷茫、感傷的情思看,決不是一時一事就能使作者陷入那樣一種心境之中。追憶往事,百感交集。憶念勾起的心象既重疊出現,憶念的情思又錯綜糾結。千頭萬緒,淵深浩渺。以某種具體事件解之,不免掛一漏萬,顧此失彼。《錦瑟》如此,無題詩也有類似現象。詩人表現的是縈繞于心間的一種莫名的愁緒。其來龍去脈自己都未必完全明白。詩也就加不上合適的題目而以“無題”名之。其中多數篇章只能看作是以愛情體驗為中心的整個心境的體現。如《無題四首》其一:
來是空言去絕蹤,月斜樓上五更鐘。夢為遠別啼難喚,書被催成墨未濃。蠟照半籠金翡翠,麝香微度繡芙蓉。劉郎已恨蓬山遠,更隔蓬山一萬重!
全篇寫男主人公“夢為遠別”醒來后思念對方的心境。但那種殷切的期待中只迎來“空言”和“絕蹤”的失望,那種已隔蓬山,更復遠離的間阻之感,李商隱在事業追求過程中和與朋友交往過程中,不都曾一次又一次地反復體驗過嗎?因此詩中所表現的那種斜月晨更的心境,也就并非單純由愛情失意所引起。又如《無題》:
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干。曉鏡但愁云鬢改,夜吟應覺月光寒。蓬山此去無多路,青鳥殷勤為探看。
首聯兩“難”并提,是括盡所有離情別恨的總詠嘆。不限一時一事,甚至不只限于男女之情。“東風無力百花殘”,給難堪的離別提供一個黯然銷魂的背景,像是離別雙方難堪情緒的外化。同時也像是象征青春與愛情的消逝。頷聯春蠶蠟炬,到死成灰。比喻中寓象征,至情至性,歷代詩歌中一切悲苦執著的抒情,都未能達到這個境地。頸聯于細意體貼關注中見兩心眷眷,兩情依依。末聯是近乎無望中的希望,更見情之執著。此詩情境非常親切可感,但每一聯都沒有很具體的地點、事件。無意敘事,純屬抒情。它舍棄了生活原型中的大量雜質,提煉、純化、升華為愛情失意中情感愈益深摯、忠貞的表現。而那種纏綿執著和濃厚的感傷,又體現了李商隱整個精神氣質與心靈特征,是由多方面因素所鑄成,不止于愛情一端。
李商隱有些詩,雖有一時一事的觸動,但著力處仍然在于寫心境。心境之所包涵,遠遠超出了具體情事。《樂游原》:“向晚意不適,驅車登古原。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詩由登古原遙望夕陽觸發,引起的是整個心靈的投注,百感茫茫,一時交集。詩中的情感,只有這“意不適”三字可以概括,而不適之因由及其內涵,則幾乎匯聚其畢生經歷之所感受。由以上一些詩例,可見李商隱詩歌盡管有親切可感的形象,但這種形象主要不是外部形象,而是心靈狀態和景觀。人的心境無限深邃廣闊,李詩表現的情感內涵亦頗為虛括渾淪,它經常匯集了心靈中多方面的體驗。
三
在粗淺地論述了李商隱詩歌的朦朧、多義及其對心靈世界的表現之后,本文將連帶討論一個問題,即上述特點有沒有對李詩的閱讀、箋解和研究,提出了不同于對待一般詩歌的要求呢?這無疑是關系到李商隱詩歌研究中的方法和取徑問題。除了李詩本身的獨特性這一至關重要的因素外,我們還有必要看看李詩在歷代接受、箋解過程中所出現的一些情況。
宋人楊億除說李商隱的詩詩味炙之愈出外,還曾感嘆《宮妓》詩“寓意深妙”(《談苑》)。南宋呂本中則贊賞“一春夢雨常飄瓦”一聯“有不盡之意”。他們對李商隱詩的“本事”未見作過探討,從他們模仿作無題詩,以及所舉的篇目看,欣賞玩味的大約主要是無題、《錦瑟》與某些抒寫人生感慨的詩。楊億等人對李商隱詩的接受情況,說明李商隱有些作品,僅憑詩歌所營造的詩境和所提供的藝術形象,也可以讓人味之無窮,獲得豐富的藝術感受。但楊億、呂本中式的閱讀,顯然不具備普遍的代表性:一是李詩中一些典故詞語和句法,對于缺乏深厚文化修養的讀者,有一層閱讀上的障礙,深入注釋詞語典故,對一般讀者乃至研究者還是有必要的。二是李商隱集中有一部分涉及時事和敘述自己身世遭遇的詩,如果不把背景和事件考釋清楚,讀者難以明白。一些人“類以才人浪子目義山”,與沒有讀懂李商隱的政治詩和自述身世遭遇的詩,有一定關系。明代后期,胡震亨感慨:“商隱一集迄無人能下手。”認為唐詩“有兩種不可不注:如老杜用意深婉者,須發明;李賀之譎詭、李商隱之深僻……并須作注,細與箋釋”(《唐音癸簽》卷三二)。說明學者此時已意識到箋釋考證工作是李商隱詩閱讀研究過程中不可缺少的。
明末清初以來,李商隱詩注家蜂起。除了字釋句疏,詳引典故出處外,還在揭示詩旨上作了深入的探索。從明清之交的錢龍惕,中經清代朱鶴齡、馮浩等人,到近人張采田,取得了巨大成績。經眾家箋注考釋,大大增加了閱讀的方便。李集中一些涉及時政與自敘性的詩篇,內容與背景得到了疏通證明。特別是像《有感二首》、《重有感》、《隨師東》等篇,意旨被發掘出來之后,讓人對李商隱的政治識見、氣節,及其詩的思想價值,獲得了新的認識。
但清人的箋釋考證并非都是成功有效的。他們基本上是采取以史事和傳記資料證詩的辦法,尋求詩歌和某些具體人事之間的關系,甚至直接以某時、某人、某事、某景去解某詩。這種箋釋和尋求有一部分流于穿鑿附會。也有些所考之事雖然可能與詩存在某種聯系,但也未能解決詩旨問題。一時一事與李商隱詩中那種“絮亂絲繁”的心理狀態,也許只是千頭萬緒中的一緒。從具體人事到詩,經過復雜的情感釀造過程,詩旨和具體人事之間往往存在著很大的距離。
傳統的大致可以稱為實證式的注釋箋解、考證行年本事的做法,在李商隱研究上,當然不會是已經到了止境。通過新材料的發掘和不斷改進方法,無疑還會有進展和收獲。但如上所說,它畢竟在某些方面有其失誤,有其力所難及之處。清代屈復說:“凡詩無自序,后之讀者,但就詩論詩而已,其寄托或在君臣朋友夫婦昆弟間,或實有其事,俱不可知……若必強牽扯其人其事以解之,作者固未嘗語人,解者其誰曾起九原而問之哉!”屈復這番話,是深深說中了勉強牽扯某些人事解詩的弊端。他自己所著的《玉溪生詩意》,解說意旨,簡明概括,力求貼近詩的本意。表明鑒于一般箋注考證的拘執穿鑿,有意務求通達。當然屈復所謂“意”,是意旨和思想內容,詩學觀并不出“詩言志”的范疇。他對于李商隱詩歌的研究,只是由刻意推求,務為執實,改為就詩論詩,觀其大略,并不標志觀念與方法的更新。從觀念與方法更新意義上看,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一些學者開始從對心靈世界的反映方面去研究李商隱詩,這自然是由于當代學術演進,特別是文藝理論發展的推動,出現在李商隱詩歌研究領域中的一種新探索。面對著傳統研究方式所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不足,此種探索,將會在當前和今后李商隱詩歌研究中起到什么作用呢?顯然是應該認真地予以估價的問題。
一種研究方法能否奏效,以及能取得多大成效,總是與它跟研究對象的適應程度有關。上面我們所看到的李商隱詩歌的特點以及歷代接受與研究方面的一些情況,雖然一表現于創作過程之中,一表現于閱讀傳播過程之中,而內里卻存在著因果聯系。傳統的索隱考據,在李商隱一部分詩歌研究中,之所以未能取得理想的效果,正是由于它未能適應李詩的特點。認清這種彼此未能適應的現象,我們對從反映心靈角度研究李商隱詩便可以有更多的自覺:1.傳統的箋釋考證由于實證思想的過分強化,對李商隱詩歌意蘊的虛涵往往認識不足,加以傳統的詩學多強調詩歌與政教的直接聯系,舊時的研究家或是認為李詩中“經國”、“獎善”的成分太少,或是曲解作品,去牽合時事,很難對李商隱詩歌成就得出合理的認識。而從反映心理世界方面去讀李商隱詩,由于審視和欣賞的角度跟作品的實際比較一致,有助正確把握李商隱那些具有多重意蘊的詩境,同時也能較為充分地對李商隱詩作出應有的評價。從詩史上看,李商隱詩歌所表現的心靈世界,可以和李白詩歌所表現的理想世界、杜甫詩歌所表現的現實世界鼎足而三。圍繞表現心靈世界,李商隱詩歌在對語言潛在功能的探索,比興象征手法的運用,詠史、詠物詩的寫法,以及近體詩表現力的開發上,都取得了卓越的成績,值得深入研究。2.為無題、《錦瑟》等詩作“本事”式的索隱,在指導思想上多數出于對傳統比興理論的曲解。隨著人們對文藝創作特征和藝術典型化過程認識的加深,比附索隱,愈來愈為讀者所難以接受。而將《錦瑟》等一類詩所提供的藝術境界作為心靈景觀去看,則與讀者的直接感受比較吻合,在閱讀欣賞的導向上是比較正確的。但從表現心靈世界去研究李詩,也需要避免空泛和隨意性,如果“俯視但一氣”,認為無題等詩一片朦朧,無非心靈景觀而不作深入具體的分析,即難免空泛疏淺;如果對作品情感與境界缺少整體性的切實把握,孤立地借個別詞語意象逞臆解之,又與舊式的任意比附穿鑿貌異實同,陷入李商隱研究中極容易落套的怪圈。而回轉來再看傳統的箋釋考證,如果排除了務為穿鑿的生硬比附,其鉤稽所到,有時尚能切實具體。李商隱詩中所反映的心理狀態,并非一時一事所致,但又必然是種種具體的情與事所導致的結果。牽合某些具體的甚至個別的人事,執定為解,固然不可取,但某些人事是導致李商隱復雜心境的一種因素,則或許有其可能。在詩歌藝術形象反映的心理狀態背后,看到復雜的人事背景,有助于更切實地把握詩境的深層意蘊。權衡兩種研究方法的利弊,最佳的選擇似應為兩者互補:總體上可以著重從反映心靈世界去看李詩,而在深處、細處融合某些人事背景的考釋,使詩歌多義性的豐富情感內涵,在解讀和研究中能夠得以更充分地展開,既可避免穿鑿、褊狹,又不致蹈空無實。總之,根據李商隱詩歌朦朧多義和反映心靈世界的特點,在更高層次上匯集已有研究成果,融通眾說,把研究李商隱詩中的心靈景觀與科學合理的箋釋考證結合起來,將有利于推進李商隱詩歌研究的健康發展。
[原載《文學遺產》1997年第2期。王蒙、劉學鍇主編《1949—1977李商隱研究論集》(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年出版)全文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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