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酒色山河文章

手稿教派

■ 一、朋友

從小周圍基本上都是些變態(tài)的人類，陰莖細小，陰戶常閉，心臟多孔，腦袋大而無當。

粗分兩類：和我有關的人與和我沒關系的人。和我沒關系的，落花塵土，隨見隨忘，不知道從哪里來到我眼里的，也不知道又消失在哪里了，像是我每天喝下去變成了尿的水。坐在出租車里，有時候也好奇，那個一手公文包一手啃燒餅的胖子，啃完燒餅之后去了哪里，發(fā)生了什么，像是喝著瓶裝水望著護城河。

和我有關系的，再分兩類，和陰戶有關系的，以及和陰戶沒有關系的。涉及陰戶的，情況往往兇險復雜，變態(tài)的人類給進出陰戶這件事兒賦予了太多心理性的、社會性的、哲學性的內涵，使之徹底脫離了吃飯拉屎等等簡單生理活動，比進出天堂或者地獄顯得還要詭秘。

不涉及陰戶進出的，一撥是親戚。小時候跟著父母，過節(jié)拎著別人送的水果煙酒去拜訪，印象最深的是個舅舅。舅舅一輩子所有重大選擇都錯了，他先上日本人的軍校，后來日本投降了，還上過黃埔軍校，后來跟了國民黨，解放前在青城山投誠當了俘虜，但是起義證書丟了。在“文革”期間，舅舅被打死好幾回，每次都被舅媽用板車馱回來。“文革”后，每三五天都要夢見找他的起義證書，每次都在找不到的狀態(tài)下醒來。舅舅書房有個巨大的合影照片，沒有八米也有七米寬，剛粉碎“四人幫”那年，還活著的黃埔同學都出席了，沒有一萬個老頭也有一千個老頭。我舅舅每次都哆哆嗦嗦給我指，哪個老頭是他，每次都能指對了。我還有個大表哥，比我大二十四歲，他婚禮那天，他老婆死拉著我和他倆一床睡，說，這樣吉利，這樣他們也能生一個像我一樣眼神憂郁眼睫毛老長的男孩兒。那天晚上，他倆都喝了好些酒，我出了好些汗，第二天早上醒來，床上還是只有我們三個人，沒見到長相和我類似的其他小孩兒。后來，他們生了個女兒，長相以及世界觀、人生觀和我沒有任何相似。

不涉及陰戶進出的，另一撥是朋友。我老媽大我三十一歲，我哥大我九歲。我老媽比較能喝酒，我哥比較能打架，他們倆都好人多熱鬧。我中學放學回家，家里十幾平方米的房子里總擺著兩桌發(fā)面餅之類便宜的吃食和糖醋白菜心之類便宜的下酒菜，酒是拿著玻璃瓶子一塊三一斤零打的白酒，桌子一張是方桌，一張是圓桌，圍坐十幾個人，有的坐凳子，沒凳子坐的坐床，陸續(xù)有人吃飽了走人，陸續(xù)有人推門進來。我眼睛環(huán)視一圈，叫一聲，哥，姐，算是都打了招呼，然后撐個馬扎，就著床頭當桌子，一邊聽這些哥哥姐姐們講零賣一車龐各莊西瓜能掙多少錢、到哪里去弄十個火車車皮、誰要蘇聯(lián)產的鋼材和飛機，一邊手算四位數加減乘除，寫《我最敬愛的一個人》，看司馬遷寫的《刺客列傳》《呂不韋列傳》。

所以，三十五歲之前，我習慣性認識的朋友基本大我十幾歲，我不叫哥哥就叫姐姐，其中也包括這個非官方純扯淡的《手稿》所涉及的一些人。和這些大我十幾歲的人喝酒蛋逼，我常常有錯覺，他們的腦袋不是腦袋，而是一個個的水晶球和手電筒，告訴我未來的星空、道德律和時光，指明前面的方向，與此同時，極大地降低了我對未來的期待值和興奮感。這些哥哥和姐姐們對我的教導，讓我在見到女性乳房實體的十一年前，就知道，其實那不是兩只和平的白鴿，不會一脫光了上身就展翅飛走，乳頭也沒有櫻桃一樣鮮紅和酸甜，那些都是哈薩克人的說法。在我每月吃八十塊人民幣伙食的時候，我就知道，錢和幸福感絕對不是正比關系，一間有窗戶的小房子、一張干凈而硬的床、一本有腦子的書、一支可以自由表達的筆，永遠和我個人的深層幸福相關。

后來，學了八年醫(yī)，進一步降低了我對未來的期待值和興奮感。在協(xié)和醫(yī)院那組八十多年歷史的建筑里，看見很多小孩子被動地出生，被用來解決他們父母的婚姻問題和人生問題，他們長得一樣丑陋，只知道哭，不知道等待他們的是什么。看見很多癌癥病人緩慢地死去，不管他們善惡美丑，不管他們錢財多少和才情豐貧。醫(yī)院的好幾個天臺原來都可以自由出入，上接天空，東望國貿，西望紫禁城，但是有太多的絕癥病人到了上面不東張西望，不緩步于庭，而是想起星空、道德律、過去的時光和將來的無意義等等不靠譜的事情，一頭朝下跳將下去。

再后來，醫(yī)院的天臺就被鐵柵欄封上了。

■ 二、 石濤

石濤是我最早認識的《手稿》成員。最早認識石濤的時候，我還不知道《手稿》，也不知道《今天》或者《收獲》等等非官方和官方文學期刊。

當時我剛從美國念完商學院回到北京，進了一個叫麥肯錫的管理咨詢公司。大北窯作為地名已經消失，國貿里面已經開了兩家星巴克。上商學院之前，我沒聽說麥肯錫，沒學過任何金融和財務，除了看過一個叫做《血總是熱的》類似戰(zhàn)爭片的工廠管理電影和翻過三分之一“二十四史”，沒接觸過任何管理。

在商學院期間，1999年暑期實習，周圍的人比我平均大二十歲，我每天一個小時就做完了一天要做的活兒，睡多了實在多夢，實在無聊，實在需要忘記一些人和事兒，于是寫了六七萬字的半部小說。我想記錄1985年到1999年，北京、雞雞和心智的生長，就起了個名字叫《萬物生長》。2000年，回國后，給在電影學院當老師的發(fā)小看了，說，好看，很好看，又說，把我介紹給他的老師張玞和她的男友。我發(fā)小叫張玞“先生”，我也跟著叫先生。張玞當時的男友叫石濤，剛做火了一本叫《格調》的書，還做火了楊葵等人沒能做火的上進青年石康，是當時最時尚的出版人，最有潛力的師奶殺手。

第一次和石濤見面是在望京的菜根香，川菜，量足，一般辣。石濤很快看完了那半部《萬物生長》，在電話那頭，我想象他一揮手，說，寫完它。

《萬物生長》的下半部在亞特蘭大寫完，用的是2000年冬天的三周假期。那是一個愉悅的過程，我開不大的暖氣，直接喝水龍頭里的水，吃米飯和卷心菜。窗戶外經常一個人也沒有，文字像窗檐上的雨水一樣滴答落進電腦，周圍花朵怒放，鬼怪繚繞。在十五萬字左右的時候，我給石濤寫電郵，說，下雪了，我窗外的松鼠們還沒凍死。石濤說，他想起他在辛辛那提寫作的時候，說，如果覺得文氣已盡，當止就止。

■ 三、艾丹

第一次見到艾丹，是2001年的冬天，是因為石濤。

當時電子書大佬“博庫”還筆直地挺著，常常在人民大會堂請客吃飯，開座談會，買斷大牌作家一生的電子版權。石濤當時是“博庫”的內容總監(jiān)，2001年冬天，為了替“博庫”省錢，他領著黃集偉等大小編輯在長城飯店旁邊的小長城酒家新春團拜眾作者，有酒有肉，竟然也有我的份兒。

我第一次見北京的作家們，有男有女，有胖有瘦，都深不可測，都能為世界制造幸福或者災禍，我感覺自己像是在鳳凰窩里的一只小雞。

我第一次和作家們喝酒，就被一個黑紅胖子，一個青白胖子，和一個長得像花生米的黑青瘦子，灌得平生第一次在睡覺以外的時間失去意識，停止思考。去協(xié)和醫(yī)院洗胃，周圍十幾個醫(yī)學院同學穿著白大褂，圍著。我心想，將來這些人都是名教授大醫(yī)生啊，我真牛啊。他們后來告訴我，他們覺得心酸，原來混跡于醫(yī)學院之外的社會，是這么艱難。我事后才知道，這三個灌我酒的家伙，一個叫艾丹，一個叫張弛，一個叫狗子，在民間的北京酒鬼榜上分別排名第一、第二和第十一。石濤后來說，我倒下之前，一直謙和有禮，一直在搶酒喝，最后一口真氣渙散之前，撥了三個手機號碼，一個接到留言機，一個說人在上海，最后一個沒有通，他想知道，這三個人都是誰。艾丹后來說，我根本就不是他們灌的，是我自己灌的自己，一瓶大二鍋頭，不到半個小時就干了，心里不知道有什么想不開的事兒。

回想起來，艾丹穿著舒適，和桌子上所有的人攀談，照顧所有人的酒菜，勸所有人喝酒，鼓動所有人開心。在不經意中，有美女的地方他會多看好幾眼，但是手腳并不就勢延伸過去。我清楚地記得艾丹看人的樣子。基本上是閉著眼睛，但是幾乎閉合的眼睛里偶爾放出強烈的光，非常凌厲，時間很短，一瞬間消失，然后是大段大段時間里經久不衰的眼睛閉合著的笑容，普照四方。

■ 四、嚴勇

第一次見到嚴勇，是2004年的冬天，是因為艾丹。

艾丹常年盤踞一個代號“食堂”的地方。具體地址是東三環(huán)長虹橋往北一百米順風酒樓北側一個胡同里，具體菜系時常改變，從川菜到香鍋到金華土菜到艾丹自己發(fā)明的一些北京菜，具體主人也時常改變，從一個有著外國名字的四川姑娘到一個有著四川名字的四川姑娘到一個不加價兩倍從不賣貨的古董商人到一個組成復雜的二十多人投資群體到一個替這個投資群體裝修的精壯靠譜男人。我所在的公司很快顯現出它資本主義的罪惡一面，一周工作八十個小時，很少有時間在北京。我到了北京機場，鼻子聞到塵土的味道，臉貼到干燥的風，就想起喝酒，想起艾丹和我初戀和石濤。當時，我初戀正在鬧離婚，促膝談心或許會談出想不出的事兒。當時，石濤正在搞創(chuàng)業(yè)和鬧婦女，見投資者、見婦女、面壁梳理情感問題，似乎比我還忙。于是我總找艾丹。打艾丹的手機，十次有九次他人在“食堂”，十次有九次，酒局還在，“就等你了。”艾丹說。

2004年的冬天，大年初三或者初四的樣子，少有的一次，艾丹說，他不在“食堂”，他在一個叫天通苑的小區(qū)里一個客家菜館，“就等你了。”艾丹說。

打車從嘉里中心到天通苑，我才體會到北京有多大。天通苑幾乎是個城市，在市中心的所在，找到那個客家餐館和艾丹。桌子拼桌子，幾乎占了半個二層，一半兒以上的人我不認識。我問艾丹，艾丹說，這是誰誰誰，這是誰誰誰。聽上去像是聽《三國》或者《水滸》，身在其中，鼓瑟吹笙，有笑傲某個地盤的感覺。一個人，瘦，高，微駝，微禿，一直在打手機，才掛斷，入席，吃口菜，喝口酒，另一個電話又進來，再離席。我問艾丹，艾丹說，他是嚴勇。

“他是干什么的啊？”

“他是北大學數學的，和你一樣，也做企業(yè)，做得很大。和你不同的是，他已經搞垮了好幾個企業(yè)了，至少有三個，都是大企業(yè)，這就是他一輩子做的事情，我懷疑他是國×黨派來的。”

我一個醫(yī)學院女同學從美國回來看父母，住在北邊，打車過來，盛開著粉色的裙子和桔色的大衣，和我喝酒，然后高了，然后和所有人喝酒，然后更高了。我好不容易找了輛黑車把她扔進去，是輛奧拓，女同學身子伸不開，她說“人生殘酷”。我說：“北京真冷。”她開始吐。我兜里正好有一打子十塊的票子，準備給各種小朋友當壓歲錢的，她吐一口，我就扔兩張給黑車司機。

■ 五、《手稿》

《手稿》那群人是我見過最古怪的：彼此認識很久，但是互相幾乎不了解。多數成員或者有著北大數學系等良好教育或者沒有任何高等教育，但是幾乎人人都對正經工作有強烈的抵觸。有些人一輩子沒有任何工作，但是也活著，也有老婆或者女朋友。有些人思考了一輩子人生，寫了一本沒有一個字的書，妄圖在社會主義祖國申請到正式出版書號。《手稿》起源似乎是一個文學興趣小組，但是多數人從來不寫東西。每個創(chuàng)始人輪流做一次責編，三年才能組齊稿件，出一期刊物，到現在出了三期，但是這項活動竟然持續(xù)了十幾年，如果照這個速度，所有創(chuàng)始人沒有輪到一圈，一定已經有人不在人世。似乎很多人的一個共同愿望是年歲大了之后生活在一起，在北京郊區(qū)的一個公社，由國家出錢或者自己湊錢，但是隨著改革開放，這個愿望越來越遙遠。

我對這一群人，無法窺其全貌。我熱愛婦女、文字，練習商業(yè)，敬畏古玉。石濤熱愛婦女，出版文字。嚴勇諳熟商業(yè)，寫過《二月三十日》。艾丹寫過《紐約雜記》，熱愛婦女，對古玉的天賦遠大于文字。他們是我的朋友，我的老哥哥，我的水晶球。

對于文字，我不認為我應該拍任何水晶球。文字是我的命。這么多年了，一直想擺脫，一直擺脫不了。這么多年了，寫一個長篇小說，我的生命之火就死一點。我日老天它媽，為什么是我？一切仿佛我佛，我禪，是我的，別人幫不了。

對于婦女，石濤和艾丹這兩個水晶球混沌不清。石濤到底有幾次婚姻？現在婚姻是什么狀態(tài)？女人給他的恐懼大于安慰嗎？他在北京的多種死法里，有被前女友們雇兇殺死這一種可能嗎？在三里屯南街，我看見石濤抓著酒吧老板娘細嫩的手，問：“我該結婚嗎？”老板娘說：“我給你再倒杯黑方吧。”艾丹在傳說中那個夜晚，和一個睡名飄香的美女從東單三條一步一步走到東單十三條，在他家院子的門口說：“我忘帶鑰匙了。”之后的一個說法是，一老一少，看了一晚月亮。關于婦女，我不知道問石濤什么，我不知道問艾丹什么。

2003年后，我也和嚴勇一樣，常住香港和深圳。我在深圳南山腳下有個房子，嚴勇帶過幾次酒過去，都是紅酒。我們兩個心情好的時候，喝兩瓶，毫無醉意，眼睛比月亮還亮。我們兩個心情不好的時候，喝兩瓶，嚴勇就踉蹌著下樓，下山，背著月亮，我聞見山林里雞蛋花的味道，我聽見荔枝飛快紅熟，我睡到第二天艱難早起，腦子到下午才重新清亮。嚴勇和石濤對紅酒都有研究，誰比誰深，我不知道，但是都比我深多了。嚴勇只會說好喝或者不好喝，石濤的描述詞匯多，胡桃、黃桃、櫻桃，仿佛和尚描述素菜大餐，素雞、素鴨、素魚。

我問過嚴勇：“你有過中年危機嗎？”嚴勇說：“當然有，一直有，很早就開始，現在還沒好。”后來嚴勇辭職不工作了，我仿佛看到我不遠的將來，我問：“沒了收入，如果還想喝紅酒怎么辦？”嚴勇說：“喝一百塊錢以下的最好的紅酒。”我問：“如果一百塊錢最好的紅酒都沒有一千塊錢的好喝怎么辦？”嚴勇說：“那就忍住十次，不喝一百塊錢的紅酒，然后買一瓶一千塊錢的紅酒好好喝。”

我曾經癡迷歷史，覺得時間軸長些，對世事的解讀清晰些。我想過一個寫當代史的辦法，上部叫《垂楊柳》，1949年到2009年，每年引用一段《人民日報》當年的新年賀詞，然后讓我老媽回憶那年發(fā)生的事情。下部叫《食堂》，2009年到2038年，每年還引用一段《人民日報》當年的新年賀詞，然后添上每年元旦夜艾丹在“食堂”酒后的發(fā)言錄音剪輯。艾丹在酒大些、美女多些、倪整姐姐不在的前提下，口頭表達水平接近我老媽。

《手稿》第三期很厚，里面有每個人對于一百零一個人生問題的回答和分別在小時候、年輕時候和現在的黑白照片。印出來之后，輪值責編艾丹分外高興，我管他要了一本，在交給我之前，他執(zhí)著酒意在扉頁寫了七個字：“馮唐，怎么辦？艾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