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清正剛直到圓滑世故

——真實的“劉羅鍋”

在熒屏上，“宰相劉羅鍋”是一個剛正廉明、足智多謀的清官。他心懷百姓，懲貪治腐，還常常讓乾隆帝身邊的“紅人”和中堂丟人現眼。在百姓眼中，“劉羅鍋”可謂是正義與智慧的化身，連他的“羅鍋”也顯得十分可愛。然而，真實的“劉羅鍋”卻不完全如此……

劉墉不是羅鍋

“劉羅鍋”是人們對清朝名官劉墉的慣稱。相傳，劉墉本人是個駝背（俗稱羅鍋），朝野皆知，連乾隆帝與和珅也常常以此取笑他。關于劉墉的“羅鍋”，民間還流傳著許多有趣的故事。

傳說劉墉參加科舉考試的殿試時，乾隆帝親自主考。乾隆帝看到劉墉是個羅鍋，便戲弄他說：“你能以羅鍋為題作詩一首嗎？”劉墉隨即吟詩一首：“背駝負乾坤，胸高滿經綸。一眼辨忠奸，單腿跳龍門。丹心扶社稷，涂腦謝皇恩。以貌取才者，豈是賢德人。”乾隆帝聽后，又是驚嘆，又是慚愧，當場就將劉墉點為狀元。

又有傳說稱，劉墉入朝為官后，上朝叩拜的姿勢非常奇特，引來滿朝文武的捧腹大笑。乾隆帝看到劉墉本來就駝背，又叩拜得很滑稽，便說：“劉愛卿，你這么一拜，不就成了羅鍋了嗎？”劉墉立即磕頭高呼：“謝主隆恩！”乾隆帝與大臣們都感到不解，忙問劉墉為何謝恩。劉墉笑著說：“按大清律，皇帝賜予臣子封號，封一個字，每年可加俸祿萬兩。如今皇上封了劉墉‘羅鍋’兩個字，臣每年便可以多拿俸祿兩萬兩，這真是皇恩浩蕩啊！”乾隆帝聽后哭笑不得。

有關“羅鍋”的傳說固然有趣，卻多為誤傳。盡管史料上沒有關于劉墉儀表堂堂的記載，但他至少也是身體端正，絕不會是駝背。

據考證，清朝選拔官吏有全面而嚴格的標準，概括起來有四個字——“身、言、書、判”。所謂“身”，便是相貌端正、體格健壯；所謂“言”，是指口齒伶俐、表達清晰；所謂“書”，是指字體工整、筆法清秀；所謂“判”，是指斷事精準、思維敏捷。劉墉作為清朝官員，必然要通過這四項審核。四項之中，“身”是第一位的。倘若劉墉是個“羅鍋”，不僅難立官威，而且有損大清國體，那么即便他出身再高，也不可能入朝為官。

那么，“劉羅鍋”的誤傳從何而來呢？一般認為是源于嘉慶帝對劉墉的稱謂。一種說法是，嘉慶帝即位后，劉墉已年過八旬，難免有些弓腰駝背。嘉慶帝常常以“劉駝子”稱之，這一稱謂逐漸傳播開來，民間就誤以為劉墉天生就是駝背了。另一種說法是，劉墉身為嘉慶帝的老師，深受敬重，被尊稱為“劉閣老”。由于“閣”與“鍋”讀音相近，“閣老”在人們的口耳相傳中就變成了“鍋腰”，劉墉也就成為了“劉鍋腰”。“鍋腰”在京城方言里稱為“羅鍋”，于是“劉羅鍋”的叫法便流傳開來。

出身名門的飽學之士

民間傳說大多將劉墉說成是出身平凡的學子，有的影視作品甚至說劉墉家境貧寒。但事實恰恰相反，劉墉出身于清朝著名的官宦世家，祖孫三代均官居高位，其門第之高，在清朝很少有幾人可與之相比。乾隆帝曾特賜劉墉御制詩：“海岱高門第，瀛洲新翰林。家聲勉永繼，莫負獎期深。”意思是劉墉出身名門望族，為官應有所建樹、不辱門楣。

劉墉，字崇如，號石庵，康熙五十八年（1719）生于山東諸城（今屬山東高密）。他的曾祖父劉必顯是順治年間的進士，祖父劉棨是康熙年間有名的清官，父親劉統勛是乾隆朝前期極受重用的諍臣，是以漢人身份出任首席軍機大臣的第一人，其地位之高、兼職之多，堪與后來的和珅相提并論。自劉墉的曾祖父劉必顯至劉墉的侄孫劉喜海，劉氏家族共出了35位舉人、11位進士和2位大學士。

生長在這樣的家庭里，劉墉自幼便飽讀經書、博聞強識。然而奇怪的是，劉墉在30歲之前卻沒有參加科舉考試的記錄。直到33歲時，劉墉才因出身名門，直接參加了在京舉行的會試和殿試，被欽點為二甲第二。據說，由于劉墉才華出眾，乾隆帝舉行殿試時曾欲將他點為狀元，后來因其父劉統勛極力反對才作罷。

中進士后，劉墉進入翰林院深造，三年后授翰林編修，不久升為翰林侍講。此后，劉墉多次擔任科舉鄉試、會試正考官，三次兼署國子監，曾先后任《四庫全書》館副總裁，三通館、會典館總裁。《清史稿》評價劉墉的才能為“外嫻政術，內通掌故，博通經史，長于古文考辨”。

劉墉不僅學識出眾，還是歷史上著名的書法家。他集歷代名家之所長，自成一派，與翁方綱、梁同書、王文治并稱為“清朝四大書法家”。劉墉的書法體豐骨勁，筆法渾厚，尤其擅長小楷。后人稱贊劉墉的小楷不僅有鐘繇、王羲之、顏真卿和蘇軾的法度，還深得魏晉小楷的風骨。

“文正”宰相劉統勛

劉墉的父親劉統勛于雍正二年（1724）中進士，乾隆朝累官至工部、刑部、吏部三部尚書，東閣大學士、翰林院掌院、軍機大臣等，是乾隆帝統治前期最為倚重的臣子。劉統勛是乾隆年間名震朝野的剛正之臣。他就任都察院左都御史時，不畏當朝首輔大學士張廷玉的勢力，毅然予以彈劾，最終扳倒朝廷要官12人，滿朝為之震驚。乾隆三十八年（1773），劉統勛病死在上朝途中，乾隆帝聞訊悲痛萬分，親自趕到劉府致哀。看到劉統勛家中一貧如洗，乾隆帝不禁感慨萬分，贊嘆“如統勛乃不愧真宰相”。劉統勛死后謚號“文正”，是清朝大臣所能獲得的最高稱譽。清朝200余年間，僅有八位大臣獲此殊榮，劉統勛是繼康熙朝的于成龍之后的第二位。

百姓心中的“劉青天”

劉墉的官場生涯，前期主要是在各地做地方官。這段時期，他剛正不阿，為民除暴，革除了科場、官場的不少弊端，一度被百姓稱為“劉青天”。

電視劇《宰相劉羅鍋》曾講述了劉墉將“貢院”兩字巧妙地遮上一半，改為“賣完”，以諷喻當時貢生、監生的考風混亂。此事是有歷史原型的。劉墉任廣西鄉試正考官、江蘇學政時，曾針對當時科場風氣不正、官犯勾結的狀況，雷厲風行地進行了懲治，被乾隆帝稱贊為“知政體”。正因劉墉作風嚴正，很多想蒙混作弊的考生一聽說劉墉監考，都嚇得不敢進場。

乾隆四十五年（1780），劉墉出任湖南巡撫。當時，湖南受災嚴重，民不聊生，貪官污吏橫行，偷盜案件頻發。劉墉到任之后，多次微服私訪，查明了災情和案件實況。他一連撤了兩名知縣和一名知州，令官場風氣為之一振；同時開倉賑糧，接濟災民，使百姓暫渡難關。他還下令加固城垣，修建倉儲，并鼓勵民間開采峒硝。不久，湖南就恢復了社會安定、民生豐足的局面。當地百姓對劉墉感恩戴德，稱他是“包公再世”。

關于劉墉的剛正廉潔，最為人稱頌的史實是查辦山東巡撫國泰一案。乾隆四十六年（1781），劉墉遷為都察院左都御史，次年三月仍入直南書房，不久又充任三通館總裁。此時，御史錢灃參奏山東巡撫國泰橫征暴斂、貪贓枉法、結黨營私等罪名，引起朝野震動。因為國泰是皇妃的伯父、和珅的心腹，黨羽眾多，勢力龐大，朝中官員大多忌憚他。乾隆帝立即派和珅、劉墉及錢灃一同前往山東調查此案。和珅有意袒護國泰，在查案之前還暗中給國泰通風報信，給劉墉的調查制造了不少麻煩。劉墉到達山東后，化裝成一個道人，暗自查訪，結果發現國泰罪行累累、證據確鑿。例如，國泰將山東受災情況謊報為豐收，邀功請賞；以向皇帝納貢的名義搜刮民財，致使幾十個州、縣府庫虧空；為掩蓋自身罪行，他還殺害了為民請命的九位進士、舉人，等等。此時，皇妃已經在為國泰說情，與和珅親近的眾多官員也開始為國泰游說。劉墉頂著壓力，向朝廷歷數國泰的種種罪行，并擺出自己查獲的鐵證。最終，國泰認罪伏法，涉案的30多位官員被一一處置。國泰一案轟動一時，在百姓中廣為傳頌。

圓滑世故　棱角漸無

了結國泰案后，劉墉被任命為吏部尚書；不久又授工部尚書，仍兼署吏部，并充任上書房總師傅。但調任京官之后，劉墉似乎變了一個人，開始奉行圓滑世故、明哲保身的為官之道，漸漸失去了早年間的銳氣。

在民間故事和影視作品中，劉墉總是有勇有謀地對付和珅，打擊和珅的囂張氣焰。然而，事實并非如此。從力量對比來看，在兩人同朝為官的20余年中，和珅始終是乾隆帝身邊的大紅人、權力場上呼風喚雨的重臣，而劉墉的官位、勢力與和珅不可同日而語。從主觀愿望來看，劉墉為官后期不再是棱角分明、剛直不阿的處世風格，而是變得圓滑世故、樂于取悅。據史料記載，劉墉調入京城后，看到和珅位高權重，其黨羽遍布朝野，便對和珅及其親信虛與委蛇。

另據嘉慶元年的圣諭，乾隆帝曾經向劉墉詢問一位名叫戴世儀的官員才能如何，劉墉模棱兩可地說：“還可以吧。”事實上，戴世儀能力平庸，連乾隆帝都心知肚明。乾隆帝因此斥責劉墉對于選拔人才完全不留心，令他“捫心內省，益加愧勵”。由此看來，劉墉為官后期做起了“老好人”，不愿再得罪官場同僚。

糊涂為官“小錯不斷”

乾隆五十二年（1787）之后，劉墉為官便“小錯不斷”。一次，乾隆帝與劉墉談及嵇璜、曹文埴的為官情況。后來劉墉卻不小心把談話內容泄露了，引得乾隆帝不悅。不久，劉墉受命主持祭拜文廟，因沒有行規定的“一揖之禮”而遭到太常寺卿德保的參劾。乾隆五十三年（1788）夏天，劉墉兼署國子監期間發生了鄉試考生舞弊事件，劉墉因此被彈劾并受到處分。但僅僅半年后，劉墉又犯了一個小錯，這次終于觸怒了乾隆帝。

乾隆五十四年（1789）二月底至三月初，京城連天陰雨，上書房教皇子讀書的師傅們一連好幾天沒有開課，當時任上書房總師傅的正是劉墉。乾隆帝得知此事后，龍顏大怒，對劉墉大加申飭，并降了他的官職。在降官的圣諭中，乾隆帝毫不留情地指出劉墉接連失職，過失甚大，實難寬恕。四年后，劉墉充任會試主考官，因安排草率，閱卷不細，出現了很多不合格的試卷。乾隆帝得知后，再次對劉墉進行了嚴厲斥責。

因為這一系列的錯誤，劉墉錯失了被授予大學士的機會。嘉慶元年（1796），已為太上皇的乾隆帝增補比劉墉資歷淺的董誥為大學士，并批評劉墉“向來不肯實心任事”。一年后，劉墉才被授為體仁閣大學士，但圣諭中仍稱劉墉“行走頗懶”、“茲以無人，擢升此任”。

事實上，劉墉最高的官位僅是“體仁閣大學士”，他從未進過軍機處，也就沒有涉足清朝政治權力的核心。因此，后世稱劉墉為宰相，多半是不合適的。

劉墉為官的前期與后期，執政能力判若兩人，不禁令人感到費解。仔細看來，劉墉所犯的錯誤，多因大意失察而成，而且一犯再犯，實在不像一位飽學之士的作為。巧的是，劉墉犯的錯都說大不大、說小不小，賠不上身家性命，卻總能招惹乾隆帝的訓斥。

由清正剛直到圓滑世故，由慎思明察到糊里糊涂，這均是出于同一個原因，那便是那些平庸糊涂、不功高蓋主的官員更得乾隆帝喜愛。劉墉正是看透了這一點，所以寧愿表現得有些小糊涂，也要順應官場規則以求自保。

嘉慶九年（1804）十二月，劉墉卒于官，享年85歲。他雖一生清廉，但沒有做到不失剛正，因此，嘉慶帝賜謚號“文清”，而非“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