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軍人物簡歷簡介,蕭軍文學代表作品介紹

三十年代國難當頭，抗日怒潮席卷全國。就是在這樣歷史背景下， “東北作家群”崛起文壇。他們的杰出代表就是蕭軍。從那時起，半個世紀以來，蕭軍的生活和創作道路，雖然是那么異乎尋常的艱難曲折和充滿坎坷，但他從來也沒有退縮、畏懼，始終頑強地積極地邁進。他，是一個勇敢的跋涉者。

一

蕭軍原名劉鴻霖。又名劉吟飛、劉蔚林。筆名除蕭軍外，還有三郎、田軍等。蕭軍于1907年出生于遼寧省義縣下碾盤溝村(今屬錦縣)。他少年時期正當清末民初的動亂年月。那時候，不管是滿清王朝還是民初的軍閥政府，都殘酷壓榨東北人民，而對于在這里角逐的日本和俄國這兩個帝國主義強敵，卻屈膝投降，割地賠款，使東北大好河山，任敵蹂躪。在蕭軍家鄉遼河流域，更是田園荒蕪，民不聊生。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蕭軍家庭破產，他父親開的小作坊倒閉了。

蕭軍的家庭本來就很貧寒。祖父劉榮是個佃農。為了糊口，他也彈棉花，販賣燒酒，馱運煤炭……父親劉清廉是個木工。在沈家臺鎮上經營木器小作坊。這個人性情豪爽、熱情、剛烈，重義氣，講友誼，但卻非常暴躁粗魯，有著濃厚的封建主義的“父權”和“夫權”思想。在蕭軍生下不到六個月的時候，蕭軍的母親就由于不堪丈夫的毒打而服毒自殺了。蕭軍懂事后，從別人的口中得知母親慘死的情況，激起了他對父親的不滿。當別人問他“你長大了干什么”時，蕭軍揚言： “給媽媽報仇!”在繼母的挑撥下，父親對他很嚴厲，同樣殘酷地責打他，因而激起蕭軍的憎惡和反抗。蕭軍十歲時，父親為了逃債，遠離家鄉去了長春。隨后也把蕭軍帶到了長春。然而小蕭軍多么思念自己的故鄉呵!他“被一種深沉的懷鄉病痛苦地折磨著!”(《蕭軍近作·憶長春》)人民的苦難， 家庭的不幸，這種種悲慘的景象，深深印記在少年蕭軍的心靈上。使蕭軍尤為難忘的是人民的反抗斗爭。那時候，遼河兩岸的人民一直在進行自發的武裝反抗。蕭軍說他的家鄉民風驃悍，敢于斗爭，一般不崇尚讀書，卻向往那些所謂“紅胡子”①的綠林好漢生活。蕭軍的親族、鄉鄰中就有不少這樣的反抗者。在鄉間，質樸豪放的農夫、農婦，以口頭文學的方式，繪聲繪色熱情洋溢地傳頌著古往今來英雄好漢悲壯動人的故事。這些英雄故事曾使少年蕭軍如醉如癡地迷戀，發狂般地崇拜。就這樣，反抗的種子悄悄地埋入蕭軍幼小的心田中，并且不斷地發育、滋長……。在家里，蕭軍大膽地反抗封建父權的專橫; 在學校，他公然向封建教育的“師道尊嚴”挑戰。他為此付出了慘重代價：他被打得遍體鱗傷……，被加上“侮辱師長”的罪名開除學籍，但他一點也不屈服。用他父親的話說， “殺、打全不怕!”他對過早地結束了學校的“正規”教育“毫無留戀和‘遺憾’”(《蕭軍近作·我的文學生涯簡述》)，毅然地向更廣闊更艱險的社會去探索人生的奧秘了。

1925年蕭軍十八歲時，父親對他完全絕望了，要他“自謀生路”去。茫茫人海，干什么去呢?蕭軍到吉林城投軍當了一名騎兵。他自幼喜愛“騎馬打槍，揮拳掄棒”的所謂“武學”，以為借此可以除盡天下的不平。同時，出于稚氣和獵奇，他對軍隊生活抱有幻想， 以為其中會有那種“平沙列萬幕，馬鳴風蕭蕭”的詩意和豪情。然而，反動軍隊內部的丑惡現實，很快使他的幻想歸于破滅。同時，蕭軍自己也沒有料到，在舊軍隊的幾年生活，使他同文學結下了不解之緣。實際上，蕭軍少年時期就受到了文藝的薰陶和啟蒙。他象許多著名作家那樣，同民間文藝有著血肉的聯系。幼時在故鄉那些漫漫的冬夜里，圍坐在一盞昏黃的小油燈下，聽祖母、叔父和姑母講故事、唱鼓兒詞和皮影戲。其中有《呼家將》、《薛家將》等忠臣受害，奸佞橫行，忠臣的后代英勇復仇的故事;有秦瓊、羅成、程咬金等瓦崗英雄聚義造反的故事;還有農民起義領袖石達開和朝鮮民族英雄安重根等人的悲壯事跡。蕭軍回憶說，這些民間口頭文學“從內容上來說” “使我懂得了什么樣是好人，什么樣是壞人，如何崇敬忠臣，憎惡與痛恨奸臣和佞人。”這就培養了蕭軍的愛憎分明的熱烈感情，使他學會分辯忠奸， 主張正義，追求光明，而這正是一個進步作家在觀察、理解、分析和描繪生活時所必須具備的基本態度。同時，民間文藝的藝術美深深感染了少年蕭軍，也使他熟悉了群眾喜聞樂見的表現手法和藝術風格，因而成為推動蕭軍后來走上文學道路的“啟示、動力和藝術形式的學習淵源。” (《我的文學生活簡述》)

此外蕭軍對古典文學也進行過鉆研。他的古文基礎很好，學習成績優異。他小學時的國文老師就看出他的文章“氣勢雄渾”，“議論縱橫”，“字句凝煉”，很有發展前途，譽之為“鵬程萬里，未可限量”。他到了大都市長春后，讀書的條件比家鄉山村方便多了。不僅可以買書，還可以借書、租書。蕭軍說“于是我竟象一條饑餓的蠶似的，只要是桑葉——書——就一路嚙蝕過來。”(《我的文學生涯簡述》)這時他除了讀一些武俠小說、公案小說、神怪小說外，更讀了《紅樓夢》、《西廂記》、《花月痕》等大量古典名作。在他當騎兵時期，對舊體詩下過苦工夫。

當時騎兵營里有個叫羅炳然的上士文書，進過師范學校，家庭又是書香門第，古典文學和詩詞歌賦的知識很淵博。蕭軍同他很親密，虛心向他學習古典文學和舊詩詞的寫作。由于蕭軍刻苦鉆研，沒有多久就把如何分別四聲、平仄字、查韻腳和一些普通的舊體詩的形式、基本知識弄明白了。后來又把《古唐詩合解》、《詩韻合璧》、《幼學瓊林》等書，作為日常課程，無日無夜的讀了背，背了讀，讀了想，想了問。就這樣，蕭軍終于漸漸掌握了舊體詩的寫作要領。蕭軍舊體詩的處女作是一首七絕《立秋有感》：

剎那光陰又到秋，天光云影望中收。/最能滌我胸襟處，醉飲松江第一樓。

以后又作了《游龍潭山》和《過松花江》等詩。在蕭軍成為作家后，雖然把主要精力用于新文學的創作，但仍經常作一些舊體詩詞，收集起來有八百首之多。其中不少詩作具有很高的造詣。魯迅先生甚至說他的舊詩比新詩好。顯然，對于傳統的古典文學的這種深厚修養，給蕭軍后來的新文學創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當蕭軍熱衷鉆研古典文學時，對新文學是很隔膜的。不過，這種隔膜只是暫時的。因為“五四”新文學運動是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革命的根本任務就是要徹底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反動統治，使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得到徹底解放，建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作為革命運動一翼的文學運動，其斗爭鋒芒正是直接指向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而蕭軍這時對舊世界的不滿和反抗，對光明前途的探索和追求，都日益迫切和強烈。這種追求是同新文學運動一致的，因而他不能不被新文學運動所吸引，并且投身于新文學運動。當時蕭軍認識了一個愛好新文學的青年方靖遠。方是農民的兒子，原在一所日本人設立的“農業專科學校“學習，因參加學生運動被追究，不得不逃亡在外，也到蕭軍所在的軍隊當兵。他和蕭軍結為密友，后來在1928年又一起考入張學良在沈陽主辦的“東北陸軍講武堂”。在文學思想傾向上，方靖遠和當時的蕭軍不同。他已經接觸新思潮和新文學，所讀的書大多是《小說月報》及新小說和翻譯小說之類。盡管他同蕭軍的友誼日漸加深，但在文學上的分歧卻很尖銳。他批評蕭軍使用文言，象個封建遺老遺少，和時代、年齡不相符。這激怒了自尊心非常強的蕭軍。他不甘心朋友的“輕視”，一怒之下，就練習起白話文來。同時大量閱讀“新”刊物， “新”小說。于是，蕭軍發現了一個“新天地”，他被深深地吸引住了。蕭軍后來回憶說，他當時對新文學的愛好“幾乎到了白熱化的程度”。他和方靖遠“無論什么時候見到，彼此總要談到文學方面的各個問題，看過新書的感想和意見，讀書的心得，互相換看日記，選讀各自的日記、比賽發抒自己描寫人物和景物的用語心得、新用詞……。” (《我的文學生涯簡述》)他們省吃儉用，把節省下來的錢用來買新書。星期天進城，不吃午飯，不花車費，餓著肚子趕路，腳被長統皮鞋“啃”出了淋淋的鮮血……但只要看看腋下挾著成包的新買的各樣書籍和稿紙，就感到無比的滿足和愉快。在接受新文學洗禮的途程中，蕭軍憑著他的敏感和智慧，在眾多的新文學家中發現了自己未來的導師魯迅先生。他深深熱愛著魯迅的作品。他曾經一個人跑到松花江南岸那座小公園里，貪婪地閱讀著魯迅的作品。就在這里，他遇到了當時已經成名的詩人徐玉諾。徐玉諾向他盛贊了魯迅的《野草》，說“這是一本很好的書，思想、感情深刻的書!”(《我的文學生涯簡述》)這就更激發了他對魯迅的熱愛。可以說，以魯迅為代表的“五四”新文學，對蕭軍后來走上文學道路，有著決定性的意義。此外，蕭軍也大量閱讀翻譯了外國文學作品。他尤其喜愛英國詩人拜倫和俄國小說家列夫·托爾斯泰。他們的思想傾向和藝術風格對蕭軍后來的創作都有著深刻的影響。

1929年，蕭軍寫出了他的第一篇白話小說《懦……》，以“酡顏三郎”為筆名，發表在當年5月10日沈陽的《盛京時報》上。小說憤怒地揭發了軍閥殘害士兵的暴行。小說結尾寫道： “那些軍閥們，利用你們的生命，奪地盤，發財致富，他們買姨太太，吃喝玩樂……。你們死了，卻在這里被狗啃，腦袋被大家當球賜，你們就這樣甘心?難道你們就這樣怯懦么?”這與其說是向已死的士兵們泣訴，不如說號召活著的軍人奮起反抗。接著蕭軍又在《盛京時報》上發表了《端陽節》、《鞭痕》、《汽笛聲中》、《孤墳的畔》等小說。《端陽節》和《汽笛聲中》都表現了對婦女悲慘命運的深切同情。前者寫的就是作者自己母親的悲劇，后者通過寫慧嬸的內心痛苦，深刻揭露封建勢力對婦女的壓抑和殘害。《鞭痕》和《懦……》一樣，也是寫舊軍隊非人生活的題材。軍官對待士兵象對牲畜一樣肆意鞭打，這不但傷害士兵的肉體，也殘酷地踐踏了士兵作人的尊嚴。從短短的篇幅中 我們聽到了受傷的靈魂的呻吟與呼喊。盡管這些作品中還是蕭軍正式走上文學道路之前的試筆之作，不免粗糙、幼稚，但真實、質樸、粗獷，確有一種震撼人心的力量。

正當蕭軍對舊軍隊黑暗生活日益不滿時，九一八事變爆發了!山河淪陷，國破家亡，在這民族危機空前嚴重的關頭，蕭軍毫不猶豫地投入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斗爭。當時他已經被“東北陸軍講武堂”開除出來，正在沈陽“東北憲兵教練處”充當軍事助教。日寇進攻沈陽那天，他向上司請纓，堅決要求把教練處的二百名學兵拉出去打游擊，但貪生怕死的上司，一心只想逃命，駁回了蕭軍的提議。蕭軍呢，也不愿跟他們逃跑，便到吉林省舒蘭縣一位朋友那里，密謀組織抗日義勇軍，不幸因消息泄露而失敗，蕭軍被迫逃往哈爾濱。

當然，蕭軍這時期的反抗斗爭和文學追求，還屬于自發性的，還沒有和革命的主流相匯合，但可以明顯地看出，蕭軍的思想在急速的發展。他從反抗對個人的壓迫，發展到為他人，為民族，為國家的利益去抗爭;從個人的單獨沖擊，發展到向社會呼吁和聯合志同道合的戰友一起行動。這都為他后來參加革命隊伍，接受共產黨的領導和掌握馬克思主義，準備了比較充分的條件。

二

1932年初，蕭軍到了哈爾濱。哈爾濱，是蕭軍生活道路中一個非常重要的起點。在這里，蕭軍正式開始了文學生涯，也正式成為黨的地下組織所領導的革命文藝隊伍中的一員。他結識巴來(金劍嘯)、洛虹(羅烽)、黑人(舒群)、劉莉(白朗)、哨吟(蕭紅)……等黨的和非黨的革命青年文藝家。他們一起搞創作，辦刊物，辦畫展，演戲劇，運用各種文藝武器，開展反帝反封建的愛國民主斗爭，喚醒了一批又一批不甘心當亡國奴的愛國青年，為抗日游擊隊輸送革命力量。他們在日偽統治下的哈爾濱，結成一支相當可觀的革命文藝力量。蕭軍是其中精力充沛、最為活躍的作家。他以“三郎”的筆名，寫出了大量的詩歌、散文和小說。他這時和蕭紅不但結成生活伴侶，而且成為文學上的戰友。1933年秋天，他和蕭紅合印了一部短篇小說集《跋涉》。其中收有蕭軍的《孤雛》、《燭心》、《桃色的線》、《這是常有的事》、《瘋人》、《下等人》等六篇小說。在這些作品中，展示了殖民地大都市人吃人的黑暗恐怖的景象。這里有烈士的女兒被饑寒逼到絕境不得不去賣淫，有年輕的母親由于窮困忍痛舍棄自己的嬰兒(《孤雛》);有衰弱的老人為了糊口在寒風中沿街掙扎(《這是常有的事》);有平白無故被當作強盜捉進監牢的工人(《下等人》)……與大眾的苦難人群相對立的，是那些“脂肪充肥得如豬一般”的帝國主義老爺太太，貪婪無比的資本家，殘暴專橫的警察官吏，橫行肆虐的流氓打手……蕭軍以強烈的憎恨感情去勾勒這些吃人者的丑惡形象。他又仿佛把我們帶進那些陰暗、潮濕、發霉的貧民窟里，并且讓我們從這里去遙望剝削者的高樓大廈：“樓房全部涂著白的顏色，搭配著叢立的粗圓的白柱，你真的要疑惑那是什么宮殿”， “這是上等人宴會的地方，上等人結婚的地方，上等人吸著吃著下等人血和汗，肉和骨的地方啊!……” (《下等人》)蕭軍在他的第一部小說集里，就是如此有力地揭露了階級壓迫是人民大眾的苦難淵藪。尤其可貴的是，蕭軍創作伊始，就著力歌頌人民的反抗。在《跋涉》中，他不斷深入開掘人民底層壓抑著的反抗火種，寫出了人民不屈的靈魂。即使在他們還沒有找到明確的革命道路時，也在頑強地探索。《跋涉》中的《桃色的線》的主人公朗在發出“走向那里呢?”的悵惘的嘆息后，另一主人公星卻堅定地表示：“左不過是在地球子上滾吧!滾到那里算到那里!地球子如果要不許我們滾時，有機會，我們也可以到另一個星球上去白相白相。”而《下等人》中，于四等受迫害的工人，并沒有被監獄酷刑所嚇倒。他們拿起斧頭，復仇雪恨，開始了自發的反抗。《跋涉》是蕭軍的第一部小說集，盡管在思想和藝術上都還比較稚嫩，但它的生活氣息是那么強烈， 以遒勁有力的筆觸勾勒出東北淪陷區都市下層社會生活的真實畫面，揭露了日偽統治的“王道樂土”的黑暗現實，對人民的不幸，充滿深切的同情，對他們的抗爭，進行熱烈的歌頌。那粗獷豪放的藝術風格，濃郁的鄉土色彩，振聾發聵的戰斗吶喊，引起社會的強烈反響，許多報刊紛紛評介，認為“從廣漠的哈爾濱，它是一顆襲入全‘滿’的霹雷，”(山丁《蕭軍與蕭紅》)日偽反動當局因而立即下令查封和焚毀這部作品。

蕭軍和他的戰友們的革命文藝活動，遭致敵人的瘋狂鎮壓。蕭軍和蕭紅被迫于1934年6月中旬離開了東北故鄉，來到關內。在青島，蕭軍、蕭紅一邊編輯《青島晨報》副刊，一邊寫作。蕭軍在這里寫完了他的成名作《八月的鄉村》;蕭紅也寫出了《生死場》。就在這時，蕭軍、蕭紅開始同魯迅先生通信。不久，中共青島地下組織遭到嚴重破壞，作為黨的外圍組織的《青島晨報》也無法存在了。蕭軍夫婦在黨員孫樂文同志的資助下，于11月初不得不離開青島去上海，集合在革命文化主將魯迅先生身邊，受到先生的直接教誨和親切關懷，成為左翼文藝隊伍中一員驍勇的戰士。

1935年7月，在反革命文化“圍剿”的白色恐怖情況下，蕭軍自費“非法”出版了長篇小說《八月的鄉村》，立即轟動了文壇，奠定了蕭軍在我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這部小說描寫一支抗日游擊隊在共產黨領導下與敵人英勇奮戰的事跡。作者不僅憤怒地鞭笞了日本帝國主義滅絕人性的侵略暴行，更熱情謳歌了不愿做奴隸的中華兒女，成功地塑造出一系列的抗日英雄的群相：有堅強如鐵、雄猛如鷹的鐵鷹隊長，勇敢機智的李三弟，質樸憨厚的小紅臉，頑強不屈的李七嫂……他們有著扶犁的雙手和善良的心地。他們世代聚居、耕耘、生息在白山黑水的東北大地上。然而，他們也是勇敢不屈的人民。日本侵略者妄圖用火與劍殘酷地征服他們，他們卻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從硝煙炮火里，從家屋的廢墟上，從親人的尸體旁，站立起來，頑強地同敵人展開了浴血搏斗。也正是在這場生死搏斗中，這些歷來被上等人所輕視的“賤民”們，成長為堅強的革命戰士，肩負起抗日救國的歷史重任， 中華民族的希望就寄托在他們身上。尤其可貴的是，小說描寫和歌頌了黨的領導。從指引隊伍前進的紅旗，到響徹云霄的《國際歌》;從游擊隊員佩帶的紅底金五角星的袖標，到領導干部工作的指導思想……都清楚地顯示出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因此， 《八月的鄉村》與當時的同類題材作品相較，它所表現的愛國抗日斗爭，就具有強烈的無產階級思想傾向。

在藝術上， 《八月的鄉村》也有著鮮明的特色。首先，它以濃郁的鄉土色彩強烈地吸引著讀者。蕭軍在東北淪陷后的抗日烽火中走上文壇，他對故鄉懷著刻骨銘心的思念。他以赤子的深情描繪著淪陷在敵人鐵蹄下的故鄉山河，回味著往昔歲月的生活情景和風土人情：田疇、沃野、青山、溪水，一望無際的高梁地，蟈蟈吟鳴著的茂草叢;在這中間生活、勞動和戰斗著的鄉親們，是那樣憨厚、辛勤而又勇敢。翻開書頁，仿佛感受到田野吹來的清風，嗅到了撲鼻的泥土的芳香。那田野上的笑聲，那茅屋里升起的炊煙，那情人溫柔的目光和母親疲倦的催眠的歌吟……這一幅幅有著濃郁地方色彩和鄉土情調的畫面，情景交融，色彩絢麗，楚楚動人。同時，字里行間流露著作者多么深沉的鄉愁和傾訴不盡的“山河之痛”呵!它喚起人們對失去的土地的憶念和熱愛，激發人們抗日救亡的戰斗激情，有著非常強烈的藝術感染力。

其次，在人物塑造上，蕭軍既能準確地把握人物性格特征，作速寫式的勾勒，又善于精雕細繪，并且常常把二者結合起來加以描寫。比如對鐵鷹隊長，李三弟，蕭明，陳柱司令等都只是抓住了外貌的主要特征，做粗線條的勾勒。鐵鷹隊長不過有一雙“猛鷙象鷹一樣的眼睛”， “胡子蓬蓬地，腮上頰下和唇部的四周都有”;李三弟呢，是“頭發濃密密地壓著那不廣闊的前額，而眉毛似兩條不蠕動的毛蟲”;有的就更簡略，唐老疙疸只強調了“濃密黑黑的頭發”，陳柱的“厚咀唇”，蕭明的“小白臉”，不過如此而已。但對人物心靈卻進行著有力的開掘。《八月的鄉村》從一開始，描寫蕭明率領一行人投奔革命隊伍時，就深入地展現劉大個子、小紅臉等人物的精神世界，特別是對小紅臉的心理描繪尤為細膩。小說生動地描繪出作為小生產者的農民參加革命時的復雜心理狀態。他們仇恨日本侵略者，堅決要消滅他們，而這種戰斗要求又同改變自己的貧苦生活地位緊緊結合著的。那么，將來好的生活是什么呢?他又很模糊，便不由得依戀那種“自由地咬著煙袋去耕地”的小生產者所向往的“太平日子”。小說把處于特定環境中的農民的精神面貌刻畫得活靈活現，維妙維肖。此外，對蕭明、安娜、李七嫂、李大個子等不同性格的人物，都有這樣細膩的心理描繪。因此， 《八月的鄉村》中的人物描寫既如一幅幅線條粗獷奔放、勁健有力的木炭畫，又如一組放大的特寫鏡頭，線條是那樣細膩柔和。由于這兩方面的巧妙結合，使人物躍然紙上， 呼之欲出。

此外， 《八月的鄉村》的風格也質樸剛健，充溢著一種不可抑止的力量，可以說是“力”的藝術。這種藝術風格特別體現在對社會生活的概括和開掘方面。如果說寫作《跋涉》時期，作者的目光還沒有超出下層市民和窮困的知識分子的生活圈子，那么，在寫作《八月的鄉村》時期，就有明顯的突破了。這時作者已經走出了狹窄陰暗的都市里弄，領略到了大時代的風云變幻。于是，作者在作品中給讀者提供了一系列動人的畫景：篝火跳躍悲歌四起的游擊隊露營的剪影;穿越叢山密林的急行軍;血肉橫飛、戰馬嘶鳴的撕殺搏斗;紅旗低垂、山川鳴咽、埋葬死難烈士的漫漫秋夜。從這里，我們看到了人民的悲哀、憤怒、斗爭，清晰地感觸到時代脈搏的躍動。

當時，魯迅、周揚、喬木都給《八月的鄉村》以高度評價。魯迅說《八月的鄉村》“嚴肅、緊張，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難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蟈蟈，蚊子，攪成一團，鮮紅的在讀者眼前展開，顯示著中國的一份和全部，現在和未來，死路與活路。凡有人心的讀者，是看得完的，而且有所得的。”魯迅還斷言， 《八月的鄉村》不僅“不容于滿洲帝國”，也將“不容于中華民國”(《田軍作〈八月的鄉村〉序》)。果然， 《八月的鄉村》出版后很快就遭到國民黨反動派的查禁。反動報刊也竭力進行詆毀。張春橋化名“狄克”以“左”的面貌攻擊《八月的鄉村》“不真實”，要蕭軍“執行自我批判”，遭到魯迅的痛斥。敵人的禁錮和污蔑，阻止不了《八月的鄉村》的傳播。它在不到一年之內連續再版五次，受到廣大讀者的熱烈歡迎，鼓舞千千萬萬的人民投入抗日救亡的斗爭。同時，很快被譯成俄、英、日、德等幾國文字，在世界上產生了廣泛的影響，蕭軍也受到國際文壇的囑目。

這時期，蕭軍的創作力極為旺盛。繼《八月的鄉村》之后，他又出版了短篇小說集《羊》、《江上》，散文集《十月十五日》、 《綠葉的故事》，中篇小說《涓涓》等。其中雖然也有不少屬于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自我表現的作品，但令人注目的卻是以受侮辱受損害的下層人民為主人公的作品。這些作品描寫了農民、工人、士兵、妓女、乞丐、搬運夫、流浪漢、失業青年、拾煤渣的孩子……。在蕭軍的筆下，這些掙扎在生活底層的“賤民”，雖然地位卑微，生活貧困，性格的某些方面被扭曲，但仍舊保留著寬厚善良的心地，勤勞質樸的品質。他們在現實的教育下，有的開始覺醒，走向抗爭。和《八月的鄉村》相比，這些作品的戰斗激情，似乎不那么高昂，卻深沉、凝煉，顯示出作家對社會問題進行更深入的探索。在《江上》的《序》中，蕭軍坦率地傾述了自己在探索過程中的焦急心情。他說：“為什么我不能發現更新的呢?”而在《十月十五日》的《前記》中，表達了他更加堅定的探索決心。他要做一個創作上的探險者， “把自己的生命作測錘和標桿，使自己一滴一滴流下來的血跡作后來者的路標。”在藝術上，這些作品也更趨于成熟。語言質樸有力，“野氣”中含有清新，剛健處時見婀娜，粗獷中寓有細膩，顯示了蕭軍嘔心瀝血的藝術追求。

正是在這樣基礎上，蕭軍開始撰寫他的長篇巨著《第三代》。從1936年春起，他斷斷續續寫了近二十年，才全部寫完。全書共八部，計八十五萬字。這部巨著以宏大的氣魄，全面真實地再現了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在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統治下的東北社會現實。小說從凌河村寫起、宛如徐徐展開的長長的畫卷，在讀者眼前出現“過去的年代”①里那荒涼的山村，那高大陰森的地主莊園。其中盤踞著大地主楊洛中，他象一只貪婪兇惡的蜘蛛，不斷收攏著盤剝農民的黑網。而山村低矮的茅屋里，祖祖輩輩被壓榨的農民，茍延殘喘，過著極端貧困而又絕望的日子，不斷破產、逃亡……。那些不甘當牛馬的青年農民(象劉元等)鋌而走險，進入高山密林，拿起了武器;另一些農民則背井離鄉，別謀生路，從而進入了都市。于是，殖民地大都會的光怪陸離的景象紛紜錯綜地呈現出來。這里有森嚴的法庭，恐怖的監獄，豪華的公館，達官貴人尋歡作樂的淫窟和鐘聲沉郁的洋人的教堂，也有陰暗狹窄的貧民里弄，勞動者棲息的小酒店，隆隆機器聲中童工們失神呆滯的目光……。一邊是繁華，喧囂，紙醉金迷，燈紅酒綠;另一邊是饑餓、呻吟、死亡和憤怒的騷動。書中的大地主楊洛中是封建勢力的化身，他在統治農村的同時，也把觸角伸向都市，通過他的長子楊承恩這個洋奴，把一部分財產轉化為買辦資本，開辦工廠，奴役廣大城市工人。甚至為了建廠，拆除民房，把廣大城市貧民趕向街頭。小說不僅一般地描繪他們荒淫無恥窮奢極欲的糜爛生活，更揭露他們怎樣在政治、經濟上互相勾結，彼此依存，共同殘酷地奴役工人、農民和廣大的勞苦大眾。帝國主義、封建勢力、買辦資產階級，三位一體，是中國人民兇惡的敵人。小說以很大的篇幅描寫“胡子”的生活。所謂“胡子”是一些活不下去鋌而走險的農民。蕭軍不僅描寫了他們的自發斗爭，更深刻揭示了胡子隊伍中的復雜成份以及他們斗爭的歷史和階級的局限，剖析了他們找不到明確出路的苦悶和不斷分化的趨勢。小說對農民自發斗爭的描寫，同他對城市工人、貧民騷動的描寫一樣，都是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歷史真實的再現。它揭示舊世界社會矛盾在日益激化，正在孕育中的人民的不滿和反抗，有如地火在運行、奔突，必將爆發為大規模的革命斗爭，從而暴露了舊社會的腐朽本質，雄辯地預示了它的必然滅亡的命運。在藝術上，和《八月的鄉村》相比，《第三代》也更為成熟完美。《八月的鄉村》的結構，近似許多短篇的連續，情節也比較簡單，而《第三代》則顯示出蕭軍已嫻熟地掌握了長篇小說的結構藝術。全書八部六十四節，包容了那么紛繁的事件、復雜的場面和眾多的各階層的人物的不同命運。這一切都被安排得主次分明，脈絡清楚，波瀾起伏，渾然一體。全書先后出現六十多個人物，其中大部分人物的個性和特點都十分鮮明，真實感人，栩栩如生。作家運用多種藝術手法，從各種角度深入剖視人物，成功地塑造出劉元、翠屏、井泉龍、汪大辮子、楊洛中等藝術典型，為“五四”新文學的人物畫廊增添了絢麗的光彩。《第三代》也和《八月的鄉村》一樣，具有濃郁的鄉土色彩：冬夜的駝鈴，雪后的狩獵，秧歌的鑼鼓，雞鳴犬吠，娶親養兒，供神祭祖……這一幅幅東北社會風俗畫，不僅生活氣息濃烈，而且詩意蔥蘢，有著感人的藝術魅力。就藝術風格來說， 《第三代》也比《八月的鄉村》有所發展。它除了保持作家原有的那種粗獷、豪放的特色外，更顯出沉郁、渾厚的情調。如果說《八月的鄉村》是戰斗的號角和激越的進行曲，那么《第三代》則是悲壯雄渾的交響樂，也是展現我們民族的靈魂和命運的史詩。在“五四”以來優秀的長篇小說中，《第三代》無疑是佼佼者之一。但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這部巨著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沒有得到應有的評價，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歷史的疏忽。

正當蕭軍以飽滿的精力和熾熱的激情在文壇上馳騁時，革命文學的偉大導師和主將魯迅先生去世了。1936年10月19日凌晨，蕭軍在睡夢中被突來的噩耗驚醒了。他趕到魯迅床前，撫著先生的遺體，放聲痛哭起來!這個鐵錚錚的硬漢，平生以來第一次這樣放聲大哭!他懷著巨大的悲痛，參加了魯迅的治喪工作。他是魯迅先生治喪辦事處的負責人之一，又是一萬多人送葬游行示威隊伍的總指揮。在墓地，蕭軍代表治喪辦事處全體同人和《譯文》、 《作家》、 《中流》和《文學》等四個刊物的全體同人致了悼詞， 號召人們繼承魯迅的遺志， “向敵人復仇!”以后蕭軍又積極參加編輯《魯迅先生紀念集》的工作。

1937年抗戰爆發后，蕭軍積極投入抗戰洪流中。9月上旬，蕭軍和蕭紅離開上海到了武漢，同胡風、聶紺弩等一起編輯文藝刊物《七月》，發表了《不是勝利就是滅亡》等鼓動抗日救亡的文章，到電臺發表演說，積極參加魯迅逝世一周年的紀念活動。這一切，引起國民黨反動派的驚恐和仇視。12月10日，國民黨特務綁架了蕭軍。經“武漢八路軍辦事處”負責人董必武同志的抗議和營救，反動當局迫于輿論的壓力，不得不釋放蕭軍。為了避免再被國民黨反動派暗算，蕭軍應李公樸邀請，于1938年1月27日同蕭紅、艾青、田間、聶紺弩一起去山西臨汾“民族革命大學”任教。不久， 日寇進逼臨汾，蕭軍曾要求同學生一起出去打游擊，但“民大”校長、山西軍閥閻錫山不敢抗戰，把蕭軍“客氣”地解了職。蕭軍便決心到五臺地區參加八路軍的游擊隊。途經延安時，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等黨的領導同志的親切接見。由于敵人封鎖了去五臺的道路，蕭軍在丁玲等同志的建議下參加了“西北戰地服務團”，去了西安。在這里，蕭軍和蕭紅雙方同意離了婚。這一雙曾經患難與共的伴侶和戰友， 由于彼此性格的差異、對生活和斗爭的不同態度， 以及其它多種原因，終于永遠地分手了。離婚后的蕭軍不愿再留在西安，便同戲劇家塞克等一起去新疆。途經蘭州，與王德芬一家相識，并與王德芬相戀和結婚。于是蕭軍便留在蘭州從事抗日救亡的宣傳工作。以后蕭軍又輾轉到成都、重慶等地辦報、教書、開書店。這時期，蕭軍寫出旅行記《側面》和劇本《幸福之家》等作品。

由于國民黨消極抗戰，積極反共，殘酷鎮壓愛國抗日活動，蕭軍在國統區處境日益危險。在黨的安排下，于1940年6月第二次去延安。從這時起，一直到1945年冬末，蕭軍一直生活和工作在延安。他擔任了魯迅研究會主任干事， “文協”分會的理事， 《文藝月報》的編輯，魯迅藝術文學院的教員等職務。并參加了延安文藝座談會，親自聆聽了毛澤東同志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蕭軍在延安與毛澤東等領導同志有著密切的交往。毛主席經常寫信和贈書給蕭軍，經常邀蕭軍“惠臨一敘”。蕭軍也非常坦率地向毛主席傾談自己對延安各方面的看法和意見，誠懇地聽取毛主席的批評和指教。毛主席認為蕭軍“是極坦白豪爽的人”，說“我覺得同你談得來”，同時提醒蕭軍“要有耐心，要注意調整人我關系，要故意的強制的省察自己的弱點”(《毛澤東同志給文藝界人士的十五封信》)。領袖的關懷和教導，使蕭軍深受感動，給他以巨大的力量。

抗戰勝利后，蕭軍一家隨同周楊、沙可夫率領的“魯藝文藝大隊”從延安出發去東北，于1946年9月23日重返闊別了十二年的哈爾濱。東北文化界和有關單位熱烈歡迎蕭軍的歸來，舉行了盛大的歡迎會。蕭軍應各機關、團體、學校的邀請，做了五十天七十多場的群眾性演講，宣傳黨的政策，宣傳馬列主義，澄清了群眾中某些糊涂思想和錯誤認識， 起了很好的作用。蕭軍先后擔任了東北大學魯迅藝術文學院院長、魯迅文化出版社社長、《文化報》主編等職務。然而，就在這時，發生了《文化報》與《生活報》論爭事件。主持《生活報》的一些同志出于宗派主義的偏見，抓住《文化報》的某些文章的個別字句，無限上綱，羅織罪名，給蕭軍扣上了“反蘇、反共、反人民”的政治帽子。當時中共中央東北局作出的“關于蕭軍問題的決定”確認了對蕭軍的政治迫害，停止對蕭軍文學活動的資助，迫使《文化報》停刊。接著掀起一個所謂“批判蕭軍”的運動。從此蕭軍便被排斥出文藝界，被湮沒了整整三十年。

三

解放后三十年來，蕭軍盡管蒙冤被屈，卻沒有消沉氣餒。他始終擁護黨，擁護社會主義，忠于祖國和人民。在極端困難的逆境中寫出《五月的礦山》、《吳越春秋史話》以及《第三代》最后部分等大量作品。即使在十年動亂的年月里，他身陷囹圄也沒有放下手中的筆，寫出了大量的詩詞，近年來又有《魯迅給蕭軍蕭紅信簡注釋錄》、《蕭紅書簡輯存注釋錄》、《蕭軍近作》等重要著作問世。

蕭軍解放后所寫的這些作品，不但思想更見深沉，藝術上也是精益求精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五月的礦山》和《吳越春秋史話》。1951年蕭軍從撫順煤礦區來到北京居住，同年年6月開始寫作《五月的礦山》，第二年4月寫完，全書約計三十多萬字。《五月的礦山》標志著蕭軍在創作上開始了新的探索和新的開拓。蕭軍的筆，從揭露舊社會的黑暗，鞭笞剝削者的罪行，轉向描繪新世界，謳歌新生活。他以赤子的真誠和熾熱的激情，注視新生活到來時人們精神世界發生的急速變化。他塑造了魯東山、楊平山、林鳳德、艾秀春等一系列工人階級先進分子的英雄形象。魯東山剛直、坦誠、粗獷，性如烈火，嫉惡如仇，但這個鐵錚錚硬漢在舊社會也同千千萬萬的煤黑子一樣，在饑寒交迫的死亡線上掙扎。當烏金市礦區剛剛解放，硝煙還未散盡，炮聲還在前方震響，人們還多少有些疑懼的時候，他最先站到黨的旗幟下，為創建新社會進行艱苦卓絕的工作。在黨的培養下，這個昔日牛馬不如的煤黑子，成為全礦區一面先進紅旗。小說不單描寫他的先進事跡，更深入開掘了他的精神世界，真實感人地展現了他覺醒、成長的思想經歷。在這個過程中，既有奮斗，有成功，有歡樂;也有徘徊，有失誤，有煩惱。小說細致入微地描寫了這一切，顯示了革命現實主義的深度，我們不但從中看到新中國誕生時的沸騰的火熱生活，也更深刻地展現了勞動人民精神世界的急劇變化和迅速成長。小說另外兩個主人公楊平山和艾秀春，也寫得很成功。楊平山不象魯東山那樣火暴、粗獷，他憨厚、深沉、善良，但同魯東山一樣熱愛黨，熱愛新生活。他那質樸的外表，包含著熾熱的激情和頑強的毅力。他迫切地要求參加到團和黨的隊伍中來，屢次冒著生命危險搶救國家財產，而事后絲毫也不張揚自已的英雄行為。他愛戀著艾秀春，對這個和自己一樣也是從深重的苦難中掙扎出來的姑娘，他愛得那么深沉、誠摯而又火熱。他和她在一起，雖然沒有纏綿的情話和恣意的愛撫，但只要共同呼吸著五月礦山里春夜的氣息，彼此的心就融解到一起了。小說以濃郁的抒情筆調，描繪和謳歌楊平山的美好心靈。

比較起來，艾秀春這個少女形象，更真實，更感人，更能反映出新人的產生和成長。她雖然很年輕，在偽滿殖民地中生活的日子并不長，但舊世界給她肉體和精神所造成的創傷是非常慘重的。日本強盜的大屠殺奪去了她父母的生命，而那個日本醫生，不但把她當牛馬一樣的驅使和奴役，并且為了發泄獸欲，殘暴地蹂躪了她。但艾秀春是堅強的，她有著一顆堅強不屈的靈魂。小說寫道： “艾秀春遭了這迫害以后，當時她并沒有哭泣——因為無人可哭訴——也沒有企圖去控訴，她知道到日本衙門去控訴日本人不獨無用，而且還會自找倒霉，她也沒想到自殺，她完全冷靜，這冷靜使那作惡的日本醫生全感到了吃驚。”然而，這正是暴風雨到來前的沉寂。艾秀春終于“不知從什么地方弄到了一枝手槍，在一個白天她去尋找那個醫生。當那個卑劣丑惡的矬小的日本醫生開了門，驚愕地惶恐地望著這個穿著男裝的女人，他似乎熟識又不熟識，就在這時，她把一梭五粒子彈就全射向了他的身體，而后她丟了那手槍，安然地走出來。當她正走出門時，才聽到了那個醫生的妻子——一個乾癟的矬小女人——歇斯底里的哭咽聲，但她并沒有回頭去望她……”。小說熱烈贊頌了艾秀春的復仇雪恥的斗爭精神，這是我們中華民族自古以來的傳統美德，艾秀春正是我們民族的不屈的勇敢的女兒。

艾秀春使我們聯想起蕭軍筆下的其它女性形象。比如《過去的年代》中的翠屏， 《八月的鄉村》中的李七嫂……她們都掙扎、奮斗、摸索、反抗;或則鋌而走險，投身綠林;或則手握鋼槍，參加抗日。然而她們都沒有來得及望見勝利的曙光，就消失在黎明前的黑暗中。艾秀春走過一段和她們相似的路，卻比她們幸運，她不但看到了勝利，而且在黨的領導下，投身到創建社會主義新生活的行列——當上了人民的醫務工作者。她，既醫治著創傷累累的祖國，也醫治著自己創傷累累的靈魂。小說以深情的筆觸來描繪這個美麗少女的內心變化和茁壯成長：艾秀春終于從一個自發的個人反抗者，成長為自覺的革命戰士。在訓練班里，她受到了深刻的階級教育。在“回憶大會”上階級弟兄們對舊世界的控訴， “給了艾秀春一個可驚的啟示，她才第一次真正明白了自己是一個什么樣的人，是以怎樣的身份在這社會上生活過來，此后應怎樣生活下去和做些什么、怎樣做法。她也大體上漸漸明白了一些在自己的生活歷史中，什么是對的，什么是不對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這描述很簡練，很質樸，也很真實，幾乎每一個革命者，都曾發生過這樣一種思想認識上的飛躍。艾秀春不是那種熱情洋溢、感情外露的女性，她火熱的激情是包蘊在平靜的外表中的。表面上看，艾秀春仍然是那么沉靜寡言，那么默默的工作，但思想的變化，使她走向新生活的步伐變得異常堅定。如果說，以前一些市儈型人們誣蔑她是“殺人犯”、 “日本人的姨太太”……她因之氣餒、動搖、逃避。那么，現在呢，她已經有了強大的精神力量。她輕蔑這些曾令少女顫栗的“惡謚”和謠言，真象魯迅說的那樣“最高輕蔑是無言，而且連眼珠也不轉過去。”(《且介亭雜文·半夏小集》)什么文化的局限、業務生疏，什么工作的繁重以及領導她的那個醫生的別有用心的刁難和糾纏……都阻擋不了她邁向新生活的前進步伐，她簡直象一株閃光的白楊，沖開叢生的荊棘和纏繞的葛藤，生氣勃勃地伸向蔚藍的長空。可以說，艾秀春和魯東山、楊平山等都是在偉大的社會主義時代最先成長起來的一代新人。正是在這個意義上， 《五月的礦山》也可以說是一曲新人的頌歌。

除了寫新人，頌新人， 《五月的礦山》的可貴處，還在于藝術上的真誠和銳敏。五十年代，有些好心的作者在寫舊社會的生活時，雖然敢于面對現實生活，看問題卻過于天真和簡單，好象從此便一片光明，再不會有痛苦和挫折了。生活本身證明這是一種幻想，生活也無情地嘲弄了這種幻想。蕭軍沒有被這種幻想所迷惑，他在勝利的歡呼聲中，敏銳地看到危險的端倪和征兆。這危險，就是舊社會的遺毒對革命事業的侵蝕。列寧曾經指出，舊社會的死尸， “是不能裝進棺材，埋在地下的。”它“在我們中間腐爛發臭，敗壞空氣，毒化我們的生活，從各個方面用陳腐的死亡的東西包圍新鮮的、年輕的、生氣勃勃的東西。”(列寧《給美國工人的信》， 《列寧選集》第3卷)蕭軍在《五月的礦山》中形象地展現了這個危險的趨勢，真實地揭示出彌漫在礦工、職員中的腐朽的舊意識，揭示出舊意識對革命領導力量的包圍、腐蝕和進攻。以礦長皮長壽為首的一些領導干部的官僚主義就是在這樣土壤中滋生起來。他們都是不懂業務的“白帽子”，卻又居功自傲，陶醉在勝利的喜悅之中，不肯刻苦鉆研生產技術，盡快熟悉和掌握經濟建設方面的規律，尤其是脫離群眾，聽不進他們的合理化建議，而是蹲在辦公室里，專門聽頌歌，被一些具有濃厚舊意識的職員們所包圍。這些官僚主義者既不懂業務，更不關心工人的死活，主觀專斷，一味蠻干，處處瞎指揮，卻又振振有詞，說什么“打仗總要有犧牲，生產也得有犧牲，若不還叫什么‘戰線’呢?”《五月的礦山》通過“崩巖”事件，大膽地寫出英雄的慘死，力圖以鮮血擦亮人們的眼睛，讓人們清醒起來，冷靜地嚴肅地認識新生活中出現的新問題。然而， 《五月的礦山》寫出后，當時的出版部門根本不敢接納，只是在毛主席和周總理的直接關懷和過問下，才得以出版。但問世不久，就遭到了毀滅性的“批判”，宣布它為“毒草”。這種“左”的粗暴批判是極不公正的。今天許多文章已給這部作品重新評價。重讀《五月的礦山》，我們不能不欽佩作家蕭軍維護革命利益的勇氣和膽識，不能不贊賞他觀察生活的敏銳和深遽。這部作品直到今天仍然有著積極的現實意義。

至于《吳越春秋史話》，是蕭軍進行歷史題材創作的重要收獲。建國后蕭軍寫了大型歷史題材的京劇《武王伐紂》和《吳越春秋》，總計七十多萬字(這兩個劇本均未公開出版)。在此基礎上，蕭軍又花了三年的時間，于1957年寫出長篇歷史小說《吳越春秋史話》。這部作品當時根本不可能出版，直到二十三年后，于1980年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印行問世。小說描寫春秋戰國后期的吳、越兩國相爭的歷史，深刻地揭示出國家強弱、社會興衰的辯證規律，熱情歌頌了中華民族自古以來的頑強不屈的奮斗精神。小說成功地塑造出伍員、范蠡、文種、西施、田和等一系列古代仁人志士的真實形象。伍員的剛毅忠烈，文種的憨厚干練，范蠡的睿智機警，西施的天真善良，田和的忠厚質樸，都描寫得活靈活現，血肉豐滿。小說特別以深情的筆觸描繪出范蠡的光彩照人的形象，他簡直就是中華民族智慧的化身。他雖然出身寒微，卻抱有經濟天下的壯志。他輔佐勾踐，在極端艱險復雜的逆境中，忍辱負重，巧妙地應付各種難以預料的危機，審時度勢，及時地為勾踐的雪恥復國大業做出決策。同時，他對勾踐也有著清醒的認識，看透了勾踐內心的隱秘和苦衷，知道勾踐一旦復國成功，他就不會再克制自己猜忌殘暴的本性了。所以，他能在勾踐殺機未露之時，飄然遠去，逃脫了勾踐的毒手。而且，他又滿懷仁愛之心，及時地提醒文種急流勇退，以避殺身之禍。他又利用手中的權柄，成全了西施和田和的戀情，表現出他對人民的深厚的感情。在這個古代英雄和智者的形象中，寄托了作家的美好理想和善良的愿望，因而有著強烈的浪漫主義氣息。小說對越國統治者勾踐性格的刻畫也深刻入微，細膩地多側面地揭示出這個古代君主的復雜心理層次。對于勾踐，很難簡單地用“肯定”或“否定”這樣的詞語來概括作家的態度。為了雪恥滅吳，恢復自己的國家，他能忍辱負重，臥薪嘗膽，破格重用范蠡、文種這樣有才能的異國人。他也能在困境中同人民共甘苦，同患難，克制君主的貪欲，過著和人民同樣的貧苦生活， 以爭取人民的信賴和支持。小說以贊賞的筆調描寫了勾踐的許多過人之處。勾踐興越滅吳的成功，從他本人的性格方面來講，是有充分根據的。但小說并沒有模糊這個統治者的階級本質，使人清楚地看到，勾踐的忍辱、克制、奮斗，他的根本目的是恢復和鞏固他的統治權，在這個目標沒有實現時，他能夠咬緊牙關，頑強拚搏。當然，就是在這過程中，小說也真實地展現他內心的沖突、搏斗，他不時地灰心，絕望，企圖孤注一擲，甚至猜疑與他共患難的近臣會出賣他。因此，一旦成功，他的本性就完全暴露了。他要稱霸諸侯，要占有西施，殺害功臣……勾踐這個活生生的人物形象，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有著深遠的認識和教育意義的。在藝術上，小說把歷史真實與藝術虛構巧妙地結合起來，從而產生了感人的藝術魅力。蕭軍自己說，他寫歷史題材作品本著“不脫離歷史，不拘泥于歷史”的原則。所謂“不脫離歷史”，就是要忠實于歷史真實，反映出所描寫的那個歷史時代的社會發展規律;同時，真實刻畫出那個特定歷史條件下人物性格的本質特征。然而，歷史已經成為過去，后世人不可能再生活于其中，看到的只能是前人留下的史料。史料反映著歷史，但并不就是歷史本身，所以蕭軍說的“不拘泥于歷史”，應該理解為作家創作歷史題材作品時不完全受史料的束縛，應當馳騁藝術想象，進行大膽的虛構。當然，這種虛構又不能象寫一般的小說那樣，不允許違背歷史的真實，二者要很好地結合起來。困難不在于理論上如此主張，而是如何運用于創作的實踐。應該說，蕭軍在《吳越春秋史話》的創作中，比較成功地體現了這一歷史題材創作的藝術規律。例如小說寫伍員逃亡途中，先后得到漁父和浣紗女的幫助，給他以飯食。伍員叮囑二人為他保密。史料記載說，漁父和浣紗女都為了使伍員放心，投水自殺。這種記載荒誕悖理，極不可信，顯然是封建文人在借此宣揚英雄史觀，無非說蕓蕓眾生都得為成就大人物的事業做出犧牲。蕭軍沒有盲從這樣的史料，而進行大膽合理的藝術虛構，寫漁父是被別人出賣，遭到官兵的殺害。浣紗女呢，是由于官兵在泥沙上發現了伍員的足跡和拾到伍員佩劍上落下的珠子，而遭到官兵的逮捕、拷問和侮辱，這個女孩子怒罵官兵，不屈而死。這樣處理顯然更合情理，也使漁父、浣紗女這兩個人物性格更真實動人，增添了小說感人的藝術力量。又如對西施的處理，也是一種藝術上的創新。傳統寫法是西施最后同范蠡終成眷屬，范蠡攜帶西施化名陶朱公，乘一葉扁舟隱沒于茫茫的太湖。這似乎頗有些浪漫諦克的韻味，也許引起過某些讀者的激賞，但畢竟未離才子佳人的老調。《吳越春秋史話》完全突破了這種陳舊的框框，而是寫勾踐滅吳后欲占有西施，王后卻出于妒恨要殺死西施。在這危急時刻，范蠡巧施妙計，使西施和自己的戀人田和重逢后雙雙遠走了。這樣的藝術處理，既揭露了勾踐和王后的荒淫、殘暴的本質，也謳歌了勞動人民對愛情的忠貞和對自由幸福的熱烈追求，同時也展現了范蠡的仁愛胸懷。匠心獨運，顯示出作家卓越的藝術才能。還應提到的是，作為歷史小說， 《吳越春秋史話》具有濃郁的民族、地方、時代色彩。楚、吳、越、鄭……當時各國的人民風俗，生活習慣，宮廷禮節，居室器皿，軍旅風貌，戰場情景……小說都盡力忠實于歷史生活的本來面目，為塑造有血有肉的歷史人物提供了典型環境。如果說《五月的礦山》由于作家怕被誤解而不得不引用新聞資料以致造成某些藝術瑕疵的話，那么，《吳越春秋史話》則顯示了作家嘔心瀝血的藝術追求，因而這部小說的藝術成就是比較杰出的。

近年來，蕭軍同志雖然年事已高，社會活動也非常繁重，但仍然辛勤寫作，除了在報刊上發表大量詩文外， 還出版了《蕭軍近作》、 《蕭紅書簡輯存注釋錄》、《魯迅給蕭軍蕭紅信簡注釋錄》等著作。這些作品不但保存了寶貴的文學史料，而且是非常優美的散文藝術珍品。特別是后兩部作品， 名為“注釋”，其實是別具一格的藝術品。它們以書簡中某些往事、詞語、人物、典故為由頭，信筆寫來，舒展自如，娓娓而談有話則長，無話即短，猶如天馬行空，行云流水，行其所當行，止其不可不止。其中有老作家本人歷經滄桑后的哲理性的沉思，有對往昔革命年代崢嶸歲月的回顧，有對導師、戰友的深情悲悼和懷念，有對自己靈魂深處的坦誠的剖白，有遭受嚴重創痛后的含淚的微笑……。尤其可貴的是，使我們看到魯迅、蕭紅以及許許多多文學先驅們的親切面影，他們的音容笑貌、戰斗豪情 都宛然在目。無疑，這些作品為我們今天的文宛增添了光彩，也是蕭軍同志給社會主義文藝事業做出的新貢獻。

粉碎“四人幫”后，黨為蕭軍同志徹底平反，恢復名譽，重新作了符合歷史事實的公正的結論，充分肯定了他“早年投身于民族解放運動，并以自己的文學創作宣傳抗日救亡，反對國民黨反動派的賣國政策和獨裁統治”的歷史功績， 撤消了1948年東北局“關于蕭軍問題的決定”，推倒了“四人幫”給蕭軍強加的各種誣陷不實之詞，稱贊“蕭軍同志擁護中國共產黨，擁護社會主義，是一位有民族氣節的革命作家”。蕭軍同志皓首歸隊，重返文壇，以飽滿的革命激情從事新的創作。他有詩云。 “白發贏將雙鬢雪，丹心余得落霞紅”， “漫莫咨嗟書咄咄，揮戈躍馬試新征”……。

蕭軍，這位勇敢的跋涉者，在為祖國實現“四化’而奮斗的新的征程上，開始了新的跋涉。

注釋

①“紅胡子”,情況比較復雜,其中一些人和統治階級勾結,但多數是由于生活所迫,挺而走險, 自發起來抗爭的貧苦農民和破產的手工業者。

①《第三代》的第一部曾發表在《作家》月刊上。后來曾和第二部一起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了單行本。全書最后定稿于1954年。1957年以《過去的年代》為名出版。1983年恢復《第三代》原名重新出版。

附錄一 蕭軍文學著作簡目:

《跋涉》(與蕭紅合著短篇小說集,收蕭軍作品六篇),1933年10月哈爾濱“五日畫報社”出版。

《八月的鄉村》(長篇小說),編為奴隸社《奴隸叢書》之二,1935年7月初版,自費印于上海。

《羊》(短篇小說集),編為《文學叢刊》第一集第九冊,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1月初版。

《十月十五日》(散文集),編為《文學叢刊》第5集第12冊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6月初版。

《江上》(短篇小說集),編為《文學叢刊》第2集第2冊,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8月初版。

《綠葉的故事》(散文詩歌合集),編為《文學叢刊》第3集第11冊,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12月初版。

《第三代》(長篇小說,《過去的年代》的第一、二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7年2月初版。

《涓涓》(中篇小說),編為《燎原文庫》之二, “上海燎原書店”1937年9月初版。

《側面》(旅行記), “成都跋涉書店”1938年11月初版。

《幸福之家》(四幕話劇),編為《戲劇創作叢書》之二,重慶上海雜志公司1940年5月初版。

《五月的礦山》(長篇小說),北京作家出版社1954年11月初版。

《過去的年代》(長篇小說),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年6月初版。

《吳越春秋史話》(長篇小說),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7月初版。

《蕭軍近作》(散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初版。

《蕭紅書簡輯存注釋錄》(散文集),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初版。

《魯迅給蕭軍蕭紅信簡注釋錄》(散文集),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初版。

《第三代》(長篇小說,即《過去的年代》),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2月初版。

附錄二 蕭軍研究資料簡目:

毛澤東《給蕭軍的信》,《毛澤東同志給文藝界人士的十五封信》,載《文藝報》1982年第6期。

魯迅《田軍作〈八月的鄉村〉序》,《且介亭雜文二集》。

魯迅《三月的租界》, 《且介亭雜文末編》。

喬木《八月的鄉村》,1936年2月25日《時事新報》。

周揚《現階段的文學》,1936年6月25日《光明》第1卷第2號。

劉西渭《八月的鄉村》,《咀華二集》文化生活出版社1941年版。

王扶《訪蕭軍》, 《出版工作》1979年第4期。

閻純德、白舒榮《記蕭軍》,《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0年第2輯。

陳隄《我所認識的蕭軍》, 《春風》1980年第1期。

張毓茂《敢將赤膽奉尊前——蕭軍與魯迅》,《求是學刊》1980年第1期。

王中儀《淺論〈八月的鄉村〉》,《哈爾濱文藝》1980年2月號。

馬煜忠《蕭軍和他的(八月的鄉村)》,《齊齊哈爾師院學報》1980年第3—4期。

金倫等合編《蕭軍已出版著作目次年表》,《東北現代文學史料》1980年第2期。

山丁《蕭軍與蕭紅》,《東北現代文學史料》1980年第2輯。

劉景華《跋涉者》,《花城》1981年第5期。

張毓茂《千秋功罪知無舛——重評蕭軍的〈五月的礦山〉》,《春風》1981年第2期。

馬希堯《談蕭軍的〈五月的礦山〉》,《錦州師院學報》1981年第2期。

王德芬《滄海沉浮一葉留》, 《布谷鳥》1981年第4期。

張毓茂《略論蕭軍的思想和創作》,《求是學刊》1982年第2期。

董國柱《蕭軍的〈跋涉〉與〈羊〉》,《北方文學》1982年第4期。

陳隄《蕭軍的早期生活與創作》, 《克山師專學報》1982年第1期。

張毓茂《蕭軍論》,《東北現代文學史料》1982年第五輯。

廬湘《〈涓涓〉賞析》,《東北現代文學史料》1982年第五輯。

冷淑芬《左翼文壇獨放異彩的姊妹篇——評〈生死場〉與〈八月的鄉村〉》,《山東師大學報》1982年第3期。

廬湘《論蕭軍的早期創作——從〈跋涉到八月的鄉村〉》,《吉林大學學報》1982年第5期。

徐塞《蕭軍的文學道路》,《文學評論叢刊》第11輯。

張挺《魯迅與〈八月的鄉村〉》,《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 1982年第2輯。

王德芬《我和蕭軍的姻緣》,《飛天》1982年第2期。

王德芬《蕭軍的本名、別名、筆名和綽號》,《錦花》198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