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三人物簡歷簡介,蕭三文學代表作品介紹

蕭三，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無產階級文化戰士，著名詩人。

他原名蕭子暲， 1896年10月10日生于湖南省湘鄉縣蕭家沖。母親是文盲，但能講故事，善唱民歌，蕭三在襁褓中就往往是聽著她那甜美的歌聲入睡的;父親屢登科場應試不第，做了教師。蕭三幼年從父親讀私塾，1907年十一歲時升入父親任教的縣立東山高等小學堂。自幼好學，惜時如金，在書房墻壁上懸掛著自寫的對聯： “世事滄桑心事定，胸中海岳夢中飛”。于自礪之外，更反映出以天下興亡為己任的襟懷。一年后，毛澤東也來東山高等小學堂讀書，比蕭三大三歲，兩人很友好，共同學習吟詩作對。這個學校的國文教師大都是秀才、舉人，有一位周老師喜歡用詩句批閱卷子，在蕭三的作文簿上，有一次題目是《春》，批語說： “桃花流水渺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還有一次題目忘了，只記得批語說： “大廈如傾要棟梁，青眼高歌望吾子。”這些做法很引起學生們對詩的興趣，對蕭三影響很深。有一年暑假期間，蕭三請周老師寫對聯，寫的是： “舉首望明月，蕩胸生層云”。這使得蕭三在課余之暇，頗嗜讀詩詞，又酷愛音樂，也經常試筆習作， 曾集成本子，惜多散佚，沒能保留下來。只記得在十四、五歲時，寫過一首《思親》的詩，有句云： “理衣猶見折衣痕”，老師的批語是： “孝子才人，如是如是。”

1911年十五歲時升入湖南省立第一師范預備班，翌年轉為正式學員。隨后毛澤東也由省立四師轉來一師學習。一師在長沙城南門劉妙高峰下，前身是城南書院，它本已受到辛亥革命時期吹來新學之風的影響，這時又進一步卷入革命運動漩渦：

“十月十日義旗揚，革命起武昌”的歌聲，飄蕩在游行慶祝的隊伍里。毛澤東入校后，更發起組織了學生自治會——旋改名學友會，課外活動搞得十分活躍，它的宗旨是“砥礪道德，增進學識，養成職業，鍛煉身體，聯絡感情”。學友會及其所領導的各種研究會，在第一師范繼續到后來許多年，在社會政治運動上起了很大作用。1915年蕭三于一師畢業，在一師附小任課，辦童子軍。在這一階段，和毛澤東交往極密，接觸范圍日益擴大，政治視野也迅速寬闊了。1917年春，曾經幫助和支持了孫中山領導的中國革命黨人推翻滿清帝制的日本人士白浪滔天(宮崎寅藏)親臨長沙，參加黃興改葬的殯儀。蕭三聞訊，便邀約毛澤東聯名馳書于這位國際友人，贊揚他對中國人民的友誼，并申請過訪求教，書信全文是這樣寫的：

白浪滔天先生閣下：

久欽高誼，覿面無緣;遠道聞訊，令人興起。先生之于黃公，生以精神助之，死以涕淚吊之;今將葬矣，波濤萬里，又復臨穴送棺。高誼貫于日月，精誠動于鬼神，此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也。

吾輩嘗讀詩書，頗立志氣;今者愿一拜見豐采，聆取宏論，惟先生實賜教益，幸甚幸甚!

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生

蕭植蕃 毛澤東 上

這里的蕭植蕃即蕭三，當時已于一師畢業，擔任一師附小教職，因與毛澤東聯署，故統稱第一師范學生。這封寥寥百余字的短信，流露出蕭三在青少年時代就孕育了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的思想。

蕭三有寫日記的良好習慣，從1914年到1982年，起青少年時代迄老病殘年，直到病急入院為止，雖間有中斷，但畢竟經歷了二十世紀的多少巨變，記錄下了無數珍貴的史料。就中1918年4月14日的一則日記，是這樣記載的：

四月十四日(三月初四)

星期日 晴

新民學會今日成立，開成立會于對河榮寺側劉家臺子蔡君林彬寓。到會者，二兄(蕭子升——引者注)及余，何叔衡、陳贊周、毛潤之、鄒彝鼎、張昆弟、蔡林彬、鄒蘊真、陳書農、周明諦、葉兆禎(以上皆一師同學)、羅璈階諸君……。是日議決簡章，選舉職員，寫會友錄等事。關于本會員之規律所決定：一不虛偽。二不懶惰(此項余所主張加入者)。三不浪費。四不賭博。五不狎妓。職員：二兄被舉為總干事，毛澤東、陳書農為干事。蔡君家備午飯。自上午十一時到齊，議事至下午五時始閉會。

寫下這頁日記時的1918年，蕭三年方二十二。中國還沒有發生“五四”運動，更沒有建立中國共產黨。這個“新民學會”，成為本世紀初葉在湖南以至全國叱咤革命風云，燃起戰斗火炬的中堅力量。關于“新民學會”在長沙成立的這一頁日記，用毛筆寫在發黃的紙上，等于刻在蕭三的心上。直到他躺在醫院病榻的最后歲月，依然清晰地記得，到會的十三人，大都是毛澤東邀請來的，開會地點在岳麓山下的蔡寓， 日記中的蔡林彬就是蔡和森。這兩位先驅者曾被人們視為“蔡毛二怪”。還有一個細節，蔡和森的妹妹當時二十歲的蔡暢，曾為到會者做了點心……。往事歷歷，如在眼前。直到時隔六十四個春秋之后，在1982年，他還念念不忘，吟詩道：

長沙好，長沙好!/岳麓吐翠，湘江逐浪高。/妙高峰下，第一師范，/紀念常留直到老。/“新民學會”成立， 《湘江評論》投過稿。(《為<新創作>題詞》1982年1月北京)

誠然， “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書生意氣，揮斥方遒”。往昔的崢嶸歲月和錄下的歲月崢嶸的記事，怎么能忘卻呢?詩中所說的《湘江評論》是由毛澤東主編的湖南學生聯合會的機關刊物， “以宣傳最新思想為主旨”，號召“民眾的大聯合”以進行解放斗爭，于1919年7月14日創刊。先此一年以前，蕭三以有志于留法勤工儉學，曾與毛澤東一道赴京學習法文;在京期間，還共同去天津大沽口看海尋找“蓬萊仙島”，又共同參加了五四運動游行示威。后回長沙，毛澤東辦《湘江評論》，蕭三應邀撰稿，以小品散文形式寫了些隨感錄，作為詩人第一首公開發表的白話散文詩《節孝坊》，便刊登在1919年7月出版的《湘江評論》上;所以說“《湘江評論》投過稿”，這自然是不能忘卻的。

更不能忘卻的是，1920年4月，在上海半淞園“新民學會”會員的集會，到會的有毛澤東、彭璜、陳紹休、周敦祥(女)、李恩安(女)諸同志，討論會務，主張潛在活動，韌性戰斗，嚴守“革新學術”， “砥礪品行”，“改良人心風俗”的宗旨，不出風頭，要于無聲處釀驚雷。并且還研究了留法勤工儉學的問題，毛澤東是這活動的熱心組織者。五月蕭三乘船赴法，毛澤東和學會的一些同志曾到碼頭送行，同船的一百二十六人，其中湖南六十一人，浙江二十三人，四川十三人，下余來自其他各省。大家搭乘著法國遠洋輪“阿爾芒勃西”號，擁擠在四等艙里，實際上是貨艙。蕭三和趙世炎就是在這次航途中相識的。那時趙世炎剛滿十九歲，可是已顯示出過人的才能，一路上內部的組織安排生活，對外的接洽交涉事務，多靠他來辦理，精明練達，行事有方。蕭三曾追述說： “自那以后的七年中，在巴黎、莫斯科、北京、上海四地，我倆都曾在一起學習和工作過。我親眼看到他是怎樣的學習和戰斗，直到最后他為革命事業獻身，他那忠于革命事業的崇高品格和英雄氣概，永遠是我們學習的榜樣”。六月中到了法國。在法國， “新民學會”會員大都集合在蒙達爾紀公學，一面讀法文、看新書，一面談會務、學社會。是年秋末集合，與蔡和森、張昆弟等共同發起，組織了以“實行社會革命、改造中國與世界為宗旨”的“工學世界社”，經過討論和爭論，絕大多數同意蔡和森的發言，蕭三也積極附議，主張馬克思、列寧的建黨方法和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大家分別閱讀馬克思主義書報，如饑似渴，若逢甘霖。蕭三自述： “當時我讀了馬克思、恩格斯與列寧的一些著作，確立了馬克思主義觀點”。在這期間，一直與國內保持著密切的通信聯絡，“工學世界社”的宗旨，得到毛澤東的完全贊成。

1921年，留法勤工儉學生進行過兩次斗爭，兩次斗爭蕭三都參加了。一次在二月八日，各路留法勤工儉學生匯集巴黎，聚會在中國駐法公使館附近的公園里，向中國公使陳篆要求“生存權”和“求學權”，稱為“二八運動”;另一次在十月初，一百多人強占里昂中法大學校舍，因為名義上這個大學是為勤工儉學生辦的，而暗地卻從國內另招了一批學生，一個勤工儉學生也不收。這兩次運動都被北洋軍閥政府勾結法國警察給破壞了，卒至一百零四人以“過激主義”罪名被押遣回國，其中有蔡和森、陳毅、聶榮臻、李立三、張昆弟、何長工、李大章、李卓然、歐陽欽等;趙世炎被推舉向中國公使館和法國政府辦交涉，蕭三和李維漢、向警予被分配在巴黎做聯絡工作，因而免遭毒手，未被押遣。

兩次斗爭雖然失敗，而廣大勤工儉學生在事實面前，政治覺悟更提高了，大家有進一步團結起來的要求。趙世炎、王若飛以及往來于法德之間的周恩來和在法國的陳延年、陳喬年、李維漢、鄧小平、袁慶云、袁子貞等發起組織“中國少年共產黨”、即“社會主義青年團”。當時蕭三一度前往德國，謀去蘇俄未成，又回巴黎，積極參加了上述黨團的籌建工作，協助陳喬年、鄧小平出版油印刊物《少年》。1922年夏，黨團正式成立，選舉趙世炎為書記，周恩來負責宣傳，李維漢負責組織。機關所在地就是巴黎戈德弗魯瓦街十七號。蕭三在這個機關里住過大約三個月。在這期間，越南共產黨領袖阮愛國(即胡志明)建議旅歐中國共產主義組織推舉五人加入法共，于是經胡志明介紹蕭三和王若飛、趙世炎、陳延年、陳喬年五位同志便加入了法國共產黨。不久后又轉入中國共產黨。住在戈德弗魯瓦街十七號的時日，還有一件事同蕭三很有關系，就是法國《工人生活報》記者曾來訪問，蕭三和他談了勤工儉學的情況，把勤工儉學生叫作“E’Leve——ouvier”以別于一般工人和學生，意思大體就是“工人——學生”或“學生——工人”吧。這位記者很感興趣，邀請寫篇文章。蕭三寫了，幾天后在《工人生活報》上刊登了出來，文章用的署名就是Emi Siao，前面是省去一個音的法國名字，后面是中國姓。這個Emi Siao，幾年后便成為了一位著名的國際詩人的筆名。這是有來由的：當時由巴黎華法教育會轉來任弼時從莫斯科寄發的一封信，自述到蘇聯進了“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很引起蕭三的向往，得到法共理論家沙里·拉波波的幫助，寫一封介紹信給蘇俄駐柏林大使克列斯丁斯基，從而取得了進入蘇俄的簽證。這個簽證上便是用的Emi Siao這個名字。

1923年初到1924年夏，蕭三在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了一年半。在剛入“東大”時，曾把旅法同志們的情況向陳獨秀、瞿秋白作了匯報;他們和羅亦農、任弼時等商決，要留法諸同志都轉到“東大”來學習。這樣，1923年3月，在趙世炎率領下，王若飛、陳延年、陳喬年、袁子貞、袁慶云、高風、熊雄、王圭、李林等十二人，來到了莫斯科，大家又相遇在赤都。那時候，年輕的蘇維埃共和國還沒有完全從困境中擺脫出來，物資供應相當艱難;可是大家為著學習十月革命的經驗，探求馬列主義的真理，人人熱情洋溢、個個精力充沛，學習得非常起勁。蕭三開始在法文班，和土耳其名詩人希克梅特同班;過了幾個月，主動要求轉到中國班，同班的都是來自中國或法國的同志，就更覺得親近了。同班謝文錦為人開朗誠摯熱忱，和蕭三很要好，教他唱《光明贊》，這是一支流傳很廣、為蘇聯勞動人民熟悉和熱愛的歌子，也是列寧生前愛唱的歌曲之一。蕭三便把它譯為中文：

同志們，向太陽，向自由，/向著光明走!/同志們，黑暗已消滅，/曙光在前頭。

很快這支激昂雄壯的進行曲，便在“東大”中國班傳唱開來。以后還傳到國內，傳到八路軍和新四軍，為廣大的戰士所喜愛。人們唱著這支充滿戰斗激情的歌子，總是把它同列寧聯系起來，在腦海里浮現著領袖的形象。在學習期間，中國鐵路工人罷工受到殘酷鎮壓的消息傳到莫斯科，人們非常氣憤，中國班同學決定組織一次紀念晚會，由蕭三編寫了反映“二七”革命風暴的話劇。晚會開得很成功，當劇中人林祥謙激昂慷慨地說道： “頭可斷，血可流，工不可復!”臺下掌聲雷動，經久不息。在這劇中，蕭三扮演一個女工，化裝得很像，校長布洛伊多看了，很有風趣地說：“中國班什么時候來了這樣一個漂亮姑娘呢?”晚會還有任弼時、肖勁光的舞蹈表演，蕭三給他們用風琴伴奏。這年夏天，又和陳喬年共同把《國際歌》譯成中文，是根據法文、參照俄文翻譯的，一邊翻譯，一邊教同學們唱，曲調大家早巳熟悉，譯詞又盡量做到通俗易懂，押韻上口，很快就都會唱了。同年“東大”歸國同學把譯詞帶了回來，從此就在國內流傳開來。直到1939年，蕭三回延安，在呂驥、冼星海協助下，又對譯詞進行了潤色加工，并寫了《國際歌詞修改說明》。我國沿唱至今的《國際歌》譯詞，就是這樣經過多次修改而成的。

1924年1月21日列寧逝世。蕭三和任弼時代表中共莫斯科支部參加了葬禮和護靈活動。時在聞到噩耗后第三天深夜，隨著“東大”學校支部局，隨著莊嚴肅穆的人流，緩緩地向停放列寧遺體的職工大廈前進，各條街道上、廣場上擁擠著人山人海，大都是普通老百姓，有城市的工人和居民，有從鄉下來的農民，也有不少有組織的隊伍，這里那里都生著熊熊大火，照得滿天通紅，真象整個宇宙都感到悲痛，幾日來天氣特別的冷，降到零下四十度下，以致此后很久，只要說“列寧的日子”，就意味著地凍天寒。 “東大”支部局在街上呆了一個多小時才輪到進入職工大廈廳堂。蕭三和任弼時自覺地意識到代表著全中國成百萬革命者的心、成千萬富有正義感的追求真理的心、成萬萬要求解放的勞動人民的心，向列寧遺體告別，并護靈五分鐘。五分鐘雖不過短暫的一剎那，留下的印象卻是銘心刻骨，永生難忘。面對著這位“大寫的人”，蕭三暗自發誓：一定要把革命進行到底，并在詩中寫道：

我們列寧主義者，來自革命的東方，加入百萬人的洪流流向工會廳堂。/我緊緊地站在偉人的左腳旁，低頭把那親切的容顏來凝望。/我的兩行淚水滴在花叢中，最崇敬的人永活在我心上。

直到過了半個世紀以后，蕭三寫回憶錄《守護在列寧身旁》(1980年1月)，追述當年情況，猶歷歷在目，栩栩如生，偉大領袖的感召，真真滲入他的血液，化為他的精神力量了。

不久，國內形勢發生了變化，統一戰線建立了，工農運動蓬勃興起，革命大風暴即將來臨。祖國在召喚，熱血在沸騰。蕭三的心也云飛海動。1924年夏，便與蔣光赤、蕭勁光、尹寬等同路回到苦難的祖國，投入新的戰斗之中。回國后，被分配往湖南區(省)任團委書記，直到1925年“五卅”運動發生以后，又由黨中央調赴北方。當時北方黨組織的領導人是李大釗，蕭三到北京，受到熱情接待，分配他的第一個任務，就是到張家口去開辟工作，名義上是發展國民黨，實際上要建立共產黨的地委，并任地委書記，王仲一任組織委員，江浩任宣傳委員。開始工作進展得原是很順利的，后以與地方駐軍馮玉祥督辦的關系沒有處理好，調回北京。這年秋，黨中央在北京召開中央委員會，決定由李大釗任北方區黨委書記，陳喬年任組織部長、趙世炎任宣傳部長，蕭三任北方區團委書記。陳趙等都是于前一年與蕭三前后相繼從莫斯科返回中國的，這時同在李大釗領導下工作，興致都很高。北方區領導著北京、天津、唐山、張家口、河北、山西、陜西、東三省及內蒙古等省市工作，工農運動都有很大發展;北京城內，主要對象是青年學生，一年間黨的組織由原來東城西城兩個支部增加了幾倍，在各個大學也都建立起團的組織。這自然是國內第一次大革命高潮的反映，也是北方區黨團工作的結果。1926年3月發生的“三·一八”運動，在李大釗親臨指揮下，北方區黨委除個別同志，全部都參加了，蕭三也身列大規模示威游行隊伍中。“三·一八”后蕭三又調赴上海，在團中央任組織部長、代理書記，出席黨中央的會議。1926年冬初到1927年春爆發過舉世聞名的上海工人三次起義。時趙世炎也調來上海工作，與羅亦農、汪壽華同任工人運動的總指揮。在第三次起義時，蕭三參加了起義的籌備工作。1927年三月底，黨、團中央從上海遷武漢;蕭三在黨的第五次、團的第四次代表大會后、武漢汪精衛叛變前，去海參崴養病。因中蘇絕交，無法回國，暫做華工教育工作，任遠東大學中國工人班主任。1928年2月，腦重跌震蕩，遽成殘廢，經長期治療，始得痊愈。痊愈后，專職從事文藝工作。用他自己的話說“我的真正詩歌生涯是在1930年開始的”。又說：“從此，我決定用文藝、用詩歌當武器，為中國革命的勝利，為共產主義理想而戰斗到底!”爾后五十多年來的戰斗歷史和創作實踐對這一誓愿做出了回答。

繆斯女神前來叩擊詩人的心扉，是否略嫌遲到了一些呢?是的，每個十九歲的青年都是詩人，而蕭三卻自稱，到三十四歲，巳逾“而立”、行向“不惑”之年，才開始了真正詩歌生涯。人到中年百事艱啊!但是，如果人們只以這樣常情來衡量，那就將會大錯特錯。不說在襁褓里慈母幽幽的歌聲，課堂上蒙師諄諄的教誨;不說幼學時吹洞簫、彈風琴的熏陶，長年后撰文稿、譯歌詞的實踐，不說這一些都培育了詩情，鍛煉了詩藝;單說那青少年時代壯懷激烈的崢嶸歲月，那奔走中外對革命真理的熱烈追求;單說那為馬列主義光芒所照亮的戰斗行程，那為中國和世界工農解放而獻身的精神;單說這一些豈不就是一曲激情的戰歌，就是一部壯麗的史詩?怎么能把詩人的前三十年和后五十年分割開來看待呢?蕭三曾說過： “我首先是黨員，然后才是詩人”;又說過： “不以詩篇作生命，而以生命作詩篇”;這些話，這些閃光的言辭，決不只是用口說說，用筆寫寫，而是用終生的行動，用具體的實踐，來銘刻在同代人和后代人的心目中。古人說“投筆從戎”;對蕭三說來，則是“執筆作戰”。這在他開始“詩歌生涯”的時候，就是清醒自覺且自由意識的，所以說： “我決定用文藝、用詩歌當武器。

當然，作為詩人的蕭三，更須要著意評說的應該是他的后五十年。這歷程大體可以分為四個階段。

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代表的名義常駐蘇聯的十年間，是第一個階段。

從三十三歲到四十三歲，詩人的大好壯盛年華，全部獻給了紅色莫斯科。先是1928年底，從海參崴到莫斯科治腦病，住在中山大學特別班的宿舍，那時何老(叔衡)、董老(必武)、林老(伯渠)、吳老(玉章)、徐老(特立)等都在特別班學習。蕭三和這些老同志久別重逢，非常高興。待腦病稍愈，便在東方學院擔任中文教學。1930年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后來蕭三遂以中國左聯代表身分出席了在哈爾科夫舉行的國際革命作家代表會議，會后便參加了國際革命作家聯盟的工作，擔任《國際文學》(初名《世界革命文學》)中文版主編。從此動手撰文寫詩，埃彌·蕭(ЭМИСЯО)的名字，象生了翅膀一樣，很快就成了蘇聯和國際進步作家詩人中的熟悉稱呼。蕭三曾在《我與詩》( 1982年1月)一文中這樣自述過：“我的真正詩歌生涯是在1930年開始的。那時候我正在莫斯科看病，由于革命需要我開始寫詩。讀了列寧的《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一文后，我認識到文藝并非雕蟲小技，是為政治服務的，是革命斗爭的武器，我把詩當作‘子彈和刺刀’，當作一項嚴肅的革命事業。我抱著‘文學上的功利主義的想法進入詩壇，決定用詩的形式來宣傳中國的土地革命、工農紅軍，宣傳魯迅茅盾和左翼文學，來揭露反動派屠殺革命人民的罪行。這時期的詩先后譯成俄、英、法、德、西、保等國文字，影響比較大。我的第一首詩是《命該如此》，約有一、二百行，是寫紅軍和蘇維埃運動的，可惜已散失。還記得幾句是這樣的：‘王老頭子低聲道，叫聲林兒聽分曉。命該如此天生成，今年收成又不好。東家老爺脾氣壞，想把我們早辭退。記得去年這時節，幾乎掉了我腦袋。……’后來王老頭的兒子當紅軍了，家里也分了地翻了身。那時董必武同志在莫斯科列寧學校①學習，我去向他索詩，他說：‘我寫的都是舊詩，你的這個詩要得、要得!’我就和俄詩人兼翻譯家A·羅姆共同把《命該如此》一詩譯成俄文②，在國際文學聯盟的機關刊物《國際文學》上登出來了。從此開始了我對詩歌的探索。”《命該如此》不是處女作，但詩人自稱它是“我的第一首詩”，意思是正式“對詩的探索”的開始吧。1933年又曾一度考入“紅色教授學院”學習，瞿秋白曾將此事告訴魯迅，魯迅甚為贊賞地說、“現在我們算有人真正研究文學了”。以后便專搞創作，用中文和俄文寫了大量詩歌散文，在莫斯科出版過《蕭三詩選》、《中國抗戰報告集》和《短篇小說選》等詩集和散文集。同時還擔任過兩屆蘇聯作協黨委委員。1934年8月出席了蘇聯作家第一次代表大會，會見了高爾基，作為中國左聯代表向大會致賀辭并作了發言。在這期間，蕭三文思泉涌，詩興火旺，而全部作品可以說都是反映國內外人民斗爭的，莫不洋溢著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精神：第一，它生動地描繪了在帝國主義、國民黨刺刀統治下的上海，共產黨人不怕屠殺，高舉紅旗，舉行飛行集會的英雄場面(《在南京路上》);它辛辣地嘲笑了對工農紅軍執行“圍剿”任務的“蔣介石想來想去沒奈何，只得叫士兵用棉花塞耳朵”的狼狽相(《棉花》);它吟唱出舊中國紡織女工的饑寒勞苦和火熱斗爭，以及她們對于“江西蘇維埃”的衷心向往(《三個上海搖籃歌》);它彷佛看見革命者“多少短短的切斷了的舌頭”，在龍華寺左近， “鮮血淋漓地還在跳動個不休”，那是“劊子手將它們一個個割下來，為的是在革命者被槍斃砍頭時，不能大聲地呼喊革命的口號”(《掉舌頭》……在二十年代，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前后，詩人長期從事黨團地下工作，多少親密的戰友和同志慘遭反革命殺害，這種切身經驗和沉痛懷念，使著他雖然身在萬里他鄉，心卻緊緊關注著祖國人民的命運和斗爭。他還與魯迅保持著密切的通訊聯系，對發展中蘇人民、作家之間的了解和友誼，起了重要的作用。他所做的這一切，在中國革命被重重封鎖下的年代，可說是一種特殊的貢獻，他可稱得起是當代中國在國際上做得這樣多，這樣早的第一名無產階級宣傳家、革命詩人。他寫的反映中國革命的許多詩篇，曾被蘇聯和進行民族解放斗爭的一些國家，收入中小學課本，作為教材，廣為流傳。第二，迎著“九·一八”事變的炮聲，他高唱著《東北工農歌》： “中國工農和兵士!只有自己團結起來干。高舉紅旗蘇維埃，打倒賣國的國民黨，驅逐帝國勢力出中原。”他號召“要流到最后一滴血”， “要殺到最后一顆彈”，以保衛我們“綠的水、青的山”。他寫了《滿洲里的兩個日本兵》：一個被“打死”，一個對中國人民懺悔： “難道是我們自己愿意?我們都是不得已。”恐懼、悲觀、厭戰。詩人并不只是一般地高呼抗日救亡的口號，就在同仇敵愾，熱血沸騰的時候，詩人卻懷念著“一只巨手”，那只“曾和列寧握過的手”，也是詩人曾親自“握過的手”，這便是“片山潛的手”——“這只手兒大，手兒長。它組織過工會，創立了共產黨”。 “……也要創立自由的日本，自由的朝鮮，自由的中國”(《片山潛的手》)。詩人更以扣人心弦的筆觸記述了“一個日本共產黨員”傳奇般的故事，這故事的主人公呼喊著“游擊隊的兄弟們”，將自己的事跡寫在“從筆記本子扯下的一片”上： “我是日本皇軍的一個兵士，中國勞動群眾的兄弟，我開來了裝著十萬顆子彈的車子——小小的禮物，戰斗的敬意”。還說： “天色晚了，太陽往西沉落。我沒有法子能夠找到你們，后面有日本兵來追我。……回去嗎?無論如何不甘心。”結果是“我親手將我自己殺死，軍火留給你們做禮物”(《禮物》)。詩人雖然遠離祖國戰場，但由于身居十月革命發源地，站得高，所以看得更清楚。第三，在十月革命以后十年間，詩人曾兩次到蘇聯，前一次是學習，后一次長期留住下來，并且建立了家室，分擔了公職。在這個列寧、斯大林締造的共和國，全世界無產階級所翹首仰登的地方，事事物物，時時處處，喚起詩人親切的感情，是極自然的。他寫長詩《列寧》，他寫短詩《紅場》。他以中國革命文藝家“向火里奔，向血里沖”的“英勇而忠誠”，在高爾基文學四十周年紀念盛典上，向“尊敬的高爾基”致以熱烈的“敬禮”(《獻給高爾基》)。他深夜不寐，披衣起坐，遙望“克里姆宮在眼前，一片白雪無云煙，斯人運籌惟幄后，不知是否已成眠”(《慕斯大林》)。當他搶送“我的兒子小阿郎”，到瓦西慶樂“八一”國際兒童院，而這里正是十年前的“東大”休養所，觸景生情，聯想到曾經和自己在這里同住過的”多少親愛的兄弟們”，還有“王、羅、二陳和世炎”，他們都已“為蘇維埃政權而犧牲，而喪亡”，便不禁“我心里無限地悲哀”;而看到“這兒有黑白黃一共三十多種民族”的“一群天真爛熳的花朵”，共同“生長在這蘇維埃自由的樂土”，便自然地從深心里發出祝愿： “待你們長大時，叫全世界沒有一個孩子再餓肚!待你們長大時，一塊兒加入爸爸伯伯們斗爭的隊伍!你們和我們，共同高舉著國際的旗幟，狂歌又歡舞!”想到這里，自然又“我心里高興得非常”(《瓦西慶樂》)。總之，詩人激情滿懷地歌頌“蘇維埃愛國主義”，他自豪地歡呼“我直挺我的胸，我高舉我的頭。我站到最高峰，我俯瞰全地球”。對于“這龐大的CCCP——是勞動者的祖國，是你和我的鄉家”(《我抬起我的頭》)，詩人是灌注了多么深邃的革命情誼啊!以上這三個方面都表現出詩人的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精神。這種精神也集中反映于他與《救國時報》的關系上。《救國時報》是中國共產黨于1935—1938年在國外從事抗日統一戰線宣傳活動的機關報，編輯部設在莫斯科，發行部設在巴黎。蕭三積極參加了這項工作，實際上是該報帶副刊性專欄“救國談”的負責人，并經常為它撰稿。前述三個方面的詩文，有許多是在《救國時報》發表的，這是蕭三文學遺產中很寶貴的一部分。特別值得稱道的是，在三十年代中國國內掀起有關“國防文學”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兩個口號的論爭，當時在蘇聯的蕭三對這場論爭非常關切，曾在《救國時報》發表了一系列有關文章：如《國防文學》、《文人聯合戰線》、《文藝家聯合戰線的兩個口號》、《文藝上的兩個口號與實做》、《擴大文藝界的聯合戰線》等等。在這些文章里，蕭三的中心思想和堅定態度是：兩個口號決不是互相沖突的。兩個口號都好，都是抗日的性質，因此可以共存。他說，我們贊成“國防文學”這個口號，因為它是中國作家們感覺目前中國受日寇侵略得忍無可忍而亟于想在文藝方面盡“中國人”一分子的天職，以鞏固國防，以挽救危亡。我們很贊成魯迅先生等所提出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個口號，因為它有明確的，深刻的意義，有內容，切合目下中國民族抗日救國的革命性質和戰斗任務。因此他說，兩個口號實際上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東西，不過一個說今天抗日救國應采取的手段——國防;另一個是把這個抗日救國的主要性質也指明了——民族革命戰爭。蕭三還著重指出，最重要的是如魯迅先生所說的：“問題不在爭口號，而在實際做”。因此，他呼吁有覺悟的作家率先實際去做，呼吁一切派別、集團和個人的文藝著作家在抗日救國的旗幟下聯合起來，呼吁盡量擴大這個聯合戰線。蕭三發表在《救國時報》上的這些文章，對當時國內文藝界停止兩個口號的論爭并進而建立和擴大抗日統一戰線曾經起了積極作用。

躍身投入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烽火中，是第二個階段。

蘆溝橋一聲炮響，開始了抗日民族解放戰爭，渴望參加抗日的蕭三再也按捺不住了，便提出歸國的申請，幾經周折，最后，才由中國駐國際代表任弼時及共產國際批準。他把妻子葉華和半歲的兒子立昂送到瑞典斯德哥爾摩，葉華的哥哥在瑞典皇家劇院任樂隊指揮，把妻兒托付給兄嫂，便可以輕裝踏上歸途了，1939年春取道新疆回國。當詩人搭乘的車隊走近國境線上，仰望著高聳的天山，披著滿頭白發，舉手相招，詩人的內心是多么激動啊? “我朝天山一揖又一拜，天山呀點頭喜笑又顏開”。只聽它發自肺腑的聲音“既洪大又深沉”： “呵，你這游子、征客，到了世界樂園。我們多年離別，不料在此相見”。 (《天山》) 3月21日，越過天山，進入新疆境內。詩人大聲地吶喊： “母親!我回家了”。當到達烏魯木齊郊外時，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主任化名方林的鄧發同志遠道來迎接：“老蕭，歡迎你!”一個海外游子回到生養撫育的祖國，回到黨的懷抱，又迂到老朋友的熱情接待，那股高興勁兒就甭提了，4月21日在鄧發陪同下到達西安，在八路軍辦事處，巧遇從前線回來去延安的129師政委鄧小平。當晚赴由林老(伯渠)主持的歡迎會。蕭三口占新詩一首，在“五一”前夕，與二鄧同車到達延安，毛澤東邀請大家到楊家嶺住處去吃晚飯。

第二天蕭三便由黨中央分配任魯迅藝術文學院編譯部主任。5月5日傍晚，毛澤東來到魯藝會見。5月中旬，蕭三把自己詩作手抄本拿給毛澤東看;他略看了幾首，說《梅花》那首寫得好，便放下，說慢慢再看，又開玩笑說： “姓蕭的古來文學家很少，你要爭氣”。大約過了一個月，1939年6月17日，毛澤東把手抄詩本送還，并附信說： “子暲同志：大作看了，感覺在戰斗，現在需要戰斗的作品，現在的生活也全部是戰斗，盼望你更多作些……”繼而蕭三調轉中華文藝界抗敵協會延安分會，亦即文抗;不久又改任延安文化俱樂部主任，兼中共中央宣傳部文委委員。在這期間，有許多文藝青年拿著習作的詩文，慕名前往，登門求教。蕭三總是熱忱地接待，平易近人，和藹可親，竭誠地予以幫助和鼓勵。特別是到文化俱樂部工作以后，和廣大文藝青年的接觸就更頻繁了，結合就更密切了。文化俱樂部位于延安北門外青年文化溝內，本來就是豐富群眾性文化生活的場所，蕭三更有意地把主持俱樂部的活動，做為推進文藝運動的一種手段，一個途徑，“延安詩社”亦稱“新詩歌會”，就是這樣被看作一項重要工作，于1940年春夏之交建立起來的。

自從抗戰開始以來，陜甘寧邊區詩壇就異常活躍，路社、戰歌社、山脈文學社等等，都是很有影響的詩文組織，只是由于抗戰形勢的需要，人員流動性很大，文藝活動不免呈起伏狀態;及至文化俱樂部成立，大家自然就穩定地聯合在蕭三周圍了。延安詩社成員范圍包括很廣，可以說是由所有在延安的詩歌團體合流而成，實際上是延安的詩歌工作者和業余愛好者的一個總的結社組織。延安詩社除開展一些詩傳單、詩朗誦、街頭詩等活動外，還編印發行了一種油印單面四開本小報型《新詩歌》：因而又被稱作新詩歌會。 《新詩歌》的作者主要有劉御、海稜、舒史、胡征、魯藜、李雷、師田手、郭小川、孫劍冰、朱子奇、公木等人，它的出版緣由，統由蕭三所寫的《發刊詞》表達了出來：

詩人，起來!

——出版《新詩歌》的幾句話

“延安——陜甘寧邊區是詩境，是詩的生活。自然，人們都喜歡寫詩”。這是一個朋友從大后方來延安不久以后說的。的確，我們這里寫詩的人真不少，寫出來的詩歌也很多。但是這里的十幾個刊物，內中三個文藝刊物是無論如何容納不下的，篇幅少，紙張又缺，詩歌也和別文章一樣，總是被抽，抽。

延安的詩歌運動——街頭詩運動，朗誦詩運動——開全國之風。但是“只開風氣不為師”，我們還得繼續充實這一運動的內容。

寫詩要有詩歌的氣氛，寫出來的東西要拿到群眾中去讀，以便接受他們的批評，然后大家乃能前進，然后能使得詩歌的聲音更大，更宏亮，達到得更遠。

這就是我們出版《新詩歌》的主要原因。

我們是處在一個可歌可泣的大時代，詩人們!歌者們!盍興乎來?

詩人，起來!現在這時節/不能貪取甜蜜的睡鄉。/莫忘了，千萬戰士的熱血/流在中原的沙場上。每個人都應該和他們在一道。/你現在不能丟炸彈，動刀槍——/你應該寫些詩歌給他們唱：/詩人，詩歌可比子彈和刺刀。

這些，也便是《新詩歌》的宗旨和目的，由蕭三提出，得到全體成員贊成，并且力踐躬行。在舉行詩歌朗誦運動方面，邊區文協主任柯仲平是同道，也是先行。柯仲平長年帶著“民眾劇團”下農村，走鄉串鎮，很少時間留在城里;但是只要趕得上，總要來參加新詩歌會的座談討論，特別是朗誦活動。因此柯仲平和蕭三結下了很深的友誼，對詩歌創作的意見也非常契合，都主張通俗化、大眾化，提倡普及。為此蕭三還特別寫過一篇題作《我的宣言》的詩： “我的詩，誠然是，非常粗淺;只希望，讀下去，順口順眼。不敢說大眾化和通俗化;但求其，寫出來，象人說話。如認為，不能登大雅之堂;那我就把它貼在街上。假如是這形式和這內容，讀起來，聽起來，比較好懂;我寧肯被開除‘詩人’之列，將繼續這樣唱這樣寫”。這“宣言”發表于1941年，自然是有所感而云然。不過話雖如此，對于詩社中許多青年同志，蕭三還是勸告大家： “寫出來以后，你要三遍、五遍、十遍地自己修改，推敲每字每句每段，務求其至美至善，念起來順耳，看起來順眼，而且可以玩味，可以動人，方才罷休;如果一時寫不好，你不要急，放在那里，過一個時候再拿出來修改。你要有‘語不驚人死不休’的艱苦精神，你要理解到‘詩到難成便是才’的其中意味”(《詩到難成便是才》)。可見蕭三對于詩創作的見解還是比較全面的，也能尊重不同意見。他寫詩主張要有相當整齊的節奏和韻律，還譯出馬雅可夫斯基的詩篇和談寫詩經驗的文章，作為借鑒向大家講述;可是當聽到有的同志認為惠特曼長句型自由體的形式更適合戰斗抒情，他也點頭稱是，并且把僅存的一本1936年莫斯科版《草葉集》給了我，還說： “我讀不上口，希望你能夠從中有所吸取”。當時有些同志把新詩與舊詩對立起來，說舊詩是封建形式，蕭三也主張要寫新詩，但卻說： “不薄新詩愛舊詩”，并且把“懷安詩社”董老、林老、謝老、李老以及朱總諸先輩寫的舊體詩詞，一篇一篇收集來，交給《新詩歌》代出一期專刊。在蕭三倡導下，使新詩歌會的許多同志糾正了對古典詩詞的片面性成見。這年端午，作為詩人節在文化俱樂部召開了座談會。過了幾個月，艾青、廠民從大后方來到延安，由蕭三主持，延安詩歌界舉行了歡迎會。此后蕭三主編《大眾文藝》，艾青主編《詩刊》，延安《新詩歌》停止印發，卻改作鉛印，由部分詩社成員繼續在綏德出版。綏德《新詩歌》是高敏夫主編的。縱觀抗戰時期延安以至邊區詩歌運動的持續發展，蕭三實起了砥柱中流的作用。

在延安詩社，即新詩歌會建立之初，于1940年5月，蕭三曾東渡黃河，到山西興縣，代表延安——邊區文化界慶祝晉西北文聯的成立。在那里，會見并訪問了賀龍將軍，續范亭先生，歸來寫了《賀龍將軍》、《續范亭先生》兩文。此后又陸續寫了《徐老不老》、《朱總司令在延安》和《警衛英雄李樹槐》等詩文。1942年5月參加了延安文藝座談會，對文藝大眾化、工農兵方向以及普及與提高的關系諸問題，都作過極具實感的發言。在《解放日報》上發表了《毛澤東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動》。翌年應任弼時的邀囑，擬寫《毛澤東傳》，慶祝毛主席五十大壽;由于毛主席堅決不肯做壽，只寫成了若干片斷。在此期間，幾度訪問南泥灣，有一次是與艾青一道，代表延安文化界慰勞三五九旅將士，在旅部歡迎會上朗讀詩篇代作講話。王震向大家介紹蕭三，稱蕭為“中國的、無產階級的優秀詩人”。同時，還和幾位在延安的外國同志辦對外刊物。更寫了一系列文章介紹蘇聯文學動態與普希金、高爾基、馬雅可夫斯基等詩人作家，翻譯了劇本《馬門教授》、《新木馬計》、《光榮》、《前線》等，并由王大化、甘學偉、田方等名演員先后在延安午臺演出，給廣大干部和群眾留下深刻印象，只說《前線》劇中人將軍戈爾洛夫和記者客里空的名字，至今還活在人們記憶中，成為用來諷刺那些思想僵化、編造故事、阻礙改革的人的代名詞。

1945年8月，日本無條件投降，蕭三寫了《延安狂歡夜》、《送毛主席飛重慶》等詩作。然后便迎接了三年解放戰爭。1946年任華北文聯主任。在張家口《晉察冀日報》上發表了《毛澤東同志在大革命中》，在《北方文化》上發表了《毛澤東略傳》。以新的生活實感和時代精神寫了象征著中國解放進程的《鐵路工人之歌》，歌詞曾由呂驥作曲。1948年搜集各地民歌，編成一個集子《中國出了個毛澤東》。后輾轉赴河北阜平城南莊，恰巧柯仲平也在這里編輯《人民文藝叢書》，相與過從甚密，在《自題照片贈老柯》中說： “休看我飽經風霜模樣，一輩子不失赤子心腸。這時代稱什么老?——老當益壯!來來來，我和你大聲歌唱”。從這首小詩里可以看到詩人昂揚的精神狀態。當毛主席從陜北到達了老解放區阜平、平山，在城南莊一間小窯洞里快活地會見了蕭三和柯仲平，事后蕭三曾在《喇叭、吶喊詩人柯仲平》詩中追記說： “這一天我們感覺得幸福、興奮、心胸坦然”。1949年春寫《毛澤東同志論五四運動》，編為紀念“五四”運動三十周年的一個小冊子;又寫《毛澤東同志的青少年時代》， 8月由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很快就有了日、德、英、印地、捷、匈、法等國的譯本。在建國前夕，迎接勝利的時日，洋溢著多么濃厚的團結、歡樂的氣氛啊!

在新中國曙光照耀下，作為保衛世界和平、促進國際友誼的戰士而奔走中外。……是第三個階段。

全國解放前后，蕭三受命參加外事活動和對外文化聯絡工作。1949年春到北京，于聯系中外人士，置身各種活動的場合，以風度瀟灑，談吐文雅，給人印象極深。在建國過程中，曾任第一屆政協委員，參加了新中國的締造;被推選為第一、二屆全國人大代表。1949年7月出席全國文代會第一次會議，任中國文聯委員、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書記、顧問。于新中國成立后，與周恩來、宋慶齡一起在“保衛世界和平宣言”上簽名。曾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對外文化聯絡事務局局長、中國人民對外文化協會常務理事、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委員，中蘇友好協會副總干事、世界和平理事會常務理事及書記處中國書記，并常駐書記處工作兩年。作為一位著名的文化戰士和中國人民的和平使者，常年奔走于世界各地，出席了歷屆保衛世界和平會議，訪問過許多國家，兩次出席亞非作家會議，參加了亞洲及太平洋區域的和平會議，為保衛亞洲和世界和平做出了有益的貢獻。

建國之初，在擔任世界和平理事會書記處中國常駐書記時，長年住在布拉格。以高度的文化修養，飽滿的政治熱情，同世界各國人士相往還，主持國際文化交流，增進各國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誼。1952年12月維也納世界人民和平大會期間，四十多個國家一百多名作家聚會一堂，在辯論中，蕭三自己發言，自己翻譯成俄語、法語，還風趣地引用中國和俄羅斯古謠諺，提出聲討“筆頭戰犯”的建議書，獲得了熱烈的歡迎，被一致采納。發言完結，許多作家，蜂擁而上，握手擁抱親臉。這自然是反映出蕭三堅定的立場和明確的觀點，代表了世界進步作家的共同心愿，同時也還是由于他豐富的國際和歷史知識，流利的外文和文學才華，受到了眾人的尊敬。

1953年回國，蕭三出席全國文代會第二次會議，任中國作家協會外國文學委員會主任。此后，雖然主要工作在國內，并且在北京安頓了家室，妻子葉華，帶著三個兒子立昂、維加、和平都來了;可是，仍然忙于外事，跑國外的時候多。蕭三曾經發起并參加亞非團結委員會，發起并參加亞非作家會議。1958年在塔什干參加第二次亞非作家會議后，他寫了《塔什干歸來》印象記，懷著飽滿的熱情，謳歌了中國和亞非各國歷史悠久的友好關系，回顧了二千多年來我國和亞非各國人民文化交流的歷程;并概述了建國以來我國同六七十個亞非國家人民友好往來的收獲;最后描寫了這次亞非作家會議的盛況。文章寫得情文并茂，有聲有色。1960年又應胡志明主席邀出訪越南。參觀了工廠農村，寫了《下龍灣賦》、《過橫山》等詩篇。5月19日是胡志明主席七十壽辰，蕭三寫下了《敬祝胡志明主席七秩大壽》詩四首，以表達情誼和祝愿，歷敘了巴黎邂逅，莫京話舊的往事，并于最后一首說： “從來中越一家親，萬古長青友誼深。紅河揚子流不斷，萬壽無疆祝至人”。蕭三特地帶了一百本中國出版的胡志明《獄中日記詩抄》作為禮物，這是胡志明主席1942—1943年被囚禁在中國國民黨監獄中寫的詩篇。直到進入六十年代前后，蕭三不僅停止不下國外的活動，即使在國內，也還是同整個世界緊相聯結著的：文藝界多少國際友人都乘著東風絡繹地來了：法捷耶夫、愛倫堡、波列沃伊、考涅楚柯、希克梅特、巴勃勒·聶魯達……，蕭三總是以東道主的身分相迎接，以老朋友的情誼相款待。這也是他身負的職務所要求的。有的同志稱贊蕭三是橋梁，他實在不愧為一座溝通中外文化和詩歌的橋梁啊!

“反右派斗爭”結束以后，蕭三被作協黨組推薦任《世界文學》的編委。一個共產黨員，一個戰士，是以筆做武器的，“執筆作戰”，不是早已發過誓愿的嗎?他對《世界文學》編委這項工作認真負責，積極主動。編委會一季度開一次會，他每會必到，提意見出主意，既中肯又扼要;平時同編輯部同志們見面，也總是以如何改進刊物為主要話題;而且還親自為刊物寫文章、譯論文。1959年第一期就發表了前述的《塔什干歸來》，10、11、12月號又連續三期登載了他翻譯的馬雅可夫斯基的長篇論文《怎樣寫詩》。《怎樣寫詩》是一篇著名的論文，譯筆忠實流暢，詩人譯詩論，可說是名著名譯。在翻譯過程中，他還幾次找到負責編輯同志家里，一起推敲怎樣使譯文能更好地表達俄文原意，力求做到信達雅。他對待翻譯工作態度的嚴肅認真，實在令人欽佩。如果概觀解放后十數年間，那就更不限于為《世界文學》翻譯與撰寫了，更重要的翻譯還有《列寧論文化與藝術》;他出版的詩集有《和平之路》、《友誼之歌》、《伏櫪集》、《蕭三詩選》，散文集有《人物與紀念》、《高爾基的美學觀》;另外，1954年就編寫成《毛澤東的青少年時代和初期革命活動》，1959——1961年又編注了《革命烈士詩抄》，并且他謝絕了每一次的編輯費，或將編輯費捐贈災區人民。蕭三的筆耕，可以說是勤奮而且銳利的。他的詩文，無論創作或翻譯，在題材內容上，同政治斗爭的配合都非常密切，具備著這樣三個特點：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的統一，現實生活和革命理想的統一，歌頌光明和暴露黑暗的統一。正如他自己所說，他從事文藝活動，就是用筆來參加革命的宣傳工作。

1962年9月的八屆十中全會以后， “左”傾錯誤的指導思想繼續有所發展，在意識形態領域，也對一些文藝作品，學術觀點和文藝界、學術界的一些代表人物進行了錯誤的、過火的政治批判。在對待知識分子問題、教育科學文化問題上發生了愈來愈“左”的偏差。從那時起，蕭三的日子就很不好過，一再受到不公正的批判，實際上停止了組織生活。就是在這樣艱難的歲月，詩人的隱憂和郁悶可以相見，但是卻從未流露過一點對黨的不滿。他高高揚起超越時代的頭顱、怒目注視著四海翻騰： “巴拿馬人民站起來了!發出雷鳴般的吼聲：不許那雙血淋淋的手，掐住太平洋大西洋的咽喉!”(《巴拿馬人民站起來了》);側耳傾聽著五洲震蕩： “黑人發出雷鳴般的怒吼;我們不是牛馬，我們是人!高舉我們鐵的拳頭，為自由平等，為徹底解放斗爭”。 (《美國黑人的斗爭》)。對于自己，也絲毫沒有喪失信心，總是孜孜不倦，向著既定目標前進： “活到老來學到老，改造到老唱到老。而今應改孔丘言，朝聞入夕當傳道”。 (《學習》)孔圣人講的是“朝聞道，夕死可矣”，蕭三則要“朝聞入夕當傳道”。《我雖老而殘》一詩，最足以表現這時期詩人的精神境界，詩云：

我雖老而殘，志意猶少壯。馬列毛思想，賦予我力量。卌年識所舊，此心坦蕩蕩。

也曾闖陣來，火影掠刀光。余生尚補拙，但求真理張。射擊慣遣小詩句，戰斗亦憑短文章。

合是螢火蟲，閃閃發微光。合是點滴水，匯入大海洋。任是中音或低音，都能參加大合唱。

生在大時代，赤心永不萎。道甚年齡不讓人?革命精神永不退。甘為孺子牛，鞠躬而盡瘁。

橫眉指千夫，辟邪伸正氣。任重而道遠，自強無止息。我雖老而殘，伏櫪思千里。……

詩人的抑郁和憤懣： “橫眉指千夫，辟邪伸正氣!”完全無自我， “但求真理張”。反躬自顧，則永遠是謙虛、質樸、堅定： “百事殘余無一成，位高俸厚愧良深。七十可以零開始，鞠躬盡瘁獻吾身”。這是詩人的《七十有感》，寫于1966年10月。這時大革文化命的鑼鼓已經響起來了。

1967年6月，蕭三和他夫人葉華，以莫須有罪名，被關入監獄。七年多，彼此不通音訊，不知下落。在這七年中，蕭三被迫停止了寫日記，更不用說詩文了。但是，禁止寫，不能禁止思維， “底事暮年鎖鐵窗，無端聲與名俱亡。一生戰斗虧功績，幾舉糊涂遭禍殃。革命遽成反革命，小題愛作大文章。如今一死鴻毛重，堅決斗爭上戰場”。這是1967年10月，七十一歲時，蕭三的《獄中詩》。在獄中， “人生經驗添豐富”，還在念念不忘“堅決斗爭上戰場”。本來嘛，在那幫妖肆虐的年月，無論牛棚，無論監獄，都莫非戰場。詩人于《七二年元旦》詩中說： “要繼續斗爭，沒時間感傷”;又說： “揮淚執戈上戰場，哀兵必勝請君看”。詩人堅信真理必然要勝利。

老驥不伏櫪，晚霞夕照明。在辛勤勞動和與疾病頑強斗爭中走完了他生命的最后歷程是第四個階段。

1974年秋，蕭三在獄中突患重病：哮喘、肺炎、休克，命在旦夕。也在病中的周恩來總理聞訊，立刻伸出援助的手，下令搶救，還派人把貴重應急藥品送去。蕭三在危急關頭得到了生機，驅走了死神的煎迫。隨后蕭三夫婦，戴著帽子，放出監獄， “群眾專政”監督看管。滿天陰霾重重，仍然沒有驅散。可是，詩人內心里在思考著什么呢? 1975年《有感》一詩透露了一點信息： “老當益壯面驕陽，烈火爐中煉素鋼。思想感情起變化，聰明愚蠢反尋常。從前涂抹兒多字，理應立刻焚燒光。《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學而不深不配寫文章。”七年多的鐵窗生活，鍛煉得更堅強了，增添了多少人生經驗，看透了多少險詐機關，管它什么濫加的“帽子”，管它什么監視的“眼睛”，詩人想的是怎樣從頭拿起筆來，寫出更有質量的新作品。

1976年1月8日清晨，收音機突然播出了沉重的哀樂。正在做每天例行的冷水浴的葉華，匆匆跑進房間，急切地問：“誰?” “周恩來……”。蕭三哭出了聲。葉華撲倒在丈夫胸前，她和他涕淚交流到一起。詩人《痛切悼念周恩來總理》：“你針鋒相對，嚴陣對敵，從來不拿原則去做交易。鄙視一小撮人類的渣滓、小丑，和國內外一切大大小小的走狗。”他歌頌這“一代巨人”， “降龍伏虎”， “拒絕和叛徒握手”， “仇恨那只骯臟的手”， “警惕那般狡猾的手!”詩作于1976年1月15日，這里只欠點出“王、張、江、姚，魑魅魍魎，嬌魔鬼怪，虎、豹、豺、狼”的名字來了。而日子是更加沉重了。在那難忘的1976年，天災人禍，紛至沓來，老一代革命家、黨和國家的領袖相繼去世，不禁令人憂心忡忡，顧慮再發生更大的動亂。但事出意料之外又實在意料之中，就在這“戰戰兢兢”、 “如焚如搗”的時日，撥開云霧，重見青天， “四人幫”被揪了出來。在人心大快，歡慶勝利聲中，蕭三高歌《除四害贊》、也加入了大合唱：

我站在叢中看萬花，/身心幸福實無涯。/就在我生日的那兩天，/“四人幫”給抓了!/反黨集團打垮了!/我老漢一高興，/八十復十八。/消息頃刻傳萬里，/普天之下笑哈哈。/嚴冬已過春風暖，/春光一片入萬家。

詩人象個天真的孩子，高興得非筆墨所能形容。他的全家和親朋好友，都為他額手稱慶，以為保留的問題很快就可以解決了。沒想到一等再等，杳無一點音訊，提出申訴，也如石沉大海;原來嚴冬雖已過，還有回春寒，正碰上兩年緋徊時期，康生的陰魂還沒有消散。詩人沐浴在陰霾一掃的陽光下，但頭上仍然被套著緊箍咒。1977年10月，蕭三的八十大壽，他給自己獻詩一首： “八十老翁何所求?緊箍咒里恨悠悠。無名悶棍千鈞重，何日輕裝慶自由?”不是駭怕什么緊箍咒，他是多么想盡快得到黨組織平反的結論，以便全力以赴地投身于粉碎“四人幫”以后的沸騰的政治生活，并從事多年來夢寐以求的文藝創造勞動。他有些等待的不耐煩了。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終于又一次掃除殘云剩霧。第二年即1979年9月，蕭三的冤案最后得到了徹底平反。在政治上獲得了新生，——象他自己所說的。這件大喜事，正好趕上他的八十三周歲誕辰，因作《八十三歲自壽》，歡欣鼓舞之情，溢于言表：

虛度年華八十三，私心當作三十八。莫道我欺人，一派胡說話。我亦非胡涂，忘記加減法。“掃除害人蟲”，意氣倍風發!

生平堅信仰;唯物辯證法。極目大宇宙，無極亦無涯。個人何渺小， 自大實堪嗟。

但如心宇廣，弱者能復強。自我改造日日新，重新作人非狂妄。再說老和少，主要看思想。老而富精神，物質添力量。

回首一生奮斗虧功績，周游世界留足跡。不肯故步自封作夜郎，從事文化交流尋友誼。有時心血來潮詩興發，不免伏案耗紙筆。歌唱出于不能已于言，自愧稱之為文藝。 “文藝座談會講話” “黨的文藝”勤學習。

無端打來一悶棍，無中生有，黑白是非曲直都攪混。十多年來鬼作怪，豐富人生經驗倒不壞。真理終于勝邪惡，屈死的英雄亦稱快!

我自己“三生有幸”，確實有三生，決心奮斗到終身。愿鼓那股勁，繼續干革命。東西南北中五方，處處時時是戰場。學會韌戰塹壕戰，理當革命加拚命。加磚添瓦不停步，點點滴滴匯入大海洋。實現四個現代化，長征路上躋富強。 “改造中國與世界”，年少曾存大希望。而今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前途多輝煌!徹底粉碎殘余“四人幫”!愿同庚共勉，愿老當益壯!

精神抖擻，興會淋漓，于自勵自勉中，回顧總結了一生，又瞻望堅定了前途： “前途多輝煌!”在這回顧與前瞻之際，更不禁聯想到大有知遇之恩的周恩來總理：“我歌三生有幸，我的確有三生。父母生我是第一生。我晚年急病，你指示：盡一切辦法搶救，為第二生。如今又回到了黨的懷抱，這是我的第三生。我必堅強生活下去，工作下去，不說別的，也為了報答你和黨的大德大恩!”(《痛切悼念周恩來總理》)。詩人又恢復了青春，真正把“八十三”當作“三十八”了。他反復吟誦著張志民的詩句： “筆——準許寫。口——準許張。屬于我們自己的，再不只是一腔怒火，熱淚兩行”。失而復得的自由，更覺得無限寶貴。不可抑制的詩興，象火山噴放般迸發。他為“文藝的春天也來到了”，而“潤筆生花”，而“心花怒放”。 (《歡呼》);在“一枚火箭三顆衛星上天”的時候，他想到正值“魯迅百歲”，于是為“大哉魯迅”而縱聲歌唱。(《紀念魯迅、學習魯迅》);他以真摯純樸的情誼懷念老柯： “人們聽見潮水漲，擂鼓響，這是你在朗誦自己的詩章。人們感覺得抑揚頓挫，氣勢磅礴，這是你在讀高爾基的《海燕》和《鷹之歌》。” (《喇叭·吶喊詩人柯仲平》);他虔誠地頌揚著“一顆巨大的心和高貴的靈魂”，把詩章《獻給宋慶齡同志》;他在“一代文學巨人辭別了人世”，而“痛心疾首，掩面而泣”時，來《痛悼茅盾同志》;他“當兄弟先后壯年去世，我禁不住淚下不止!”深感“人有盡時曲未終”，來《哭李季和郭小川同志》;他在歡迎女排的茶話會上朗誦《歡迎中國女排凱旋》;他以青少年蔥郁的鄉情和盛年壯游友誼來《為“新創作”題詞》，來《題朱子奇“春鳥集”》。……在這一兩年的期間，寫出這么多長長短短的詩篇，可真是“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筆意縱橫”啊!他編印和重新編印了詩集，《我沒有閑心》、《蕭三詩選》，還撰寫并發表了大量紀念文章和回憶錄，編印了《珍貴的紀念》;此外更編輯出版了《革命烈士詩抄續編》。同時，出席了全國文代會第四次會議，被攙扶上臺發了言;被推選擔任國際筆會中國筆會中心副會長;此外，他還盡可能參加一些有意義的社會活動，答復慕名求教的青年的來信，關心時事，認真學習黨的文件。他的這些勞作和活動，都是在病魔緊緊纏擾下進行的，有的詩文書信甚至是躺在醫院病床上執筆以至口授完成的。這要有多么大的堅強毅力，多么高的執著精神，簡直是在拚搏啊!

是的，在拚搏。 “我不想死!” “我死不了!”1982年10月，于幾度垂危，搶救過來之后，他還發出這樣充滿信心響亮的話。他不是“怕死”要“活命”，而是因為“還有許多工作要做呢!”到12月8日，北風怒吼，這是對氣管疾患者最不利的氣候，蕭三對黨陳述了內心的思緒，口授了一封給胡耀邦總書記的信。在報告了自己的病情，經過三次危機(腸胃出血、膀胱阻塞、血壓休克)，終又轉危為安，死而復生之后，信中寫道： “不知5月15日即將手術時(我當時不省人事)，您親臨病房，指示極力搶救，留下首都醫院三個專家負責，事后又多次詢問情況。我感受到您，感受到黨對我無微不至的關懷和溫暖，也無限慚愧，我要為黨做的事都沒有做完。我的詩文集特別是延安以來的日記還沒有理出頭緒。命在旦夕時，我不曾想到死;開始清醒時，我想到的第一件事，也是這批資料。我一定要把它奉獻給黨，決不能帶走。我為此同疾病奮戰，堅持自己的誓言：生命不息，戰斗不止。……趁我還有余力，還有記憶，請求您再幫助我一次：組織成幾個人的班子，加速完成上述資料整理工作，一旦此事告終，我死也瞑目。”人固有一死，這是萬古不變的規律。在隨時都可能走向死亡的頃刻，一個人的腦際在思考什么，在盤算什么，這是晚節的最終也是最嚴峻的考驗。蕭三沒有為個人和家庭的雜務瑣事囑咐過半個字。這封發自肺腑的信，再現了詩人的品格，感動了一切有感情的人，胡耀邦同志于當日就批準了他的要求，并向蕭三轉達了殷切的希望和關注。蕭三聽人念完了胡耀邦同志的批語，老淚縱橫，唇邊浮現出一絲笑意。一個人一生的宿愿是不可能很多的，短短幾十年，勞碌奔波，能干成幾件事呢?蕭三晚年的最后宿愿是整理一部陳年的日記。有人覺得怪，他們不能懂得它的價值和蕭三思念之所在。

更加遺憾的是，整理日記這件事，還是沒有來得及在蕭三有生之日完成，它留給我們繼續爬梳和鉆研吧。1983年2月4日9時55分，一顆赤子之心停止了跳動，中國共產黨黨員蕭三與世長辭了。

蕭三的追悼會，于1983年2月19日在北京中國政協禮堂舉行。追悼會由王震同志主持，胡喬木同志致悼詞。在悼詞中回顧蕭三的生平，介紹了他早年為黨工作的事績，贊揚他對中國無產階級文藝運動和世界各國人民的斗爭以及文化交流作出的貢獻。胡喬木說：“蕭三同志是中國人民和我們黨的忠實兒子，是世界進步人類的忠實朋友，他為中國人民革命事業和人類的進步事業奮斗了一生，鞠躬盡瘁，獻出了自己的一切。”又說： “蕭三同志的作品，充滿高度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精神，歌頌黨和黨的領袖，揭露國民黨反動派，反映了國內外人民的革命斗爭。他堅持文藝的革命性、戰斗性和群眾性，力求使文藝和革命血肉一體。”在悼念者的行列中，有黨和國家領導人，有曾與蕭三共事的同志，也有在華的許多國家的朋友，還有他的晚輩和詩友。1918年和他一道參加“新民學會”的李維漢感嘆地說： “蕭三當年立志為中華崛起而獻身，歷六十五年之風雨，終于實現了自己的誓言。”近年為蕭三整理文稿的同志默默地流淚了; “他離去了，留下245首長詩和短詩，100余萬言文稿，還有同樣多的譯文。在最后的歲月，只要稍微擺脫病魔的糾纏，他的第一個要求便是‘給我筆!’他的日記還待整理。他的一生正氣一部卷帙浩繁的革命史詩，將常留人間，光照千秋”。為逝者寫的一首首挽詩懸掛在政協禮堂大廳：胡喬木的《懷舊》，丁玲的《吊亡友蕭三同志》，還有艾青的，臧克家的朱子奇的……，治喪辦事處收到一封封唁電，寄自全國各地，包括他的故鄉和母校，也有從美國、英國、瑞典、西德、智利發來的。蘇聯駐華大使謝爾巴科夫參加了悼念活動，蘇聯駐華使館并贈送了花圈。蘇聯作家協會書記處發來了唁電。一位身處遠地的詩人的唁電這樣說： “早知會有這么一天，我的心仍然怦怦抖顫。您曾對我說過，我們首先是戰士，然后才是詩人;您曾對我說過，不以詩篇做生命，而以生命做詩篇;這些話我都已作為信條而寫進心里。您置身在先鋒隊列中，將與人民一道獲得永生。安息吧，蕭三同志!我們永遠懷念您!”

注釋

①“列寧學校”即前面說的“中山大學特別班”。

②《命該如此》全文,現在已尋見俄文本,并由高陶同志再譯為中文。

附錄 作家主要作品目錄

著作

《關于高爾基》,華北書店(山西) 1943年版。

《和平之路》,人民文學出版社1952年版。

《友誼之歌》,作家出版社1953年版。

《伏櫪集》,作家出版社1963年版。

《人物與紀念》,三聯書店1953年版。

《毛澤東同志的青少年時代和初期革命活動》,中國青年出版社1963年版。

《蕭三詩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年版;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珍貴的紀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蕭三文集》,新華出版社1983年版。

《我沒有閑心》,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毛澤東青少年時期的故事》,遼寧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翻譯

《馬門教授》(沃爾夫著),文林出版社1942年版。

《光榮》(古燮夫著),天下圖書公司1949年版。

《前線》(柯涅楚克著),新華書店發行1944年版;人民文學出版社1954年版。

編著

《高爾基心美學觀》,新文藝出版社1950年版。

《列寧論文藝》,中國青年出版社版。

《偉大的導師馬克思》,中國青年出版社版。

《革命烈士詩抄》,中國青年出版社1962年版。

在蘇聯出版的部分詩集、文集

《肖三詩選》( 1954年)。

《英勇的中國》(1938年)。

《為蘇維埃中國》(詩集1934年)

《中國不可戰勝》(文集1940年)。

《中國童話小說》(蕭三編1951年)。

《中國故事》(小說集1940年)。

《血書》(詩集1935年)。

《毛澤東朱德傳》( 1939年)。

《列寧頌》(1932年)。

《關于中國的故事》(蕭三、史沫特萊著1934年)。

《詩集》(1932年)。

《幾首詩》(1932年)。

《詩》(195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