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紅人物簡歷簡介,蕭紅文學代表作品介紹
“沒有風格的作家——等于沒有命中的箭。”
——(俄) П.А.維亞席姆斯基
一
蕭紅,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雖然算不上是一位“大”作家,但卻是一位獨具風格的作家。
她本名張迺瑩,1911年6月2日出生于黑龍江省呼蘭縣的一個地主家庭里。幼年喪母,父親張廷舉是一個冷酷的官僚,只有祖父張維禎給她疼愛和溫暖,并成了她的第一位啟蒙教師。1920年,在祖父的支持下,得以進入本縣南關小學讀書。1925年,又進入本縣第一女子高小讀書。這一年,她參加了本校支持“五卅”受難工人的募捐義演,在一出名叫《傲霜枝》的話劇中,飾演一個抗拒包辦婚姻的姑娘。1927年,離開故鄉呼蘭縣,進入哈爾濱市東省特別區立第一女子中學讀書,在此期間,對美術和文學發生了濃厚的興趣。1928年11月,參加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者修建吉敦鐵路的示威游行。1930年,祖父去世,在家中失去了唯一的保護人,父親即在繼母的調唆之下,為蕭紅訂下了一門親事,并與第一女中的校長串通一氣,取消了蕭紅在第一女中的學籍,被迫返回家里。
1930年,為了抗拒包辦的婚姻及家族的迫害,毅然離家出走,先從呼蘭縣逃至哈爾濱,再從哈爾濱逃至北京,開始過飄泊流浪的生活。1931年,家中為她包辦的那個未婚夫追至北京,在此人的誘騙之下,蕭紅與他同居,并于1932年回到哈爾濱,住在道外正陽十六道街的東興順旅館里。欠下了六百多元的食宿費之后,那個人借口回家取錢,從此一去不返,把即將臨盆的蕭紅遺棄在旅館里。旅館老板為了挽回經濟上的損失,準備把蕭紅賣到附近的妓院里去。在如此危急的情況下,得到了舒群、蕭軍等人的幫助。在松花江發大水的一片混亂中,蕭軍將蕭紅接出東興順旅館,送往市立第一醫院,生下了一個女孩。由于蕭紅產后病重,經濟困難,蕭軍遂將女孩送給他人。蕭紅逃出這家旅館后,與蕭軍同居,先住在道里十一道街一座白俄開設的歐羅巴旅館里,繼而遷至道里商市街二十五號大院的一間小房內,開始了貧窮但是相依為命的生活。
1933年,在東北進步作家的帶動和影響下,蕭紅開始從事文學創作活動,陸續在《大同報》的“大同俱樂部”及“夜哨”副刊上發表短篇小說、散文和詩,如短篇小說《棄兒》、《兩個青蛙》、 《小黑狗》、 《啞老人》、 《夜風》、《葉子》,散文《腿上的繃帶》、 《太太與西瓜》,詩《八月天》等。從創作技巧方面看,由于蕭紅還是一位十分年輕的初學寫作者,這些作品,在性格的塑造上,在情節的安排上,都流露出了作者在藝術上非常幼稚的地方,但是,從作家著眼的題材上,卻可看出她的創作態度是十分嚴肅的,由于接受的是左翼作家的影響,她一開始創作生涯,就把目光投向了廣大被奴役、被剝削的勞動人民。在《王阿嫂的死》里,她寫了一對雇農夫妻的遭遇。在《看風箏》里,她又寫了一個窮苦老雇工的遭遇。她深深地同情勞動人民遭受的苦難,她也興奮地看到了他們的覺醒和斗爭。在《夜風》里,她就寫了牧童長青和他的媽媽,被地主逼迫得走投無路,不得不起來參加暴動的故事。這位年僅二十二歲的初學寫作的女作家,在這些作品里,表現出了她對社會問題的關注和對勞苦大眾的同情。1934年10月,蕭紅將自己的五篇短篇小說(《王阿嫂的死》、《廣告副手》、《小黑狗》、《看風箏》、《夜風》)與蕭軍的六篇短篇小說,合編成小說集《跋涉》,在舒群等友人的幫助下,自費由哈爾濱五畫印刷社出版。
1934年6月,由于受到日本帝國主義勢力的威協,蕭紅與蕭軍離開哈爾濱,經大連,至青島,住在觀象山下觀象1路1號的一座兩層小樓房里,與舒群為鄰。在這里,九月,寫完了長篇小說《生死場》。
這部小說的構思開始于哈爾濱時期,前半部的片斷曾于1934年的四月至六月在哈爾濱《國際協報》的《文藝》周刊連載。全書共有十七節,在第一節《麥場》至第十節《十年》里,作者用充滿了感情的筆調,描寫了東北農民貧苦無告的生活。他們身受地主階級的殘酷壓榨,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天都是背向藍天,臉朝黃土,辛勤操勞,累彎了腰,累跛了腿,還是得不到溫飽,受著饑餓和疾病的煎熬,在這種牛馬不如的生活中,有的婦女生下來的孩子也是畸形的。蕭紅用女性作者的細致的觀察,生動地寫出了幾個農婦的悲慘命運。女主人公貧農王婆,是一個飽受磨難的老婦人,她的第一個丈夫虐待她,后來干脆拋棄了她和孩子,獨自跑進關內去了。她為了生存,不得不嫁給第二個丈夫,這個丈夫卻貧病而死。她又不得不嫁給第三個丈夫老趙三。在她老年的時候,兒子因為反抗官府,被反動政權槍斃了,她覺得生活無望,憤而自殺,可是在將要埋葬的時候,又活轉過來了。另一個貧農家的少女金枝,她只有十七歲,像所有的年輕人一樣,夢想著青春和幸福。但生活給她帶來的是什么呢?情人是一個粗暴的人,她還沒有過門就懷了孕,受到母親和同村婦女們冷言冷語的嘲諷。嫁過去之后,丈夫嫌她和剛出生的女兒拖累自己,竟把不滿一個月的小金枝活活摔死了。還有一個貧農家的少婦月英,本來是村里最美麗、性情最溫和的婦女,因為患了癱病,成了丈夫的累贅,不給她飯吃,不給她水喝,下身腐爛了、生了蛆蟲,整天不停地呻吟、哭叫,就這樣活活地爛死了。作者通過對她筆下的三個人物的命運的描寫,把北方貧苦婦女的悲慘遭遇展現在讀者的面前,啟發讀者去憎恨黑暗的現實社會。第十一節“年盤轉動了”至第十七節“不健全的腿”,寫的是“九一八”事變后,宣傳“王道”的日本軍隊的鐵蹄,踏進了這個小小的村莊。受著地主階級殘酷壓榨的廣大農民身上,又直接地壓上了一座帝國主義的大山。是馴服地作亡國奴,被殺害、被擄掠、被強奸呢,還是挺身而起,進行反抗呢?在作品的后半部,蕭紅運用一般女性作者難于駕馭的雄健的筆鋒,描寫了這些被壓迫的農民、逐步走向覺醒,起來斗爭的故事。他們的親人被槍殺了,他們的鄰人被擄走了,村中的寡婦多起來了,婦女們被奸污了,連雞都搶得不剩一只了。就是這些受苦受難的農民,他們白天看著宣傳“王道”的破旗,夜里秘密地組織起來。多災多難的王婆倔強地站起來了,她在窗外給秘密團體站崗放哨。趙三成了義勇軍的秘密宣傳員, 白天黑夜地走門串戶。東村的一個寡婦把孩子送回娘家投奔義勇軍去了。就連那個膽小怕事、一輩子守著一只心愛的山羊過日子的跛足二里半,也告別了老山羊,跟著頭領參加義勇軍去了。作者用了不少篇幅,描繪了人民宣誓的日子,用悲愴的氣氛,烘托出了人民要求抗戰到底的決心。
《生死場》是三十年代最早出現的抗日小說之一。它的出版,是魯迅先生關懷和幫助的結果。1934年10月初,住在青島的蕭軍,開始給住在上海的魯迅先生寫信。10月底,因為好友舒群被捕,兩蕭倉促離開青島至上海。在拉都路福顯坊的一個亭子間里住下后,與魯迅先生開始了頻繁的通信往來。11月30日,蕭軍、蕭紅在內山書店第一次與魯迅先生會面。之后,蕭紅的創作、生活等事宜,就都得到了魯迅先生的關懷和幫助。蕭紅把《生死場》的手稿交給了魯迅,魯迅先生認真地對此稿進行了修改之后,又及時地介紹給黃源,建議在生活書店出版的《文學》雜志上發表。但是,國民黨統治下的舊中國書報檢查制度極其嚴格, 《文學》雜志雖然愿意發表,還必須先送到控制文化的官僚衙門——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書報檢查委員會去審查。這些文化刀斧手們,在把書稿扣壓了半年之后,結論是:不準出版。他們對侵略者奴顏婢膝,對自己的同胞和進步作家卻露出如此專橫兇惡的咀臉,他們的行徑,激起了魯迅的憤怒。為了支持反映抗日斗爭的文學作品出世,在魯迅的安排下,《生死場》終于作為“奴隸叢書”之三,于1935年12月, 由上海容光書局出版,并親自為它寫了序言。蕭紅自己為書皮作了一幅封面畫,畫的是一幅中華民族的版圖,在東北三省部份被一條直線粗暴地截開,宛如一支利斧劈斷了一樣,象征著東北三省正在遭受日本侵略者的蹂躪與摧殘。
從寫作技巧方面看, 《生死場》雖然比幾年前在哈爾濱創作的短篇小說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也還存在著明顯的不足,正如魯迅先生在《蕭紅作〈生死場〉序》里很委婉地指出的: “敘事和寫景,勝于人物的描寫”,除去人物性格不夠鮮明之外,結構有時也顯得松散和不完整。但是,這部年輕的東北流亡作家創作的作品,卻填補了當時上海文壇抗日題材小說的空白,它使上海及大后方的讀者們,了解到了東北人民的苦難與斗爭。正如魯迅所指出的: “北方人民的對于生的堅強,對于死的掙扎,卻往往已經力透紙背”(魯迅《蕭紅作〈生死場〉序》)。每一位熱愛祖國的讀者,讀了它,都會對東北同胞產生深切的同情,同時產生一種奮起斗爭的愿望。正因為如此,這部抗日小說一出版,就立刻引起了廣泛的注意和轟動。正如許廣平后來所說的:《生死場》的出版, “給上海文壇一個不小的新奇與驚動,因為是那么雄厚和堅定,是血淋淋的現實縮影。而手法的生動, 《生死場》似乎比《八月的鄉村》更覺得成熟些,每逢和朋友談起,總聽到魯迅先生的推薦,認為在寫作前途上看起來,蕭紅先生是更有希望的。”(許廣平《追憶蕭紅》)在藝術手法上, 《生死場》也別具一格,雖然它有上述的不足,卻也有著自己的特色:它以“女性作者的細致的觀察和越軌的筆致”(魯迅《蕭紅作〈生死場〉序》),運用類似散文那樣鋪開的寫法,在筆法上顯得從容不迫,瀟灑自如,然而同時它又有一根貫串其中的線索,引導著故事情節的發展和人物性格的展開。這就形成了蕭紅小說的獨特的藝術風格。
上面說過, 《生死場》完稿后,曾經送到國民黨中宣部書報檢查委員會去審查。在等待審查的過程中,在魯迅先生的安慰與鼓勵下,1935年1月,蕭紅又寫出了短篇小說《小六》,5月,完成了散文集《商市街》,在寫作《商市街》的前后,又寫出了《過夜》、《初冬》等散文。在短篇小說《小六》中,蕭紅向讀者講述了一個貧苦的孩子小六的故事,從這篇小說的題材看,蕭紅仍然沿著她早期開辟的創作道路,嚴肅地前進著。小六和雙親過著窮困的生活,被生活的重擔壓得喘不過氣來的父親,經常用毆打妻子的方式來發泄心中的郁悶,小六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中,他的心情黯淡而絕望。蕭紅的字里行間,對這個受苦受難的孩子,懷著敏感的同情。連魯迅都稱贊這篇小說道: “充滿著熱情,和只玩些技巧的所謂(作家)的作品大兩樣。”(魯迅1935年2月9日致蕭軍、蕭紅信)
《商市街》是一部自傳型的抒情散文集。在她寫作這部抒情散文集的時候,她和蕭軍在魯迅先生的幫助和接濟下,已經開始過上了比較安定的生活。在這種情況下,她又回憶起了她與蕭軍在哈爾濱時期度過的那段窮困艱苦但是趣味盎然的生活。散文集《商市街》共收散文四十一篇,內容全都是她與蕭軍兩人在哈爾濱那段生活的實錄。她以女性作者特有的敏銳、細膩的心理,重新感受這種生活的種種細枝末節所帶給她的苦痛和歡樂。她以一種十分動人的坦誠的態度,敘述了她對于饑餓、寒冷、貧窮的感受與忍耐,她在無計可施的情況下所感覺到的孤獨、憤恨和無聊,以及她的可悲的處境在她精神上刻下的傷痕和影響。她在描繪自己處境難堪的時候,往往是用內心感受來表現,因而常常揪緊讀者的心弦。比如她在很多篇章中,都有對于饑餓的描寫,她在哈爾濱的流浪生活中,長期受到饑餓的威脅。在《提籃者》這篇散文中,她寫了一個提籃賣面包的人對她產生的誘惑,她寫了“帶來誘人的麥香”的面包怎樣吸引她,但是“擠滿面包的大籃子又等在過道,我始終沒推開門,門外有別人在買,即是不開門我也好象嗅到麥香。對面包我害怕起來,不是我想吃面包,怕是面包要吞了我。”在《餓》這篇散文里,她甚至寫到饑餓得實在難以忍耐的時候,想要去偷, “肚子好象被踢打放了氣的皮球”,她對著空蕩蕩的屋子,發出了“我拿什么來喂肚子呢?桌子可以吃嗎?草褥子可以吃嗎?”這類令人膽寒的疑問,這種構思,真是奇特又有新意。在此前后寫作的散文《過夜》和《初冬》,也是蕭紅過去生活的實錄,寫的是她與蕭軍在邂逅之前,度過的那段孤苦流浪的日子。她回憶了那段痛苦的境遇,以及她在那段難堪的生活經歷中感覺到的孤苦與寂寞。這些自傳性的、抒情性的散文,是蕭紅作品中寫得最為成功的篇章。
魯迅先生不僅支持蕭紅出版著作,待這些作品出版之后,還把蕭紅這位年輕的女作家,介紹給了外國的進步文化人士。正如許廣平后來在《追憶蕭紅》一文里所記述的那樣:
“人每當患難的時候遇到具有正義感的人是很容易一見如故的。況以魯迅先生的豐富的熱情和對文人遭遇壓迫的不平,更加速兩者間的融洽。為了使旅人減低些哀愁,自然魯迅先生應該盡最大的力量使有為的人不致頹唐無助。所以除了撥出許多時間來和蕭紅先生等通訊之外,更多方設法給他們介紹出版,因此蕭紅先生等的稿子不但給介紹到當時由陳望道先生主編的《太白》,也還介紹給鄭振鐸先生編的《文學》,有時還代轉到良友公司的趙家璧先生那里去。總之是千方百計給這些新來者以溫暖,而且還盡其可能給介紹到外國。那時美國很有人歡迎中國新作家的作品,似乎是史沫特萊女士也是熱心幫助者,魯迅先生特地介紹他們相見了。在日本方面,剛巧鹿地亙先生初到上海,他是東京帝大漢文學系畢業的,對中國文學頗為了解,同時也為了生活,通過內山先生的介紹,魯迅先生幫助他把中國作家的東西,譯成日文,交給日本的改造社出版,因此蕭紅先生的作品,也曾經介紹過給鹿地先生的。從這里我們可以得知蕭紅先生的寫作能力的確不錯,而魯迅先生的無分成名與否的對作家的一視同仁也是使得許多青年和他起著共鳴作用的重要因素。”
在魯迅先生的幫助下,蕭紅步入了上海的文壇。創作也如山中瀑布,奔瀉而來。在此之后,蕭紅發表了不少散文和小說。如散文《索菲亞的愁苦》,短篇小說《手》、《馬房之夜》,等等。《馬房之夜》是蕭紅所作的短篇小說中唯一沒有收進集子的作品,但卻是最早被譯成外國文字的作品,它1936年5月發表于上海的《作家》雜志,1937年就被翻譯成日文,發表在11月的《文藝》雜志上,1941年又被斯諾前妻海倫·福斯特(署的是筆名尼姆·威爾士)與另一位姓名不詳的人(署名是縮寫)翻譯成英語,發表在9月號的《亞細亞》月刊上。這也是較早介紹給外國讀者的中國現代文學作品之一。
1935和1936這兩年,對蕭紅來說,是創作上豐收的兩年,也是她異常快樂的兩年。但是,歡樂的情緒沒有持續多久,在1936年初, 由于個人感情方面的原因,蕭紅的情緒開始變壞,她在寫作散文和小說之余,開始像記日記一樣地,寫了一組名為《苦懷》的組詩。這組詩共十一首,因為是給自己看的,所以在她生前從未發表過。這些詩像她的許多散文一樣,寫的都是作者內心的感受,如泣如訴,把她當時那種失望、苦痛、郁悶、煩惱的心情,記錄得清清楚楚。在極度苦悶的心情指使下,蕭紅于1936年夏天只身東渡日本。臨行前,七月十五日,發著燒的魯迅先生,設家宴為蕭紅餞行,許廣平親自下廚房燒菜。這一次相聚,就成了蕭紅與魯迅先生的永訣。
到了東京之后,蕭紅的精神仍然不好,身體狀況也開始變壞。她開始失眠,發燒,頭痛,肚子痛,骨節酸痛,疲乏,心緒不寧。在這種情況下,她繼續寫作,寫出了短篇小說《王四的故事》、 《紅的果園》、 《牛車上》,以及散文《孤獨的生活》與《家族以外的人》。《家族以外的人》是一篇優秀的散文,寫的是蕭紅童年時代的熟人有二伯,此人是她家的遠親,又是她家的老雇工。雖然蕭紅小說中的人物,性格刻畫得常常不夠鮮明,但是,從這篇散文中看到,蕭紅似乎又是一個描寫性格的能手。她為讀者刻畫了一個既自尊又自卑,既善良、怯懦又固執、懶惰,處境既可笑又可憐,有點類似阿Q又與阿Q有明顯不同的,北方貧苦農民的典型形象。這個人物為何能夠塑造得栩栩如生?為什么蕭紅寫這類作品時如此流暢,使你感覺不到象她寫《生死場》或其他小說時帶有的那種“吃力感”?因為這個有二伯是蕭紅自小與之朝夕相伴的一個家人,他與蕭紅童年生活中的許多經歷關系密切,這一老一小之間感情很好,蕭紅成名之后,對他仍然懷有眷戀的溫情,所以能在一篇散文里,塑造出一個性格鮮明的人物形象。而短篇小說《王四的故事》,題材雖與散文《家族以外的人》相近,寫的也是一個老雇工的遭遇,但是這個小說人物的性格,就遠不如那個散文人物的性格鮮明。而《紅的果園》和《牛車上》,似乎也仍存在著蕭紅早期小說中那種結構不夠完整的缺點。由上述兩篇優秀散文與三篇不甚成功的小說結集而成的散文、短篇小說集《牛車上》,在蕭紅回到祖國之后,于1937年5月出版。而當蕭紅正在東京寫作上述這些作品的時候,她的另一本由過去寫成的十三篇散文與短篇小說結集而成的散文、短篇小說合集《橋》,已于1936年11月在祖國的上海出版了。
1936年10月21日,蕭紅在東京得知了魯迅逝世的消息,悲痛萬分。為此,寫出了散文《海外的悲悼》。因為日本帝國主義者加緊了侵略中國的步伐,1937年1月,蕭紅從東京啟程,返回祖國。回國前夕,于1月3日在東京寫完組詩《沙粒》。這組詩共有三十六首,像組詩《苦杯》一樣,寫的也是她本人的孤獨與郁悶的心境,所不同的只是,組詩《沙粒》在蕭紅回國后不久,就在雜志上與讀者見面了。除去《沙粒》之外,蕭紅還發表了詩作《拜墓詩——為魯迅先生》。蕭紅一生寫詩不多,而以散文及散文化的小說見長,但是,從她的為數不多的詩作里,可以看出:蕭紅的詩象她的散文一樣,也帶著明顯的自傳性與抒情性,主要是抒發自己內心的感受。蕭紅自己,把《苦杯》、《沙粒》、《拜墓詩》以及《可紀念的楓葉》、《偶然想起》、《靜》、《栽花》、《公園》、《春曲》組詩(共六首)、《一粒土泥》等共六十首詩,抄寫成《蕭紅自集詩稿》手抄本,珍藏起來。此手稿本原來存在許廣平先生手里,后由許廣平轉交給魯迅博物館,直到1980年,才由魯迅博物館的同志將它們公布于世。
回到祖國之后,蕭紅的心緒仍然不見好轉,她無法排解自己苦悶的心情。1937年4月,她又只身北上。先在老友李潔吾夫婦家里借住了幾天,后又搬到了位于米市大街的青年會女子公寓。只身在京,她仍感到孤獨與寂寞,她這樣形容自己的心情: “就象被浸在毒汁里那么黑暗,浸得久了,或者……會被淹死的。”《(蕭紅致蕭軍信》)
1937年5月12日,蕭軍給蕭紅寫了一封信,說他身體欠佳,請求蕭紅束裝回滬。蕭紅接到這封信后,就立即離京返滬了。這一次,蕭紅同樣沒能在上海安定地生活多久。戰爭形勢發生了急劇的變化。8月13日, 日本侵略軍進攻上海。從此之后,天空中就經常飛滿狂嘯著的日本轟炸機,地面上也經常出現狂吼著的日本機關槍。她就在這種環境中,寫出了散文《失眠之夜》、《天空的點綴》。這是兩篇記述性的散文,前者記錄了她與蕭軍在日軍占領了上海之后,夜不能寐,思念故鄉的情景;后者記錄了日軍飛機對上海狂轟濫炸的罪行。寫法一般,比起她的某些優秀散文來,略顯遜色。
10月份,蕭紅和蕭軍跟隨上海的文化人,撤退到武漢,住在武昌水陸前街小金龍巷21號蔣錫金家里。在武漢,她與胡風、蕭軍、端木蕻良等人一起,創辦了《七月》。她為《七月》寫作了《小生命和戰士》、《火線外(二章)》、《一條鐵路底完成》、《一九二九年底愚昧》等散文,并寫作了她一生中唯一的一篇評論性質的文章《〈大地的女兒〉與〈動亂時代〉》。這篇文章是對美國女作家史沫特萊和德國女作家麗洛琳克的兩本自傳體小說的評論,從這篇文章里看出:這位擅長寫作抒情散文的女作家,是極不擅長寫作評論文章的。
1938年1月,應李公樸先生之邀,蕭紅與蕭軍、端木蕻良等人,相繼從武漢到達山西臨汾,在“民族革命大學”任教。在此期間,寫作了散文《記鹿地夫婦》。
2月, 日軍逼近臨汾, “民族革命大學”準備撤退。蕭軍準備與學校一齊撤退,必要時和學生一塊兒打游擊;蕭紅則主張仍然從事寫作。由于雙方意見分歧,爭執不下,蕭軍留在了臨汾,而蕭紅則隨同丁玲率領的“西北戰地服務團”,取道風陵渡,乘火車去西安。在火車上,蕭紅與塞克、端木蕻良、聶紺弩合作,創作了描寫山西農民進行抗日斗爭的三幕話劇劇本《突擊》。這是蕭紅第一次參加寫作劇本。該劇3月16日開始在西安易俗社演出。3月26日,重慶《新華日報》刊登了關于西北戰地服務團以及丁玲、塞克、聶紺弩、端木蕻良、蕭紅等人在西安活動的情況,并介紹了《突擊》的劇情以及《突擊》演出的情況。
二
1938年的初夏,蕭紅寄居在“西北戰地服務團”時,蕭軍也從臨汾輾轉來到了西安。他們決定分手。蕭紅離開了同居六年的蕭軍,與端木蕻良雙雙回到了武漢,舉行婚禮。返回武漢之后,蕭紅寫作了散文《無題》、《寄東北流亡者》,短篇小說《黃河》、《汾河的圓月》,等等。
9月,日軍又逼近武漢。這時的蕭紅,正懷著蕭軍留下的孩子。她撤離武漢西行,先住在江津羅烽、白朗的家里,生下了一個沒有生命的死嬰之后,又離開江津,到達重慶。先住在歌樂山上的一座名叫云頂寺的旅館里,后搬入重慶郊區北碚復旦大學教員宿舍。在此期間,寫作了幾篇回憶魯迅先生的散文(如《魯迅先生記(一)》、《魯迅先生記(二)》、《回憶魯迅先生》等)和其他題材的散文,如《我之讀世界語》、《牙粉醫病法》、《滑竿》、《林小二》、《長安寺》、《放火者》、《花狗》、《茶食店》,以及短篇小說《朦朧的期待》、 《孩子的講演》、 《逃難》、 《曠野的呼喊》、 《黃河》、 《蓮花池》、《山下》,等等。這七篇短篇小說,從藝術技巧方面看,與過去的短篇小說相比,看不出有什么明顯的長進。從題材方面看,倒是可以看出,女作家蕭紅,仍然是沿著同情勞動人民的這條道路前進。值得一提的是,在蕭紅的筆下,開始出現了像《逃難》這樣的諷刺小說,諷刺的對象,就是知識分子何南生,他本是一個懶漢加懦夫,卻在學生面前裝出一副英雄的模樣,一方面背地里哀嘆“到時候可怎么辦哪”,一方面公開發表“與此地共存亡”的激昂慷慨的講演。這七篇后來結成短篇小說集《朦朧的期待》,于1940年出版。
她那幾篇回憶魯迅先生的散文,是蕭紅作品中最為光輝的篇章。在蕭紅短促的一生中,可以毫不夸張地說,與魯迅相處的日子,是她坎坷不幸的一生中,少有的閃爍著燦爛陽光的日子。因此,她對魯迅先生一直懷著深沉的崇敬與感激之情。魯迅先生的早逝,對她是一個沉重的打擊,給她留下了難以消除的悲痛。她下決心要描繪魯迅先生的形象與音容。她在字里行間,都流露出了對于魯迅先生的深深的崇敬與感激。她還運用了自己善于機敏地捕捉細節的特長,充分地施展出了女性作者細膩、清新的筆調,為讀者刻畫出了一個特別富有人情味的魯迅先生的形象。蕭紅曾經常出入于魯迅先生的家中, 她用自的筆,把讀者輕輕地領進了魯迅家敞開的大門,讓讀者看到了魯迅家庭的和諧、樸素的生活。她細膩地描繪了魯迅、許廣平、海嬰一家生活起居的習慣,魯迅先生飲食的愛好、衣著的怪癖、工作的勞累、臨終前的病容,以及許廣平先生的操勞,海嬰的頑皮,甚至描繪了兩位年老保姆與日本醫生的面影,她還細致地描繪了客廳、臥室的陳設,一草一木的姿態,以及她與魯迅全家之間的感情。在蕭紅的筆下,魯迅不僅是一個偉大的思想家,他還是一個和藹寬厚的老人;他不僅是中國文化界的思想領袖,他還是一個美滿家庭的家長,一個尊重妻子的好丈夫,一個了解兒子的好父親,一個辛勤培植晚輩作家的情義深重的慈祥寬厚的長者。蕭紅這些回憶魯迅先生的文章,非常富有女性作家的特點,比起其他一些紀念魯迅先生的文章來,特別具有清新雋永的藝術風格。
1940年1月,蕭紅與端木蕻良從重慶到香港,住在九龍尖沙咀樂道八號。這時的蕭紅,病體已經很衰弱,患著肺結核,經常咳嗽,頭痛,失眠,精神上也仍然感到郁悶和煩惱。在這種情況下,她除去參加了香港文化界紀念魯迅先生六十歲誕辰的活動,并為這個活動撰寫了啞劇劇本《民族魂魯迅》之外,大部分時間,都是躲在家里,躺在病床上。在香港期間,她創作了兩部長篇小說《呼蘭河傳》和《馬伯樂》,一部中篇小說《小城三月》,還有散文《給流亡異地的東北同胞書》、《九一八致弟弟書》,短篇小說《北中國》等等。
《呼蘭河傳》是作者在閱歷了人生之后寫的一本童年回憶錄。她在這部長篇小說里,不僅以樸實細膩的筆法,描繪了她本人的童年生活,而且也真實生動地勾勒出了她故鄉人民的生活場景。她用素描的手法,樸素地描繪出了東北農村那種富有地方色彩的風俗畫。她鞭笞了那些愚昧保守但又自得其樂的農民身上的弱點,她歌頌了他們之中那些勇敢善良、追求自己幸福的人們。除此之外,她還毫不留情地描繪了我國農村由于長期受到封建主義思想的統治,而造成的種種弊病;那就是盲目地反對革新和大多數人的甘愿當看客,以及喜歡虐待違反傳統習慣的人與事,非常輕視做人的基本權利而可笑地敬鬼神。她一方面描繪出了這種令人窒息的生活,另方面又留戀自己記憶中的童年,對兒時的生活流露出了一種牧歌式的情調。這是一本具有獨特的思想風格與藝術風格的作品,它是一部散文化的小說,正像茅盾先生在《蕭紅的小說·呼蘭河傳》一文里說過的那樣:
“也許有人會覺得《呼蘭河傳》不是一本小說。
他們也許會這樣說:沒有貫串全書的線索,故事和人物都是零零碎碎,都是片段的,不是整個的有機體。
也許又有人覺得《呼蘭河傳》好象是自傳,卻又不完全象自傳。
但是我卻覺得正因其不完全象自傳,所以更好,更有意義。
而且我們不也可以說:要點不在《呼蘭河傳》不象是一部嚴格意義的小說,而在它于這‘不象’之外,還有些別的東西——一些比‘象’一部小說更為‘誘人’些的東西:它是一篇敘事詩,一幅多彩的風土畫,一串凄婉的歌謠。”<
>這部具有獨特的藝術風格的長篇小說,是蕭紅作品中最成功的篇章,也是對她思想、創作的一個總結。
另一部長篇小說《馬伯樂》,可以說是短篇小說《逃難》的續篇,這也是一部諷刺小說,主人公知識分子馬伯樂,是一個空虛飄浮、裝腔作勢的家伙,蕭紅通過這個人物,嘲笑了部分中國知識分子身上存在的弱點。
中篇小說《小城三月》則是一部引人注目的作品。這篇小說描繪的是作者早年的生活,字里行間流露出來的那種懷念故家的情調,非常地引人注目。過去被蕭紅寫得非常冷酷的父親,以及由于兇惡、陰險,而被蕭紅鄙視、害怕并且深惡痛絕的繼母、伯父等人物,在這篇作品里,卻被蕭紅例外地罩上了一層相當富有人情味的光彩,這種調子與她過去那些帶著自傳性的作品相比較,格調明顯地不同,這是她的唯一美化自己家庭的作品。這個現象清楚地反襯出了蕭紅當時的心情。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 日軍占領了香港和九龍。重病的蕭紅,陷落在九龍。先后躲避在香港聯合道七號周鯨文家、雪廠街思豪酒店、斯丹利街時代書店宿舍等地方。12月25日,香港總督宣布向日軍投降。在一片混亂中,蕭紅又先后被送入養和醫院、一所法國病院和圣士提凡女校改成的臨時醫院。不堪顛沛流離之苦的女作家,終于在1942年1月22日,在最后這所臨時醫院里逝世。這時,她只有三十一歲。
蕭紅,這位自傳型的、抒情型的女作家,一直沿著反封建的思想道路前進,她用自己那些具有獨特風格的優美散文及散文化的小說,豐富了我國現代文壇的花苑。雖然她不是一位大作家,但卻是值得我們紀念的一位有風格的女作家。
注釋
附錄一 蕭紅主要作品簡目:
《跋涉》,悄吟(蕭紅)、三郎(蕭軍)合著,哈爾濱五畫印刷社1933年10月出版。集中收蕭紅小詩《春曲》及短篇小說五篇。
《生死場》(長篇小說),上海容光書局1935年12月出版。
《商市街》(散文集),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8月出版。
《橋》(散文、短篇小說集),署名悄吟,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11月出版。
《牛車上》(散文、短篇小說集),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7年5月出版。
《曠野的呼喊》(短篇小說集),桂林上海雜志公司1940年3月出版。
《蕭紅散文》,重慶大時代書局1940年6月出版。
《回憶魯迅先生》,重慶生活書店1940年7月出版。
《馬伯樂》(長篇小說),重慶大時代書局1941年1月出版。
《呼蘭河傳》(長篇小說),桂林上海雜志公司1941年出版。
《小城三月》(中篇小說),初版本未見,香港海洋書屋1948年再版。
附錄二 蕭紅研究資料簡目:
魯迅《蕭紅作〈生死場〉序》,載《生死場》初版。
胡風《〈生死場〉讀后記》,載《生死場》初版。
霞《讀〈商市街〉》,載1936年11月6日《大晚報》“每周文壇”副刊。
谷虹《呼蘭河傳》,載1941年10月25日《現代文藝》月刊第4卷第1期。
蕭軍《文學常識三講》,載1942年6月15日延安《文藝月報》第15期“紀念蕭紅逝世特輯”。
麥青《蕭紅的〈呼蘭河傳〉》,載1942年10月10日出版的桂林《青年文藝》第1卷第1期。
石懷池《論蕭紅》,載1945年上海耕耘出版社出版的《石懷池文學論文集》。
駱賓基《蕭紅小論——紀念蕭紅逝世四周年》,載1946年1月22日重慶《新華日報》。
茅盾《蕭紅的小說·呼蘭河傳》,連載于1946年12月6日《東北民報》文藝副刊第11期“紀念蕭紅專頁”及12月11日文藝副刊第12期。
德容《蕭紅著〈呼蘭河傳〉》,載1947年7月20日出版的《婦女》第2卷第4期,上海中華基督教女青年會主編。
北雁《丁玲與蕭紅》,1948年6月1日《青年知識》第34期。
葛琴《評蕭紅〈黑夜〉》,載1948年香港文化供應社出版的《散文選》。
曹聚仁《談抗戰文藝的風格——兼論蕭紅的小說》,載1957年8月3日香港《文匯報》。
阮郎《馬伯樂往何處去》,載1957年8月3日香港《文匯報》。處上
雙翼《讀〈生死場〉小感》,載1958年8月3日香港《文匯報》。
高朗《在風暴中歌唱的云雀——蕭紅和她的書》,載1957年8月4日香港《文匯報》。
欣知《蕭紅與繪畫》,載1962年11月30日香港《新民晚報》。
辛知《蕭紅的〈跋涉〉》,載1963年9月24日香港《新民晚報》。
立間祥介(日本)《論蕭紅》,載1970年4月日本平凡社出版的《中國革命和文學》。
舒年《蕭紅三部》,連載于1970年4月10日、17日、24日香港《中報周刊》。
許定銘《論蕭紅及其作品》,載1972年8月1日出版的香港《文壇》第329號。
李輝英《有關蕭紅田軍的文章》,載1973年7月16日香港《明報》。
葉德星《質疑·指正·兩蕭》,載1973年7月24日香港《明報》。
余惠《來自呼蘭河畔的蕭紅》,載1976年2月出版的香港《海洋文藝》第3卷2期。
葛浩文(美國)《一本失落的書》,載1976年4月29日香港《明報》。
裘昌《讀蕭紅的〈長安寺〉》,載1976年6月1日《星島日報》。
林國光《蕭紅的〈呼蘭河傳〉》,載1977年2月15日《時代青年》85期。
司馬長風《〈呼蘭河傳〉的個性》,載1977年3月27日香港《明報》。
也斯《蕭紅短篇中的幾個女性:談〈小城三月〉等的幾個人物塑造》,載1977年12月出版的香港《象牙塔外》第21期。
劉以鬯《蕭紅的〈馬伯樂〉續稿》,載1977年12月出版的《明報月刊》第12卷第12期。
小藍《被壓抑的春天——蕭紅的〈小城三月〉》,載1978年3月15日出版的《大姆指半月刊》75期。
陳隄《蕭紅的早期文學創作》,載1979年1月出版的《黑龍江大學學報》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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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時《蕭紅的詩》,載1979年7月出版的香港《海洋文藝》第6卷第7期。
丁言昭《〈生死場〉版本考》,載1979年9月10日出版的《文藝百家》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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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錦(臺灣)《論〈呼蘭河傳〉》,臺灣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0年7月出版。
許定銘《關于蕭紅的〈曠野的呼喊〉》,載1980年8月12日香港《明報》。
呂福堂《有關〈蕭紅自集詩稿〉的一些情況》,(附《蕭紅自集詩稿》)載1980年10月出版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0年第3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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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金城《蕭紅與〈夜哨〉》,載1981年2月22日《吉林日報》。
華銘《論蕭紅的文學道路》,載1981年第4期《遼寧師范學院學報》。
平石淑子(日本)《蕭紅〈生死場〉論》,載1981年4月出版的御茶之水女子大學《人間文化研究年報》。
李熏風《不以詩名,別具詩心——談作為詩人的蕭紅》,載1981年第5期《學習與探索》。
劉樹聲《談蕭紅的〈商市街〉》,載1981年6月號《哈爾濱文藝》。
鐘汝霖《蕭紅的十年文學道路》,載1981年第5期《北方論叢》。
孫犁《讀蕭紅作品札記》,載1981年第6期《大地》。
邢富君、陸文采《農民對命運掙扎的鄉土文學——〈生死場〉再評價》,載1982年第1期《北方論叢》。
鐘汝霖、陳世澄《民主革命的優秀文藝戰士蕭紅》,載1982年第1期《北方論叢》。
李熏風《從民俗學看〈呼蘭河傳〉》,載《克山師專學報》1982年第2期。
邢富君《蕭紅小說藝術師承初探》,載《克山師專學報》198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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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宇宏《論蕭紅的創作》,載1982年3月《東北現代文學史料》第4輯。
姜影《蕭紅小說創作略論》,載1982年3月《東北現代文學史料》第4輯。
李淼《略論〈生死場〉的現實主義》,載1982年3月《東北現代文學史料第4輯。
沈昆朋《略談蕭紅的《馬伯樂》下部》,載1982年3月《東北現代文學史料》第4輯。
陳寶珍(香港)《蕭紅小說研究》,載1982年3月《東北現代文學史料》第4輯。
何慧姚(香港)《從〈雪天〉和〈餓〉看饑餓的蕭紅內心的追求》,載1982年4月7日《星島晚報》。
陸文采、邢富君《論蕭紅創作的藝術特色》,載1982年第4期《齊魯學刊》。
韓文敏《〈呼蘭河傳〉我見》,載1982年第4期《文學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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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鳳《蕭紅傳——第一章·童年》,載1980年1月號《散文》。
肖鳳《蕭紅傳——第二章·碰壁·逢生》,載1980年2月號《散文》。
陳隄《從呼蘭到哈爾濱》, (《蕭紅評傳》選載),載1980年4月《東北現代文學史料》第2輯。
肖鳳《蕭紅傳》,百花文藝出版社1980年12月出版。
肖鳳《蕭紅傳》,載1981年4月《東北現代文學史料》第3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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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坂德司(日本)《蕭紅傳》,1983年1月日本燎原書店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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