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人物簡歷簡介,徐志摩文學代表作品介紹

二十年代，在中國新詩壇上，曾出現了一位新月派的代表詩人，他，就是徐志摩。他象一只天教歌唱的黃鸝鳥，撲騰著翅膀，上天入地，撥動著歌喉，唱著各種各樣的歌，“不到嘔血不住口”。1931年11月19日，一心想著飛的徐志摩從南京乘飛機去北平，當飛抵山東濟南黨家莊附近時，忽遇大霧，機觸開山，遇難身亡。年僅三十六歲的徐志摩，他真的象他生前一再說的“飛出這圈子、飛出這圈子!到云端里去，到云端里去”(徐志摩： 《想飛》)。在火焰中，他“飛了，不見了，沒了”(徐志摩： 《黃鸝》)。但是，他留下了足跡，留下了著作、詩文，至今還引起人們的爭議。

一、家世·幼年·求學

1897年1月15日，徐志摩出生于浙江省海寧縣硤石鎮，按族譜排列，取名徐章垿，字槱森，因父名申如，故又小字又申。筆名有南湖、詩哲、海谷、谷、大兵、云中鶴、仙鶴、刪我、心手、黃狗、諤諤等。志摩是在1918年去美國留學時他父親給另取的名字。說是小時，有一個名叫志恢的和尚，替他摩過頭，并預言“此人將來必成大器”，其父望子成龍心切，即替他更此名。

硤石鎮位于硤石山下、硤石湖畔，為浙東一大鎮，地處滬杭甬鐵路線上。山明水秀，風景優美，硤石左右各有東山和西山對峙，西山又名硤石山，傳說是唐朝詩人白居易游覽此山時取的名，故地名也由此出。由于硤石居于水陸要道， 交通方便，為米絲集散地，因此，商業發達，為商賈頻繁出入之地。

徐志摩祖籍河南開封，世代經商，明朝正德年間才遷來硤石。祖父徐明樞、號星匏，略懂文墨，清朝時捐過附貢生，但主要以營商為業，開辦了徐裕豐醬園。父親徐光溥，族名義烒，號申如，繼承父業，并擴而大之。除了繼續承辦醬園業外，還創辦了布廠、蠶絲廠、電燈廠，他一手到南通紗業投資，一手卻伸向上海開辦錢莊，是當時硤石鎮商會會長，徐志摩就是出身于這樣一個封建化的富商的家庭。

徐志摩為徐光溥的第二夫人錢慕英所生，是徐門的長孫獨子，因此，得到祖、父輩的分外寵愛，自小過著舒適優裕的公子哥兒的生活，他從沒有覺著生活不順過。小時在家塾讀書，十一歲時，進硤石開智學堂，從師張樹森，打下了古文根柢，成績總是全班第一。

1910年，徐志摩滿十四歲，離開家鄉，來到杭州，經表叔沈鈞儒介紹，考入杭州府中學堂(1913年改稱浙江一中)，與郁達夫同班。他在這個環境里，顯得特別愉快和活躍，頗受同學注意。他愛好文學，并在?？队崖暋返谝黄谏习l表論文《論小說與社會之關系》，認為小說禆益于社會，“宜竭力提倡之”，這是他一生的第一篇作品。同時，他對科學也有興味并發表了《鐳錠與地球之歷史》等文。

1915年夏，徐志摩畢業于浙江一中，接著考入上海浸信會學院暨神學院(滬江大學前身)，同年十月，由家庭包辦，與上海寶山縣羅店巨富張潤之之女張幼儀結婚。張家系顯要官宦之家，兒子張君勱、張公權在政治、金融界頗有實力，徐張兩家以所謂門當戶對而聯姻。徐志摩的父親力攀這門頗有權勢的高親，目的是攀龍附鳳，望其愛子日后能平步青云，發展家業。真是，“生命的把戲是不可思議的”(《猛虎集·序》)，連徐光溥也沒有想到，這個他一心撫育、期望彌高的獨生子，后來，竟違背父意，不走黃金鋪地的道路，他一不做官，二不經商，摒棄仕途經濟，去舞文弄墨，成了徐門第一個作家，現代文壇的一個知名詩人。這是因為他與其祖、父輩所處的時代環境不同，他有自己的生活道路和經歷，他接觸的是社會生活另一領域……

生性好動的徐志摩并沒有安心念完浸信會學院的課程，他也并不準備進滬江大學深造，1916年秋，卻離滬北上，到天津的北洋大學的預科攻讀法科。翌年，北洋大學法科并入北京大學，徐志摩也隨著轉入北大就讀。在北方上大學的兩年里，他的生活增添了新的內容，他的思想注入了新的因素。在這高等學府里，他不僅鉆研法學，而且攻讀日文、法文及政治學，并涉獵中外文學，這又燃起他對文學的興趣。這一時期他廣交朋友，結識名流，由張君勱、張公權的介紹，拜梁啟超為師，還舉行了隆重的拜師大禮。梁啟超對徐志摩的一生影響是大的，他在徐志摩的心目中的地位是舉足輕重的。徐志摩愛讀梁啟超的著作，讀了梁啟超的《新民說》和《德育鑒》后，竟合十稽首，喜懼愧感，說他自己的作品都可燒了。他著意模仿梁啟超古文筆法，遇事總不忘請示梁啟超，在英美留學時，向梁啟超報告客居外國的情況和自己的思想心情。在1923年，他將決定與張幼儀離婚之事秉報并征得老師的意見，誰知梁啟超激烈反對，勸責徐志摩“人類特有同情心以自貴于萬物，不容以他人之苦痛易自己之快樂”，“天下豈有園滿之宇宙?”嚴厲警告徐志摩不可沉迷于不可得之夢境，否則墮落而不復能自拔。對梁啟超一向奉若神明的徐志摩，這次卻一反往常，據理力爭，他甘冒世之不韙，竭全力以斗，“我將于茫茫人海中訪我唯一靈魂之伴侶;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他要奮力追求“真生命，真幸福，真戀愛”。從此事也可見出，徐梁雖系密切的師徒關系，但他們二人的思想差別還是存在的，也反映了已經接受了資產階級民主自由思想的徐志摩，他不顧一切，舍命追求他的理想的人生，他要爭取婚姻戀愛自由。

他在北方上大學時期，親身感受了軍閥混戰的場景，目睹屠殺無辜的慘象，“自從內戰糾結以來，在受戰禍的區域內，那一處村落不曾分到過遭奸污的女性，屠殘的骨肉，供犧牲的生命財產?”(徐志摩： 《自剖》)他厭惡這“抹下西山黃昏的一天紫，也涂不沒這人變獸的恥”(徐志摩： 《人變獸》戰歌之二)的社會，他決計到國外留學，尋求改變現實中國的藥方，實行他的“理想中的革命”。

徐志摩懷著“善用其所學，以利導我國家”(1918年8月14日徐志摩《啟行赴美文》)的愛國熱情，離開北大，1918年8月14日從上海啟程赴美國留學。留學第一年，進的是美國烏斯特的克拉克大學，這是一所“小規模的大學?！?，該校倡導自由發展教學法，主張讓學生自由閱讀，隨便瀏覽，這正中徐志摩下懷。他進歷史系，選讀社會學，經濟學，歷史學等課程，以期自己將來做一個中國的“哈彌爾登”。入學十個月即告畢業，獲學士學位，得一等榮譽獎。但他并不以此為滿足，為了達到他的既定目標，當年即轉入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的研究院，進經濟系。在這個專長哲學、教育學、歷史學的大學里，徐志摩他獲得了廣泛的哲學思想和政治學的種種知識。是年，“五四”革命運動的浪潮也輾轉波及到遠隔重洋的美國的中國留學生群中，徐志摩也為愛國心所驅使，參加了當地留學生所組織的愛國活動，經常閱讀《新青年》、《新潮》等雜志，他自述：“純粹感性的反射作用，國內青年的愛國運動在我腦中激起了同樣的愛國熱?！?1928年5月3日《日記》)同時，他的學習興趣， 逐漸由政治轉向文學，因而得了文學碩士學位。

徐志摩在美國待了兩年，學習和生活均一如既往，還是那么順利，他“忙的是上課，聽講，寫考卷，啃橡皮糖，看電影，賭咒”(徐志摩： 《吸煙與文化》)。但他對美國資本主義社會資產階級掠奪的瘋狂性、貪婪性，講求物質利欲卻感到厭倦，繁華的資本主義都市生活，沒有把他吸引，相反，他認為物質和重利會壓制和摧毀人的天性，需要改良和救渡的是二十世紀的文明，過分文明的文明人。他又受到英國哲學家羅素的吸引，終于“擺脫了哥倫比亞的博士銜的引誘，買舟橫渡大西洋，想跟這位二十世紀的福祿泰爾認真念一點書去。”(徐志摩： 《我所知道的康橋》)不料羅素個人生活發生意外的變故，致使他不曾達到跟隨羅素從學的夙愿，結果“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里混了半年”，正感著悶想換路走的時候，這時， 他結識了林長民及其女兒林徽音，并由于林長民介紹，認識了英國作家高斯華綏·狄更生。當狄更生了解徐志摩對所讀的學校不甚滿意時，便向他提出，如果愿意的話，不妨進康橋大學就讀。徐志摩當然求之不得，由于狄更生的介紹和推薦，徐志摩以特別生的資格進了康橋大學皇家學院。

徐志摩在英國也住了兩年，但這兩年不同于在美國的兩年，他的生活起了很大的變化。在英國，尤其是在康橋的這段生活，對他的一生的思想有著重要的影響，是他思想發展的轉折點。

在英國，他的大部分時間是在康橋度過的。在康橋，他與鄉村接近，與大自然為友，騎車野游，看天際的變幻，觀晚霞的神奇，“辨認了星月的光明，草的青，花的香，流水的殷勤”。他深深感到“大自然的優美，寧靜，調諧在這星光與波光的默契中不期然的淹入了你的性靈”(徐志摩： 《我所知道的康橋》)。他不無感慨：“啊，那些清晨，那些黃昏，我一個人發癡似的在康橋!絕對的單獨。”(《我所知道的康橋》)徐志摩忘情于康橋，沉迷于大自然，乃是因為他以為現實社會是丑陋的，生活是痛苦的，只有大自然是純潔的，美好的，為要救治這個社會和人們，醫治當前生活的枯窘，最好的辦法是：離卻墮落的文明，回向自然的單純。只有接近自然，才能回復人類童真的天性，社會的病象就有緩和的希望。

他在康橋接受資產階級的貴族教育，接受了“吸煙的文化”，他是那么贊賞英國，那么留戀牛津和康橋。說英國是一個站得住的國家，牛津和康橋是一個十分令人羨慕的學府，他在這個國家和學府里，經受了“甜蜜的洗禮”，感到有“學不完的聰明”(陳從周編： 《徐志摩年譜》)。他喜與英國名士交往，他廣泛地涉獵了世界上各種名家名作，也接觸了各種思潮流派，他崇拜托爾斯泰、歌德，也欽佩拜倫、雪萊和哈代，并認為他們的可貴之處在于有“不可動搖的信心”和“思想是單純的”。在這個時期，孕育了他的政治觀念和社會理想，胚胎了他的自我意識——理想主義，他自己要成為一個“不可教訓的個人主義者”。

康橋的環境，不僅促成并形成了他的社會觀和人生觀，同時，也撥動了他的求知欲，觸發了他創作的意念。他開始翻譯文學著作，他翻譯了英國作家曼殊斐兒的幾個短篇，德國福溝的小說《渦堤孩》，法國中古時的一篇故事《吳嘉讓與倪阿蘭》，意大利作家丹農雪烏的《死城》和伏爾泰的作品《贛第德》。同時，他詩興大發，寫了許多詩，他的“心靈革命的怒潮，盡沖瀉在你(指康橋)嫵媚河中的兩岸”《徐志摩：《康橋再會吧》)。他崇拜的偶象不再是美國的哈彌爾登，而是英國的雪萊和拜倫，他“換路走”入詩人的行列。

二、文學生涯

康橋月色

徐志摩出洋留學，原打算將來做一個中國的Hamiltion(哈彌爾登)，誰也沒有料到，到了康橋，他象“吹著了一陣奇異的風”，“照著了什么奇異的月色”，從此“就傾向于分行的抒寫”(《猛虎集·序》)。徐志摩本來與詩是，一無家族淵源，二無個人癖好，他說：“我查過我的家譜，從永樂以來我們家里沒有寫過一行可供傳誦的詩句?！薄霸诙臍q以前，詩，不論新舊，于我是完全沒有相干。”(《猛虎集·序》)可是，在英國康橋大學留學期間，卻一反往常，如他自己所說：“我的詩情真有些象是山洪暴發，不分方向的亂沖。那就是我最早寫詩那半年，生命受了一種偉大力量的振撼，什么半成熟的未成熟的意念都在指顧間散作繽紛的花雨……我在短時期內寫了很多。”(《猛虎集·序》)不寫則已，一寫不止，形成了他詩歌創作的暴發期。這時期他雖然寫了那么多詩，現今零碎散見于一些報刊雜志的也僅二、三十首，大部散失掉了。但從尚能見到的有限的詩篇中，也還約略可以窺見徐志摩初期詩作的狀況和他的思想印痕。

這時的徐志摩為什么象著了魔似的寫詩，他怎么會暴發詩情的?他究竟吹著了什么“奇異的風”，照著了什么“奇異的月色”?

首先，與他當時所處的生活環境有關，是他生活的康橋的環境觸發了他的詩興，點燃起他的創作欲念的?？禈蜞l村的自然風光，“草青人遠，一流冷澗”這種超脫社會、田園式的寧靜環境正符徐志摩之意。在康橋這段時間，他沉緬于“帶一卷書，走十里路，選一塊清凈地，看天，聽鳥，讀書，倦了時，和身在草綿綿處尋夢去”(《我所知道的康橋》)。這種獨自投向自然的生活，他感到從未有過的愉快，“歸家后我母若問海外交好，我必首數康橋”(《康橋再會吧》)。他說：“我在康橋的日子，可真幸福，深怕這輩子再也得不到那樣甜蜜的洗禮”(《吸煙與文化》)。因此，這時期，他創作了象《夏》、 《夏日田間即景》、 《沙士頓重游隨筆》、 《康橋西野暮色》、 《康橋再會吧》等抒寫康橋自然景色的詩篇。

其次，此時，他個人生活“照著了一種奇異的月色”。1921年秋天，他認識了“人艷如花”“才女”林徽音，林徽音畢業于美國耶魯大學戲劇科，又是建筑學學士，同時，又有中西文學造詣，是年隨其父到英國，便住了下來，徐志摩與她交往甚密，隨后談起戀愛，并有論婚嫁之意。于是，徐志摩在1922年3月向張幼儀提出離婚，認為他們不應該繼續沒有愛情，沒有自由的結婚生活了，“真生命必自奮斗自求得來，真幸福亦必自奮斗自求得來!真戀愛亦必自奮斗自求得來!彼此前途無限”，要將“自由之償還自由”(胡適： 《追悼志摩》)。自由離婚，止絕苦痛，始兆幸福，這是徐志摩的單純的理想主義，他在追求著一種理想的人生，他感到生命似乎受到“偉大力量的振撼”，他要發抒，他要歌吟，因此，象《情死》、 《月夜聽琴》、 《青年雜詠》、《清風吹斷春朝夢》等表現愛情和人生理想的詩歌，也就構成了他這期詩歌的重要內容，他要求著“詩心，戀魂，理想的彩曇?！?《春風吹斷春朝夢》)

再有，他所以傾向分行的抒寫，是他接觸了大量的英國文學藝術，拜倫、雪萊、濟慈、哈代等的作品令他入迷。他會見過女作家曼殊斐兒，僅僅二十分鐘的時間，卻給他留下深刻的印象，“我見曼殊斐爾，比方說只不過二十分鐘模樣的談話，但我怎應能形容我那時在美的神奇的啟示中的全生的震盪?”(徐志摩： 《湯麥士哈代》)他吹著了這股“奇異的風”——歐風，他踏著他們的路，于是借助詩的形式，把他的思想感情“奇異”的表現出來。

因此，徐志摩對英國康橋這段生活分外留戀，他不無感慨，“我的眼是康橋教我睜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橋給我撥動的，我的自我意識，是康橋給我胚胎的?！?《吸煙與文化》)他異常興奮，他大量作詩，他這時詩情洶涌暴發的情景，在他的題為《草上的露珠兒》一首長詩中有所反映。這首詩寫于1921年11月23日，不妨引它一段：

詩人喲!可不是春至人間，/還不開放你/創造的噴泉，/嗤嗤!吐不盡南山北山的璠瑜，/灑不完東海西海的瓊珠，/融和琴瑟簫笙的音韻，/飲飡星辰日月的光明!/詩人喲!可不是春在人間，/還不開放你/創造的噴泉!/……詩人喲!可不是趁帆時候，/還不準備你/歌吟的漁舟!這是迄今為止我們見到的他的最早的一首詩，這首詩不僅表達了他當時的抱負和志趣，而且形象地傳達出他的詩緒洶涌的狀態，他開放創造的噴泉，他放喉歌吟，因此，他要做一個詩人了。

這些早期詩歌，總的是調子清新，情緒高揚，反映了“青春的呼喚，燃點著希望燦燦” (徐志摩： 《春》)。同時，也開始多方探求新詩的形式，詩式比較多樣，但尚未定型，有自由體，新格律體，也有西洋詩體，甚至還有無標點詩，但講求音韻、節奏，格式的勻稱和整齊，要求“聲調流利好聽，形式輕盈柔美”，這也正是徐志摩作詩的一貫追求。

英國康橋的生活固然使他迷醉，但徐志摩又有點心神不定，“算來一秋二秋，已過了四度春秋，浪跡在海外，美土歐洲”(《康橋再會吧》)。盡管康橋是他“難得的知己”，然而他想“我愛歐化，然我不戀歐洲;此地景物已非，不如歸去。”思鄉懷國之情纏繞著他，“家鄉有長梗菜飯，米酒肥羔”(《歸國雜題·馬賽》)，他決定，康橋再會吧!于是在1922年8月離開歐土，啟程回國?；貒局?，曾在新加坡、香港、日本稍作停留，經歷兩個月的旅程，于10月15日到達上海。

回國后，徐志摩開始了另一種生活。盡管游山玩水的癖性依舊未改，他“走南闖北”，游北戴河，登長城，游西湖，上廬山，到海水里洗浴，看雷峰塔影，觀朝霞與晚照，這畢竟不同于“選一塊清靜地，看天，聽鳥”絕對的單獨、絕對的清閑的康橋生活了?，F實社會的紛擾，“實際生活的牽掣”，劫去他“心靈所需要的閑暇”，擾亂了他內心的平衡，有時還感覺精神上的煩悶和焦躁。于是他將自己的感受和體驗訴之筆端，開始了文學創作的生涯。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里，是他正式從事創作并取得成就的十年，尤以詩歌最為突出?；貒^幾年，他所寫的詩，大都登在《時事新報·學燈》、 《小說月報》、 《努力周報》、《晨報副刊》等雜志上。1928年后，則多數發表在《新月》月刊、 《詩刊》等刊物。出版的詩集有：1925年出的《志摩的詩》，1927年的《翡冷翠的一夜》，1931年的《猛虎集》以及在1932年由陸小曼編集的《云游》。與此同時，他也寫了一些短篇小說，發表一些散文和評論，并從事譯作。散文集有：《落葉》(1926年)， 《巴黎的鱗爪》 (1927年)， 《自剖》(1928年)， 《秋》(1931年)。劇本有： 《卞昆岡》(1928年與陸小曼合寫)。小說集有：《輪盤》(1930年)。譯作有：《曼殊斐兒小說集》(1927年)， 《瑪麗·瑪麗》(1927年，與沈性仁合譯)，在英國譯成的福溝的小說《渦堤孩》和伏爾泰的小說《贛第德》等也相繼出版。此外，還有日記、書信，后被編入《愛眉小札》、 《志摩家書》中。

《志摩的詩》

1922年秋徐志摩回國后，他的詩情沒有中斷，繼續詩歌創作并公開在各種雜志上發表。 《志摩的詩》是徐志摩自己編選的第一個詩集，集中篇什大都是1922——1924年之間的作品，這個詩集的出版，使他名聲大振。1925年8月他選輯了五十五首，自費排印，連史紙、仿宋字體線裝本，由上海中華書局代印發行， 9月又自費由北新書局平裝印刷五十本， 共九十八頁，扉頁上寫了“獻給爸爸”的字樣，由他分贈給親朋好友，并在每本書里分別寫上贈送對象的名字。1928年8月，新月書店以平裝本再版時，刪去了其中十五首，增加另一首， 共四十一首，改了字句，并修訂了先后的次序。

徐志摩自己說：“我的第一個詩集——志摩的詩——是我十一年回國后兩年內寫成的，在這集子里初期的洶涌性雖已消減，但大部分還是情感無關闌的泛濫，什么詩的藝術或技巧都談不到?！?《猛虎集·序》)確實，在這本詩集中可以約略見出徐志摩在回國初年的生活思想狀況，以及他所“泛濫的感情”。那么，詩里到底無關闌的“泛濫”了那些感情呢?粗略加以分類，大致是：抒發理想和表現愛情的;暴露社會黑暗和表達對勞苦人民的同情的;探討生活哲理的;以及寫景抒情的。

回國初期的徐志摩顯得異?；钴S，回國不久，即應清華文學社之邀，作《藝術與人生》的英文講演，發表《就使打破了頭，也還要保持我靈魂的自由》的論文，支持并贊揚北大校長蔡元培與北洋軍閥的“不合作主義”是“拿人格頭顱去撞開地獄門的精神”，總之，他滿懷英國康橋式的人生理想，期望在中國實現他的理想主義，在《志摩的詩》中有一類詩就是抒發作者對理想境界的熱烈追求的思想感情的。這類詩，既表達了詩人的理想主義的思想信仰，也傳達出詩人在主觀愿望和客觀現實之間難以解決的矛盾中的彷徨苦悶的心情;表現的方式，有托物言志寄情于景的，也有以愛情詩的形式發抒胸臆的。以新月版為例， 《雪花的快樂》是《志摩的詩》開卷第一首，它可算作徐志摩早期詩歌的代表作之一。詩中的雪花，是作者自我的化身，它自由自在，“翩翩的在半空里瀟灑”;它悠然自得，“在半空里娟娟的飛舞”。它不去那冷寞的幽谷，也不去凄清的山麓，“也不上荒街去惆悵”，它樂觀自信，“這地面上有我的方向”。作者運用雋秀柔和的筆調，描繪了雪花優美的形象，生動地寫出了雪花的快樂。詩的節奏輕快，調子舒展明朗，意境優美。詩人朱湘曾給此詩以如此評價：“它簡直是全體詩中坐紅椅的一首詩，——全本詩中最完美的一首詩是《雪花的快樂》”(《評徐君<志摩的詩>》)。

其它如《為要尋一顆明星》、 《這是一個懦怯的世界》、《我有一個戀愛》、 《嬰兒》、 《多謝天!我的心又一度的跳蕩》等篇，與《雪花的快樂》一樣，都表達了作者對理想的追求。它們既是抒情詩又是愛情詩，表現了對人生自由的向往和對戀愛自由的渴望。要求人生自由、戀愛自由正是他的理想主義的內容，因此，這二者往往密不可分的交織在一起。在這些詩中，或是把理想描繪成太空中明亮的星星，或是把自由戀愛比喻為“理想的天庭”。為了“獻愛與一天的明星”，他寧愿讓荊棘刺透腳心，冰雹劈破頭顱。 《為要尋一顆明星》一詩，表明他為尋覓他的理想，他樂于忍受痛苦，付出犧牲。 《嬰兒》中，他把他的理想比作將要出世的嬰兒，把理想的孕育看成如同在母體胎宮里動蕩著的生命，他如同一個母親，為要“盼望一個偉大的事實出現”，“守候一個馨香的嬰兒出世”，忍受種種折磨和痛苦。這是徐志摩回國初期的反封建爭自由積極爭取的精神在詩中的回響，正如茅盾所說，他這時期的詩“大部分是充滿了詩人的‘理想主義和樂觀’”(《徐志摩論》)。然而，他的理想主義與中國的社會現實存在著距離和不可調和的矛盾，他與林徽音的戀愛結果遭到破滅，他所追求的理想的人生和理想的社會終不能實現，于是，使他憂郁、苦悶。因此，這些詩篇也程度不同地蒙上了悲涼的氛圍，成了“苦悶憤怒的情感的無關闌的泛濫”(茅盾： 《徐志摩論》)。面對丑惡的現實，他要解脫，他絕望：“我更不問我的希望，我的惆悵，未來與過去只是渺茫的幻想，更不向人間訪問幸福的進門”; 他感傷：“有時階砌下蟋蟀的秋吟，引起我心傷，逼迫我淚零。”他要“拋棄這世界，殉我們的戀愛”。這種消極悲觀的思想情緒在那些小詩中，表現得更加明顯，如《消息》、 《一星弱火》、《問誰》等。不是“希望不曾站穩，又毀了”，便是“更不盼天光，更無有春信;我的是無邊的黑夜!”他的逼仄的心頭，“凝斂著慘霧與愁云”。

1924年4月，印度詩人泰戈爾來華，給徐志摩的生活和創作帶來了一定的影響。泰戈爾來華講學、徐志摩陪同并擔任翻譯，他敬重泰戈爾，認為泰戈爾的“高超和諧的人格”“可以開發我們原來淤塞的心靈泉源，可以指示我們努力的方向與標準”(徐志摩： 《泰戈爾來華》)。他與泰戈爾建立了友誼，泰戈爾給他取印度名素思瑪(Susima)。 5月底，泰戈爾離滬去日本，徐志摩與他同行， 《志摩的詩》中的《沙揚娜拉》那首詩，就是逗留日本期間寫成的。徐志摩擅長于抒情詩，同時也喜歡寫象泰戈爾那樣的哲理詩。 《志摩的詩》里，有的詩篇就偏重于抽象的說理，有的似乎描寫風景山水，卻要借機闡述一點生活哲理。 《古怪的世界》一首通過具體敘寫兩個貧苦老婦人的悲哀凄傷的情景，提出了：是誰吹弄著那不調諧的人道的音籟? 《五老峰》一首，把廬山的五老峰描寫得如此莊嚴肅穆，如此神奇，想象詭異，構思奇崛，它接近泰戈爾的詩風。他探討人生的哲理——一個“倔強的疑問”在無極的藍空;他探究大自然的奧秘——是誰的意境，是誰的想象?是誰的工程與搏造的手痕?有的詩還籠罩著宗教的神秘色彩，如《常州天寧寺聞禮懺聲》中，在鼓一聲，鐘一聲，磬一聲， 木魚一聲，佛號一聲……的禮懺聲中，作者不禁贊美起園寂、涅槃脫離塵世的境界來。比起抒情詩來，這類偏重說理的詩歌顯得不那么純熟和自然，因此，朱湘評說這類哲理詩有泰氏(指泰戈爾)的“淺”，而無泰氏的“幽”，是他的詩歌中最不滿人意的。

《志摩的詩》中，有一些是描寫貧富懸殊窮人痛苦生活的詩篇。這類詩數量雖不多，但內容比較充實，反映了社會現實生活的某一側面，具有一定程度的社會意義，諸如《叫化活該》、 《先生!先生》、 《一條金色的光痕》以及《蓋上幾張油紙》等。這些詩是他在1923年冬天獨居硤石東山腳下的“三不朽祠”時，接觸了一些貧苦人民，有所感觸而寫成的。這些詩在這本詩集和他的整個詩作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會底層勞苦人民的痛苦生活。這些詩的內容雖不能說已很深刻，觸及生活面也不廣，表現技巧也還有瑕疵，但能面向社會現實，取材于勞苦人民生活，又采用“平民化”的比較樸實通俗的表現手法，是應該予以恰如其分的肯定。

徐志摩自稱他是個好動的人，“我愛動，愛看動的事物，愛活潑的人，愛水，愛空中的飛鳥，愛車窗外掣過的田野山水?！?《自剖》)他做的詩，“有不少是在行旅期中想起的”。這段時間，他行蹤不定，或去北方講學，或到上海南京訪友，或在家鄉居住，旅程中賞玩風景。1923年9月26日，他同堂弟徐繹莪同游杭州雷峰塔和煙霞洞，即作《月下雷峰影片》。10月3日與張君勱等去常州游天寧寺，當晚寫《常州天寧寺聞禮懺聲》。10月30日同胡適一起離杭州去上海，途中作《滬杭車中》，總之， 《志摩的詩》中還有一些寫景抒情詩，游山玩水啟動他的靈感，星月花鳥誘發他的詩興。這類詩有的抒寫他在特定情景下剎那間的思緒或感受，有的則感嘆時光之流逝，在《滬杭車中》透過車輪滾動之聲，車窗外掣過的田野山水，感懷人生若夢，“催老了秋容，催老了人生”。

這個詩集就整體看，反映生活的容量是不大的，內容的發掘是不夠深刻的，思想感情也并非全是那么積極和健康。但從它的表現技巧看，“幾乎全是體制的輸入和試驗”(陳西瀅：《新文學運動以來的十部著作》)。詩的形式變化多樣，有長詩，短句，自由詩，散文詩，更多的是對西方的詩式進行試驗。這一時期，是徐志摩詩式的試驗期，也是他詩歌技巧的磨煉期，他是在摸索和試驗中顯露出他詩人的才華和詩歌的獨特風格的。

凡詩都是講意境的，意境的有無或高低，往往成了詩歌成敗得失的重要標志。徐志摩作詩就十分注意意境， 《志摩的詩》中大部詩作，形成他獨辟的藝術境界，如《雪花的快樂》，這首詩的主題意在表現對理想實現的熱切渴望，他是通過一朵雪花在半空里飛飏，在尋找它的去所，終于選定了它的著陸點。藝術構思就很獨特。詩中快樂的雪花形象，是作者的自況，她在半空里娟娟飛舞，瀟灑自如，當她找著她所向往的去所——清幽的花園時，立即貼近并溶入了她“柔波似的心胸”。通過這種生動的比喻和象征，從而構成了一個清新的、幽雅的、柔美的意境。作者把對理想的追求的主觀感情與客觀的自然景象交融互滲，從而化實景為虛境，創出了一個優美的藝術境界。

一些寫景小詩也頗有意境，如《滬杭車中》，都是一幅幅色彩鮮明的寫意畫，既有色彩，又有音樂，做到有聲有色。伴隨著富有節奏的車輪聲，眼前閃過車窗外的點點秋景，煙、山、云、水、橋、櫓、松、竹、葉，構成了一幅色彩斑爛的艷色秋景圖。繪出影象是畫，透出神韻的是詩，意境是情與景的結晶品，結末二句：“催老了秋容，催老了人生”，點題顯意，道出了作者“人生幾何”的消極人生態度。 《月下雷峰影片》寫杭州的雷峰塔影，共二節八句，夠短的了，但情與景融為一體。“深深的黑夜，依依的塔影，團團的月彩，纖纖的波鱗”，朦朧深幽的湖光山色，是詩人心靈的創造，又是月夜特有的境界。末了二句“假如你我蕩一支無遮的小艇，假若你我創一個完全的夢境!”顯示了詩人“游心之所在”的藝術想象力，做到了：“我送你一個雷峰塔影”。

此外，他的詩歌具有形象性，可感性，這得力于他的豐富的想象力。他的想象和比喻不僅與眾不同，而且，他能把看來比較抽象的事理，化為生動、可感、可見的具體形象，象《毒藥》、 《白旗》、 《嬰兒》是三首內含哲理的散文詩，他也使出了藝術想象的本領，依仗這種特別的感受力去描繪事物。

《志摩的詩》有它的特色，有它的成功，也有它的缺陷，也有敗筆。中華版中尚未刪去的那些詩，當然缺陷較多。當年朱湘在《評徐君<志摩的詩>》一文中，就有這樣的評論：“《自然與人生》失之破碎， 《地中?！肥е接?，《灰色的人生》失之畸傾。”“《默境》一詩更是不滿人意中最不滿人意的?！本褪切略掳娴哪撬氖皇祝膊皇鞘资锥紳M人意的。撇開內容不談，就以表現形式來說，洋味較濃，民族化不足，有的詩句顯得生澀和矯揉造作，在韻式和韻的運用上也有不規整之處，詩的技巧還不十分成熟。

《翡冷翠的一夜》與《猛虎》《云游》

《翡冷翠的一夜》是徐志摩的第二個詩集，是他的1925至1927年部分詩歌創作的匯集。徐志摩說：“我的第二集詩——《翡冷翠的一夜》——可以說是我的生活上的又一個較大的波折的留痕。我把詩稿給一多看，他回信說，‘這比《志摩的詩》確乎是進步了——一個絕大的進步。’”(《猛虎集·序》確實，這一時期徐志摩的思想和生活發生了一個較大的波折。1924年4月，他在北京認識了陸小曼，并著了魔似的與她熱戀起來，此事招致社會的非議和家庭的反對，因為當時陸小曼已與頗有勢力的軍人王賡結婚。但他倆全不顧這一切，一個是以為這是“在黑暗里見著了一線光明”，堅決要與徐志摩結合;一個是“等鐵樹兒開花我也得耐心等”，“要飛升也得兩對翅膀兒打伙”(《翡冷翠的一夜》)。但一時又難以解決，徐志摩在十分痛苦和矛盾的心情下，于1925年3月11日啟程出國歐游，想暫時擺脫一下生活上的苦惱和困境。他取道西伯利亞，途經莫斯科，到達柏林，又旅游了英國、意大利、法國，并在巴黎暢游。他這次到歐洲;是一次“感情作用的旅行”，想會見泰戈爾，法國的羅曼·羅蘭，意大利的丹農，英國的哈代，結果只見著了哈代，他認為這是他“莫大的榮幸”。他還說，他這次歐游是“到處上墳”，他不僅上知名的或與他有關系的人的墳，他上契訶夫、克魯泡特金、曼殊斐兒、雪萊、濟慈以及他自己兒子的墳。不知名的墓園他也進去留連，在塊塊的墓碑間徘徊。他在意大利的翡冷翠(即佛羅倫斯)住了一段時間，他將他的傷悲，他的感觸，托付紙筆，寫了不少詩，因此，他的這部詩集就題名為《翡冷翠的一夜》。這個詩集，除了有哈代、羅賽蒂等英國作家的譯詩外，還有象《西伯利亞》、 《在哀克剎脫教堂前》那樣漫游歐洲時對異鄉他國生活的感受。 《西伯利亞》一首，贊美了蘇聯西伯利亞美好的風光，在《在哀克剎脫教堂前》中，則在“異鄉教宇的前庭”，感慨人生的離奇和變幻。他也寫了不少愛情詩篇，如《我來揚子江邊買一把蓮蓬》、 《客中》、 《決斷》、《最后的那一天》、《起造一座墻》、《再休怪我的臉沉》等，這些詩是他愛情生活“波折的留痕”，他一會兒表白“愛是唯一的榮光”，要求起造一座“愛墻”;一會兒又失去信心，以為“要戀愛，要自由，要解脫——這小刀子，許是你我的天國”。那篇《翡冷翠的一夜》，可以看作是記敘了當時他和陸小曼之間的感情波瀾，他的熱烈的感情和無法擺脫的痛苦。徐志摩的愛情詩表現了他爭取個性解放的一面，但是，它是公子哥兒式的情詩，為愛情而寫愛情，缺乏社會內容和深刻意義。

與此同時，他的社會理想也同樣遭到挫折，他的理想主義與現實生活不斷發生沖突、矛盾。1925年和1926年，中國的革命運動蓬勃興起，五卅事件發生時，他“正在意大利山中”，“等我趕回來時，設想中的激昂，又早變了明日黃花，看得見的痕跡只有滿城黃墻上墨彩斑斕的‘泣告’”(《自剖》)。三·一八慘案他親眼目睹了，“屠殺的事實不僅是在我住的城子里發見，我有時竟覺得是我自己的靈府里的一個慘象?！?《自剖》)因此，他感到“殺死的不僅是青年們的生命，我自己的思想也仿佛遭著了致命的打擊?！边@些奇慘性的事件，曾引起他的“憤慨”和“悲切”。為紀念“三·一八”，他寫了《梅雪爭春》，揭露了軍閥屠殺無辜，連十三歲的兒童也慘遭殺害。在《大帥》、《人變獸》的詩篇中，暴露了軍閥活埋傷兵、殺死人民的血腥罪行，他認為這缺乏人道，他的神經感受一種“不可名狀的壓迫”(《自剖》)。他的思想起了“波折”，“流入懷疑和頹廢”，認為現在是受罪時期，因此，不少詩篇失去樂觀調子，相反染上了一層憂郁、失望、逃避現實的頹廢色彩。他詛咒生活，贊頌死亡，要辭別人間去殉戀愛。他感慨：“人生是浪花里的浮漚”“今天的希望變作明天的悵惘”(《三月十二深夜大沽口外》)。在《決斷》一詩中，說什么“生、愛、死”是“三連環的迷謎;拉動一個，兩個就跟著擠”。 《半夜深巷琵琶》一首，把殘月想象成破碎的希望，他“頭戴一頂開花帽，身上帶著鐵鏈條，在光陰的道上瘋了似的跳，瘋了似的笑。”還讓人們到“墳墓的那一邊”去會情人。想象奇特，思想灰暗。當然，這個詩集也還有少量調子比較積極明朗的詩篇，1924年夏，他曾在廬山居住半月，每天都聽到石工們的“痛苦人間的呼吁”的喊聲，他感受到那是“我們漢族血赤的心聲”，于是他寫了《廬山石工歌》，描寫了采石工人的生活和勞動的情景，情緒也還健康。

這個詩集在藝術技巧上如聞一多說的“確乎是進步了”。對詩的形式技巧更加注意推敲，除了在詩式上更多樣化，什么對話體，打夯歌、豆腐干式;既有敘事，也有抒情，他也醉心于詩的音節與格律。如《半夜深巷琵琶》，詩行排列對稱均齊，音節也頗為勻稱，為求音樂的美，詩句中連音樂的宮商角徵羽的“羽”字都省掉了。 《偶然》一詩，詩人卞之琳稱它是作者詩歌中形式最完美的一首，徐志摩自己也認為“《偶然》以及《丁當——清新》等幾首詩，劃開了他前后兩期的鴻溝，他抹去了以前的火氣，用整齊柔麗清爽的詩句，來寫出那微妙的靈魂的秘密?！?陳夢家： 《紀念志摩》)詩式在變化中求整齊，講求韻律和節奏，給人以美感。但從詩歌內容和形式二者要求而言，這個詩集已有唯求藝術技巧的形式主義的明顯傾向了。

在《翡冷翠的一夜》之后，徐志摩還出個兩本詩集，一是由他自己編選，1931年出版的《猛虎集》，一是由他人編選，1932年出版的《云游》。這兩個詩集中收錄的詩歌，多數是徐志摩后期的作品。1927年后，徐志摩的思想經過“波折”，非但沒有什么轉機，相反，順著斜坡一個勁的往下滑。大革命失敗，國民黨反動派實行法西斯統治，他那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政治理想完全破滅，另一方面，他對工農革命又感到恐懼和抵觸，他的理想“萎成灰，碎成斷片，爛成泥”，他的思想陷入深深的矛盾和絕望，他感嘆：“我不知道風是在哪一個方向吹”。他的生活“簡直到了枯窘的深處”。他深深地覺著“一大堆丑陋的蠻腫的沉悶，厭得癟人的沉悶，籠蓋著我的思想，我的生命”，“我不能抵抗，我再沒有力量”(《秋》)。因此，他這一時期創作的詩歌，大部與現實生活脫離，抒寫他自己“微妙的靈魂的秘密”。在《拜獻》、 《闊的?！贰?《他眼里有你》等詩，他要向“無告的孤寡”、“一切無名的不幸”，拜獻他胸中的熱。他不要闊的?？?，他只要“一點光”、“一條縫”。他只看到襤褸衣衫的小孩，“眼里亮著愛”。有的詩歌無病呻吟，充滿了悲觀厭世的情調，詩中盡是些殘春、殘破那樣凋零破殘的形象，他要在枯禿的筆尖上，裊出一種“殘破的音調”，抒寫他的“殘破的思潮”。他的“熱情已變死灰”，只覺得“周圍黑暗沒有邊”(《活該》)有的詩歌流入輕佻以至低下的色情描寫，如《春的投生》、 《別擰我，疼》等。而且，他的思想立場與進步的革命潮流相抗衡，他竟不顧詩歌藝術的基本要求，將赤裸裸的政治概念搬入詩中，用來攻擊馬克思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如《秋蟲》和《西窗》，說什么“花盡著開可結不成果，思想被主義奸污得苦!”(《秋蟲》)敵視革命和革命文學，“青年的血，尤其是滾沸過的心血，是可口的：——他們借用普羅列塔里亞的瓢匙在彼此請呀請的舀著喝，他們將來銅象的地位一定望得見朱溫張獻宗的?！?《西窗》)他在極度幻滅和絕望的時候，又仗持尼采的哲學來鼓勵自己，“受苦人沒有悲觀的權利”，癡想著做一種“天教歌唱的鳥不到嘔血不住口”，要獨自歌唱“別一世界的愉快”(《猛虎集·序》)。

在《猛虎集》和《云游》中，出現了內容和形式很不統一的狀況，大部詩歌的內容是這樣空泛和貧乏，但卻越來越追求形式的整飭和美觀，不論在詩行的排列，音韻的鏗鏘，節奏的明晰，用詞的推敲上都較前幾個詩集有了變化和發展。 《愛的靈感》是《云游》集中的一首長詩，有四百多行，為求形式的整齊，不顧內容的需求，幾乎都是九字句。對此，茅盾有過很恰當的評論：“圓熟的外形，配著淡到幾乎沒有的內容，而且這淡極了的內容也不外乎感傷的情緒——輕煙似的微哀，神秘的象征的依戀感喟追求：這些都是發展到最后一階段的現代布爾喬亞詩人的特色;而志摩是中國文壇上杰出的代表者”(《徐志摩論》)。

“跑野馬”的散文

徐志摩不僅寫詩，同時也寫散文，在其全部創作中，其成就和影響更為顯著的，除詩歌外，恐怕就要數散文了。甚至有人認為他的“跑野馬”的散文比他的詩好，“以詩著，更以散文著”。 (林語堂：1926年1月13日，給林語堂書白居易詩新豐折臂翁，語堂跋。)

徐志摩一共出版過《落葉》、 《自剖》、 《巴黎的鱗爪》三個散文集和一個單篇散文《秋》，計三十三篇(未收集中還有不少)。除《秋》篇寫于1929年，其余三個集子的大部作品均完成于1925——1926年間。他的散文內容涉及的范圍也較廣泛，有對人生理想的漫評，有觸及時政的論說;有對往事的懷想和追憶，也對藝術發表見解和評說;有一事一議的小品，也有說長道短的書評。他的散文表現了很強的個性，他的自我思想感情的剖露;哲理和詩情的融合;散文的詩化，三者合而為一，構成了他的散文的“別一世界”。

徐志摩自稱“我是一個信仰感情的人”，“我自己天生就是一個感情性的人”(《落葉》)，因此，他的散文是他的自我感情的渲泄，是他的思想感情的真實流露，顯露著他的感情發展的線索。它給我們研究、分析作者的思想、生活和創作，提供了第一手資料，可以從中了解作者在某一時間、某種環境下的活動情況。

第一個散文集《落葉》，完成于他創作的“泛濫”期，共八篇，內容各異，表情達意的方式也不盡相同。談人生，談社會，談政治，談藝術……不受任何約束。首篇《落葉》是在1924年秋天，他在北京大學任教授期間，應北京師范大學的邀請，所作的講演稿。他企圖回答青年學生提出的如何解決生活的枯燥和苦悶的問題。 《落葉》中形象地比喻他的思想如同樹上的葉子，一到時期，借助風力，一片一片往下落。 《落葉》篇貫串其間的是“感情”二字，通篇宣揚人的感情、“真的人情”的重要和作用。他認為“感情是力量”，是“成江成河的水泉”，感情是組成社會大網的線索，“真的感情，真的人情”是社會組織的基本成分。要使生活不痛苦，只有“抽出人道的同情的纖微”來綴補這個破爛社會的大網。徐志摩正是基于這種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觀點，執信人的感情的無限作用，因此，他自己不論談天說地，寫景敘事，都要袒露自己的思想感情，細描自己的感情體驗，這正是他散文一個顯著特點。 《落葉》中他對自己個性的剖析，他披露了《毒藥》、 《白旗》、 《嬰兒》等三首散文詩，說明他此時經歷了詛咒、懺悔、想望的思想感情的發展脈絡。他又談到了他參觀了蘇聯大使館前舉行的升旗儀式后，引起了異樣的感想：那紅色是一個偉大的象征，為人類立下了一個勇敢嘗試的榜樣。同時，也說到了在1924年6月間伴隨泰戈爾到日本的感想，贊揚日本人面對地震的災難，以積極的態度對命運宣戰，表現出不可動搖的自信力。這都是他彼時彼地的真情實感，反映了他當時一種“異常的心境”，也是他向青年提供的醫治生活枯燥、苦悶的藥方。 《落葉》集中其它諸篇如《青年運動》、 《政治生活與王家三阿嫂》、 《話》、 《海灘上種花》等原是說理性很強的話題，他仍然依照他的個性加以藝術的處理，任何時候他也不會壓住自己感情的泉眼，即便作演講，也好象與朋友促膝談心，與人們作感情交流，他以為“真朋友是相知，但相知談何容易，你要打開人家的心，你先得打開自己的”(《海灘上種花》)。他把“話”分為絕對值得一聽和比較的值得一聽，相對的不值得一聽和絕對的不值得一聽。而絕對值得一聽的“話”，是從不曾經人口說過的，它蘊伏在生活本體與大自然里。他認為人若要擺脫人世的苦惱和壓迫，就要爭得自由發展的“真純的個性”，最好的途徑是到大自然去生活去沐浴。他在宣揚他那“回向自然的單純，回向內心的自由”的“單純的理想”，鼓吹“在人道的海灘邊種花”的精神。因此，有人說他“《落葉》詩篇是充滿著浪漫蒂克的自白，充滿著康橋時代的憧憬?！?穆木天： 《徐志摩論》)

繼《落葉》之后，在1927年和1928年，徐志摩又相繼出版了《巴黎的鱗爪》和《自剖》兩個散文集。這兩個集子的內容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寫他在1925年出國歐游的所見所感，以及解剖、省察自己的思想靈魂，因此，在“自我”和“感情”這兩點上都比《落葉》集更為突出和顯露。1925年春，徐志摩為要擺脫個人生活的苦惱并想與正在歐洲的泰戈爾會晤，于是去歐洲漫游。這次歐游，完全是一次“感情作用的旅行”(徐志摩：《湯麥士哈代》)。歐洲的文豪大師令他尊敬，各地的自然風光誘他神往，這不能不觸發他的文思， 《巴黎的鱗爪》集的各篇，以及《自剖》集的《游俄輯》(《歐游漫錄》輯)，便是他當時的心情和思緒的真切記錄。 《巴黎的鱗爪》集中的《巴黎的鱗爪》、《翡冷翠山居閑話》、 《我所知道的康橋》、《天目山中筆記》、 《吸煙與文化》等篇，是屬于寫景抒情散文一類。徐志摩長于抒情而拙于論理;長于寫景而拙于寫實，他的筆觸一接近自然，便如魚得水，揮灑自如。正如他所說：“我覺得我在意大利寫游記的時候，情緒是何等的活潑，興趣何等的醇厚，一路來眼見耳聽心感的種種，那一樣不活栩栩的叢集在我的筆端，爭求充分的表現!”(《自剖》)醇厚的興趣，活潑的情緒，叢集于筆端，便構成了這類散文的抒情特色了。

郁達夫曾把徐志摩一路的散文家寫作的散文的共同特征，歸結為“帶有自敘傳的色彩”(《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二集導言》)。徐志摩《自剖》集的第一輯《自剖》輯共六篇，大都可以歸入這一類。在《自剖》、 《再剖》、 《求醫》、 《想飛》、 《迎上前去》、 《北戴河海濱的幻想》等散文作品中，徐志摩的性格，嗜好，思想，信仰，以及生活習慣等無不真切地顯現出來，這些作品都是他從心里“嘔出來的幾口苦水”(《再剖》)，是他“煩悶的呼聲”。他在寫“自己”，解剖自己的思想，傾吐自己的情懷，自我思想感情的剖露也更為鮮明和深入，浪漫主義的因素也更為加強，感情是狂烈的傾瀉，而不是慢慢滲出。他寫這類散文時，正是他思想陷入極度的矛盾和苦悶，他反復剖析自己近期思想情緒突然變化的狀況和原因，認定自己主觀精神出了毛病，他想利用這“反省的鋒刀”，劈去糾著他心身的累贅，解卸身上的負擔，求得自我“解放的希望”(《再剖》)，想擺脫精神上的痛苦，不甘心理想主義的泯滅，從失望中找尋希望。他在海濱幻想，“遠處的人間，有無限的平安與快樂，無限的春光”(《北戴河海濱的幻想》);他想生上雙翼飛上太空，“飛出這圈子，到云端里去”(《想飛》)，作一次“靈魂的冒險”;他又相信“受苦人沒有悲觀的權利”，決計迎上前去，“決心做人，決心做一點認真的事業”(《迎上前去》)。誠然，這些自剖性的散文，作者的心胸是暢露的，文筆也是生動的，然而，調子是低沉的，認識是空幻的。

《自剖》集中的第二輯為《哀思輯》，共五篇，是對死去的親友的紀念文字，哀痛和思念之情漫溢于字里行間。他對既是表兄又是同學的沈叔薇的去世，很是悲痛，他在“一個冷靜的秋夜，傾聽著風催落葉的秋聲”，溫習著與表兄生前的感情交流，悲痛著“兩地茫茫皆不見”的生死訣別。劉叔和和林宗孟都曾是徐志摩忘年交的朋友，在他心目中，一個是“頂好說話的姥姥”，一個是“拖兒帶女的長者”，北大教授劉叔和1925年9月病逝于北京，林宗孟于是年12月死于張作霖與郭松齡之戰禍中，他寫了《吊劉叔和》和《傷雙栝老人》，以示悼念。悼文歷數他們的經歷和為人，既表達痛悼之情，又感慨人生的兇險和荒涼，不如死了可以到達“悠久的遺忘的境界”，進了墓窟“才是真解放的真門”，流露出消極厭世的思想感情。祖母和兒子彼得的死更令他傷心， 《我的祖母之死》和《我的彼得》寫得似悔似怨，如訴如泣。祖母與他感情至深，兒子夭逝于異鄉他國，他在傾訴他的愛、怨，表示悔恨和悵惘的同時，又以為死者是“來人間作客”，活著的是遭放逐，活受罪，還不如早些離開人世來得痛快，反映了悲觀消極的人生態度。

總之，徐志摩在不同時期發表的散文，都是跳動著他思想感情發展的脈搏，是他情感的留痕和生活的記錄。

徐志摩的一部分散文，如同他的一些哲理詩一樣，具有啟迪思考的哲理性，又具有濃郁的詩情，使得哲理和詩情兩相融合，這構成了他的散文又一特點。 《落葉》集“一半是講演稿”(徐志摩： 《落葉·序》)，帶有鮮明的“論理”色彩，但其間也不乏詩情，有的顯得濃重、顯露，有的比較淡薄、含蓄。 《落葉》篇比較系統、全面表述了他對社會、人生、理想的觀點，是他的思想的“落葉”，而這篇講演式的作品卻又是以詩人的情感，詩的筆調來結構、綴連，把抽象的理念化為具體的可感的形象。 《話》篇他想告訴人們許多生活哲理，但通篇幾乎全是用詩的語言來描述，以詩的情緒來構思。那些以寫景抒情見長的散文，他又借助那些可見的景和可感的情，講那么一點哲理或表達某一種觀念，這類散文在《巴黎的鱗爪》集中較多。不論是《翡冷翠山居閑話》還是《我所知道的康橋》，作者在獨自領略該地的風光妙處的同時，總在宣揚他那“人類應該回歸自然，與自然融合”的觀點。

徐志摩的散文，有的在詩情和哲理結合上也還自然，有的由于他的“理”不通，即便在表現手法上使盡功夫，仍無濟于事，不能不捉襟見肘，露出了破綻。如《秋》篇，有人說它是“一篇極美的散文”，但他提出的醫治時代病的藥方是“多多接近自然”，從中可以得到“無窮盡性靈的資養與啟發與靈感”，顯然是一種脫離社會實際的蒼白無力的喊叫。有的作品卻用藝術的筆法來渲染他的資產階級思想觀念，甚至攻擊并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1925年3月漫游了蘇聯，他參觀了莫斯科，祭掃了契訶夫的墓，瞻仰了列寧的遺容，寫成“歐游漫錄”十三篇， 以《游俄》輯收于《自剖》集第三輯。在這些游記中，有的竟說：莫斯科“一手拿著火種，一手拿著殺人刀”，認為莫斯科要先實現血海再實現天堂?！安灰屚鈬鴣淼囊巴勉@進了中山先生棺材里去?！彼碾A級立場和政治觀點是顯而易見的。

徐志摩散文藝術上另一與眾不同的地方，是他的不少散文和詩很難嚴格的區分。你說它是散文嗎?無論從構思、情緒、句型、形式又是那么象詩歌，你說它是詩歌嗎?又不盡然，它還是散文的面孔，散文的框架?？傊麑⒃姾蜕⑽亩唣ず显谝黄?，難以分開。是他“自己的另創一格的詩的散文”(趙家璧： 《寫給飛去了的志摩》)。是一種詩化的散文，或散文的詩化。他的散文詩化傾向大致有這幾種情況：

(一)由于某種說理的需要或為了突出作品的主題，將詩歌作為散文的一個組成部分出現于行文中，而這些詩歌又是獨立成篇的，如《落葉》中一連引了《毒藥》、 《白旗》、《嬰兒》等三首散文詩，這些詩是他《落葉》思想內容“更集中的表現”。這類“夾著詩的散文”無形中漫溢著一縷詩情，染上了詩的色彩。

(二)從整體看是散文的框架，散文的格式，而其中某些部分、某些段落卻是用詩的語言、詩的方式來表述的。旁的不說，就連那些“講演稿”式的散文《落葉》、 《青年運動》、《秋》等，不少地方全是詩的句形，有詩的神韻、詩的氣質。他無法抑止作為詩人想象的翅膀的飛越，把“不知名的事物”想象成具有如實的形象。描摹客觀事物的方式，卻是詩人所特有的，如把落葉比作思想，把大網比作社會，把感情比作經緯線，把大自然比作一本書，把嬰兒比作理想……這一切理所當然地增加了散文詩的意蘊，將散文詩化了。

(三)通篇幾乎都是用詩的筆法寫的，近乎詩。這一類大都是側重于抒發自我思想感情或寫景的散文。如果說，前一兩種散文從整體看它還屬于散文，這一類則散文和詩的界限不那么明晰了。如《話》、 《濟慈的夜鶯歌》、 《北戴河海濱的幻想》、 《想飛》等。

有人將他和冰心的散文劃為一派，嚴格說來是不太確切的。誠然，冰心早期散文也有雋永的詩情和肅然的哲理味，然而其選取的題材、描寫的內容、處理的方式與徐志摩均有明顯的不同，徐志摩的散文只有徐志摩才寫得出來。

徐志摩這種散文詩化的傾向，是與他在接觸社會現實過程中，思想產生振動和郁積，而又急于表達的一種“急不可待”情緒的反映。

小說、劇作、翻譯

徐志摩在其將近十年的創作生涯中，除了主要寫作詩歌和散文外，同時還寫了一些小說、劇本并從事翻譯工作。他先在1923年2月11日， 《努力周報》上發表了第一篇小說《一個不很重要的回想》，此后斷斷續續又寫了一些，共計十一篇，后以《輪盤》為題合集出版，這是他的唯一的小說集。關于這個集子，他自己介紹說：“在這集子里，《春痕》，原名《一個不很重要的回想》，是登1923年的《努力周報》的，故事里的主人翁是在遼東慘死的林宗孟先生。 《一個清清的早上》和《船上》，曾載《現代評論》; 《兩姊妹》，老李的慘史見《小說月報》。 《肉艷的巴黎》即《巴黎的鱗爪》的一則，見《晨報副刊》。 《輪盤》不曾發表。其余幾篇都登過《新月》月刊”(《輪盤·自序》)。比起詩歌和散文，小說不是他所注重的，他也承認自己“實在不會寫小說”(《輪盤·自序》)。

他的小說不外乎寫中國留學生的生活和外國的某些社會風尚，同時也有一些取材于中國社會的某些生活側面，題材是不廣的，容量是有限的。 《春痕》寫林長民年輕留日時的一段哀艷的戀愛故事。中國留學生逸和日本姑娘春痕相戀，十年后，做了大官的逸重赴日本游歷考察，又遇春痕時，春痕已變成又肥又蠢的中年婦人，成了有四個孩子的三井夫人。作品要表達的是：“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如今已惘然”。這是旁人的經歷，但也是作者的感慨，慨嘆時光的流逝，人生的變化。 《兩姊妹》取材于外國的人和事，寫安粟和瑪各兩姊妹，因身染疾病，終日禁錮在房子里，不能得到生活樂趣。作品寫了他們生活的孤寂和對幸福的向往。 《輪盤》中有些小說是反映中國社會的某些側面的，如《老李》、 《家德》。人物故事比較完整，前者透過知識分子老李被害的慘史，讓人們見到舊社會的污垢;后者比較細致的刻畫了長工家德的一生，塑造了一個勤勞樸實有個性特征的勞動人民形象。

徐志摩追求的“如愿的”小說，它要象一首完全的抒情詩，有“特具的生動的氣韻”，有“靈異的閃光”(《輪盤·自序》)。因此，他的小說多用浪漫主義的筆法，著力于人物的內心感受的發掘和心理活動的刻畫。如《船上》層層描寫年輕姑娘膄玉跟隨母親到鄉下替祖母看墳地時的所見所感，她對農村的一切感到新鮮、興奮。 《一個清清的早上》寫一個慣會睡覺的咢先生，在一個早上，睡在床上空想著他愛上了某一女子。作品惟妙惟肖地寫他“繞大彎兒小彎兒想去，回頭還是老地方，一步也沒移動”的窘狀。在小說中，作者又好用詩的句型、艷麗的詞句，形象的比附，抒情的筆調，因而，他的作品帶有浪漫的抒情色彩，具有“獨特的華麗”(沈從文： 《輪盤·序》)的格調。他的小說有的情節過于簡略，近于速寫，不那么“完全”;有的只是“直著寫，沒有曲折，也少有變化?！?《輪盤·自序》)必須指出的：他的小說多數寫司空見慣的男女戀愛，很少觸及當時社會的具有普遍意義的尖銳問題。更有甚者，個別篇幅如《肉艷的巴黎》、 《濃得化不開(新加坡)》，大肆渲染描繪人體結構，用香艷的詞句，細致的描摹，不僅顯得淺薄而且趨于庸俗，是作者心靈空虛、生活貧乏的表現。

徐志摩也熱心倡導過戲劇活動。1923年新月社成立時，他積極組織戲劇活動，還創辦過《劇刊》，也演過戲，但是他很少寫劇本。他只寫過一個劇本，叫《卞昆岡》，還是與陸小曼合寫的。1928年5月在《新月》雜志一卷二期及三期上發表。它是以山西云岡附近一鄉村為背景的五幕劇，當時只是由余上沆導演，上海慰勞會演出過，沒有發生什么大的影響。在徐志摩的文學生涯中，翻譯倒是一個重要方面，他的翻譯與創作幾乎是同步進行的。他寫詩也譯詩，他創作小說、散文，也翻譯小說散文。他說，他搞翻譯，“往往是一種不期然的興致。有心做的放著不做，做的卻多半是不預期的?！彼魧W英美時，對西洋文學發生了廣泛、濃厚的興趣，他最傾倒的外國小說作家是契訶夫、福祿拜爾、曼殊斐兒。他曾會見曼殊斐兒，曼殊斐兒建議他不妨試試翻譯，在她的“神奇的啟示”下，徐志摩開始了翻譯工作。他譯了福溝的小說《渦堤孩》，1923年5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他說翻譯這個小說，原意是給他母親看的， “所以動筆的時候，就以她看得懂與否做標準”(《渦堤孩·自序》)。曼殊斐兒私淑俄國作家契訶夫，徐志摩稱道她的小說作品“每一個字都是活的，每一個字都有意義，一字不能增減”“任何奧妙、細致、曲折、甚至刻薄的心理，都有恰到好處的法子來表現?！?《曼殊斐兒》)曼殊斐兒一共有兩個短篇小說集《園會》與《極樂》，共二十多篇，徐志摩選譯了其中的《園會》、 《毒藥》、 《巴古媽媽的行狀》、 《一杯茶》、 《夜深時》、 《幸?！?、 《一個理想的家庭》、 《刮風》等八篇，自英國康橋譯到中國上海，并在1927年，以《曼殊斐兒小說集》由上海北新書局出版。1925年，他在編《晨報副刊》時，又翻譯了伏爾泰的小說《贛第德》并連載于副刊，后于1927年6月由上海北新書局出版，并列為“歐美名家小說叢刊之一”。徐志摩說它是“一部奇書，”“一部西洋的鏡花緣”(《贛第德·自序》)。同年八月，他和沈性仁合譯的英國作家詹姆士·司芬士的小說《瑪麗·瑪麗》，也由上海新月書店出版。此外，他還譯過一些詩和散文。徐志摩的翻譯也有他的偏愛，他說“除了曼殊斐兒是我溺愛，其余都可算是偶成的譯作?！?《瑪麗瑪麗·序》)

“新月”活動

人們看待徐志摩及其創作總是把他與新月派連在一起的，認定他為新月派的代表作家，稱他為新月派的“盟主”，這是因為新月派的形成直至消亡，都與他發生著密切的關系，他參與了新月派的整個活動，他的創作體現了新月流派的鮮明特征。

從成立新月社到逐步形成一個文學流派——新月派，歷時約十年，活動雖時斷時續，其間又有一個復雜的演變過程，但是，徐志摩卻始終在其中起著重要的作用。

事情還得從1923年成立新月社談起。那年春上，徐志摩在北京西單牌樓石虎胡同七號松坡圖書館的專藏外文書籍的第二館擔任英文秘書。他與一些朋友每兩星期舉行一次聚餐會，后在石虎胡同七號租賃了房子，辦起了俱樂部，編戲演戲，逢年過節舉行年會、燈會，也有吟詩作畫，“有舒服的沙發躺，有可口的飯菜吃，有相當的書報看”，因此，又叫“聚餐會”，也叫“七號”俱樂部。徐志摩出于對印度詩人泰戈爾一本詩集《新月》的興趣，提名借用“新月”二字為社名，新月社便因此而得名。參加新月社的有政客、銀行家、交際花，他們是抱著娛樂消遣為目的，但其中也有一些是愛好文學的人，則是想干一番文學事業，當時徐志摩就有這個勁頭，“幾個愛做夢的人，一點子創作的能力，一點子不服輸的傻氣，合在一起，什么朝代推不翻，什么事業做不成?……新月，新月，難道我們這個新月便是用紙板剪的不成。”(徐志摩： 《歐游漫錄·給新月》)

1925年以前，徐志摩自己除了作詩以外，還聯絡新月社成員從事戲劇活動。1924年4月為紀念泰戈爾誕辰，由他出面組織新月社同人并主演了泰戈爾的劇本《契忒拉》。到了1925年10月，徐志摩接編《晨報副刊》，并于1926年4月1日，創辦了《晨報詩刊》，這時，聞一多已由美國回國并參加了《詩刊》的編撰工作。除第三、四兩期由聞一多和第五期由饒孟侃負責編輯外，其全各期均由徐志摩主編。發表的《詩刊弁言》和《詩刊放假》也是徐志摩執筆， 《詩刊弁言》中有這樣的話：“我們幾個朋友想借副刊的地位，每星期發行一次《詩刊》，專載創作的新詩與關于詩或詩學的批評及研究文章”?！奥勔欢嗟募沂且蝗盒略娙说臉犯C，他們常常會面，彼此互相批評作品，討論學理?！薄对娍返淖迦顺熘灸?、聞一多、饒孟侃外，還有劉夢葦、于賡虞、朱湘、蹇先艾等，他們努力于中國新格律詩的創作和關于詩藝的探討，所以， 《晨報詩刊》的創辦，標志著以“使詩的內容及形式雙方表現出美的力量，成為一種完美的藝術”(于賡虞： 《志摩的詩》)的詩歌流派——新月詩派的形成。不久，由于新月社的一些成員和其他戲劇工作者急于要在刊物上介紹并推廣新劇，于是到了6月10日， 《詩刊》“放假”，由《劇刊》代替。徐志摩主持的《劇刊》共辦了十五期，但收效不大，而《詩刊》卻倒是中斷了。

1927年春，新月社一些成員由于政治形勢的變化及其它種種原因，紛紛聚集到上海。此時，徐志摩也與陸小曼結婚并移居上海。徐志摩四出訪友，奔走聯絡，與聞一多、胡適、邵洵美、梁實秋、余上沆、張禹九等在上海環龍路環龍別墅辦了個新月書店，由胡適任董事長，余上沆任經理，后由張禹九接任。1928年3月，徐志摩一邊在光華大學，東吳大學，大夏大學等校擔任教授工作，一邊又創辦了《新月》月刊。 《新月》一共出刊四卷四十三期，至1933年6月終刊。新月書店和《新月》月刊，除出版發表一些政治、經濟、文化等著作外，也發行和發表了不少文學著作，不僅刊出新月派成員的著作，其中也有郁達夫、巴金、丁玲、胡也頻等思想傾向進步的作家作品。不過，這已是新月派活動的后期，后期新月派，其成員雖各有差異，就其整個政治傾向而言，卻是日趨反動。徐志摩執筆的《新月》發刊詞《新月的態度》，提出了所謂“不妨害健康”與“不折辱尊嚴”的“超然”的創作原則，攻擊文壇的所謂“十三派”，含沙射影反對革命文學運動。并在《新月》上發表了《秋蟲》、 《西窗》那樣思想傾向反動的作品，這就是明顯的一例。但是新月派從事詩歌創作，研討新詩的這條“連索”似乎還沒中斷。1931年1月20日，徐志摩與陳夢家、邵洵美等又辦了一個《詩刊》季刊，出了四期，撰稿的有徐志摩、陳夢家、饒孟侃等。為此，陳夢家在1931年9月，從《晨報詩刊》、《新月》月刊和《詩刊》上選了十八家詩人八十首新詩，編成一本《新月詩選》，從這些詩作中，多少可以見出新月詩派的基本面貌和特色。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因飛機失事而去世，新月派為梁實秋、胡適等人所左右，其反共、反人民的政治傾向越加明顯，到了1933年6月1日， 《新月》出至四卷七期而?？?，隨后，它也便消聲匿跡了。

綜上所述，從新月社的成立及至新月派的形成和它的主要活動(尤其是文學方面的活動)，徐志摩在其中都起著主角的作用，他確實是新月派的代表人物。那末，當我們著眼于從文學的角度來考察新月派時，作為一個文學流派，必然有共同的特點，有它特有的風格特色。就藝術觀而言，大體相同，他們注重“靈感”，注重于“情感的表現”，主張為藝術而藝術，藝術至上。同時又刻意追求詩的表現技巧，要求有“完美的形體”，不僅詩的外表形式整齊美觀，而且要具有內在的節奏感和旋律美。聞一多創建的新詩格律理論，主張詩歌要有音樂美、繪畫美、建筑美，概括了這派詩歌的主要藝術經驗和藝術特色。讀聞一多的詩，從聽覺到視覺都會給你一種美的感染。他的詩注意節的勻稱，句的均齊，語言詞藻具有鮮明色彩，吟誦起來悠揚悅耳，據此，有人稱新月詩派為格律詩派。饒孟侃、陳夢家、卞之琳他們在詩歌創作中，也主張“本質的醇正，技巧的周密，格律的謹嚴”(陳夢家： 《新月詩選·序言》)。徐志摩自認他的詩風受了《死水》作者的影響，他的詩逐步納入新的格律詩的范疇，有人認為“他的全部詩作代表著新月派的詩歌之發展過程”(穆木天： 《徐志摩論》)。作為新月詩派的主要代表聞一多、徐志摩對新詩發展曾經起過一定的推動和影響作用。但是，他們過分地追求形式和格律，又走向歧路，尤其是徐志摩到后期思想和創作都發生危機，他發出悲嘆：“一年，又一年，再過一年，新月望到圓，圓望到殘。”(《愛的靈感》)

新月派是一個資產階級文學流派。其成員復雜，思想不一，前后也有變化。聞一多始終堅持愛國主義精神， 最后與“新月”分道揚鑣成了民主斗士;而梁實秋則竭力宣揚資產階級人性論，反對左翼文藝運動;胡適發表政治論文，反對馬克思主義、反對革命。新月派到了后期為胡適、梁實秋他們所控制，其反動政治傾向越來越鮮明， 《新月》月刊文學作品少了，政治論文多了，胡適等人越來越倒向靠攏帝國主義和反動勢力，導致這個派別脫離了文學的本體，蛻變為反動勢力搖旗吶喊的工具，正如魯迅所指出的：“‘新月’的冷落，是老社員都‘爬’了上去，和月亮距離遠起來了?！钡搅?933年6月，隨著《新月》月刊的?？?，新月派的整個活動也就中止了。

三、結 語

徐志摩是一位在中國文壇上曾經活躍一時并有一定影響的作家，對他與對所有其他作家一樣，我們只有努力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才有可能作出實事求是符合實際情況的評論。說徐志摩的感情浮思想雜，這是事實，但并不等于說徐志摩這個人物是神秘莫測不可認識的，他的世界觀是沒有主導思想的，或者說是個超階級的“不含黨派色彩的詩人”。我們通過對他的生平活動、創作道路作全面的具體的考察，還是可以理出他的“感情線索”的。他的思想、創作呈現的面貌，發展的趨勢，都說明他是個布爾喬亞詩人，資產階級作家。他的思想的發展變化，他的創作前后期的不同狀況，是和當時社會歷史特點關連著的，是當時階級關系變動的折光。毛澤東同志說：“民族資產階級是個復雜的問題。這個階級曾經參加過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隨后又為這個革命的火焰所嚇壞，站到人民的敵人即蔣介石集團那一方面去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徐志摩的創作，由早期的尚能反映人民的疾苦，同情人民的不幸，到后來害怕以至反對人民革命斗爭;由要求個性解放，追求自由民主，到頹廢絕望，宣揚脫離塵世，這一詩歌創作發展的總脈絡、總趁勢，不正是作為一個資產階級作家徐志摩階級根性的活生生的表現嗎?1922年自英回國的頭兩年，封建軍閥的倒行逆施，阻礙了他的理想主義的推行，因此，他的不滿主要還是針對軍閥官僚等封建勢力的代表，到了后來，革命深入，無產階級依照自己的理想和方式向舊社會發起沖擊，也沖擊著徐志摩的理想主義的迷夢。那是狂風暴雨，不是清風白日;那是燎原之火，不是波光艷影，于是他把一腔怨恨傾倒到新興社會力量——無產階級頭上。不僅在詩歌，而且在散文和論文中，表示反對馬克思主義，攻擊無產階級革命。如《列寧忌日——談革命》(收《落葉》集中)一文，反對陳毅同志的《紀念列寧》文中提出的要在中國宣傳并實行列寧主義的主張，攻擊列寧的理論“太權宜”，“不免偏窄”，不希望他的主義傳播，同時還認為十月革命“是人類史上最慘刻苦痛的一件事實?！背闪笋R克思主義和人民革命的反對派。當年魯迅等左翼作家就曾尖銳地批判過他的資產階級文藝觀點和反動的政治立場，這是魯迅等革命作家鮮明的原則性和堅定的革命立場的表現。

作為新月派的一個主要詩人，徐志摩在我國新詩發展史上曾經產生過一定的影響，為新詩的發展進行過種種試驗和探索。他的詩歌有著相當鮮明的獨特風格，有一定的藝術技巧。對此我們都應給以恰如其分的評價，不貶低，不溢美。我們承認他的特點，肯定他的詩作的某些思想價值與藝術技巧，絕不等于贊同他的唯美主義和形式主義，唯美主義和形式主義正是徐志摩創作的弊病。我們指出徐志摩詩作的局限，特別是他后期創作所表現的某些頹唐以至反動的情調，不過是揭示事實的真相，準確地判斷徐志摩及其詩作的歷史地位，而不是用今天的標準對他加以苛求。

徐志摩離開這個世界“飛去”已經半個多世紀了，但用科學的世界觀、文藝觀對他的創作加以研究，卻仍有著一定的實際意義：有助于理清我國現代文學發展的脈絡，又可以把他的成功和失敗作為今天創作的借鑒。

注釋

附錄一 徐志摩作品集目錄

創作

《志摩的詩》(詩集),中華書局1925年8月出版(收詩歌55首,連史紙,仿宋字體,中式線裝);上海新月書店1928年8月出版(在中華版基礎上增刪收詩歌41首)。

《落葉》 (散文集),北京北新書局1926年6月出版。

《巴黎的鱗爪》 (散文集),上海新月書店1927年8月出版。

《翡冷翠的一夜》 (詩集),上海新月書店1927年9月出版。

《自剖》 (散文集)上海新月書店1928年1月出版。

《卞昆岡》 (劇本) (與陸小曼合作),1928年4月10日和5月10日《新月》月刊1卷2期和1卷8期(后新月書店出單行本)。

《輪盤》 (小說集),中華書局1930年4月出版。

《猛虎集》 (詩集),上海新月書店1931年8月出版。

《秋》 (散文), (1929年秋在上海暨南大學講演稿),上海良友圖書公司1931年11月出版。

《云游》(詩集),上海新月書店1932年7月版。

《愛眉小札》 (包括《志摩日記》、 《志摩家書》,以及陸小曼的《小曼日記》,由陸小曼編輯),上海良友圖書公司1935年出版,后又由上海晨光書店印行。

《志摩日記》 (分《西湖記》、 《眉軒瑣語》、 《一本沒有顏色的書》三部分,后附《愛眉小札》及《小曼日記》),上海晨光出版公司1947年3月出版。

此外,自抗日戰爭時期一直到今天,還編印出版他的選集詩集多種。

翻譯

《渦堤孩》(小說,德國福溝作),商務印書館1923年5月出版。

《曼殊斐兒小說集》,上海北新書局1927年4月出版。

《贛第德》 (小說,法國伏爾泰作),上海北新書局1927年6月出版。

《瑪麗瑪麗》 (小說,愛爾蘭詹姆士·司蒂芬作,與沈性仁合譯),上海新月書店1927年8月出版。

附錄二 徐志摩年譜及評論目錄

年譜

陳從周編《徐志摩年譜》。

邵華強編《徐志摩年表》,見1982年11月花城出版社出版的《落葉》附錄。

邵華強編《徐志摩文學系年》,見1983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徐志摩選集》第三輯附錄。

評論

茅盾《徐志摩論》, 《現代》月刊1933年2月, 2卷4期。

穆木天《徐志摩論》,《文學》3卷1號。

卞之琳《徐志摩詩重讀志感》, 《詩刊》1979年第9期。

凡尼《徐志摩簡論》, 《詩探索》1980年第1期。

卞之琳《徐志摩選集·序》,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版《徐志摩選集》。

陸耀東《評徐志摩的詩》,《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0年第2期。

胡凌芝《海灘上的花——評徐志摩的理想主義》, 《文學評論叢刊》11輯1982年2月。

嚴家炎《論徐志摩詩歌的藝術特色》,《新文學論叢》1983年第2期。

倪婷婷《濃得化不開——論徐志摩的散文創作》,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3年2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