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札趣談·傅雷

《傅雷》：傅雷(1908-1966)，翻譯家。字怒安，號怒庵。上海南匯人。1927年到法國巴黎大學(xué)文科和盧佛美術(shù)史學(xué)院聽課，專攻美術(shù)理論、藝術(shù)批評。留學(xué)時期，曾游歷比利時、瑞士、意大利。1931年秋回國，在上海美專講授美術(shù)史和法文，1934年秋與友人合辦《時事匯報》周刊，任總編輯。1940年后主要從事外國文學(xué)譯著工作。1945年，與馬敘倫等籌備成立中國民主促進(jìn)會，并被選為第一屆理事。建國后任作協(xié)上海分會理事、書記處書記。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文革” 初，受迫害致死，1979年平反。一生翻譯外國文學(xué)名著33部，其中巴爾扎克的作品15部，60年代被吸收為法國巴爾扎克研究會會員。譯有《高老頭》《歐也妮·葛朗臺》《貝姨》《嘉爾曼》《高龍巴》《老實人》《約翰·克里斯朵夫》和《藝術(shù)哲學(xué)》等。現(xiàn)出版有《傅雷譯文集》和《傅雷家書》。

“使你為我們受累，實在不安” ——最后一封家信

傅雷以他勤奮的一生，從他青年時代——20世紀(jì)30年代初期開始，一共翻譯了33部外國文藝名著。這位踏踏實實、刻苦耐勞、卓有成就的文藝家，不堪凌辱與誣陷，于1966年9月3日凌晨，同妻子朱梅馥，從從容容，坦坦蕩蕩，一起含恨棄世。這是他棄世前，即9月2日深夜，留下的最后一封信。這封信是寫給朱梅馥的胞兄朱人秀的。

信中說： “人秀： 盡管所謂反黨罪證 (一面小鏡子和一張褪色的舊畫報)是在我們家里搜出的，百口莫辯的，可是我們至死也不承認(rèn)是我們自己的東西(實系寄存箱內(nèi)理出之物)。我們縱有千萬罪行，卻從來不曾有過變天思想。”這里所講的“反黨罪證”，即小鏡子后有蔣介石的頭像，畫報上登有宋慶齡的照片，保留這兩件東西大概是傅雷夫婦致命的“罪行”了。但據(jù)傅雷的子女講： “這是我姨媽在解放前寄存于我家箱子里的東西。對他人寄存的東西，我們家是從來不動的。” 可見他們的“罪行”純屬 “莫須有”。

信中又說： “因為你是梅馥的胞兄，因為我們別無至親骨肉，善后事只能委托你了。如你以立場關(guān)系不便接受，則請向上級或法院請示后再行處理。”然后列出委托給朱人秀的13件事。其中包括： “代付九月份房租55.29元(附現(xiàn)款)”; “武康大樓 (淮海路底)606室沈仲章托代修奧米茄自動男手表一只，請交還”; “故老母余剩遺款，由人秀處理”; “舊掛表 (鋼) 一只，舊小女表一只，贈保姆周菊娣”; “姑母傅儀寄存我們家存單一紙六百元，請交還”;“現(xiàn)鈔53.30元，作為我們火葬費(fèi)”; “自有家具，由你處理。圖書字畫聽候公家決定”等等。一項項交代得既從容又認(rèn)真。幾個小時后，夫妻倆就離開了人世。

傅雷之死，彰顯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崇高品德。20年后，施蟄存先生在《紀(jì)念傅雷》中寫道：“我知道傅雷的性情剛直，如一團(tuán)干柴烈火，他因不堪凌辱，一怒而死，這是可以理解的，我和他雖然幾乎處處不同，但我還是尊敬他。在那一年中，朋友中像傅雷那樣的毅然決然不自惜生命的，還有好幾個，我也都一律尊敬。不過，朱梅馥的能同歸于盡，這卻是我想象不到的，伉儷之情，深到如此，恐怕是傅雷的感應(yīng)。”老作家柯靈1978年也曾寫文章說：“也許會有人覺得，傅雷太桀驁不馴了。但我想，為了社會的清明和進(jìn)步，黨寧取光明磊落的魯男子，也不該要看風(fēng)使舵的聰明漢，半陰半陽的兩面人。”

永別了，傅雷先生。人民是不會忘記你的。愿你們夫婦在地下安息!

傅雷寫給兒子的信 (一)

傅雷寫給兒子的信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