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艾》歷史事跡,評價,人物簡介

鄧艾，字士載，三國后期魏國的將領，義陽郡棘陽(今河南新野東北)人。他生于漢獻帝建安二年(公元197年)，卒于魏元帝咸熙元年(264年)。自幼喪父，小時候家境貧寒。

漢獻帝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兵破荊州，致流民以萬計。^①十一歲的鄧艾，隨母避亂，東徙汝南(今河南息縣)，給地主放牛為生。第二年，母子二人又北徙潁川(今河南許昌東)。潁川，是東漢名士陳寔的故里。鄧艾在鄰人故知的幫助下，茹苦憤讀，誦陳寔碑文，效陳寔的文才和剛正不阿的品行，成為都尉學士。幾年顛沛流離的生活，戰火烽煙的熏陶，使青少年時期的鄧艾就酷愛軍事。他常常獨自研讀兵書戰策，學習行軍布陣之法。每次出門，見到山嶺沮澤，總要在那里踏勘地形，指劃安營扎寨的處所。鄧艾的這些行為，引起許多人對他的白眼和恥笑。他毫不介意，照舊我行我素。后來，鄧艾的品學終于得到司馬懿的賞識，先被用為掾屬^②，后被封為尚書郎。

鄧艾在魏國嶄露頭角，是因為他力主實行 “屯田開漕”、“積粟富民”的農戰政策。魏正始二年(241年)，鄧艾東行陳、項，至壽春(今安徽壽縣)。經過實地考察，他向曹魏提出了開發兩淮，“且田且守”的龐大計劃，并著《濟河論》，詳陳利弊，得到司馬懿的賞識。同年，魏國興師動眾，“開廣漕渠”，不僅 “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而且為軍事上用兵東南，“泛舟而下”，開辟了通道^①。這對魏國后期軍事發展，起了重要作用。爾后，連年爭戰，鄧艾進一步發展了自己 “足食足兵，食在兵前”的農戰思想。他主張： “國之所急，惟農與戰，國富則兵強，兵強則戰勝。然農者，勝之本也。”^②可以說，曹魏后期，在政權更迭，內亂外患叢生的境況下，仍能貫徹屯田政策，發展生產，是和鄧艾極力倡導分不開的。

鄧艾領兵為將時，已是五十開外的人了。當時，蜀漢乘司馬氏與新任曹臣爭權奪利無暇他顧之機，從魏正始八年(247年)至元帝景元三年(262年)，派大將姜維先后九次在隴西發動進攻;東吳則從正始二年(241年)至魏高貴鄉公甘露二年(257年)，四次大規模攻魏。曹魏內部先后有揚州刺史文欽、鎮東大將軍毋丘儉、諸葛誕起兵淮南等叛亂。在這連天烽火的歲月，鄧艾協助司馬氏(始司馬懿，又司馬師，又司馬昭)，東征西討，屢建戰功。魏元帝景元四年(263年)，他又奉獻妙策，親率銳師，一舉滅亡了蜀國。

淮 南 布 陣

魏高貴鄉公正元二年(255年)，即司馬師廢曹芳立曹髦的第二年，毋丘儉、文欽舉兵反叛。從此，兩淮亂起。毋丘儉、文欽 “迫脅淮南將守諸別屯者，及吏民大小，皆入壽春城，為壇于城西，歃血稱兵為盟”^①。然后，將所屬老弱及臣民用以守城; 儉、欽二人則率兵五六萬渡過淮河，西至數百里外的項縣(今河南沈丘)。項縣城坐落在潁水之陽，北沿蒗蕩渠可至陳留; 西溯洧水可抵新鄭，進逼魏都洛陽。儉、欽占據項縣，形成兵窺司州之勢。

當時，鄧艾為兗州刺史。起初，毋丘儉“欲疑惑大眾”^②，離間鄧艾與司馬師的關系。他派能疾走者，率先抵達兗州(今山東鄄城東北)，致書鄧艾，詳數司馬師之罪。鄧艾見書大怒，傳令斬殺來使。然后，率軍萬余，兼道而進，直趨汝陽(今河南商水西南)與項縣之間的樂嘉城。這時，司馬師駐兵汝陽，以鄧艾為前鋒; 派王基進據南頓(今河南項城西); 遣諸葛誕督豫州諸軍自安風(今安徽霍丘西南)，兵向壽春，抄襲叛軍后路; 派征東將軍胡遵督青、徐之師，出譙(今安徽毫縣)、宋(亳縣南)之間，斷項縣守敵的退路。這一部署，雖各軍緊相呼應，陷敵于被動，但項縣與壽春遠隔數百里，拔壽春不足于制項縣。項縣為勁敵，毋丘儉與文欽，據城扼守。“儉堅守，欽在外為游兵”^③，防守嚴密，不易力取。破敵的關鍵在于分儉、欽之兵為二，各個擊破。

鄧艾兵至樂嘉后，見敵堅守城池，內外有備，故未立即采取攻勢，而是以后發制人，誘敵上鉤的方式，引敵出戰。他隱兵不進，故作示弱; 另派將士引汝陽之師潛入樂嘉，暗增兵力，布陣以待。駐項縣城外的文欽之師，聞鄧艾驟至，“驚愕未知所為”。他們進退兩難，“困獸思斗”，急欲求戰^④。文欽之子文鴦，見鄧艾止兵不進，以為是立足未穩，“擊之可破”，因而力主出戰。急欲求戰的文欽，不察虛實，便將所部分成兩支，離開項縣，趁夜急馳樂嘉，夾擊艾營。早已作好戰守準備的鄧艾，見誘敵成功，遂發城內之兵出城迎擊。戰至天明，文欽見樂嘉艾軍早有戒備，愈戰愈勇，方知中計，慌忙收兵東撤。鄧艾見機，揮軍追殺至百里之外的丘頭(今安徽界首縣西南)。

鄧艾樂嘉誘敵之舉，分散了項縣守敵的兵力，完全打亂了毋丘儉當初的部署。城內毋丘儉與城外文欽所部，由此一分為二，兩相兵單勢孤。文欽之敗，使毋丘儉困守孤城，驚恐不已。當天深夜，他棄城敗逃，行至慎縣(今安徽潁上縣北)，被當地居民射死。項縣之敵從此不戰自潰。司馬師派往東路襲擊壽春的諸葛誕軍也順利占領該城。

文欽在樂嘉慘敗后，見項縣失守，壽春亦潰，感到 “孤軍無繼，不能自立”^①，于是率隊投奔了東吳。這時，吳國大將軍孫峻早已屯兵沿江一帶，伺機攻魏。接受了文欽的投降以后，吳軍乘勢北上，直向壽春撲來。剛剛平息的淮南局勢，又處于嚴重的戰爭狀態。

當時，魏國鎮東大將軍諸葛誕新督揚州。面對吳軍的進逼，他采取了被動的分兵把口的阻敵方針。諸葛誕親督所部駐守壽春，而令鄧艾遠扎數百里外的肥陽(今河南杞縣東北)，以為后援。這種布局，實際上是毋丘儉起兵討魏的故伎重演，是極易被吳軍分割擊破的。鄧艾反對這一部署。其理由： 一是肥陽地處陳留國，“與敵勢相遠”; 二是交戰的關鍵在確保壽春，壽春失，淮水優勢俱去，而肥陽對于抵抗吳軍的入侵實“非要害之地”^②。于是，他毅然改變了駐守肥陽的計劃，移兵東下，直抵壽春城南約二十里的附亭，并派主力馳往黎漿(壽春南)拒戰。附亭、黎漿是保衛壽春的重要屏障。據此，不僅可以阻止敵軍從淮水上游、黎漿水、肥水三條水路的進攻，且是陸路抗擊東吳北侵的要地。在兵力使用上，鄧艾的行動，集中了兵力，使東西兩路魏軍合為一體，大大加強了壽春前線的防御力量。

孫峻等人率隊北上，遭到鄧艾的阻擊，水陸均不得進。他們見強攻壽春無望，只好督隊回撤。鄧艾乘勢進擊，攻敵惰歸，陣斬吳軍大將留贊等，一舉粉碎了孫峻號稱十萬大軍的進攻。這一仗告捷，為司馬氏徹底平定了正元初年淮河南北的叛亂，穩定了魏國東南局勢。鄧艾“以破欽等功，進封方城鄉侯，行安西將軍”^①。

隴 西 退 敵

當魏國淮南兵亂之際，蜀漢派大將姜維從西部入手，進犯隴西。

以往，鄧艾與姜維在隴西一帶，有著數次交鋒的經歷，始終勝其一籌。魏邵陵公嘉平元年(249年)，姜維率軍北犯雍州，兵逼隴西。隨后，“依麹山(今甘肅岷縣東南)修筑二城”，企圖長期堅守。該地東毗秦嶺，西依岷山，山嶺重疊，形勢險固，對魏軍威脅很大。鄧艾當時參與對蜀作戰不久。他協助征西將軍郭淮，乘姜維 “去蜀險遠”，糧食匱乏，且 “山道阻險，非行兵之地”等弱點，“進兵圍麹城，斷其運道及城外流水”^②。蜀軍數次挑戰，鄧艾均按兵不出。與此同時，郭淮督兵，進扼城西南數十里的牛頭山(今甘肅岷縣南)，切斷麴城蜀軍的退路; 阻止后續蜀軍的增援。這樣，圍而不攻，“不戰而屈人”^①，迫使敵軍陷于極度的困境。麹城蜀軍進退不得，“分糧聚雪以引日月”^②。姜維率救兵至，剛抵牛頭山即遭到郭淮的阻擊，遂逃之夭夭。最后，麹城之敵，圍久困絕，舉城投降。鄧艾初試鋒芒、首戰姜維，就打了一次非常成功的圍困戰。

姜維退后，郭淮欲全力西擊諸羌^③。鄧艾認為： 姜維此去不遠，很可能伺機回軍，斷我后路，因而 “宜分諸軍以備不虞”^④。郭淮接受了鄧艾的建議，留鄧艾駐守白水(今四川白龍江)以北阻敵。鄧艾的這一判斷是非常正確的。僅隔三日，姜維果然派其部將廖化率隊來攻。廖化見鄧艾有備，只好在白水南岸扎營，與艾軍隔水相峙。鄧艾看到：對岸敵軍雖虛張聲勢，但只不過是牽制之師，旨在吸引我主力于北岸，而蜀軍主力姜維部，“必自東襲取洮城”^⑤。洮城，位于白水北岸，距艾營六十里。洮城一失，艾軍即有后路斷絕之危。于是，鄧艾將計就計，召集諸將作了部署： 一、留兵一支與廖化部對峙，敵“來渡而不作橋”^⑥，把敵軍死死釘在對岸水旁; 二、自己率主力，趁夜色銜枚疾進，先機占領洮城。企圖偷襲洮城的姜維軍，毫無警覺，乘興而至。早已埋伏在洮城一帶的艾軍，蜂擁而起，奮勇沖殺。蜀軍遭此突然打擊，慌亂不知所措，倉皇后撤。這一仗，鄧艾將計就計，出敵不意，以準確的判斷，靈巧的戰術，再次大敗姜維，創造了以少勝多的戰例。

魏高貴鄉公正元二年(255年)八月，姜維率兵數萬又一次進犯隴西，兵至枹罕(甘肅臨夏縣東北)，直逼狄道。魏雍州刺史王經，與之稍戰即大敗，死者萬計。王經僅以萬余人還保狄道城，姜維則乘勢督兵圍城。面對蜀軍此次大規模進攻，曹髦詔命鄧艾為安西將軍^①，與征西將軍陳泰，并力解狄道之圍。

這一仗，鄧艾協助陳泰，抓住姜維 “孤軍遠僑，糧谷不繼”，且不去乘勝 “放兵收降”擴大戰果，反而 “挫峻城之下”^②，放棄周圍有利地勢等用兵上的弱點及驕狂輕敵的思想狀態，命令部隊銜枚潛行，在夜色的掩護下，占據了狄道東南側的高山。然后，居高臨下，與城中王經所部構成內外夾擊蜀軍之勢。為了給敵以錯覺，并與城中魏軍協同行動，他們在山頭遍燃烽火，擊鼓鳴角。城內王經所部魏軍見救兵至，士氣大振。姜維不知計之所出，倉忙列陣來攻。剎時間，魏軍從狄道城內外同時發起沖擊，實施前后夾擊。姜維大敗，收隊退至鐘提(今甘肅臨洮縣南)。狄道之圍遂解。

當初，魏軍許多將領畏敵怯戰，是反對在狄道城外與蜀軍交戰的。他們認為： “王經新敗，賊眾大盛”，“繼敗軍之后，當乘勝之鋒，殆必不可”^③。狄道解圍后，這些人又產生輕敵麻痹情緒，他們 “多以為維已力竭，未能更出”^④，可以馬放南山，安然無事了。鄧艾對形勢的分析判斷與眾不同。當初他支持并主張出兵隴西; 狄道戰后，他又特別注意從一時的勝利中，體察不利因素，不懈怠、不麻痹。鄧艾認為： 王經 “洮西之敗，非小失也”。那次失敗，已經使 “士卒凋殘，倉廩空虛，百姓流離”。我今雖勝，但與敵相比仍有四失： 一、從全局來看，蜀軍并不是敗勢，反而“彼有乘勝之勢，我有虛弱之實”; 二、敵“上下相習，五兵犀利”，而我卻 “將易兵新，器杖未復”; 三、“彼以船行，吾以陸軍”，軍行 “勞逸不同”; 四、“彼專為一”，兵力集中，而我須分兵各地，四處把守等等。因而，他斷定蜀軍非但不會就此止兵，反而 “其來必矣”^①。在鄧艾動員說服之下，魏軍將士全力加強防守。他們兵分四支，一守狄道、一守隴西、一守南安、一守祁山，據險扼要，形成了緊相呼應的數百里防線。

第二年七月，姜維果然再次率眾出兵祁山。他們見該處艾軍戒備森嚴，不敢蠻戰，率隊回撤。爾后，又改由董亭(今甘肅武山西南)北攻南安(今甘肅文峰鎮東)。南安同樣有艾兵防守。當維軍出董亭不久，鄧艾即督兵搶占了武城山。該山位于渭水南岸，地勢險要，是北入南安的必經之路。由于艾軍先機而至，“維與艾爭險不克”^②，只好趁夜色緣山東行，占領百里之外的上邽(今天水市)，企圖東犯魏郡。見此情景，鄧艾敵變我變，立即揮師疾行東向，阻蜀軍于上邽東南之段谷。姜維四處受阻，又不料艾軍驟止，士氣大衰，亂不成軍。鄧艾利用山間地勢，督兵猛進，大破蜀軍于段谷。

這一連串的勝利，初步改變了隴西蜀魏兵力懸殊及魏國“東西有事，二方皆急”、“諸將意沮”^①的局面。鄧艾因謀略過人、軍功卓著被晉封為鎮西將軍，總督隴西諸軍事。

陰 平 偷 渡

魏元帝景元三年(262年)，鄧艾又大敗姜維于侯和(今甘肅卓尼縣東北)，迫使蜀軍退保沓中(今甘肅岷縣南)。魏國軍事勢力的發展，終于導致了滅蜀戰爭。這是魏蜀兩國的最后決戰。

景元四年(263年)五月，曹魏下詔 “征四方之兵十八萬”^②，經過充分準備之后，在司馬昭親自率領下，分三路大舉攻蜀。其部署是： 一由鄧艾率兵三萬余，自狄道直向甘松(今甘肅迭部東南)、沓中，進擊蜀軍主力姜維部，“絆姜維于沓中”^③; 二由諸葛緒率兵三萬自祁山兵向武街(今甘肅成縣西北)，南下橋頭谷(今四川青川縣北)，配合鄧艾，切斷姜維向東向南的歸路; 三由鐘會率主力十余萬，取漢中，直逼成都。

八月，魏軍主力從洛陽出發，揚旗擊鼓，浩浩蕩蕩。蜀軍獲悉魏軍大舉進攻的消息，急忙分兵兩支： 一支西援沓中姜維部; 一支東扼陽安關口(今陜西勉縣西)。這樣，蜀軍的主要力量仍然集結在沓中一帶。因此，鄧艾能否牽制住姜維，乃是關系到東路大軍順利進攻及整個滅蜀計劃成敗的關鍵。姜維遭到鄧艾和諸葛緒的兩路鉗擊，立刻陷于被動。這時，他聽說

“鐘會諸軍已入漢中”，急忙收隊東下，采取了退守要地的方針。由于諸葛緒阻敵不力，使姜維越過了陰平及橋頭關，與援軍會合。然后，收縮兵力退守劍閣(今四川劍閣北)要隘。

劍閣，以劍門而稱天險，“連山絕險，飛閣通衢”^①，是由陜入川的咽喉。它位于兩山之間，狹徑三十里，實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勢。姜維憑險固守，阻斷了魏軍主力入蜀的道路。鐘會屢攻劍閣不下，又因千里奔襲，糧運不繼，十余萬兵馬，擁擠于山間狹道，陷入進退維谷的境地。這樣，魏軍嚴重受挫，原來的進攻形勢，突然逆轉，整個滅蜀計劃面臨破產的危險。

時間的拖延對魏軍十分不利。鄧艾聽說鐘會前進受阻，欲收兵回撤，便進見司馬昭，提出了一個大膽的計劃。他指出：現強攻劍閣，久則師老兵疲，勞而無功。自古 “攻其無備，出其不意”為制勝之策，因而，與其強攻劍閣，不如迂回敵后，從陰平、江油(今四川江油)，沿邪徑，經廣漢、德陽亭(今四川梓潼北)直取涪城(今四川綿陽)。這樣，涪城東距劍閣數百里，西離成都三百余里，“奇兵沖其腹心”，劍閣守敵必定回保涪城，魏軍主力即可乘機推進; 若劍閣守敵不退，涪城兵力寡少，奇襲部隊即可一舉奪之，直逼成都^②。正在一籌莫展的司馬昭，聽了鄧艾這一出奇制勝的用兵計策，十分高興，立即命令鄧艾付諸實施。

陰平，位于白水南北兩條支流之間，是隴南入蜀的孔道，東經陽平關可通漢中， 南出江油可達成都。 但陰平以南， 山陵重疊，道路險峻，行軍十分困難，故素不被人重視。這年十月，鄧艾簡選精銳一萬人，輕裝前進，沿山谷小徑，一鼓作氣，行無人之地七百余里。途中山高谷深，有許多路是屬于只能單肩挑擔的 “左擔路”或 “右擔路”，行動極為困難。軍至馬閣山(今四川武平東南)，許多陡峭山壁，阻斷了他們前進的道路，“又糧運將匱，瀕于危殆”^①。見此情景，鄧艾身先士卒，用氈裹身，滾轉而下。他的部下見主帥臨危不懼，也都附葛攀藤，緣崖而進。在鄧艾率領下，這支精悍的部隊，很快越過崇山峻嶺，抵達江油，插入了蜀國腹地。

守衛江油的蜀國將領馬邈，以為魏軍從天而降，驚恐萬狀，不戰而舉城投降。蜀國衛將軍諸葛瞻(諸葛亮之子)，欲率隊迎戰，因摸不清魏軍的虛實，不敢輕進。尚書郎黃崇曾建議他 “速行據險”，阻魏軍于山間狹途，甚至 “再三言之，至于流涕”，諸葛瞻仍猶豫不決^②。后來，諸葛瞻率隊抵達涪城，遭到鄧艾的迎頭痛擊，倉惶退到了綿竹(今四川德陽)。

當時，鄧艾雖然占領了涪城，但輕裝奔襲，兵少糧缺，又加三面臨敵，非速戰速決不能立足。為了挫敗諸葛瞻的攔阻，迅速打開局面，鄧艾派兒子鄧忠與師纂，分左右兩路，出擊綿竹。不料，初戰失利。鄧忠回帳后，連稱 “敵不可擊”。鄧艾聽說進攻失敗，又見鄧忠如此畏敵怯戰，勃然大怒。他斥責道： “存亡之分，在此一舉，何不可之有(怎么竟有不可擊之理呢)! ”^③當即要將鄧忠、師纂問斬。鄧忠、師纂見軍令難違，只好拼死再戰。結果，大獲全勝，不僅陣斬了諸葛瞻，而且一直推進到雒(今四川廣漢)，兵鋒已接近成都了。

鄧艾出敵不意，偷渡陰平，采用戰略迂回的計策，抓住了蜀軍戰略防御中的弱點，反被動為主動，一舉改變了整個戰局。守衛劍閣的姜維軍，腹背受敵，進退不得; 成都一帶的蜀軍更是 “不意魏兵卒至，不為城守調度”，爭相逃命。艾軍逼近成都時，“百姓擾擾，皆迸山澤，不可禁制”^①。十一月，蜀漢幼主劉禪在內外交困的境況下，遣使捧皇帝璽綬向鄧艾請降。隨后，他縛手于背，驅車載棺至艾營請罪。姜維也奉命向鐘會投降。十數萬魏軍以勝利之師，進占成都。建立四十三年之久的蜀漢政權，就這樣敗亡了。

滅 吳 方 略

蜀漢滅亡，震動了江南，東吳上下頗有唇亡齒寒之感。吳國文武認為： “彼(指魏)之得志，我之憂也。”^②于是，有的建議遷都武昌以實長江防御; 有的認為魏軍東下滅吳，只是時機而已，建議修備以待^③。這樣，在鄧艾兵進成都后，就有一個正確處置蜀國后事，從戰略上如何對待東吳的問題。

魏元帝景元四年(263年)十二月下旬，鄧艾致書司馬昭，指出： “兵有先聲而后實者(先示之以聲威，然后再用兵攻取)，今因平蜀之勢以乘吳，吳人震恐，席卷之時也。”可是，經過滅蜀之戰，“將士疲勞，不可便用”，須緩行，以充實軍力。因此，鄧艾主張集兵四萬，“煮鹽興冶”，繕作舟船，準備順流東下。這樣，國富兵強，首先造成了滅吳的聲勢，然后再遣使赴東吳，告以利害，“吳必歸化，可不征而定也”。此外，他還主張 “厚劉禪以致孫休”，“以顯歸命之寵”，^①從對蜀國君臣文武的處置政策上來感化東吳。具體做法是： 一、封劉禪為扶風王，封其子為公侯，同時厚給資財，專賜宮舍; 二、嚴束將士 “無所虜略，綏納降附，使復舊業”，安定人心; 三、將蜀國的降臣、降將，“各隨高下拜為王官”，妥納敘用; 四、開放與東吳都城建業(今南京)臨近的廣陵(今江蘇清江市)及濱海城陽郡(今山東諸城)為王國，以待吳人前來歸附。這樣，使吳人 “畏威懷德，望風而從”。

鄧艾這種充實國力、修治軍備，以威勢和政策感化力來征服東吳的方略，是他多年來農戰思想的具體表現。幾年來，盡管征戰不止，但鄧艾一直把發展生產、充實國力，作為戰勝攻取的前提。在與姜維連戰隴西時，他就注意 “修治備守，積谷強兵”，甚至 “身被烏衣，手執耒耜，以率將士”，^②，進行農業生產。從爾后晉滅吳的戰爭實際進程來看，鄧艾的這一方略，是卓有見識的。

鄧艾不僅作出了正確判斷，提出了征服東吳的方略，更在實施上表現出軍事將領獨具的風度和氣質。他上書不久，司馬昭派監軍工瓘曉喻鄧艾說： “事當須報， 不宜輒行(此事必須上報，不可立即實行)”。鄧艾看到： 今蜀國舉眾歸命，地盡南海，東與吳國毗連，應及早安定局勢; 如果等待王命，往返道途，延引日月，勢必貽誤事機。將在外，奉命征行，有指授之權。眼下執行對蜀之策，是符合時宜的。因而，鄧艾引用《春秋公羊傳》之言 “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以及《孫子》 “進不求名，退不避罪”之言，非常懇切、鄭重地勸說司馬昭及早實施上述方略。鄧艾表示：“艾雖無古人之節，終不自嫌以損國家計也(我雖沒有古人那樣的志節，但終不能為避自身之嫌，而有損國家大計)”。^①

就在鄧艾忠直論兵之時，早已 “忌艾威名”^②，久存叛志的鐘會、胡烈、師纂等人，皆誣告鄧艾有反逆之心。鐘會平時“善效人書(模仿他人手書)”。他在劍閣聽說鄧艾大功已就，趕緊派人將鄧艾向魏王所奏的表章以及鄧艾向司馬昭遞送的信件找來，“皆易其言，令辭指悖傲，多自矜伐”; 又毀改司馬昭給鄧艾的報書，全部模仿鄧艾的字跡，加害鄧艾^③。魏元帝咸熙元年(264年)正月，曹奐聽信饞言，頒詔捕拿鄧艾問罪。面對囚車，鄧艾仰天長嘆： “艾忠臣也，一至此乎! 白起(指戰國時期的秦將白起)之酷，復見于今日矣。”^④隨后，在押解途中，鄧艾被叛將衛瓘殺害于綿竹西。其子鄧忠一同被誅，余子也在洛陽被害。

鄧艾征吳的主張被爾后實踐證明是正確的，鐘會棄職叛魏的行動也從事實上判明了忠奸。年近古稀，屢立戰功的鄧艾，終遭陷害而被誅，“心懷至忠而荷反逆之名”，這不能不說是歷史的遺憾! 后人對此多報以婉惜之情。難怪事情僅隔三年，即武帝泰始三年，就有人發出 “七十老公，反欲何求”^⑤的責問。

注釋

① 當時,僅隨劉備南逃的就有十余萬人,輜重數千輛。《蜀志·龐統傳》裴注引《九州春秋》曰: 赤壁戰后,“荊州荒殘,人物殫盡” 。② 《三國志·魏書·鄧艾傳》引《世語》作注曰: 鄧艾少時,受陽翟郭玄信保薦,“從典農司馬求人御” ,后為典農功曹,才奉使詣司馬宣王,被提拔。① 《三國志·魏書·鄧艾傳》及《資治通鑒》卷七十四,魏邵陵厲公正始二年。② 《三國志·魏書·鄧艾傳》。① 《三國志·魏書,毋丘儉傳》。② 《三國志·魏書,鄧艾傳》。③ 《三國志·魏書,毋丘儉傳》。④ 《資治通鑒》卷七十六,魏高貴鄉公正元二年。① 《資治通鑒》卷二十八,魏高貴鄉公正元二年。② 《三國志·魏書·鄧艾傳》。① 《三國志·魏書,鄧艾傳》。② 《資治通鑒》卷七十五,魏邵陵厲公嘉平元年。① 《孫子》曰: “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 不戰而屈人,善之善者也。”② 《資治通鑒》卷七十五,邵陵厲嘉平元年。③ 羌,古族名。三國時主要分布在今甘肅、青海、四川一帶,以游牧為生,部落眾多、分散。④⑤⑥ 《三國志·魏書·鄧艾傳》。① 《三國志·魏書·鄧艾傳》曰: 戰后“乃以艾為安西將軍”,此為通鑒之說。②③ 《資治通鑒》卷七十六,魏高貴鄉公正元二年。④ 《資治通鑒》卷七十七,高貴鄉公甘露元年。① 引文均見《資治通鑒》卷七十七,高貴鄉公甘露元年。五兵,古時稱步卒五兵為: 弓矢、殳、矛、戈、戟;戰車之五兵為:戈、矛、戟、酉矛、夷矛。此處當為器械總稱。② 《三國志·魏書·鄧艾傳》。① 《資治通鑒》卷七十六,魏邵陵厲公嘉平五年。② 《晉書·文帝紀》。③ 《資治通鑒》卷七十八,元帝景元三年。① 《資治通鑒》卷七十八引《水經注》曰: “小劍戍西去大劍山三十里,連山絕險,飛閣通衢,故謂之劍閣。”② 《三國志·魏書·鄧艾傳》。① 《三國志·魏書·鄧艾傳》。② 《資治通鑒》卷七十八,元帝景元四年。③ 《三國志·魏書·鄧艾傳》。① 《資治通鑒》卷七十八,元帝景元四年。② 《資治通鑒》卷七十八元帝景元四年,張悌語。③ 《資治通鑒》卷七十九,武帝泰始二年,三年。① 《三國志·魏書·鄧艾傳》。② 《三國志·魏書·鄧艾傳》。① 《三國志·魏書·鄧艾傳》。② 《三國志·魏書·鄧艾傳》。③ 《資治通鑒》卷七十八,元帝景元四年。④ 《魏氏春秋》。此處轉引自《三國志·魏書·鄧艾傳》注。⑤ 《三國志·魏書·鄧艾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