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謙》歷史事跡,評價,人物簡介

字廷益，錢塘(今浙江杭州市)人。永樂十九年(公元1421年)，舉進士。宣宗即位(公元1425年)，授御史。謙才智超群，談吐鴻暢，宣帝每傾聽之。都御史顧佐，待僚屬甚嚴，獨特尊重謙，以為才能勝己。

宣德元年(公元1426年)八月，漢王朱高煦(成祖第二子，宣宗叔)謀反，宣宗親征，至樂安(今山東惠民縣)，高煦懼而出降。宣宗命謙數其罪。謙義正詞嚴，聲色俱厲，高煦伏地戰栗，口稱萬死，宣帝大悅。后，出按江西，雪冤囚數百;又上書言陜西諸處官校為民害。宣宗知謙可大任，時正增設各部右侍郎為直省巡撫，乃手書于謙名授吏部，超遷兵部右侍郎，巡撫河南、山西。謙到任，即輕騎遍歷所部，訪問父老，察時事所宜興革，上書言之。河南近黃河處，時有沖決。謙令厚筑堤障，計里置亭，亭設長，責以專事修堤。并令種樹鑿井，榆柳夾路，道無渴者。大同孤懸塞外，鎮將私懇田，謙盡奪之為官屯，以資邊用。在位九年，遷左侍郎。

初，三楊(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掌政，素敬重謙，凡謙所奏，朝上夕批。至是，宣宗、三楊相繼去世，太監王振用事。有御史姓名類似于謙者，曾忤振，振恨之。謙入朝，薦參政王來代己，通政使李錫根據振之旨意，劾謙以久不升遷而懷怨望，擅舉人自代，奏請處死。已而振知其有誤，釋之，降為大理寺少卿。河南、山西吏民伏于皇宮前上書，請留謙者上千人，諸王亦為之請，復命為巡撫。正統十三年(公元1448年)，復為兵部左侍郎。

次年七月，蒙古瓦剌部也先入寇大同等地，兵勢甚盛，塞外城堡，相繼陷落。王振挾英宗，率師五十萬出征。未至大同，軍糧已乏，僵尸滿路，又聞前方兵敗。八月十四日，退至土木堡(在今河北懷來縣東);也先突至，明全軍覆沒，王振死，英宗被俘。史稱“土木之變”。

敗訊至京，群臣聚哭于朝，議戰守之議。時京師疲卒羸馬不滿十萬，人心惶惶。侍講徐有貞建議：“天命已去，莫若且幸南京。”于謙斥之，曰：“欲遷者可斬。京師，天下根本，一動則大事去矣。獨不見宋南渡事乎?”力主速召勤王兵，誓以死守，議是定。及皇太后命英宗弟朱祁鈺總理朝政，群情激憤，當場擊斃王振死黨馬順，朝班大亂，祁鈺懼而欲逃去。謙排眾直前，宣諭順當死，眾情乃定。祁鈺首以謙為兵部尚書，負責籌畫抗敵大計。吏部尚書王直執謙手嘆曰：“國家正賴公耳。”是時，上下皆倚重謙，謙亦毅然以社稷安危為己任。

謙受命后，即采取如下緊急措施：詔外軍入援;運通州糧至京;安撫軍民;運南京軍器至京;啟用一批將領。又籍王振及其死黨家，以平民憤。時天下無主，太子幼弱，謙請立祁鈺。祁鈺遂即位，是為景帝。

也先俘英宗后，待之甚厚，欲持之以騙取邊城，勒索金帛，并迫明朝讓步。及聞景帝即位，奸計不得行。不久，叛閹喜寧(與英宗同被俘)盡以明之虛實告之，也先決計引兵南犯。十月一日，擁英宗至大同，詭稱送之還京，脅守將開關;總兵官郭登不納。也先遂由陽原(屬今河北省)，南下逼紫荊關，破之，直趨京師。京師危急，景帝即以謙提督諸營軍馬，令諸將悉受謙節制，不聽命者，先斬以徇。京營總兵官石亨主斂兵不戰，堅壁以老敵師。于謙以為不可示弱，主堅決抗擊，乃將全部兵力分列九門外，準備背城拒戰。謙率主力陣于德勝門外，以當敵沖;令閉各城門以絕將士歸路，令曰：“臨陣，將不顧軍先退者，斬其將;軍不顧將先退者，后隊斬前隊。”將士知后退必死，故皆用命。

十一日，也先抵京郊，使英宗作書，分送皇太后、景帝、文武大臣。朝廷遂有和談之議，并遣人至軍中問謙，謙曰：“今日只知有軍旅，他非所敢聞。”也先欲攻德勝門，謙令石亨設伏。及敵萬騎至，伏兵盡起。也先敗退，轉攻西直門，亦受到頑強抗擊，居民升屋呼號，爭投磚石。也先初輕明朝，以為京城旦夕可破，相持五日，屢遭反擊，而毫無進展，乃乘夜經良鄉(在今北京房山縣)逃去。謙分軍追擊，奪回被也先所掠之人畜甚多。

也先從京師敗退后，仍不斷犯邊，但均被擊退，于是決心送還英宗，以求與明和好。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三月，大同參將許貴奏：“有敵三人至大同，欲朝廷通好。”謙曰：“我與彼不共戴天，理固不可和。萬一和而彼肆無厭之求，從之則坐敝，不從則生變，勢亦不得和。貴為介胄臣，而膽怯如此，何以敵愾，法當誅。”自是邊將人人主戰守，無敢言講和者。而也先益欲求和，屢遣使者送英宗。景宗為保帝位，不欲英宗還。謙曰：“天位已定，寧復有他，顧理當速奉迎。”八月，英宗歸，幽居南宮。

英宗既歸，謙列兵居庸關以備不測，并上安邊之策，請令大同等各路總兵官增修備御;又，原京兵分別隸屬于五軍、神機、三千諸營，各有總兵，不相統一，謙選精銳十五萬，分為十營，設總兵，隸屬于都督，稱為團營(團營之制始于此)，統一訓練。以石亨為總兵官，謙提督軍務。明軍之編制，至此，為之一變。

當也先猖狂之際，內亂相繼而起。浙江葉宗留(礦工起義領袖)、福建鄧茂七(農民起義領袖)、廣東黃蕭養(農民起義領袖)率眾起義，據地稱王，廣東、廣西、貴州少數民族亦蜂起造反。前后征調，謙獨當其任;戰爭瞬夕萬變，謙臨機處置，皆合時宜，群僚莫不驚服。謙號令嚴明，雖勛臣宿將，稍有違反，無不切責;片紙行萬里外，靡不惕息。因而深受景帝信任，所奏無不從。景帝欲用一人，必密訪謙。謙皆實對，不避嫌怨，無所隱瞞。由是不任職者皆怨謙。謙性剛，對勛舊貴戚，意頗輕之，怨者尤眾。徐有貞因主南遷，為謙所斥，更是恨之切齒。石亨雖為謙所薦引，官至總兵，因畏謙而不得逞，京城之捷，又未得賞，亦不滿，但為討好謙，上書薦謙子于冕。謙責之曰：“亨位大將，不聞舉一幽隱，拔一行伍微賤，以裨軍國，而獨薦臣子，于公議得乎?”亨慚恨交加。

八年(公元1457年)正月，景帝病重，石亨、徐有貞與太監曹吉祥等人，發動政變，扶英宗上臺。史稱“南宮復辟”，又稱“奪門之變”。執謙與大學士王文下獄，擬處極刑。王文極力辯之。謙笑曰：“亨等意耳，辯何益?”奏上，英宗尚猶豫，曰：“于謙實有功。”有貞曰：“不殺于謙，此舉為無名。”遂棄市。時年五十九。天下惜之。后歸葬杭州，謚曰忠肅。

謙為人正直，少有壯志，敬慕文天祥。年十七，曾以石灰自喻，作詩曰：“千錘萬擊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閑;粉身碎骨全不惜，要留青白在人間。”有軍事政治才能，臨危不亂，處事果斷，是京城保衛戰之英雄。“土木之變”，英宗被俘，全軍覆沒，人心驚恐，社會騷動，明皇朝處于嚴重危機之中。謙不避艱險，挺身而出，斥南遷之議，力主保衛京城，挽狂瀾于既倒。其主要措施：擁立新君，拒絕和談;征兵選將，加強守備。在保衛戰斗中，他拒絕閉城以老敵軍之意見，大膽采取背城戰法，示以必死之決心。綜觀中國戰史，多見背水之戰，罕見背城之戰。背城之戰較背水之戰更危險，非戰即死。在保衛戰中，他赤膽忠心，臨陣督戰，泣諭三軍，身先士卒，故人人爭奮。

他為官清廉，生活簡樸，死后家無余資。每回京師議事，兩手空空，從不攜帶饋贈物品。有人曾勸帶點土特產，以送權貴。謙作詩曰：“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閭閻(泛指民間)話短長。”諸權貴不滿，但無可奈何。也從不言功。及謙之繼任者陳汝言(石亨死黨)事發，贓累巨萬。英宗召大臣入視，曰：“于謙被遇景泰(景帝年號)時，死無余資，汝言抑何多也。”亨低頭不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