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之萬
張之萬,字子青,直隸南皮縣(今屬河北)人,清嘉慶十五年(1811)生。道光二十七年(1847),參加殿試,一舉考中狀元。謝恩那天,紫禁城內鼓樂喧天,張之萬身著錦袍官服,頂戴花翎,在主考官率領下,佇立太和殿前丹墀,面向道光皇帝三跪九叩。
張之萬中狀元后,被授予修撰,供職翰林院,負責編修國史、草擬有關典禮的文書等事。同時,命他入值上書房,給諸王授讀,負責教育諸王讀書。他長達50年的仕途生涯從此開始。
咸豐元年(1851),正當太平天國農民革命運動及捻軍起義風起云涌之時,張之萬接旨出任河南學政。學政,又稱提督學政或提督學使,是朝廷派往各省,按期至所屬各府、廳考試童生及生員的學官,三年一任,不管本任官階大小,在任期間,與所在省的行政長官督撫平行。張之萬按期到達河南后,認真辦理公事,積極聽取各府、廳參加考試的童生及生員的意見;注意觀察省內軍政、吏治、團練,尤其注意太平天國農民革命軍及捻軍的動向; 深入了解地方上有關錢糧之弊; 參劾不稱職的地方官; 保舉舉辦團練武裝有功人員; 周密思考如何鎮壓太平天國農民革命運動和捻軍起義,及時將有關情況和想法上奏清廷。張之萬兩任河南學政,供職6年,向清廷上奏的折子達30余件,引起了清廷的重視,為清廷制定這一時期的政策提供了一定的依據,同時也為他升遷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咸豐六年(1856),張之萬連任河南學政期滿后,一度回原籍幫辦地主團練武裝、鎮壓太平天國農民革命運動及捻軍起義。后入朝為官,且屢屢升遷,先后擔任日講起居注官、上書房行走、翰林院侍講學士、詹事府詹事等職。
咸豐十一年(1861)七月十七日,咸豐皇帝在熱河行宮病死,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肅順等八大臣受遺命總攬朝政,為贊襄政務王大臣,輔年幼的皇太子載淳為帝,定次年年號為“祺祥元年”。載淳生母、西宮皇太后慈禧策動東宮皇太后慈安與八大臣爭權,并秘密與在京的恭親王奕聯系。八月初,奕
以奔喪為名,趕至熱河,與兩宮皇太后密謀,接著又立即返回北京布置。此時,御史董元醇依兩宮皇太后之意奏請皇太后垂簾聽政。八大臣認為清廷無此祖制,擬旨駁回。西宮皇太后卻將圣旨留而不發,兩宮皇太后與八大臣之間的矛盾日趨尖銳。九月二十三日,兩宮皇太后同幼帝載諄由間道回京,咸豐帝靈柩則由肅順另路護送返京。十月初,兩宮皇太后車駕抵京,秘密召見奕
、奕
等人。第二天,發動政變,將八大臣中的三人革職查辦。不幾日,又改祺祥年號為“同治”,將八大臣中先行革職的三人處死,另外五人革職或戍邊。兩太后開始垂簾聽政。西宮皇太后慈禧自此開始掌握清廷最高權力,達40多年。在此次清廷權力之爭中,由于張之萬入值上書房多年,教諸王讀書,與奕
、奕
等王關系極為密切,再加上他平時與肅順不和,所以,政變中常與奕
、奕
等王密謀劃策,為政變的發動立了一大功。西宮皇太后垂簾聽政后,論功行賞,命張之萬任兵部侍郎,兼任工部侍郎。
同治元年(1862),張之萬升為禮部侍郎。在禮部侍郎任上,兩宮皇太后為了解歷代帝王政治事跡、統治得失、興衰利弊及垂簾事跡,特命他參與編撰《治平寶鑒》一書,據史直書,簡明注釋。張之萬認為此乃一殊榮,所以格外盡心盡力。
同治元年(1862)秋,《治平寶鑒》書成,正值河南各州縣接二連三發生了多起因地方官吏苛派而擅殺的案件,因張之萬曾兩次出任河南學政,對河南情形了解較深,故廷命他速去河南查辦案件。張之萬到達河南后,經調查核實,認為河南巡撫鄭元善等地方官吏辦事不力,遂上奏清廷獲準將鄭玄善等人革職查辦。接著,廷命張之萬為河南巡撫,總攬河南一省的軍事、吏治、刑獄等大權。
張之萬接任河南巡撫后,為迅速鎮壓太平天國農民革命運動及捻軍起義,使清政府擺脫困境,針對全省財政拮據、兵餉奇缺的狀況,仿照湘軍首領胡林翼在湖北行之有效的辦法,規定漕糧每石折合白銀4兩,以2兩折1石解到部庫用,以1兩作為本省兵餉支出,其余部分作為各級官吏辦公之用。這樣,既大大減少了各級地方官吏中飽私囊的現象,又每年增加財政收入16萬兩左右,使河南的財政狀況得以好轉。
在河南,張之萬在整頓財政的同時,還帶領清兵鎮壓陳大喜等部的捻軍,打擊活動于河南確山、遂平、固始和商城一帶的黃旗捻軍,殺死了黃旗捻軍首領張風林等人。同治三年(1864),郡王、參贊大臣僧格林沁率大批清軍進入河南追擊捻軍,廷令河南的軍隊全歸僧格林沁指揮。張之萬軍權旁落,身邊只有幾百名用于自衛的親兵,整日隨僧格林沁之后,奉行欽善大臣文書而已。張之萬極為不滿,遂上奏清廷,說由于長年累月在外帶兵打仗,遠離省城,文書來往不便,所以不能盡巡撫之責。因此,請求回駐省城。
清廷接到張之萬的奏折后,調任他為東河總督。在東河總督任上,張之萬致力于治理黃河,著有《治河芻言》一書,近5000言,針對當時河工的種種困難,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設想。但此時清廷忙于鎮壓太平天國農民革命運動和捻軍起義,既無款可撥,又無工可興,所以,張之萬的《治河芻言》只能是紙上談兵,無任何實施的條件。
同治五年(1866)八月,廷命張之萬出任漕運總督,負責漕運事務。由于農民革命運動的爆發,漕運已停了很久,捻軍各部又不時出入江蘇、安徽、河南三省交界處,形勢決定張之萬這位新任漕運總督也要帶兵打仗。對率兵作戰張之萬并不為難,難的是手中的兵力不足,恐難對付捻軍。遂上疏清廷,獲準調3000名浙江清兵北上。張之萬認為,這樣一來,既可以鞏固自己的駐地,又可以保衛里下河一帶的富庶地區。為此,張之萬向當時擁有6萬重兵、在河南負責對捻軍作戰的李鴻章建議聯合防守六壙河,以杜東捻軍南下。對于張之萬的建議,李鴻章為保存實力,不予重視,而以兵力不足、水涸終不可守之由搪塞。后來,東捻軍余部果然在六壙河突破張之萬設的薄弱防線一路南下,張之萬的企圖破滅。
同治七年(1868),捻軍起義被清兵鎮壓后,張之萬奏定江北善后事宜4條。后調任江蘇巡撫。同治十年(1871),張之萬同兩江總督曾國藩奏定海運漕白二糧章程12條。不久,因母年老,奏準回籍侍奉。
光緒八年(1882),清廷起用張之萬,初授予他兵部尚書職,后又任命他為刑部尚書。
光緒十年(1884),中法戰爭爆發。戰爭期間,西宮皇太后慈禧為打擊日漸強大的恭親王奕一派,改組了以奕
為首的軍機處,命張之萬等出任軍機大臣。廷臣紛紛上奏反對,但慈禧不予理睬。
光緒十五年(1889),張之萬升任體仁閣大學士,管轄戶部。不到1個月,他向戶部尚書翁同龢遞過3次條子,推薦自己的親朋故舊到戶部任職,使翁同龢有點兒招架不住。
光緒二十年(1894),日本為挑起對中國的戰爭,以達到侵略中國的野心,進攻應朝鮮政府之邀入朝鎮壓農民運動的清兵。清廷內形成了主戰和主和兩大派,爭論十分激烈。張之萬表面上不介入兩派之爭,實際上支持以西宮皇太后為首的主和派。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后,在主戰的呼聲中,清廷起用主戰的翁同龢、李鴻藻為軍機大臣,張之萬被迫退出軍機處,但仍抱著主和的觀點不放,直至戰爭結束。
光緒二十二年(1896),張之萬因病魔纏身,上奏清廷告老家居,次年病逝,謚號“文達”。其后人輯其部分遺稿為《張文達公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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