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據學·二

清初學術領域因襲晚明王學極盛之弊，充斥著束書不觀，游談無根，空言心性的風氣。但是改朝換代的社會大變動，也給學術思想界帶來了沖擊與震蕩。許多學者在反清復明運動遭到失敗之后，紛紛轉入學術研究活動，并且主張治學必須做到 “經世致用”，堅決反對理學家的空疏虛浮，當時的三大思想家——黃宗羲、王夫之、顧炎武就是典型的代表。

黃宗羲主張“儒者之學，經天緯地” (黃宗羲《南雷文定后集》卷三《贈編修弁玉吳君墓志銘》)，“受業者必先窮經，經術所以經世，方不為迂儒之學，故兼令讀書史”，認為“讀書不多，無以證斯理之變化; 多而不求于心，則為俗學” (全祖望 《鮚埼亭集》卷十一《梨洲先生神道碑文》)。他于經學史學兼收而并重，其目的就在于“經世”。這一思想也成為他所創立的浙東史學的重要特色之一。王夫之對史學的“經世”功用尤為重視：“所貴乎史者，述以往以為來者師也。為史者記載徒繁，而經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樞機以效法之，無由也，則惡用史為?”“史者，垂于來今以作則者也。” (王夫之《讀通鑒論》卷六)他從“勢、理、天合一”的歷史哲學高度，對古代形形色色命定論的歷史觀進行全面批判，并力圖從紛繁復雜的歷史運動中去揭示歷史進程的規律和動力，為“圣王之治”提供歷史哲學上的依據。顧炎武是清代考據學派的先導人物，他對于宋明以來理學家專以談心說性為學的陋習非常反感，致力于提倡“實學”，注重“當世之務”(《日知錄》卷七《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即有關國計民生的天下大事; 主張要作解決社會問題的文章，凡不關“當世之務”的“危微精一之說，一切不道”(《顧亭林文集》卷三《與友人論學書》)。他寫作《天下郡國利病書》，就是按照“經世致用”的目的去實踐的。顧氏治學，重實證，重考據，多從小學入手，訓詁名物，進而探究歷史上的成敗得失。出于反對清初民族壓迫的原因，他也十分重視地理上的研究。他的考據學著作《日知錄》，政治、軍事、經濟、哲學、宗教、歷史、法律、經學、文學、藝術、語言文字、典章制度、天文地理無不涉及。每論一事，必詳其始末，以資考證。顧氏的研究為清代考據學奠定了堅固的學術基礎，因而被奉為開山大師。

清代考據學，大致可劃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發端到漸盛。清代早期，漢學初復興，仍以宋學為根柢，不分門，漢宋兼采。閻若璩、胡渭可為代表。閻氏與胡渭等曾參與徐乾學修《大清一統志》，他長于考據。所撰《尚書古文疏證》，從《古文尚書》與古籍不合，與史例不合，與古史不合，與古代典制不合，與古代歷法不合，與古代地理不合，與訓詁不合，與義理不合等八個方面，提出一百二十八條證據，確定《古文尚書》及孔安國傳為偽作。胡渭作《易圖明辨》，辨宋邵雍所傳的太極無極易圖并非伏羲、文王、周公、孔子傳承之物，與《易》無涉，而系道士陳摶偽作。全祖望則承黃宗羲未竟之遺緒，續補《宋元學案》，七校《水經注》，三箋《困學紀聞》，成就卓著，故《清代七百名人傳》稱：“祖望之考證，求之近代，罕有其比。”此外，毛奇齡寫《四書改錯》，直斥程朱;萬斯同著《群書疑辨》，考證經史諸籍疑偽之跡;萬斯大作《周官辨非》，論辨《周禮》為偽書;姚際恒撰《古今偽書考》，對于清代辨偽產生了“發聾振聵的功效”(顧頡剛《古今偽書考·序》)。

第二階段，全盛時期。乾隆、嘉慶兩朝，考據之學“幾乎獨占學術界勢力”(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在經學、史學、文字音韻學、目錄、方志、地理、天文歷算等方面都取得了超邁前人的成就，涌現了一批劃時代的著作。學者治學主實證，力矯空談義理的積弊，于是眾厚許、鄭，而群薄程、朱，競相以漢學標榜。代表人物可分為兩派，一為以惠棟(江蘇吳縣人)為首的吳派，一為以戴震(安徽休寧人)為首的皖派。吳派的學風是好古、信古、博學，他們崇信漢儒，謹守家法，搜集漢儒經說，一律接收，不加說明發揮。梁啟超概括吳派的治學方法是“凡古必真，凡漢皆好”，確系純粹的漢學。吳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余蕭客、江聲、江藩、王鳴盛、錢大昕、孫星衍、洪亮吉、汪中等。其成績在于搜集散佚的漢儒舊說，為考據學者提供豐富的資料;而章學誠喻其為吃桑葉而不吐絲的蠶，則一針見血地道出了此派的缺點。皖派的學風是“實事求是”、“無征不信”，它導源于江永而成于戴震。戴氏讀書極博，理解極精，其學“先立科條，以審思明辨為歸。凡治一字，著一書，必參互考驗，曲證旁通，博征其材，約守其例。復能好學深思，實事求是，會通古說，不尚墨守”(劉光漢《戴震傳》)。皖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程瑤田、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等，他們專力經學，旁及文字、音韻、訓詁、天文歷算、地理、金石、樂律、制度、校勘、考古諸領域，敢于突破漢儒舊學，提出新見。凡經過他們校理的古籍，均解釋明確，對學術有重大貢獻。但考證過于繁瑣則是此派的缺點。另外，崔述著《考信錄》，在辨偽的理論和實踐方面均有巨大建樹，是辨偽學的空前杰作。乾嘉考據學的形成及其功過，后文將作深入的論述。

第三階段，轉入衰落時期。道光朝以降，考據學失去了往日的繁榮，著述的數量不如以前，質量卻有所提高，而俞樾、孫詒讓、章太炎等大家的出現，將清代考據學帶進了曲終奏雅的境界。俞氏、孫氏之學都是王念孫、引之父子所傳。俞樾著有《古書疑義舉例》、《諸子平議》等書，孫詒讓著有 《周禮正義》、《墨子間詁》等書，在學術界均享有盛譽。孫氏還撰有《契文舉例》和《名原》，依據甲骨文考證古代文字，成為甲骨學的奠基人。晚清，考據學受到了西學的強烈沖擊和復興的今文經學、義理之學的有力挑戰，門庭頗為冷落，值得稱道的僅有“樸學殿軍”章太炎。章氏師從俞樾，習經史考證之學，他的考據著作有《春秋左傳讀》、《膏蘭室札記》等。此期考據學為何衰落?除了社會歷史及時代氛圍等因素之外，學術自身的原因也相當重要：“以訓詁考訂而臻于極致的漢學(考據學)，在達到自己空前的高峰之時，也將其繁復、瑣碎、支離的弊病暴露無遺。” (馮天瑜《中華文化史》)稍后，羅振玉、王國維師生等的業績，只能視為清代考據學的余波而已; 而以顧頡剛為代表的“古史辨派”，則使辨偽學“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在學術水平上躍升到一個新的高度”(楊昶《國學知識指要·辨偽學講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