皓日中天—獨尊地位的確立·兩漢經學·兩漢的經學大師

儒家思想取得獨尊地位后，出現了許多經學大師，如董仲舒、劉歆、許慎、馬融、鄭玄等人，他們對兩漢經學的繁榮和發展起了重大作用。

古文經學的倡導者—劉歆

劉歆(?—23)，字子駿，是漢朝皇族，劉向之子，著有《七略》等書，是著名的經學家。河平中“受詔與父向領校秘書，講六藝、傳記、諸子、詩賦、數術、方技，無所不究”(《漢書·楚元王傳》)。劉向死后，劉歆“復領《五經》，卒父同業”(同上)。

劉歆反對以前經學家們家法傳授的弊病和煩瑣章句的學風，指責他們“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分析文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且“黨同門，妒道真”(《漢書·楚元王傳》)。他希望學習經文要“存其大體”，“用日少而蓄德多”(《漢書·藝文志》)。劉歆對當時經學家“假經設誼，依托象類，或不免乎億則屢中”(《漢書·眭兩夏侯京翼李傳》)，隨意解經，妄斷臆測的治學方法進行了批評，強調“夫子不空言說經”，要“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漢書·藝文志》)。

相傳劉歆在校理秘書時，曾發現一部古籀文的《左氏春秋傳》，劉歆讀后十分贊賞，認為左氏所傳得到了孔丘思想的真義，他把這部書和孔子壁發現的《逸禮》、《古文尚書》的思想大加提倡，稱他們保持了原始經書的真諦，并要把這三部書和當時流傳于民間的《毛詩》作為經典立于學官，這四部書就是后來古文經學的主要經典。劉歆的要求遭到許多經學博士的反對，他本人也因移書太常博士遭貶。

有人認為古文經書的真偽值得懷疑，康有為《新學偽經考》甚至說古文經書乃劉歆一手偽造出來的，其言雖然過火，但就史實來看，確實值得懷疑。臺灣學者李威熊提了三點原因：

(1)言孔壁古文經，首見于《漢書》，其說出自劉歆。

《漢書·景王十三傳》說：“魯恭王余，以孝景王二年立為淮陽王。吳楚反，破后，以孝景前三年徙王魯，好治宮室、苑囿、狗馬。季年好音，不喜辭。……恭王初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聞鐘磬琴之聲，遂不敢復壞，于其壁中得古文經傳……。”《漢書》中有關武帝從前的資料，大多抄自《史記》，但這一段中自“恭王初，好治宮室”以下文字，《史記》中并無記載。如此重要的事件司馬遷竟然漏掉不錄，令人懷疑。班固在《楚元王傳》又引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說：“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于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可見古文得自孔壁，班固是根據劉歆的說法，而劉歆到底根據什么資料，那就不得而知了。

(2)班固云河間獻王德，得古文經典，其說亦本劉歆。

《漢書·景十三王傳》又云：“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由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修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于儒者。”這一段記載，《史記》并無此文。《漢書·藝文志》也說：“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又說：“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以作《樂禮》。”班固《漢書·藝文志》即根據劉歆《七略》而作。所以后人說河間獻王有古文經也是根據劉歆的資料而成說的。

(3)整理《左傳》并宣揚于世者，當始于劉歆。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說：“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與于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決，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為有所刺譏諱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也。 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可見《左傳》應該在漢初就已流行，但為什么當時研究六藝的學者不曾注意到這一部著作呢? 或許真像劉歆所說“《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余通，藏于秘府，伏而未發”，而司馬遷家世為史官，所以可以看到《左氏春秋》，但一般人難以看到，因此，才對該書產生懷疑。如果劉歆的話確實沒有錯，那么《左氏春秋》就是真的了。但劉歆自己也說，看到秘府的《左傳》時“經或脫簡，傳或簡編”，可見劉歆確實花了一番功夫加以整理，或者為了配合當時的政治斗爭，在經書中加進自己偽造的資料，那是很有可能的。

劉歆在立《春秋左傳》、《毛詩》等古文經博士的爭論中失敗，但劉歆受到王莽的賞識。劉歆的古文經學為王莽改制、攝政和篡漢提供了理論根據，因此任中壘校尉、羲和、京兆尹。王莽篡漢后，被封為紅休侯，立為國師，成為學術權威，為古文經學培養了大批人材，為日后古文經學取代今文經學奠定了基礎。

后來，劉歆謀誅王莽，事泄自殺，這是經學的一大損失。劉歆還曾著《三統歷譜》，最早把圓周率推算為3.1547。

五經無雙的許慎

許慎(約58—約147)，字叔重，汝南召陵(今河南郾城)人。曾任太尉南閣祭酒、洨長等職。著有《說文解字》，集古文經學訓詁的大成。一般人大多只知道他是一位文字學家，其實識字訓詁乃通經之本;《說文解字》一書，引用不少經文以證字義，如果他沒有深厚的經學素養，絕不能寫出《說文解字》。《后漢書·儒林傳》云：“許慎……性淳篤，少博學經籍，馬融常推敬之。時人為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初，慎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于是撰為《五經異義》。”另外，許慎尚有古文《孝經》說一篇。

許慎像

在經學發展史上，許慎有兩項特殊的貢獻，是人們所不能忽視的：

(1)經學的綜合研究。許慎曾參加了章帝建初四年的白虎觀議經盛會，得以聞知諸儒講議五經異同，困之余開始撰寫《五經異義》。凡每論證一事，必具家法，以明其統緒源流。而在他以前的經學大師，常是僅針對一經加以探討，而能對諸經加以研究的還很少見。所以許慎的這種研究方式，開拓了經學研究的思路，改變了拘于一家一藝的狹隘眼光，對后世經學的研究有較大影響。稍晚于許慎的馬融所著《三傳異同說》、鄭玄的《駁許慎五經異義》晉譙周《五經然否論》、楊方《五經鉤沉》等的研究方法，都直接源自許慎。

(2)《說文解字》促進了經訓的發展。《說文解字》問世以前，訓釋諸經，《爾雅》是最主要的參考典籍。許慎的《說文解字》目的除為正訂經字外，也是為了解經的方便。許慎認為當時“諸生競逐說字解經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文解字》序)，難免成曲解經義的現象。《說文解字》序又說：“蓋文字者，經藝之本。”先有文字而后有經書，解經也要以文字為先。《說文解字》序又講：“六藝群經之訓詁，皆訓其義。”該書多舉經文以正字義。許慎還講：“其稱《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因此，《說文解字》一書，不但反映了東漢古文經學的特征，而且還可以根據《說文解字》明辯古今經文的家法。與《爾雅》一樣，《說文解字》成了學經研經不可缺少的寶典，歷來都被識字讀經者視為必備書籍。

馬融在經學上的成就

馬融(79—166)，字季長，東漢扶風茂陵人。才高博學，為當時大儒。馬融門徒眾多，像涿郡盧植、高密鄭玄、陳留范冉等經學大家都出自馬融門下。馬融研究經學成就卓著，在當時有很大影響，可惜他所注各經，今皆不傳，其他書中偶有引用，但所存不多，僅就這些資料，還能窺見馬融研經的特色和成就。

西漢經學，今文為主，古文經學到東漢才逐漸受到重視。杜子春、鄭興、鄭眾、賈徽、賈逵、杜林、衛宏、許慎等都是古文大家，馬融繼鄭氏、賈氏父子之后，又推崇許慎，所注各經全為古文，堪稱集東漢古文經學之大成。皮氏《經學歷史》上說：“至劉歆始增置《古文尚書》、《毛詩》、《周官》、《左氏春秋》。既立學官，必創說解，后漢衛宏、賈逵、馬融又遞為增補，以行于世，遂與今文分道揚鑣。”廖平《古學考》則認為，自馬融以后，古文才真正成家，并與今文相抗衡。

馬融還精于訓詁，對后世影響很大。作為古代經典，六經文字深奧，微言大義，常隱而不見。必先通訓詁。訓詁明，才能了解和發掘深義。馬融注《爾雅》，依毛詩，稽考《說文解字》，會通群經，也旁及《史記》、《漢書》，參考《莊子》、《淮南子》，引證各家說法，很得訓詁要領。他還利用聲訓方法，把雙聲、疊韻、同音等聲訓，交互為用。至于晦澀難讀的字，也釋其音，開創了后人訓詁并釋音的先例。清代學術有所謂漢宋之分，宋學長于義理，漢學長于訓詁、考據，而所謂漢學，實質是指馬融、鄭玄而言，他們以訓詁、名物等名傳后世。

馬融像

馬融研經還開始打亂家法、師法，博采眾長，雜糅古今經學。馬融初隨京兆摯恂游學，恂精通《易》、《禮》，馬融因此治五經，博通各家諸說，后來又向班固學習《漢書》，以后又在東觀校書，與當時的大儒賈逵、許慎等習古文。因此他治經兼各家所長，如注《易》本源于費氏，但又雜有子夏、孟氏、京氏、梁丘氏各家的《易》說;注《尚書》兼收鄭氏父子、賈逵的理論;注《詩》則兼聽《毛詩》、孔安國、劉歆等家說法;注《三禮》從劉歆、鄭眾、賈逵等人;注《春秋》則對賈逵、鄭眾的解說有所取舍;注《論語》則兼采《韓詩》說。因此，家法、師法的傳統在馬融那里開始打破。如此消除門戶之見，放手研經，博采眾長，為經學的進一步繁榮奠定基礎。馬融的經學，雖以古文為主，但也不排斥今文經學，他注經時也常用今文經學的說法，力圖把古今經學融合起來，這也是馬融的一個貢獻。

馬融的著作很多，但如今均已散失。《后漢書》說，馬融曾著《三傳異同說》，又注《孝經》、《論語》、《詩》、《易》、《尚書》、《三禮》、《列女傳》、《老子》、《淮南子》、《離騷》等

兩漢經學的集大成者—鄭玄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東高密)人。生于東漢順帝永建二年(127)，死于東漢獻帝建安五年(200)，是東漢最有成就的經學家。為區別于經學家鄭眾、鄭興父子，世稱“后鄭”。他打破了經學研究中的“家法”，創立了“鄭學”，結束了古今經學的紛爭局面，使經學發展到一個新水平，皮錫瑞在《經學歷史》中說：“……鄭君兼通今古文，溝合為一，于是經生皆從鄭氏，不必更求各家。”可見鄭玄有集古今經學的大成、統一兩漢經學之功。他的著作長期被作為官方教材，收入九經、十三經注疏中，對后世經學影響極大。

鄭玄二十多歲時已“博極群書，精歷數圖緯之言，兼經算術”。后來，又從師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這時，鄭玄已成為有較深造詣的經學家了。不久，鄭玄又因盧植的關系，投于馬融門下學習。馬融是當時最著名的經學家，門徒眾多，造詣較深的有五十多人。鄭玄在那里三年不為所重，一直沒和馬融見過面，只能聽其弟子高足的傳授。盡管如是，鄭玄仍日夜尋誦，毫無怠倦。鄭玄的才能被馬融發現后，馬融驚服不已，對盧植說：“吾與汝皆弗如也。”鄭玄學成，辭回山東，馬融對弟子們說：“鄭生今去，吾道東矣。”對鄭玄的評價非常高。

鄭玄受東漢末期“黨錮之禍”迫害，“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后漢書·鄭玄傳》)，集中精力，潛心注經。他看到今古經學相互攻擊，壁壘森嚴，家法師法弄得人皓首窮經，但仍“虛說傳而不絕，實事沒而不見，五經并失其實”(王充《論衡· 正說》)。有感于此，鄭玄要“述先圣之玄意，整百家之不齊”(《后漢書·鄭玄傳》。為此他“括囊大典，網羅眾家，刪裁繁誣，刊攻漏失”(同上)，創立了“鄭學”。

鄭玄注經兼收今古經學，融合各家，“溝合為一”，無所不用，使經學從各種繁雜的家法中解脫出來，吸引了大批儒生學者歸于鄭門。因此，鄭玄注的經書問世后，其他今古文經多被世人摒棄，“于是，鄭《易注》行，而施、孟、梁丘、京之《易》不行矣;鄭《書注》行，而歐陽、大小夏侯之《書》不行矣;鄭《詩箋》行，而魯、齊、韓之《詩》不行矣;鄭《禮注》行，而大、小戴之《禮》不行矣;鄭《論語注》行，而齊、魯《論語》不行矣。……故經學至鄭君一變”。因之，“鄭學”的出現，對經學的發展，起了一個重要的轉折作用，皮錫瑞說，它使經學進入了一個“統一時代”，是恰如其分的。

鄭玄像

鄭玄從四十四歲遭禁錮，到了五十八歲禁解，歷時十四年。這十四年間，鄭玄的著作甚多，《后漢書· 鄭玄傳》所列書目大多是這期間所作。這十四年間，鄭玄還和今文經學大師何休進行學術爭論。何休寫了《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宣傳今文經學，對古文經學進行批判。鄭玄則把何休吹噓為像墨子的城防一樣不可攻克的今文經學典籍《公羊》攻破，把何休貶為病人膏肓和已成廢疾的古文經典《左氏春秋》、《穀梁傳》都一一治好。針對鄭玄的反駁，何休感嘆不已：“康成人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后漢書·鄭玄傳》)何休被世人稱為“學海”。鄭玄擊敗何休，被人們稱為“經神”，可見鄭玄在經學界的地位之高。鄭玄的成就被全社會承認和尊重，“相國孔融深敬于玄，屣履造門”(同上)，大將軍何進、袁紹也邀他做客，連黃巾起義軍也“見玄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同上)。

公元200年，鄭玄七十四歲，在這一年春天，鄭玄稱他夢到孔子，孔子對他說：“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醒后，鄭玄認為自己生命將終，震動不已，不久病亡。

鄭玄一生學無常師，用功甚勤，所學經藝，日夜研誦，未嘗怠倦，臨終之前，還在注釋《周易》。因此著作甚多，《后漢書· 鄭玄傳》中記載：“凡玄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歷》，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袷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同義》、《答臨孝存周禮難》，凡百余萬言。”如此豐富的著作，可以說是空前的。

從唐代起，統治者就把鄭玄所注的《詩》、《三禮》視為儒家經典的標準注本，收入九經，清代又把它列入《十三經注疏》，長期作為官方教材，一直到解放前夕。對于鄭玄，封建統治者也格外推崇，唐太宗封鄭玄為“高密伯”，雍正又稱鄭玄為“先儒鄭子”，與董仲舒地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