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州文化·并存共生，各呈異彩—貴州地域文化的特點·民族的融合和文化的交流、互補

貴州各民族的文化既然都有自己的“元”，即自我完整的體系，這個體系要保持它的整齊劃一，自然會對外來異質文化產生排斥性。因此貴州一些民族(主要為少數民族)為保護本民族文化的相對獨立和穩定，在族規、鄉約和約定俗成的習慣中，往往有許多針對性條款，如提倡同民族內婚配等，但事實上，在貴州這個民族大雜居環境中，民族之間在生產、生活中的頻繁接觸是不可避免的，打破規距和慣例的事便時有發生。

即以民族間通婚而言，就屢見不鮮。有一個典型的例子：貴陽、安順一帶的顧氏，始祖為明代貴州都指揮司使顧成，功封鎮遠侯，原籍安徽，他的子孫后來落籍貴州，歷經明代屢屢出任要職。但其中一支的后裔，因戰亂影響，被一位苗族收養，改了姓，這一支便成了苗族。至今安順顧氏仍有集體上墳習俗，祭祖時便發生了苗、漢共祭的熱鬧場面。這是發生在一個顯赫的漢族移民家族中的例子，由此可見，一般民眾類似的情況可能會更多。民族之間，婚姻的禁忌都可打破，文化上的交流更不必說了。貴州境內各民族間文化上的交流、影響在各個層次上都能發現。

有的經過長期交流、學習，將異民族文化因子消化、改造、吸收為本民族文化的組成部分。

漢族中的屯堡人在文化上是相當封閉的，但當屯堡人祖先移居貴州后，他們的建筑形式雖移用了中原三合院、四合院式樣，但壘墻卻改用了石塊而不是磚，這雖是因地制宜，但也反映了當地原居民布依族建筑的特點，可以說是漢族屯堡人吸收了布依族壘石為墻的建筑文化，將它消化成為自己的文化了。同樣，地戲(儺)應是屯堡人帶來的一種戲劇樣式，布依族卻將它吸收，與本民族文化結合，演變為布依地戲，從布依地戲演出的劇目和形式，仍可看出漢族屯堡地戲的痕跡，但現在布依地戲已成為安順一帶布依族文化的特點了。類似的例子還可舉出侗族民族建筑的標志——鼓樓。鼓樓無疑是侗族文化的精華，它的外形與漢族類似建筑完全不同，但它的斗拱等建筑部件，卻與漢族亭閣建筑有某種聯系，無疑侗族人民是學習了漢族有關建筑上的長處，將它吸收到本民族建筑上來，從而成為本民族建筑文化的組成部分。

在貴州，類似的文化交流與影響幾乎遍及并深入各民族生活的各個方面。節日文化中，漢族的春節、端午、中元、中秋已成為各民族的共同節日，以至在某些民族區域內，如苗族，通常過兩個年即春節和苗年;而在另一些苗漢雜居區內，苗年習俗相對淡薄，變成只過一個年即春節了。節日風俗中，各少數民族在端午節普遍包粽子，居住水邊的還劃龍舟，盡管有些民族對上述風俗的銓釋與漢族不盡相同，至少在形式上已與漢族一致。

應當指出，在文化交流中，由于漢文化處于較高層次，加之歷代統治者的行政措施、教育措施都積極鼓勵各民族學習漢文化，漢文化便處于交流的主導地位，許多民族上層也以學習漢文化為榮，因此貴州還出現過一批少數民族文化名人，他們以漢語作工具寫出來的作品，水平相當高，如明代宋昂、宋昱兄弟，他們出身水東土司世家，系仡佬族，他們的詩集名《聯芳類稿》，清代著名文人朱彝尊編的《明詩綜》就特選了他們的作品。清代安吉士、安淦章父子(均為水西土司安氏后裔，彝族)，他們合撰過《貴州新志》，安淦章還單撰了《西南彝志》，在史志寫作和翻譯彝文經典上多有貢獻。

上述的文化影響和交流，一種是吸收、消化，一種是直接取用，無論哪一種方式，都反映了在民族交往中，一種民族對異民族文化一方面存在著排斥性，另方面也存在著吸納性，在吸納方面，各民族文化都是互動的，既吸收異民族文化的長處以補充自己，自己的長處也會被其他民族所吸收。而發現其他民族文化的優點、長處，從欣賞、消化吸收或移植借用，這個過程盡管很漫長，但卻是不可避免的，貴州地域文化的豐富多采正是在這個過程中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