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魯文化·古樸的風情·“三年之喪”與久喪之制

“三年之喪”是指父母去世后，孝子為其服喪守孝三年;也指王侯崩薨，世子服喪守孝三年。

“三年之喪”在殷商時期已經產生了，周朝建立后，周族上層貴族中雖然不行三年喪制，但社會上行三年之喪者比較普遍，尤其在殷商遺風極重的地區，這種制度更為盛行。春秋戰國時期，由于傳統禮樂制度的崩壞，一些思想家更思收拾舊禮，整合人心，于是，像晉國的叔向等人便倡導嚴格執行三年喪制，后來，孔子及孟、荀等大思想家亦極力張揚，三年喪制遂對后世產生了極大影響。

《論語·陽貨》篇中有孔子與其弟子宰予討論“三年之喪”問題的記載。宰予認為行三年之喪時間太久，說：“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由此，不少人認為行三年之喪時是不參加任何禮樂活動的。實際并非如此。在孔子看來，父母去世，子女服喪守孝本身便是最重要的禮;因兒女出生后三年才能脫離父母的懷抱，做子女者為父母守喪三年是很自然的，所以孔子認為，宰予嫌喪期太長實在是“不仁”。這便可以看出孔子對“三年之喪”的深層理解是在于報答父母的養育之恩、追思親人的仁愛之德。

孔子刻意宣揚“三年之喪”，對前代行三年喪制的情況也有不太正確的理解，如《尚書·無逸》有“高宗……亮陰，三年不言”，孔子的學生子張向孔子請教是什么意思，孔子回答說：“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三年”(《論語·憲問》)。意思是說國君死后，新即位的君王三年不問政事，由宰相代行職權，總理政事。這成了人們認為殷高宗行三年喪制的根據。實際上，殷商時期有“三年之喪”沒什么問題，但這時候的喪服制度還沒能進入成熟狀態，《尚書·無逸》所說也的確與殷高宗守喪無關。不過，孔儒們的宣揚卻被后世奉為圭臬，不僅喪期三年一直成為規制，而且喪葬之禮也日趨完備，以致于其制度之復雜，儀式之繁瑣，規矩之嚴格，令人難以一一述來。

從《儀禮》《禮記》等儒家典籍中，可看到許多對于喪葬之禮的論述，孔子對喪禮有專門的研究，《禮記》中的《檀弓》篇就有不少記載。舉其大要而言，喪葬之禮有關于斂、殯、葬以及喪服、孝期、葬制、吊喪、奔喪等方面的規范和儀制，地位不同、等級不同，喪禮也就不同，其界限十分森嚴。但有一點，就是盡管儒家十分強調喪葬禮儀，卻還是認為這僅是一種維系人們倫理情感的形式，誠如孔子所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余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余也”(《禮記·檀弓上》)。

然而，對父母去世的哀痛還是需要通過喪禮來表現的，除了葬儀之外，最好的方式便是久喪，服三年之喪。當年，孔子去世后，他的弟子們為孔子行君臣父子之禮，并服心喪三年。子貢甚至又守墓三年，六年之后才離去，對此，后人大加表彰，并造碑建屋紀念此事。這對化成民俗也有重要影響。

現在，山東地區的喪葬風俗沿襲古禮之處仍然很多。建國以來，隨著科學知識的普及，尤其是火葬的推行，喪禮也有了相應改革。但是，為寄托對已故親屬的哀悼與思念，人們仍十分重視喪禮，而且喪禮中舊禮仍占主導地位。

一般的喪禮中，現有初喪、入殮、吊孝、出殯、埋葬等環節。葬后還有不少的固定祭奠日，一般每七天為一期(七)，三期、五期、十期都要進行祭祀，另外還有百日祭、周年祭等等。由于古代“三年之喪”的影響，齊魯地區現今老人去世后頭三年的祭祀要求比較嚴格。在鄉村，子女對父母一般服重孝三年，服孝近期不串門，男百日不洗澡、不理發，女百日不絞臉。衣著方面均不穿有紅綠等鮮艷顏色的服裝，家中連續三年不貼春聯(至少不貼紅紙春聯)。曲阜孔氏家族原來曾明確規定：父母去世三年丁憂，不應酬客人，不聽絲弦，不穿綿緞花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