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神的黃昏

三百年的春秋史，霸業為先。

從鄭莊公牛刀小試，馳騁中原始，一代代的霸主你方唱罷我登臺。真正的霸業肇始于齊桓公，他高舉“尊王攘夷”的大旗，九合諸侯，一匡天下，開創春秋霸業的模式。然而真正的重頭戲，卻是晉楚百年爭雄。這兩個國家均人才鼎盛，明君輩出。勢力此消彼長，實力不分伯仲。晉國之杰出君主有晉文公、晉襄公和晉悼公等，而楚國亦涌現楚武王、楚成王和楚莊王等一代梟雄，晉楚爭霸將春秋之勇武精神推向極致。

弭兵之會終結了兩強相爭的格局，齊、吳和越的相繼崛起，打破了長期以來南晉北楚的局面。齊景公阻擊晉國的霸權，而吳王闔閭則以氣貫長虹之勢搗破楚都，幾滅強楚，吳國之霸業由此樹立；越王勾踐則上演了最精彩的謝幕之劇，從而登上了春秋霸業的末班車。

這是個混亂的時代，又是個自由的時代；這是個打破舊秩序的時代，又是個建立新秩序的時代；這是個鐵血與權謀交織的時代，又是個文明與智慧發展的時代。

春秋開始了諸侯間的兼并戰，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而這些又為戰國時代更大規模的兼并戰打下了基礎。與戰國相比，春秋時代更富有一種古代騎士之浪漫色彩。在血腥廝殺的同時，又披上了一層文明的袈裟。雖然戰爭頻繁，但絕少后世的殘酷與滅絕人性，禮義精神仍是此期戰士們堅守的道德底線。

霸業漸近尾聲，我們來看看諸神們在春秋舞臺上的最后演出。

內斗不斷的晉國無法捍衛自己的霸主地位，自晉文公和晉襄公之后，晉侯與周王一樣喪失了領袖的權威。大權在握的卿家成為政壇的核心力量，卿家與君主，以及卿家與卿家之間的斗爭，構成了一部晉國史的主旋律。家族之間的分權與競爭，既有積極的一面，也有破壞性的一面。從積極的意義上說，競爭機制使得晉國存在某種貴族民主制的色彩，優勝劣汰的達爾文法則確保政治領袖由最優秀的人才擔任。歷任執政者幾乎沒有一個屬于庸才，新陳代謝維持著晉國政治的新鮮血液。

可是破壞性的惡果又是顯而易見的，流血政變充斥著晉國的宮廷。晉靈公與晉厲公先后被弒，曾經盛極一時的狐氏、先氏、郤氏和欒氏等家族紛紛消失在政治的舞臺上。大浪淘沙之后，晉國六卿成為知、中行、范、趙、韓和魏六大家族的專利。從物理學上講，三腳支撐最具有穩定性的平衡。是否受此影響，西方近代政治學也提出三權分立，并以實踐證明了其有效性。倘若這個由物理學與政治學推衍出的理論有某種正確性，顯然晉國的六卿制仍隱藏著巨大的不穩定。

果然，范氏與中行氏率先發難，最終的結果卻使這兩個家族遭遇滅頂之災。趙鞅以堅忍的意志鏟除叛亂集團，這樣輝煌的成就理所當然令他在知躒去世后，接任晉國執政。范氏與中行氏的覆滅，使六卿制變為四卿制，由趙、知、韓和魏四家壟斷國家權力。明爭暗斗的傳統并沒有改變，實力較弱的韓和魏兩家只能當陪襯的綠葉，紅花主角則是趙氏與知氏二家。

趙鞅在執政十七年后，于公元前475年壽終正寢，權力的輪盤由趙氏手中又傳遞到知氏手中。知瑤又稱為“知伯”或“知伯瑤”，他堅強勇敢、崇尚武力并雄心勃勃；同時又狂妄自大并盛氣凌人。在知瑤專政的時代，晉國的中原霸業回光返照。公元前472年與471年，兩度討伐齊國，捍衛晉軍事強國之地位。

知瑤執政期間，趙氏仍不動聲色地擴充自己的力量。趙鞅的繼承人趙無恤于公元前473年興兵滅代國，代國之地遂成為趙氏的私家地盤。經歷無數次的內斗與相互傾軋，卿家之間沒有信任可言。知瑤與趙無恤的性格堪稱兩個極端，知瑤飛揚跋扈；趙無恤忍辱負重，這似乎注定兩人只能是對手與競爭者。

大權在握的知瑤占有先手的優勢，權力被他濫用于進行人身侮辱與攻擊。他居高臨下，語無遮攔，他曾當面羞辱趙無恤：“你丑而無勇，何以成為趙氏的繼承人呢？”另一次在酒宴之上，知瑤借著醉意向趙無恤灌酒。不知有意還是無意，還拿著酒樽打他。士可殺不可辱，趙氏家臣們憤怒了。群情激昂，不惜與知氏決一死戰?？墒勤w無恤深知時機未成熟，此時發難無異于以卵擊石。他的隱忍功夫堪比勾踐，只是淡然地說：“先父立我為繼承人，只因為我能忍辱負重?！?/p>

忍辱負重在囂張的知瑤看來，只不過是膽小鬼的托詞和懦夫的借口。強勢的趙氏都甘拜下風，韓氏與魏氏，知瑤又豈放在眼里呢？

野心急劇膨脹的知瑤，終于干了一件看似精明實則愚蠢的事情。公元前455年，知瑤獅子大開口，同時向韓氏和魏氏索地。實力不如人的韓虎和魏駒夾起尾巴做人，將一部分土地拱手相讓。嘗到甜頭的知瑤不知收斂，反倒得寸進尺，又索地于趙無恤。土地乃是生存之本，忍無可忍的趙無恤斷然拒絕知瑤的無理索求。氣急敗壞的知瑤訴諸武力，率韓和魏之師討伐趙無恤。

寡不敵眾的趙無恤退守晉陽，知、韓和魏三家合兵圍困。晉陽之圍持續了三年之久，苦苦支撐的趙氏孤立無援，生死存于一線之間。知瑤為迅速解決晉陽，引汾河之水灌城。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卒病羸。關鍵時刻，“多行不義必自斃”的傳統格言似乎再次得以印證。為扭轉危局，趙無恤兵行險著。游說韓和魏兩家，曉以唇亡齒寒的道理。知瑤的惡行終于得到報應，韓虎與魏駒突然倒戈，令戰場形勢發生不可思議的逆轉。趙、韓和魏的聯手，使得知瑤眼看就要到手的勝利演變成了大潰敗，這位獨斷專行的晉國執政者竟落得個身首異處的下場。

家底雄厚的知氏從此在晉國消失，曾經煞費苦心經營的地盤成為趙、韓和魏三家瓜分的戰利品。雖然晉國還頑強地存在了半個世紀之久，但“三家分晉”的格局已基本定型。公室的地盤已被壓縮到僅有絳和曲沃等地，而趙和韓、魏三家勢力蓋過晉侯，并最終成為戰國時代七雄中的趙、韓和魏三國。

與晉國的命運相仿，齊國的卿家勢力也蓋過公室。

齊景公之死是齊國政治之轉折，可是即便在齊景公統治的半個世紀里，陳氏家族（即田氏）仍然是左右齊國政局的一大勢力。當年陳無宇聯合鮑氏家族打垮欒和高二氏，歸政于齊景公，這種以退為進的明智選擇確保了陳氏家族在齊國的聲望與影響力。

作為外來移民的后裔，陳氏家族自公元前672年由陳國遷居于齊。到齊景公去世這一年，即公元前490年，已整整過去一百八十二年。第一代移民陳完因為受賜田地，故而又稱“田氏”。對于這一家族，史書有時稱為“陳氏”，有時稱為“田氏”，名不同而實相同。時間的流逝淡化了陳氏家族外來移民的色彩，如果說陳無宇還認為在齊國的根基尚淺，那么到了其子陳乞時，陳氏家族已經深深地扎根在齊國大地上了。

陳乞延續父親的策略，施恩惠于百姓，這為家族贏得良好的口碑。可是齊景公去世后，國政卻仍然由國氏和高氏等老貴族把持。是到了新舊交替的時候了，作為新貴的陳氏要從老貴族那里爭取更多的政治話語權。憑借著陳氏家族在齊國民眾中崇高的聲望，陳乞振臂一呼國人響應。驅逐執政的國夏和高張，立齊悼公。而陳乞出任宰相，獨攬大權。

權力場上的高歌猛進，卻不能掩飾對外戰爭的羸弱。公元前485年，吳王夫差大舉伐齊。驚慌失措的陳乞竟然謀殺齊悼公以謝吳師，君主成為權臣手中可隨時撕毀的紙牌。然而妥協并非制勝之道，在第二年的艾陵之役中，齊國人仍然一敗涂地。唯一讓陳乞感到幸運的是勾踐在南方發動的攻吳戰爭，不經意之間拯救了齊國。

陳氏家族在政壇上一手遮天，儼然已是無冕之王，陳乞的兒子陳恒重演了父親弒君的“壯舉”。公元前481年，齊簡公成了陳氏家族的又一個犧牲品。比之晉國，齊國的君主顯然更有如坐針氈的不安全感。從齊襄公到齊桓公，從齊莊公到齊悼公，如今又輪到齊簡公，弒君游戲的流行顯然暗示著權力悄悄地轉移了。

由于習慣的因素，我們把陳氏改稱為“田氏”；陳恒改稱為“田恒”，他的另一個名字叫“田常”。田恒是田氏最終得以代齊的關鍵人物，他執政齊國二十九年。并延續陳無宇和陳乞的惠民政策，減輕剝削，爭取民眾。殺盡公族中之強者，擴大田氏封邑。封邑面積大于齊國之公室，終使齊政皆歸田氏。

半個多世紀后，到公元前391年，田恒的曾孫田和終于捅破薄薄的窗戶紙，遷齊康公于海上。田氏由是獨占齊國，這已是戰國時代的事了。

我們再來看看南方楚國的艱難復興。

自從吳夫闔閭攻破郢都后，曾經盛極一時的楚國在鬼門關口繞了一圈又生還了。大難不死的楚昭王知恥而后勇，痛定思痛后楚國走上重振雄風之路。楚昭王深知無法與吳國做正面對抗，便將矛頭對準鄰近的諸侯與蠻夷。公元前496年，楚國將頓國從地圖上抹去；公元前495年，楚滅胡國；公元前491年，討伐蠻夷，俘其君臣，大獲全勝。經歷陣痛后楚國人又重新尋回擴張的激情。

楚昭王將復興的大棒交到楚惠王手中，可是一場兵變差點讓楚國陷入災難之中。兵變主角白公勝（即熊勝）是前楚太子熊建之子，當年與伍子胥一同逃亡到吳國。多年之后，楚惠王特許他回國，并封他為白公，算是對太子熊建所遭遇的不公正待遇平反。熊勝的父親死于鄭國人之手，他與伍子胥一樣，身上流淌著復仇的血液。為報父仇，他多次要求出兵討伐鄭國。但是令尹子西不僅未應允，而且與鄭國締結同盟。

惱羞成怒的熊勝將一腔怨氣傾瀉到令尹子西身上，在雇用刺客刺殺子西失敗后，熊勝不惜鋌而走險以政變的方式來取對手的人頭。公元前479年，熊勝找到了一個進軍郢都的機會。這一年，他打敗了吳國人的入侵，便以獻捷為由揮師入郢。楚惠王迎來的不是衛國英雄，而是一群叛逆者。熊勝的軍隊迅速控制首都，殺死楚令尹子西和司馬子期，并劫持了楚惠王。

慶幸的是，自幼漂泊他鄉的熊勝在國內缺乏深厚的根基，而楚國向來不乏智勇雙全的英雄。葉公沈諸梁成為穩定國家的中流砥柱，他率軍隊進入郢都。王師的到來得到國人的鼎力支持，勢單力薄的熊勝終于敗走，走投無路之下他只有絕望地選擇了自殺。

總有人不自量力，小小的陳國借楚國內戰之機竟然不知天高地厚，冒冒失失地進攻楚國。趁火打劫的結果是偷雞不成反蝕把米，實際上陳國不僅是蝕把米，而是葬送了整個國家。楚國在平定熊勝之亂后，立即揮舞武士之刀殺氣騰騰地劈向陳國。這雷霆萬鈞之勢，是陳國人所無法招架的。公元前478年，陳國成為楚國利齒血口下的又一犧牲品。陳閔公成了刀下之鬼，而國家也隨之被楚國所吞并。

在之后的三十年里，楚國表現出令人不可思議的低調。幾乎在國際舞臺上消失，既不與晉和齊爭雄中原，也不與越國角力東方。楚惠王是長壽的君王，統治楚國超過半個世紀。他韜光養晦，似乎與世無爭。只是埋頭于閉門造車，似乎超然于競爭之外。直到三十年后，楚國人才又讓天下人眼前一亮，再度出鞘的寶劍比以往更加寒氣逼人。

公元前447年，楚惠王即位四十二年后，開始他一生最輝煌的擴張。楚國的戰車踐踏蔡國的土地，這個在西周初便建立且歷史悠久的諸侯國，又被楚國人括入囊中。兩年后，又一個古老的諸侯國被楚國所吞并，這便是以“杞人憂天”故事而聞名的杞國。屢屢得手的楚國繼續向東擴張，目標直指江淮之北之地。在越國滅吳后，勾踐未能盡征服該地之各部落。楚惠王以一往無前的意志武力征服，東拓領土至泗水之上，盡有江淮以北之地。

此時距吳楚柏舉之役，已整整過去六十年。曾經的敵人吳國早已如云煙散去，而奮斗不息的楚國人又回來了。楚惠王以半個世紀的艱辛打拼，打造出一片新天地，這也使得在戰國時代楚國仍是七雄之一。

不是每個國家都有楚國的幸運，春秋最后的霸業是勾踐創造的，但越國的霸權只是曇花一現。

平心而論，越國只是僻處東南的小國。地小人稀，文明落后，難成氣候，越國的奇跡只是因為有勾踐這樣的曠世英雄。滅吳之役，使越國迅速取代吳國而成為軍事力量最強的國家。勾踐不失時宜地會齊和晉諸侯于徐州，并致貢于周，開始將東南夷國的影響力滲透到中原大地。已經全然落魄的周元王封勾踐為伯，這意味著周王室承認越為諸侯之長，只是這種任命的象征性意義大于實際意義。但是勾踐慷慨的施舍仍然贏得了諸侯們的尊重，他以淮上地予楚，歸還吳國所侵占的宋國土地，并將泗水以東六百里之地劃給魯國。這樣大手筆的贈送，鞏固了越國在江淮東部的霸權地位。

可是自滅吳之役后，越國衰落的征兆初顯。首先是越國第一謀士范蠡悄然離去，他輔佐勾踐二十余年功勞赫赫。這個明智的人深知“兔死狗烹，鳥盡弓藏”的至理，越王復仇心愿已遂，稱霸之業已成。功成名就之后，能共苦的人未必能共樂。盛名之下，難以久居。他急流勇退，云游四方。最后落腳于齊國陶地，開始了他人生第二次創業。精于政治謀略的他，在經商上亦有超人的天分。竟然在商場上所向披靡，富甲一方，號為“陶朱公”。

可是另一名大功臣文種則下場悲慘，他的好友范蠡曾寫信給他，提醒越王“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文種卻自恃功勞甚大，不愿像范蠡那樣灑脫而去。果然如范蠡所料，勾踐的猜忌之心日甚一日。當年文種為滅吳提出九策，而勾踐僅用其三策便大功告成，所以他不能不提防著文種以同樣的手段來對付自己。勾踐的一席話暗藏殺機：“當年你的九策，僅用三策就破強吳，還有六策尚在。希望你到九泉之下，用這些計策對付吳國的祖先?！辈①n送一柄屬盧之劍，文種明白越王欲置己于死地，最終只能以伏劍而死的方式來結束自己的生命。

越國的人才與勾踐的意志是這個東南小國得以威懾天下的原因所在，當這兩大元素不復存在時，越國走向衰弱似乎是必然的趨勢。公元前465年，一代偉人勾踐與世長辭，我們不能奢望其繼承者有他因坎坷而磨礪出的堅強品質，能小心翼翼地維持國祚已屬幸運。

進入戰國時代的越國失去與諸雄抗衡的資格，在公元前306年終亡于楚國人之手，這時離勾踐去世已經過去了一百六十年。

春秋史是從平王東遷的公元前770年始，然而何時結束卻有不同爭議。一般的說法是結束于公元前476年，不過這個時間段的劃分并沒有特殊的歷史事件，只是以周敬王去世作為一個時代的標志。考慮到春秋后期周王實際毫無作用可言，這種劃分時代的方法顯然只有某種政治上的象征意義。也有人認為春秋應劃到公元前453年，這一年晉國趙、韓和魏三家顛覆知瑤，為晉國三分奠定了基礎。如果以司馬光《資治通鑒》的劃分方法為依據，則是在公元前403年，即趙、韓和魏被冊封為諸侯，以“三家分晉”為跨入戰國時代的標志。

眾說紛紜，筆者無可適從。竊將春秋結束的時間，即傳統的公元前476年略延長至公元前473年。是年勾踐滅吳，這使得春秋后期最重要的歷史事件不至于因人為因素而尷尬地被分割在兩個不同的時代?？偟膩碚f，春秋大約延續了三百年的時間，而戰國則大約延續了二百五十年，這樣略可以說春秋與戰國是平分秋色吧。

春秋是一個大變革的時代，這個變革是全方位的。并且意義深遠，充滿了探索和創新的精神?！疤鞜o二日”的一王獨尊局面被徹底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一種以霸主為主導的政治新格局。在春秋霸主中，最著名的有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楚莊王、吳王闔閭和越王勾踐等；除此之外，鄭莊公、楚武王、楚成王、晉襄公、晉景公、晉悼公和齊景公等也有過不俗的表現。春秋的亮點在于君王并非絕對的主宰，貴族階層對國家的影響力時常超過君王。如晉之六卿、鄭之七穆和魯之三桓，還有宋國華和向二族，以及最后奪取齊國的田氏（陳氏）家族，均為強勢之貴族。國與國之間有力量之角逐和霸業之更替，國家內部則是君臣之爭和貴族間之傾軋。

與后來之亂世，如南北朝和五代十國不同，春秋時期混亂的表面下，實際上飽含生機與活力。君與臣，以及臣與臣之間的相互牽制，反倒形成一種平衡機制。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因為權力有了制衡的力量，這種機制因其非獨裁性的色彩，使得整個社會仍未脫離文明的框架。絕不似其他亂世時代，暴君橫出，踐踏人性的尊嚴。在三百年的春秋史中，國家林立，涌現出的君主與權臣不計其數。但真正稱得上暴君的，卻非常少。傳統的禮儀文化雖然衰落了，但仁義的精神仍被奉為圭臬。

如果我們做一個不太貼切的對比，春秋時代略近于近代歐洲。國家主義興起，各國為生存空間而戰。既有野蠻的一面，亦有文明的一面，新的思想層出不窮。春秋時期的法、道和儒三家對中國影響至深至遠的思想，已初步確立。管仲與子產的重法精神，比起戰國時期的商鞅和韓非子，多了幾分理性與人性；老子留下五千字的真言，成為博大精深的道家思想不朽的源泉；孔子的儒學思想雖然在其生前未能大放光芒，但卻成為未來兩千年中國政治思想的定海神針。

春秋是開放的社會，華夷之辨，不在血統，而在文明。華夏族的開放心態，使其可以融合諸多夷狄，楚、吳和越這些夷國，最終都成為華夏文明的組成部分。這也是華夏民族大發展的時代，更呈現強勢文明之優勢。勇敢與堅強成為這個大民族奮發進取的力量來源，春秋的史詩無處不寫著勇敢的字樣。人表現出來的大無畏精神，完全不亞于荷馬詩章下所歌頌的英雄。趙氏孤兒、伍子胥復仇和勾踐臥薪嘗膽等膾炙人口的故事，是春秋血性濃縮的寫照。

春秋之史事，有終結之時，這本小書也將曲終收撥。以短短數十萬字收藏三百年之震蕩曲折之故事和百十號英雄人物的非凡人生，勢必是掛一漏萬。所以堅持者，蓋以為能做些許投石問路的粗活和拋磚引玉的鋪墊。筆者深信不疑的是故事有結局，而那勃勃生機之時代所孕育的精神之光，卻沒有停泊的終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