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孫中山故居》原文、賞析、鑒賞

位于香山路7號(原莫利哀路29號)。為一幢二層樓房，系當年旅居加拿大的華僑集資購贈孫中山先生。小樓前有花園草坪，三面環繞著冬青、香樟、平蘭等樹木，景色優雅，環境幽靜。1918年至1924年底，孫中山在這里居住并從事革命，先后寫下《建國大綱》、《孫文學說》、《企業計劃》等著作。1920年1月后，孫中山在這里開始與中國共產黨和列寧領導的共產國際接觸，并改組了國民黨，實行了第一次國共合作，把舊三民主義發展為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義。1949年以后，孫中山故居已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并經過多次修繕，基本上恢復了原貌，樓內陳列絕大部分為原物。〔現代散文〕 這是一條寧靜的小街。這里，沒有擁擠的人流和喧囂的市聲，也很少有過往的車輛。街不長，一眼能望到盡頭;兩側人行道上栽著挺秀的法國梧桐，每到春夏之交，婆娑的綠葉傘蓋似地遮住了整個街面。

在小街的東段，座落著一幢并不十分顯眼的小洋房。一樓一底，臨街窗面，傾斜的屋頂上伸出矮矮的煙囪;樓房外壁用水泥鑲嵌著一顆顆小小的鵝卵石。由于年深月久，在濃郁的樹蔭下呈現斑駁的紫褐。

門牌上寫著香山路7號，也就是過去法租界莫利愛路29號。這是孫中山先生曾經居住過的地方。

上海中山故居，已有六十多年的歷史。早先，這幢樓房以及附屬的那個小花園是外國僑民的私人產業。辛亥革命后，孫先生奔走國事，經常來往于廣州、上海兩地，風塵仆仆，萬分辛勞，卻一直沒有固定的寓所。于是，出于對先生的熱愛，旅居加拿大的一些華僑集資捐贈，將這幢房子買了下來。所以，從1918年夏季到1924年初冬，6年間，除去在廣東進行活動，先生在此地斷斷續續居住了大約三度春秋。

在一個陽光明媚的早晨，我來到靜靜的香山路。中山故居的鐵門打開了，接待我的講解員小周，是一位挺秀氣的姑娘。她把我領進一間休息室，換上軟質的拖鞋，然后推開一道側門，來到走廊。小周告訴我，孫先生在寓所先后住過三次：第一次是1918年7月，先生因護法斗爭失利，避居上海，起先住環龍路(今南昌路)44號黨部機關，后來移居這里。先生在這里住了兩年，發憤著書，完成了有名的《建國方略》，辦起了《民國日報》和《建設雜志》，還接見了各界代表。第二次是1922年8月，由于陳炯明的背叛，先生不得不登上永豐艦，離開廣州來上海。在這里，他會見了中國共產黨的代表李大釗，在“艱難頓挫”、“孑然無助”的困境中，找到了光明的前途。先生最后一次來此是在1924年11月。當時，馮玉祥將軍發動了“北京政變”，邀請先生北上共商國是。先生由廣州起程，在上海寓所住了幾天，然后，乘船取道日本，經天津到北京。

我首先參觀了故居的底層。這里有客廳和餐廳，其余的房間里住過廚師、隨從和侍衛長馬汀率領的警衛人員。

客廳與餐廳僅一門相隔，拉開滑門，便成為一大間。小周打開吊燈，整個廳房頓時充滿柔和的、橙黃色的光線。

“這是孫先生通常會客和接見新聞記者的地方。”小周指點著客廳里的桌幾、沙發對我說：“五四運動爆發后，全國學聯的幾位年輕人前來拜訪，先生請他們坐沙發，自己坐一旁。孫先生雖然沒有直接參加這場斗爭，但對學生們的愛國精神卻由衷欽佩，給予很高評價，還專門撥款資助他們。當時，孫夫人就坐在靠近先生的那一頭，用英文打字機記錄著談話的內容。”

姑娘的聲音穩重、悅耳，帶著講解員慣有的簡潔。然而聽得出，她的內心是不平靜的。她巡視著這座空落落的客廳，仿佛看到先生和他賢淑美麗的夫人，依然端坐在這溫暖的燈光下，用他們的一片赤誠，歡迎著來自四面八方的朋友和同志……

我仔細看客廳和餐廳的各種陳設。客廳的墻上，懸掛著先生最喜愛的墨竹圖;屋角，有幾盆素潔幽香的蘭草、蘭竹交映，一如先生的品德與情操。餐廳內，有孫中山任大元帥時佩帶過的指揮刀，有先生和夫人在我國第一架自制的飛機前的留影，有友人贈送的“醒獅”大理石畫屏。圓形的餐桌中央，還插著一瓶淡雅的鮮花，那是小周姑娘踏著晶瑩的晨露，剛從廳外的小花園里采擷來的。小周說，先生的飲食極其簡單，長年吃素，每頓不過幾小碟菜，偶爾來客留飯，才請夫人關照廚房加炒一點雞蛋。撫摸著餐桌旁的一把把木椅，我沉默了。一種深深的敬意從心底油然升起。呵，一個領導推翻封建專制的革命偉人，一個身居高位的開國元勛，卻嚴于律已，過著如此清寒樸素的生活，那些飛揚跋扈、縱情聲色的人，在先生這面明鏡前，難道不感到羞恥嗎?

我們登上二樓。那里有兩間屋子，左邊一間是中山先生夫婦的臥室，右邊是先生的書房兼辦公室。就是在這間書房里，孫中山先生經歷了他幾十年革命生涯中最后的也是最偉大的轉變。

1918年，西南軍閥勾結官僚政客非法改組廣州軍政府，孫中山憤而辭去大元帥職務。這時，他已逐步認識到中國的大患在于“武人之爭雄”，“南與北如一丘之貉”。痛憤之余，他決心埋頭著述，想用科學和實業來拯救我們多難的祖國。他住進這座寓所，伏案疾書，在一頁頁潔白的稿箋上傾注了振興中華的宏偉理想。

我瞻仰了先生工作過的黑漆布的書桌。上面放著一方引人注目的大硯臺，還有一盆油色尚新的紅印泥。在這里，除了著書，先生還擬電稿，署文件，研究中小學的教材，為友人的新作題跋作序。也正是在這張書桌上，他手提狼毫筆，飽蘸濃墨，為后人留下了四個莊嚴的大字——“天下為公”。

我跟隨著小周緩緩走下樓去。客廳的燈依然亮著，還是那么溫暖、柔和。晨風輕輕吹拂，送來一縷蘭草的馨香。我們凝望著窗外那栽滿冬青、劍蘭、香樟和鐵樹的小花園，耳畔似乎還能聽到先生遺留在草坪上跫跫的腳步聲。忽然我發現小周美麗的睫毛被淚水沾濕了。

“先生北上，在上海的最后一次記者招待會就是在客廳里舉行的。”她輕聲說：“當時，段祺瑞還在臺上，先生此行實際上是冒著風險的。而且，誰也不知道，因為長期積勞，他的健康受到極大的損害，可怕的癌細胞已經在開始吞噬先生的肝臟。可是，為了和平統一，為了子孫萬代的幸福，先生抱著‘身先國民’的決心，毅然登上了北去的航船。先生走了，他，再也沒有回來……”

是的，先生走了，他登上了遠去的航船。為了尋找救國救民的真理，他浪跡天涯，云游歐美，在大海上航行了20萬公里。他像一個不屈不撓的水手，駕駛著航船，在暗夜里，在風雪中，在險象環生的礁叢間勇敢的行進著。

是的，先生走了，他再也不回來了。可是他的著作，他的思想，他留下的寶貴精神財富，卻永遠銘刻在我們后人的心中。

(劉征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