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雜文《女人未必多說謊》原文與賞析

侍桁先生在《談說謊》里，以為說謊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弱，那舉證的事實，是：“因此為什么女人講謊話要比男人來得多?！?/p>

那并不一定是謊話，可是也不一定是事實。我們確也常常從男人們的嘴里，聽說是女人講謊話要比男人多，不過卻也并無實證，也沒有統計。叔本華先生痛罵女人，他死后，從他的書籍里發見了醫梅毒的藥方;還有一位奧國的青年學者，我忘記了他的姓氏，做了一大本書，說女人和謊話是分不開的，然而他后來自殺了。我恐怕他自己正有神經病。

我想，與其說“女人講謊話要比男人來得多”，不如說“女人被人指為‘講謊話要比男人來得多’的時候來得多”，但是，數目字的統計自然也沒有。

譬如罷，關于楊妃，祿山之亂以后的文人就都撒著大謊，玄宗逍遙事外，倒說是許多壞事情都由她，敢說“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的有幾個。就是妲己，褒姒，也還不是一樣的事?女人的替自己和男人伏罪，真是太長遠了。

今年是“婦女國貨年”，振興國貨，也從婦女始。不久，是就要挨罵的，因為國貨也未必因此有起色，然而一提倡，一責罵，男人們的責任也盡了。

記得某男士有為某女士鳴不平的詩道：“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二十萬人齊解甲，更無一個是男兒!”快哉快哉!

一月八日。

【析】 婦女問題，是魯迅畢生十分關注并執著探求解決的社會諸問題之一。魯迅先生對婦女的悲慘遭遇和不幸地位非常同情，并把婦女問題與社會問題緊密聯系在一起進行更深遠意義的思考，認為婦女解放的程度，終究是衡量社會解放的一個尺度。

漫長的中國封建社會，形成了一整套壓迫婦女的殘酷制度，亦造成了人們對于婦女的種種歧視偏見。制度保護了偏見，偏見維護了制度，致使婦女陷于極其卑弱的境地而不能自拔。歷史已經進入20世紀30年代，但是對婦女的偏見卻有增無減，只不過是變換手法，花樣翻新而已!

魯迅有感于此，所以寫了這篇文章，指出偏見是怎樣的使中外的一些專家、學者，當眾出丑的。

偏見，是偏于一方面的意見，亦即成見?；诖?，必須以全面的、周詳的道理，確鑿的、科學的事實，才能指出偏見的錯誤，使人們看清楚偏見是怎樣的既害己又害人，而必須加以克服與糾正了。

侍桁先生即韓侍桁先生。在30年代文壇上，他是自詡為唯物主義的批評家。叔本華先生是德國著名的唯心主義哲學家?！皧W國的青年學者”即奧地利的華寧該爾。他們三位國籍不同，但都是學者、專家，都是極端卑視婦女(或仇視婦女)的偏見家，都是有文章、著作傳世的。以他們的淵博學識，過人的智慧，似不應為歷史偏見所左右、所蒙騙，不應得出“女人和謊話是分不開的” 的結論。然而他們往往不正視大量的客觀事實，得出所謂“女人講謊話要比男人來得多”的荒謬結論。

如果說以上是通過中國的和外國的學者、專家的言行，戮穿了 “女人講謊話要比男人來得多”的謊言，那么下面則從歷史和現實的比照中，說明女人沒有說話的權利和申辯的自由，只有背著一切罪名的義務。雖然，男人們可以對女人凌辱了再凌辱，但是歷史卻停滯著，這不是尤可悲哀的事嗎?!

歷史書上曾編造出這樣的謊言，夏朝、殷朝衰亡的原因是女色禍國，唐朝的中興是因為唐玄宗能誅戮貴妃。一言以蔽之，女人成了禍國殃民的罪魁禍首。這是歷史家的偏見。從現實來看，1933年12月由四團體邀各界開會，決定1934年為 “婦女國貨年”。振興國貨，從婦女開始，仿佛婦女地位得到了提高。然而事實是國貨絕不會有起色的 (30年代外國資本主義商品的侵入，民族工業的凋弊，農村經濟的破產等)。這里又預設了一個罪名，等著婦女們去承受，而男子們則可以慷慨陳詞，再一次地指責女子們的誤國誤民了。

文章最后一段，仿佛與標題關系不大，實際上，它是本文主題的概括與升華。通過所引古代的詩歌，揭示了歷史家的偏見是如何的荒謬絕倫，也指出了當時(即1934年) 的統治者是多么的聰明、狡猾。他們都在變著法兒，想著招兒讓女人替自己伏罪。然而“二十萬人齊解甲，更無一個是男兒”的反嘲，畢竟道出了無法更改的真實。“豎降旗”者，“君王”也，并非女子! 魯迅先生奉勸中國的、外國的學者、專家們，統治者們，再不要把一切本來是自己一手制造的謊言與罪名，強加在已經夠卑夠弱的女子們身上，而多來點反躬自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