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詩歌札記·說白居易《勤政樓西老柳》

六十年代初我曾在拙作《白詩臆札》中提到，白居易當然是一位現實主義詩人，但他的詩中也有不少浪漫主義的情調和因素，甚至在創作方法上也不全是現實主義的。當時頗自謂有新意，今日追思，仍屬老生常談。他的代表作如《長恨歌》，便是一首以浪漫主義為主導的與現實主義相結合的典型名篇。這里想談的乃是白詩的另一側面，即他同杜甫、韓愈一樣，也有“以文為詩”的作品，而且這類作品還不在少數。

通常我們評論唐宋詩，總說“以文為詩”是宋人特點，這并不錯。但一般說法都認為宋人所宗法者主要是唐代的杜甫和韓愈，充其量再加上一位元結。余下的詩人好像同“以文為詩”就沒有多少關系了。其實我國的詩歌傳統從建安發展到唐人，原是從漸入佳境逐步發展到新的高峰。唐詩之所以被視為高峰，主要有兩條：一是全面發展，二是有所創新;而后一點又同前一點密不可分。所謂全面發展，即詩歌本身日趨完善而無美不備，達到體制、風格、題材、技巧的多樣化;而多樣化又與創作上的變化多端、日新月異分不開。其實事物的新變之道是離不開傳統基礎的。傳統基礎愈厚，作家修養愈深，則新變以后的面貌便會愈引人注目，它本身也就站得住腳，能傳之久遠。反之，如果沒有什么基礎，作家也缺乏一定功底，那么，所謂的“創新”之路看似有所變異而實際上卻落入了另一窠臼，形成了單調而淺薄的“新”條條框框，作家陷于其中受其束縛而不自知，還以為走上了一條什么新的陽關大道。結果路子反而愈走愈窄，終于到了不能自拔的境地。這一點，我們從中晚唐詩歌發展的總趨勢與個別作家的創作道路可以得到一定啟發。

在唐詩這個浩瀚無垠的藝術領域中，既要達到無善不臻、無美不備的水平，又要力求新變，以不同于前人的精神面貌昭示后來的讀者(若照我的看法，作者更不能脫離深厚的傳統基礎和豐富的文化修養)，那么，“以文為詩”實在是詩歌發展中的一條無可回避的渠道，也是某些作者在探索中前進的通向高峰的一條必經之路。杜甫、元結、韓愈諸人不過是試著走這條路走得比較有意識，因此其成效也比較明顯的詩人罷了。試看陳子昂的“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李白的“乃知兵者是兇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和“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其為詩也，不已經是典型散文化了的作品乎?說到白居易，只由于他寫詩所用的語言比較樸素淺顯(只有少數例外如《長恨歌》，但這種所謂“元和長慶”體詩歌比起后來的摹仿者所作還是容易懂得多)，風格比較明快開朗，不像韓愈、李賀諸家走古奧險怪、生硬深澀的道路，他的以文為詩的特點便不大為人注意。其實，《秦中吟》、“新樂府”一類所謂白居易的代表作，幾乎都是以散文的間架結構來布局的，有的詩句也樸素得明白如話，成為押韻的散文。所以我說白居易以文為詩的作品并不少。至于賈島、姚合(尤其是姚合)和皮日休、陸龜蒙，我以為，他們的作品即屬于無形中又落入另一窠臼中者，因此到頭來無論如何也算不上第一流詩人。

閑言少敘。現在只談白居易這首不大為人注意的五言絕句《勤政樓西老柳》：

半朽臨風樹，多情立馬人。

開元一株柳，長慶二年春。

我第一次讀此詩是從廢名先生的《談新詩》里發現的。他把這首詩同李白、王之渙、柳宗元、杜牧等大家的五七絕一并抄錄，然后加按語說：“這些詩大約說得上讀來爽口聽來爽耳，文字里的意義并沒有什么，用了許多數目字，卻最表現舊詩文字的音樂性。”好像這首白詩的特色只在于后兩句的數目字具有舊詩詞文字上的音樂性而已。后來讀白居易的作品稍多，發現《長慶集》中詠柳者遠不止一首，而這一首確乎也不算最好。但無論從思想或藝術上來看，都有它與眾不同之處。盡管只有二十個字，而以文為詩的特點卻表現得非常突出。因此我就先從這一點談起。

作品中記載年月原是史官筆法，當然屬于散文范疇。《春秋》與《三傳》肇其端，從《史記》開始的歷代帝王本紀纂其緒，下而至于后來的日記、年譜，這些都不消說了。直到今天，我們寫散文，或在開頭處鄭重寫上年月，或在結尾處附加一筆寫作時間，都是沿襲古代散文的慣例。而在詩中明標年月的，杜甫的《北征》該是一個典型。詩的開頭是這樣寫的：

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

杜子將北征，蒼茫問家室。

這就是用的《春秋》紀年體，當它被杜甫移人古詩時，確令人耳目一新。然則我們說白居易在這首只有二十字的短詩中，僅紀年便占去四分之一的篇幅(末句“長慶二年春”)，無疑也是以文為詩的一種極明顯的方式了。我以為，它稱得起以文為詩的“小品”，是這種小品式的韻文的代表作(另一首白詩的末二句：“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則是以詩代散文小柬，是尺牘小品的變體，同樣是以文為詩的代表作)。這是我要說的第一點。當然，這末一句并非只為標明寫作時間而已，還有更深刻的涵義在。下文自當詳述。

第二點，仍從此詩的形式來談。古人對“絕句”的涵義有各種不同的解釋，有一種解釋認為絕句是截八句律詩里面的四句成為一首詩。這說法是否可信姑置勿論，但這首詩確是兩副對聯，宛如截律詩的中四句而成。此詩第三句是拗句，即“一株柳”為“仄平仄”而非“平仄仄”，因而讀起來略存古詩意趣。可是這種拗句在近體詩格律中是允許采用的，所以它仍是一首無懈可擊的有著兩副對聯的五言絕句。前二句對仗工整自不待言，后兩句尤見工力。以“開元”對“長慶”，用本朝年號相對，既巧而工;而從全句看，既似流水對卻又比流水對工整，這就太難得了。因此我們讀起來毫無牽強生澀之感，卻有流走飛動之趣，更體現出白詩的特色。誠然，白詩平易淺近，能“令老嫗都解”，但我以為他的推敲斟酌功夫，初不減于“語不驚人死不休”的詩壇巨匠也。

說到此詩的思想性，必先回顧一下作者的身世。白居易生于公元七七二年即唐代宗大歷七年，到穆宗長慶二年即公元八二二年，他已年逾半百。而從他的經歷看，他于元和間先貶江州司馬，后來又到過四川忠州，然后展轉于江南各地，仕途亦頗為坎坷。這時他已回到長安，任主客郎中知制誥，比過去順利多了;然而歲月不待人，他已步入老境，不無遲暮之感了。至于勤政樓西的那株柳樹，乃開元年間所植，假定它栽種于開元十年(公元722年)前后，則此時已成閱盡滄桑的百年老樹。它經過安史之亂、朱泚之亂，而至今竟未枯死，仍在駘蕩春風中婆娑搖曳，雖云“半朽”，猶見生機。而自己呢，雖屢遭貶謫卻終于回到長安，撫今追昔，能不“多情”?每逢出入朝堂，總要從這樹旁經過，因人之漸衰而感慨老樹之半朽，又因柳樹之未死而聯想到世事的變化遷移，自然為之躊躇“立馬”，興“樹猶如此，人何以堪”之嘆了。何況開元乃全盛之日，這株柳是見過世面的;如今已是長慶二年，多少宦海浮沉，多少人事代謝，它都經歷過，它才是真正的歷史的見證人! 因柳及人，又由人及柳，個中況味，真是一言難盡。然而全詩僅寥寥二十字，故又余味無窮。夫前二句深得人柳互文見義之趣，今昔語含雙關之美;而后二句則不僅紀年而已，既說明柳樹經歷的歲月，也點出自己已逝的年華，這就比《北征》的單純記錄時間要顯得復雜深遠了。廢名先生之論似乎有點言之過淺呢。這是我要談的第三點。

最后，我認為，白居易的組詩如《秦中吟》、“新樂府”，長詩如《長恨歌》、《琵琶行》，固然千古傳誦，膾炙人口;而類似《勤政樓西老柳》、《問劉十九》這樣的小詩短作，造語淺近而余韻深遠，卻亦自有其不可磨滅的灼灼光焰。這正是使我們后來人值得服膺和借鑒的“唐人高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