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經典文章賞析·歐陽修《與田元均論財計書》原文|注釋|賞析

歐陽修

修啟。承有國計之命，朝野忻然。引首西望，近審已至闕下。道路勞止，寢味多休。

弊乏之余，諒煩精慮。建利害、更法制甚易，若欲其必行而無沮改，則實難;裁冗長、塞僥幸非難，然欲其能久而無怨謗，則不易。為大計既遲久而莫待，收細碎又無益而徒勞。凡相知為元均慮者，多如此說，不審以為如何?但日冀公私蒙福爾。

春暄，千萬為國自厚，不宣。修再拜。

這是歐陽修寫給新膺朝命的友人田況的一封短札。歐陽修在信中，對舊友就當時的財計改革問題，略陳了自己的看法。田況，字元均，宋史有傳，傳中稱其“有文武才略，言事精暢”，是一個有干才和抱負的人。歐陽修與他甚有交誼。慶歷年間，田況以真定帥移秦州，歐陽修曾“權府事者三月”，后歐陽修有《寄秦州田元均》一詩，詩中寫道：“由來邊將用儒臣，坐以威名撫漢軍; 萬馬不嘶聽號令，諸蕃無事樂耕耘”，極表推重。本信寫于皇祐三年 (1051)，時歐陽修任應天府知府兼南京留守司事。北宋南京在今河南商丘市。田況則由蜀召回汴京，以給事中判三司。三司為北宋沿五代而設的最高財政長官，掌全國錢谷出納，均衡財政收支。主管官稱三司使，職位重要。歐陽修聞田元均在國家財經艱難之際，丁此重任，嗟政事之紛更，期舊友以施為，思緒聯翩，遠貽此簡。

由于這封信論及當時時事，因此需要在此略述作為歷史背景的慶歷新政一事。此事發生在不久之前，曾使北宋政局一再發生變化，歐陽修并因此而落職外放。原來到北宋仁宗時，積弊日深，財政困絀，官俸兵餉開支驟增，民生匱乏，造成國內不安，國外則有遼夏強敵之威脅，人們臥不寧席。因此，較有遠見和明智的臣僚發出要求改革的呼聲，慶歷三年(1043)，參知政事 (相當于副相) 范仲淹提出“明黜陟、抑僥幸、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推恩信、重命令”等十項改革政事的主張，仁宗加以采納，用范仲淹主持新政。歐陽修是對范仲淹的主張持相同觀點并積極支持的。他在慶歷二年即上書提出三弊五事，在慶歷三年知諫院后，前后一年內，向仁宗上奏議達六七十篇，提出與范仲淹的政治見解相類似的意見。但他們的政策遭到十分強烈的反對。朝臣章得象、夏竦等指責范仲淹、樞密副使富弼及歐陽修等為“朋黨”，雙方釀成激烈的黨爭，舊史稱之為“慶歷黨爭”。其后，仁宗改變意旨。范仲淹、富弼相繼罷職。歐陽修上書為他們申辯云：“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小人欲廣陷良善，必指為朋黨……臣為朝廷惜之。”結果，歐陽修亦于慶歷五年獲譴外貶為滁州太守。這是他第二次外放，此后，移知揚州、穎州、應天府諸地，到至和元年 (1054) 才奉調返京，前后外放了十個年頭。歐陽修寫此信時，已是慶歷新政失敗，他屏居外邑后的第七、八個年頭了。

歐陽修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獲知田況的新命而發出了這封信。田況固亦有改革之心，但據《宋史》，此時仁宗的思想仍“頗以好名為非，意在遵守故常”，也就是說，不愿重加興革，打亂慶歷變政以前的老樣子。在此情況下，田況能夠有所作為的前景并不廣闊。政治氣氛仍然是沉重而黯淡的。歐陽修分明感覺到了這種氣氛。

全信不長，但仍可分作三段。首段和末段是古代書札中常見的禮儀性問候之詞，中段則是信的主旨。

在信的開端，歐陽修先向田況致意。“承”為“承聞”之略，意為得聞。“國計之命”指田況的三司使新職，此職務乃掌管全國財政經濟，有“計相”之稱。五代后唐時，曾專委宰相一人，判理其有關事務，后乃合并職司為一使，稱三司使。田況自蜀歸朝(“闕下”)，就任此職，行蹤皆在歐陽修任地(南京)之西，故以“引首西望”一語，遙致景慕。“道路勞止，寢味多休”，皆問候語。“勞止”，《詩經·大雅》：“民亦勞止，泛可小康”，意為疲勞、辛苦。“寢味”指宿食。“休”，《詩經·商頌》：“何天之休”，鄭玄箋：“休，美也”。歐陽修在信中，首致敬意和慰問，然后轉入下文。

歐陽修接著在第二段中，向田況提出，進行財經改革的關鍵所在，以便他履新之先，未雨綢繆，在心理上和行動上有所警惕和準備。當時宋室朝政實處于積弊難除，財經困乏的狀況中，歐陽修在信中指明其為“弊乏之余”，譽況想已費心竭慮，有所精密思詳，此雖是客套語，卻已在提醒他，形勢嚴峻，需要在改革道路上，作出細密周到的擘畫。下面的話，意思可分兩層。一層是指，進行改革時，制訂和推行新政將遇到的主要難點;另一層是指，進行改革時，掌握新政將遇到的主要難點。歐陽修認為，進行改革時，絀舊更新，制訂和決定有關的新政策，對其本身進行清晰的思考和論證，剖析利害之處，確定章程，變易前制，這末必有太大困難;但要照顧到各方面的利益和觀點，受到普遍贊成，使新的政策能具體落實，不致遭到阻撓和破壞，成為一紙表面文章，這卻是困難的真正所在。同樣，進行改革時，雷厲風行地推行有關的新政策，精簡臃腫的人員機構，堵塞營私舞弊的行為，見一時之成效，這也不算很困難;但要長期徹底地貫徹下去，使其真正鞏固，爾后成為經久的和普遍主動奉行的措施，不致產生各種怨責和攻擊，終于陷于流產，這卻是很不容易作到的。法不自行，需人行之。制法尚易，欲使其能廣泛接受和持久信行，則實難。歐陽修在上面四句話中，表達了他的這一層想法。然后，他又在下面點出了另一個相關的問題，即在改革中，如何掌握政事，這又往往會遇到一種兩難局面。當時國家局面，積病難消，問題成堆，人心浮動，難于輯撫。為政者，如一意抓大端，從根本性的問題下手，計固有得，但收效苦遲，人們會感到等不及而產生不滿。以大力抓細部，處理眼前的零星細碎的興革事宜，固可有所表現，但實際上未必有補于大局而枉費精力。故在開展施為之際，要求掌握得恰到好處，細大皆能照應，上下悅服，朝野同心，合力開展局面，打破此種兩難之勢，這實在要花很大氣力來對付。這幾句話，實是歐陽修經歷慶歷改革失敗后，所痛心地親身感受到的經驗之談，是他事后回思的一個簡要的總結。這些意見，表現了他對時勢的關注、對故交的期望以及懼其有所失墜的擔心，感觸與關懷交織，詞短意長，令人瞿然竦動。歐陽修所拈出的見解，不但在當時是剖析時弊的甘苦之言，即對后世，也具有饒可借鑒的長遠意義。他在提出自己的意見后，補充說，凡了解和關心你的人大多有類似的意見，但不知尊意怎樣?這種措詞，是對朋友進言的委婉說法，這就使雙方不致產生強加于人的教訓式的感覺。

最后一段，以習用的問候作結。“暄”，為暖。“自厚”，在另本又作“自重”，即自加保重之意。“不宣”，是古代信札常用的結束語，意為言不盡意。

歐陽修此函，篇幅簡短，中心部分不過百余字。但其意蘊厚重，論析周到，詞語斬截，卻使人讀后有擲地有聲，力可千鈞之感。短短的一段文字中，包含了他政治經驗中的豐富感慨，體現了他經常思慮的謀國苦心。吳充稱歐陽修“筆札精勁，自成一家。”以此篇相衡，確甚得當。

當然，從信中同時可以看到，當時宋朝國勢疲弊，歐陽修本人也遭到挫折，雖然看到了病根所在，卻痛感積重難返，無方可醫，在這種困境下，歐陽修內心所深深躁動的急灼和彷徨的感覺，這也是在古代封建社會走向衰頹時，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常所具有的共同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