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亨利·大衛·梭羅

當政府是暴政或政府過于無能令人無法忍受的時候，有權拒絕為其效忠，并抵制它的權利。

【演講詞】

我由衷地同意這個警句——“最好的政府是管得最少的政府”。我希望看到這個警句迅速而且系統地得到實施。我相信，實施后，其最終結果將是——“最好的政府是根本不進行治理的政府”。當人們做好準備之后，這樣的政府就是他們愿意接受的政府，政府充其量不過是一種權宜之計，而大部分政府，有時所有的政府卻都是不得計的。對設置常備軍的反對意見很多、很強烈，而且理應占主導地位，它們最終可能轉變成反對常設政府。常備軍隊不過是常設政府的一支胳臂。政府本身也只不過是人民選擇來行使他們意志的形式，在人民還來不及通過它來運作之前，它同樣也很容易被濫用或誤用，看看當前的墨西哥戰爭，它是少數幾個人將常設政府當作工具的結果，因為，從一開始，人民本來就不同意采取這種做法。

目前這個美國政府——它不過是一種傳統，盡管其歷史還不久，但卻竭力使自己原封不動地屆屆相傳，可是每屆卻都喪失掉一些自身的誠實和正直。它的活力和氣力還頂不上一個活人，因為一個人就能隨心所欲地擺布它。對于人民來說，政府是支木頭槍。倘若人們真要使用它互相廝殺，它就注定要開裂。不過，盡管如此，它卻仍然是必不可少的，因為人們需要某種復雜機器之類的玩意兒，需要聽它發出的噪聲，借此滿足他們對于政府之理念的要求。于是，政府的存在表明了，為了人民的利益，可以如何成功地利用、欺騙人民，甚至可以使人民利用、欺騙自己。我們大家都必須承認，這真了不起。不過，這種政府從未主動地促進過任何事業，它只是欣然地超脫其外。它未捍衛國家的自由。它未解決西部問題。它未從事教育。迄今，所有的成就全都是由美國人民的傳統性格完成的，而且，假如政府不曾從中作梗的話，本來還會取得更大的成就。

但是，現實地以一個公民的身份來說，我不像那些自稱是無政府主義的人，我要求的不是立即取消政府，而是立即要有個好一些的政府。讓每一個人都表明能贏得他尊敬的是什么樣的政府，這樣，也就為贏得這種政府邁出了一步。

到頭來，當權力掌握在人民手中的時候，多數派將有權統治，而且繼續長期統治，其實際原因不是因為他們極可能是正義的，也不是因為這在少數派看來是最公正的，而是因為他們在物質上是最強大的。但是，一個由多數派作出所有決定的政府，是不可能建立在正義之上的，即使在人們對其所了解的意義上都辦不到。在一個政府中，如果對公正與謬誤真正作出決定的不是多數派而是良知，如果多數派僅僅針對那些可以運用便利法則解決的問題做出決定，難道是不可能的嗎？公民必須，哪怕是暫時地或最低限度地把自己的良知托付給議員嗎？那么，為什么每個人還都有良知呢？我認為，我們首先必須做人，其后才是臣民。培養人們像尊重正義一樣尊重法律是不可取的。我有權承擔的唯一義務是不論何時都從事我認為是正義的事。……

那么一個人應當怎樣對待當今的美國政府呢？我的回答是，與其交往有辱人格。我絕對不能承認作為奴隸制政府的一個政治機構是我的政府。

人人都承認革命的權利，即當政府是暴政或政府過于無能令人無法忍受的時候，有權拒絕為其效忠，并抵制它的權利。但是，幾乎所有人都說，現在的情況并非如此。他們認為，1775年的情況才是如此。如果有人對我說，這個政府很糟糕，它對運抵口岸的某些外國貨課稅。我極有可能會無動于衷，因為沒有這些外國貨，我照樣能過日子。所有的機器都免不了產生摩擦，但是這也許卻具有抵消弊端的好處。不管怎么說，為此興師動眾是大錯特錯的。可是，如果摩擦控制了整部機器，并進行有組織的欺壓與掠奪，那么，就讓我們扔掉這部機器吧。

不公正的法律仍然存在：我們必須心甘情愿地服從這些法律，還是努力去修正它們、服從它們直至我們取得成功，或是立刻粉碎它們呢？在當前這種政府統治下，人們普遍認為應等待，直到說服大多數人去改變它們。人們認為，如果他們抵制的話，這樣修正的結果將比原來的謬誤更糟。不過，如果修正的結果真比原來的謬誤更糟的話；那是政府的過錯，是政府使其變得更糟的。為什么政府不善于預見改革并為其提供機會呢？為什么政府不珍惜少數派的智慧呢？為什么政府不見棺材不落淚呢？為什么政府不鼓勵老百姓提高警惕，為政府指出錯誤而避免犯錯誤呢？為什么政府總是把基督釘在十字架上，把哥白尼和路德逐出教會，并指責華盛頓和富蘭克林是叛亂分子呢？……

在一個監禁正義之士的政府統治之下，正義之士的真正棲身之地也就是監獄。當今馬薩諸塞州為自由和奮發圖強之士提供的唯一妥當的處所，是監獄。在獄中，他們為州政府的行徑而煩惱，被禁錮在政治生活之外，因為他們的原則已經給他們帶來麻煩了。逃亡的奴隸，被假釋的墨西哥囚犯和申訴白人犯下的罪孽的印第安人可以在監獄里找到他們，在那個與世隔絕，但卻更自由、更尊嚴的地方找到他們。那是州政府安置不順其道的叛逆者的地方，是蓄奴制州里一個自由人唯一能夠驕傲地居住的地方。如果有人以為他們的影響會消失在監獄里，他們的呼聲不再能傳到政府的耳朵里，他們無法在囹圄四壁之內與政府為敵，那么他們就弄錯了。真理比謬誤強大得多，一位對非正義有了一點親身體驗的人在與非正義斗爭時會雄辯有力得多。投下你的一票，那不僅僅是一張紙條，而是你的全部影響。當少數與多數保持一致時，少數是無足輕重的，它甚至算不上是少數；但是當少數以自身的重量凝聚在一起時，便不可抗拒。要么把所有正直的人都投入監獄，要么放棄戰爭與奴隸制，如果要在這二者之間做出選擇的話，州政府會毫不猶豫地做出選擇。如果今年有一千人不交稅，那不是暴烈、血腥的舉動，但是若交稅則不然。那是使政府得以施展暴行，讓無辜的人流血。事實上，這正是和平革命的定義，如果和平革命是可能的話。如果稅務官或其他政府官員問我，正如有位官員問我的那樣，“那么，我怎么辦呢？”我的回答是，“如果你真希望做什么的話，那你就辭職。”如果臣民拒絕效忠，官員辭職，那么革命就成功了。即使假定這會導致流血的話，難道當良心受傷害的時候就不流血嗎，從良心的創傷里流出的是人的氣概和永生，將使他永世沉淪于死亡之中。此時此刻，我就看到這種流血……

我已經六年未交投票稅了。我還一度為此進過監獄，關了一夜。當我站在牢房里，打量著牢固的石壁，那石壁足有二三尺厚，鐵木結構的門有一尺厚，還有那濾光的鐵柵欄。我不由地對當局的愚昧頗有感觸。他們對待我，就好像我不過是可以禁錮起來的血肉之軀。我想，當局最終應當得出這么個結論：監禁是它處置我的最好辦法，而且我還從未想到我還能對它有什么用處。我知道，如果說我與鄉親之間擋著堵石墻的話，那么他們若想要獲得我這種自由的話，他們還得爬過或打破一堵比這石墻更難對付的墻才行。我一刻也不覺得自己是被囚禁著。這墻看來是浪費了太多的石頭和灰泥了。我覺得，似乎所有公民中，只有我付清了稅款。他們顯然不知道該怎樣對付我，他們的舉止就像些沒教養的人。他們的威脅恭維，樣樣都顯得荒唐可笑。他們以為我惦記的是挪到這堵墻的另一邊。我不禁覺得好笑，我在沉思時，他們卻煞有介事地鎖起牢門，全然不知我的思緒就跟在他們身后出了牢房，絲毫不受任何阻礙，而他們自己才真正是危險的。他們既然奈何不了我，便打定主意懲罰我的身軀，就像群頑童，無法懲罰他們憎恨的人，就沖他的狗撒野。我看，州政府是個傻子，如同一位揣著銀匙的孤女，怯生生的，連自己的朋友和敵人都分不出來。我已經對它失去了所有的敬意，我可憐它。

州政府從未打算正視一個人的智慧或道德觀念，而僅僅著眼于他的軀體和感官。它不是以優越的智慧或坦誠，而是以優越的體力來武裝自己。我不是生來讓人支使的。我要按照我自己的方式來生活。讓我們來看看誰是最強者。什么力量能產生效果？他們只能強迫卻無法使我順從。因為我只聽命于優越于我的法則。他們要迫使我成為像他們那樣的人。我還不曾聽說過，有人被眾人逼迫著這樣生活或那樣生活。那會是什么樣的生活呢？當我遇到的政府對我說：“把你的錢給我，不然就要你的命！”我為什么要忙著給它錢呢？那政府可能處境窘迫不堪，而且不知所措。我不能幫它的忙。它必須像我一樣，自己想辦法。不值得為這樣的政府哭哭啼啼。我的職責不是讓社會機器運轉良好。我不是工程師的兒子。我認為，當橡果和栗子并排從樹上掉下來時，它們不是毫無生氣地彼此謙讓，而是彼此遵循各自的法則，發芽、生長，盡可能長得茂盛。也許直到有一天，其中的一棵超過另一棵，并且毀了它。如果植物不能按自己的本性生長，那么它就將死亡，人也一樣……

政府的權威，即使是我愿意服從的權威——因為我樂于服從那些比我淵博、比我能干的人，并且在許多事情上，我甚至樂于服從那些不是那么淵博，也不是那么能干的人——這種權威也還是不純正的權威：從嚴格、正義的意義上講，權威必須獲得被治理者的認可或贊成才行。除非我同意，否則它無權對我的身心和財產行使權力。從極權君主制到限權君主制，從限權君主制到民主制的進步是朝著真正尊重個人的方向的進步。民主，如同我們所知道的民主，就是政府進步的盡頭了嗎？不可能進一步承認和組織人的權利了嗎？除非國家承認個人是更高的、獨立的權力，而且國家的權力和權威是來自個人的權力，并且在對待個人方面采取相應的措施；否則就絕對不會有真正自由開明的國家。我樂于想象國家的最終形式，它將公正地對待所有的人，尊重個人就像尊重鄰居一樣。如果有人履行了鄰居和同胞的職責，但卻退避三舍，冷眼旁觀，不為其所容納的話，它就寢食不安。如果，一個國家能夠結出這樣的果實，并且聽其盡快果熟蒂落的話，那么它就為建成更加完美、更加輝煌的國家鋪平了道路。那是我想象到，卻在任何地方都不曾看到的國家。

【鑒賞】

亨利·大衛·梭羅(HenryDavidThoreau，1817—1862)是美國作家、先驗主義運動代表人物。1845年，他只身來到瓦爾登湖畔的林子深處，開始過隱居生活。在后來的著作《瓦爾登湖》中，他記下了這段生活經歷，記下了他在這段時間對于自然、社會、自我、物質文明、自由等方面問題的思考，并提出了摒棄奢侈的生活，回歸大自然，返璞歸真，實現完全的個性自由和自我完成等一系列生活準則。也正是在這樣一種思想狀況中，梭羅更加強烈地感受到現代社會政府對于公民的個性和人格自由的限制和壓抑。

就在他隱居瓦爾登湖的這段時間，1846年7月的一天，當地警官突然造訪了梭羅的小木屋。警官向他索取投票稅，可梭羅本人早已多年未曾行使過選舉權。梭羅拒交，當晚即被警方拘留，次日被保釋。為了表明自己的觀點，對自己的行為作出解釋，梭羅寫下了這篇演講稿。事實上，梭羅并沒有機會公開作這個演講，而只是于1849年將這篇講稿發表出來了。

在這篇演講詞中，梭羅開宗明義，提出了政府職能的問題。梭羅尖銳地批判了由少數人掌握的強權政府，這種政府最容易濫用權力，將國家機器轉變成壓制公民和對他國進行戰爭的工具。其時，美國政府正在發動一場針對墨西哥的戰爭。梭羅放棄行使選舉權，也正是出于對強權政府的抗議，他也拒絕向一個仍然保留蓄奴制度的政府交納投票稅。

梭羅進一步指出，政府只是一個權宜之計，一個好的政府是管轄得最少，甚至根本不事治理的政府，國家的真正主體乃是公民，公民應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的權利，包括不服從的權利。梭羅提出：“我認為，我們首先必須做人，其后才是臣民。”并公開宣稱：“我絕對不能承認作為奴隸制政府的一個政治機構是我的政府。”如果一個政府及其法律不公正，公民就有權利拒絕承認它。梭羅列舉了一連串美國政府不公正行為的事例，為自己的觀點提出了有力的論據。在對政府機構進行了全面的批判之后，梭羅又將批判的鋒芒轉向了國家機器的最關鍵的部位——監獄。梭羅嚴厲地批判了依靠監禁來維持國家統治的政治制度，并號召公民挺身而出，自覺地反抗這種制度，拒絕與政府合作。在此，梭羅提出了他那有名的觀點：“如果臣民拒絕效忠，官員辭職，那么革命就成功了。”

梭羅還現身說法，以他自己因拒絕納投票稅而遭監禁的事例來論證自己的觀點。梭羅認為，任何一個人都無權強迫他人應該怎樣生活，政府同樣也無權這樣做。人應該按其本性，順其自然地生長。

這篇演講詞充分體現了梭羅的人生哲學和政治哲學，并將他的精神自由和回歸自然的人生哲學與他的民主、人權的政治觀念結合在一起，充滿了發人深思的哲理。在這篇演講詞中，梭羅表現出了一位思想家的深刻思想和嚴密的邏輯性，它如同古羅馬的雄辯家的言辭一樣雄辯有力。同時，梭羅還使用了大量的實例，使演講在內容上顯得十分充實、飽滿。而形象譬喻的運用，又給演講增添了色彩，增強了對聽眾的吸引力。然而，真正使這篇演講詞流芳百世的，乃是梭羅作為一名民主斗士的高尚的良知和非凡的道德勇氣。他身體力行地實踐了自己的政治主張，為這篇演講的真理性提供了明證。

這篇演講詞發表后，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并未引起人們的足夠重視，直至19世紀末，人們才開始認識到梭羅思想的非凡價值，這篇演講詞也就成了人權主義的經典之作。列夫·托爾斯泰就十分推崇梭羅的這一思想，在梭羅的影響下，進一步完善了他的“勿以暴力抗惡”的“托爾斯泰主義”。甘地亦以梭羅的這篇演講詞作為“甘地主義”的思想基礎，他曾在法庭上宣讀它來為受種族歧視的印度人辯護。此外，英國工黨也曾以梭羅的思想作為理論武器。20世紀60年代，美國民權運動的領袖，黑人牧師馬丁·路德·金將梭羅思想運用于現代社會的政治改革，對整個人類的社會和政治進步，都產生了極大的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