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溯源

中國古代小說的起源，可以追溯到遠古時代的神話傳說，以及先秦兩漢時期子書、史書中的寓言故事和敘事成分，孕育它的因素是多元的。

一、神話傳說

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說：中國小說“探其本根，則亦猶他民族然，在于神話傳說”。神話故事以神為中心，歷史傳說則以人為中心。后者雖然有一定的現實人物作依據，卻往往飾以神異色彩，使之不同尋常。如魯迅所言：“迨神話演進，則為中樞者近于人性，凡所敘述，今謂之傳說。傳說之所道，或為神性之人，或為古英雄，其奇才異能神勇為凡人所不及。”它們為小說的孕育和產生提供了多方面的準備，并成為志怪小說的源頭。

神話傳說產生于民間，是上古人類在改造自然的斗爭中進行的口頭創作，是他們的現實愿望的真實體現。當時，社會生產力極其低下，人們飽受自然的嚴重威脅，也無法對常見的自然現象做出合理的解釋，于是依照自己熟悉的生活和形象塑造人格化的神，借助主觀幻化的想象創造神話故事、編造歷史傳說，以期探求未知的自然，表達支配自然、征服自然的強烈愿望和美好理想。如上古的人們一般壽命不長，他們在思索生命時自然產生了長生不老的希冀，于是幻想出“嫦娥奔月”的故事；又如古代先民面對惡劣的生存環境，渴望有杰出的領袖率領人們戰勝自然、保護人類安全，就出現了《后羿射日》、《鯀禹治水》，以及有關黃帝、炎帝（神農氏）、堯帝、舜帝等歷史傳說；再如古代先民對大自然的起源和形成以及人類的起源充滿好奇，于是創造出《盤古開天地》、《夸父逐日》、《女媧造人》等神話故事，反映他們對自然和自身的認知?？梢姡@些神話傳說的產生有著深厚的生活基礎，同時充滿了濃郁的浪漫色彩。

雖然遠古的神話傳說由于中國特殊的文化因素和環境，沒有產生匯集成冊的鴻篇巨制，沒有形成全面而嚴謹的體系，甚至沒有完整地保存和流傳下來，但它對古代小說乃至各種文學樣式的影響是巨大的，也是多方面的，諸如題材、人物、表現手法等，均為后世包括小說在內的中國文學提供了豐富的養料。

現在保存下來的遠古神話傳說，只散見于《山海經》、《穆天子傳》、《楚辭》、《淮南子》等較晚出的幾部典籍中，它們大都經過后人的加工、潤色，“不免有所粉飾，失其本來”（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但多數還是保留了原始神話的精華。這些神話傳說一般文字不多，敘事簡略，我們卻可以從中看到故事情節、人物形象這兩個重要的小說因素，以及奇幻絢麗的藝術想象和對比、映襯、象征等小說的表現技巧。

《淮南子·覽冥訓》中的《女媧補天》是一篇寄托遠古時代的人們渴望戰勝各種自然災害的美好理想、塑造神勇而聰穎的偉大女神和人類母親形象的神話故事：

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載?；痨投粶纾蒲蠖幌ⅰＣ瞳F食顓民，鷙鳥攫老弱。于是女媧煉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鰲足以立四極，殺黑龍以濟冀州，積蘆灰以止淫水。蒼天補，四極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蟲死，顓民生。

這則神話故事情節完整，層次清晰，且前后照應。開篇從天柱廢折、九州斷裂、烈火燃燒、洪水肆虐的殘酷自然災害和猛獸、鷙鳥乘機大肆吞噬人命的悲慘景象入手，用接近一半的篇幅，著力渲染鴻蒙初辟的太古時期那極其險惡、恐怖的生存環境，為女媧的出現以及她整治天地、拯救人類的豐功偉績作鋪墊。接著用一組四句的排比、八個生動準確的動詞，描寫女媧搗煉五色石修補天上的窟窿、砍斷海里巨鱉的腳加以支撐、殺死興風作浪的神龍從而保護四海人民免遭屠戮、采用蘆灰阻擋泛濫的洪水，女媧那從容不迫、英勇無比的救世主形象呼之欲出。這一部分想象神奇瑰麗，氣勢無比非凡，筆墨高度凝練，給讀者留下了許多想象的空間，耐人尋味。最后以六個整齊劃一的三字排比句，展現女媧治理天下的顯著成效，頌揚她的偉大功績，與開頭的部分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山海經》保存的神話最多，其《北山經》中的《精衛填?！房赡墚a生于居住在沿海的部落，表現了遠古人民力圖征服大海的斗志和幻想：

又北二百里，曰發鳩之山，其上多柘木。有鳥焉，其狀如烏，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衛，其鳴自。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東海，溺而不返，故為精衛，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堙于東海。

這個故事只有一百多字，情節簡單卻饒有趣味，人物單一卻個性鮮明，具有令人難忘的美學象征意義。作者首先交代精衛鳥的生活環境，突出發鳩山上多常綠灌木的特點，為后文精衛鳥的“常銜”“木石”作了合理的鋪墊。接下去，對精衛鳥的美麗進行較為細致的描繪：她的形狀好像烏鴉，但其花色卻非常漂亮；在帶有多彩花紋的頭上，鑲嵌著晶瑩潔白的小嘴；那色彩鮮紅的雙腳，把她映襯得格外艷麗奪目。接著，作者的筆鋒陡然一轉，描寫精衛鳥悲涼的鳴叫，她不停地在“柘木”間呼喊自己的名字：“精衛”、“精衛”、“精衛”……原來，這是一只可憐的小鳥，她本是炎帝的女兒，一位身姿婀娜的少女，因為一次東海之游，不慎葬身大海，她的靈魂變成了這只精衛鳥。最后是作者的點睛之筆：這位化身為鳥的倔強少女不肯向命運低頭，堅持不懈地銜著一根根樹枝、一塊塊石頭，去填塞波濤洶涌、寬廣無垠的東海，以微弱的力量向奪取自己生命的東海復仇！這是一個具有堅定信念和頑強意志的女神形象，雖然她的填海行為似乎不自量力，徒勞無功，但正因如此，才能凸顯其敢于以弱抗強的高貴品格，才能體現遠古人民征服自然的強烈愿望和堅強的決心，使后世的人們從中獲得巨大的精神力量。

其他具有小說藝術因素而廣泛流傳的神話傳說還有不少，如反映古代先民與水患、旱災斗爭，塑造大禹、后羿這兩個戰勝自然災害的英雄形象的《鯀禹治水》（《山海經·海內經》）、《后羿射日》（《淮南子·本經訓》）；表現部族之間的尖銳矛盾、社會勢力的相互斗爭，寄寓古代先民反抗精神的《黃帝戰蚩尤》（《山海經·大荒北經》）、《刑天舞于戚》（《山海經·海外西經》）；描寫上古激烈的“爭帝”之戰以及對世界的毀滅性破壞、記述周穆王駕八駿巡游天下并和西王母宴飲酬酢的《共工觸山》（《淮南子·天文訓》）、《穆天子傳》等。這些篇章中昂揚向上的奮斗精神、奇幻絢麗的浪漫想象、豐富多彩的表現手法，為后來的小說創作奠定了優良的傳統，從魏晉南北朝的志怪、唐宋的傳奇，到明清的《西游記》、《封神演義》、《聊齋志異》等，都能清楚地看到它們對遠古神話傳說的汲取和發揚。

二、寓言故事

除神話傳說之外，先秦諸子著作中的寓言故事也在情節、結構、敘事和人物描寫等諸多方面，對小說的創作和發展提供了可資借鑒的藝術經驗。

寓言故事是一種短小精悍而又富于諷刺力量的文學樣式，它們大多是為了說明抽象的道理，而敷衍虛構出一個故事。由于有著明確的說理目的，編造和虛構就成為一種自覺的創作行為，與神話不自覺的藝術虛構是不同的。因此，從一定意義上說，寓言故事已經有了小說的意味，對小說產生的影響更為直接。但是，寫作寓言故事的目的在于說理，創作小說則是通過塑造形象來反映社會生活、表現作者的思想傾向。因此，二者有著本質上的區別。

先秦時期的寓言故事大多散見于諸子的著作及《戰國策》所記縱橫家的言辭中。據統計，僅《孟子》、《莊子》、《列子》、《韓非子》、《呂氏春秋》等書的寓言故事就有近千則。不過，當時的寓言往往是思想家、政治家借以論證自己的某個觀點或某種思想的淺顯生動的故事，是作為整體或片段寄生在諸子的文章和縱橫家的說辭中的，它們并沒有成為一種獨立的文學樣式。

從整體上看，先秦時期的寓言故事對小說文體的形成及對后世小說創作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其一，一些想象力特別發達的寓言故事，影響了小說的思維方式。寓言故事具有獨特的由事到理的思維結構，深刻的哲理通過生動的事件敘述和人物刻畫來體現，即采用形象說理，而非邏輯說理的思維方式，這與小說是相通的。在先秦諸子著作中，用于說理的事件和人物極具奇幻色彩的作品，當首推《莊子》里的寓言故事。試舉二例：

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于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比砧徱桓[，七日而渾沌死。（《莊子·應帝王》）

儵、忽二帝為報答中央之帝渾沌的“待之甚善”，好心替渾沌鑿出眼、耳、鼻、口七竅，以助其視五色、聽五音、食五味、吸空氣。不料，原來按照自己的本性生活得優游自在的渾沌，卻在被鑿畢七竅后立即死去了。渾沌的頭部沒有七竅的生理特征，令人稱奇；主觀上的以德報善變成了客觀上的恩將仇報的結局，又讓人目瞪口呆。作者用荒誕奇異的人物、虛幻奇特的情節和反諷的藝術手法，闡釋道家無為而治、任情適性的主張，說明任何違背自然的矯情逆性的行為，即使自以為充滿了愛心和善意，也會適得其反、遺患無窮的道理。

任公子為大鉤巨緇，五十以為餌，蹲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陷沒而下，騖揚而奮鰭，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臘之，自制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后世輇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莊子·外物》）

在這則寓言故事里，任公子用“大鉤巨緇”釣魚，釣餌是五十頭肥碩的牲畜，他天天蹲在會稽山的山頂上，把魚鉤投到東海里?？梢荒赀^去了，他一無所獲；一旦得之，則方圓數千里的人享用不盡，原來被譏笑的“大無”促成了“大有”、“無為”變成了“無不為”。莊子學說“有為無不為”的高遠境界，寄寓在想象奇異的人與大海的幻想世界里，展現了一種和天地精神相往來的思維方式和文章風范?？梢哉f，在先秦諸子中，莊子于中國人的審美心理世界開拓最多?！肚f子》的寓言處處可以發現時空幻設、奇思異想、才思飛揚，在歷代小說家的不少創意中，我們都不難看到《莊子》寓言的影子，其思維方式和審美趣味的獨特性，成就了一代又一代小說家。

其二，不少立意精巧、手法高妙的寓言故事，提供了小說創作的藝術經驗。寓言故事開創了自覺虛構情節和人物來影射人生、干預現實的先河，它們借助諷刺、夸張、擬人等多種表現手法闡述思想、揭示人生哲理，這既有助于中國古代小說現實主義傳統的形成，又能為后代小說家取得較高的藝術成就提供許多借鑒。

以諷刺手法的運用為例。先秦時期的寓言故事大多對當時的社會惡習、錯誤思想、愚蠢做法等進行尖銳的諷刺，幽默犀利，富于哲理意味。如《孟子·滕文公下》中“攘雞”的故事：

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痹唬骸罢垞p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后已。”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一個偷雞賊每天都去偷鄰居家的雞，在被告知這不是君子所為后，竟然說：那就每個月偷一只雞吧，明年就不偷了。偷雞賊的回答極具諷刺意義，從“日攘一雞”變成“月攘一雞”，表現上看是知錯就改，大大減少了偷雞的次數，但偷竊的性質卻沒有變，頗有“五十步笑百步”的諷刺效果。孟子借此寓言故事批駁戴盈之“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后已”的主張，諷刺其沒有改革弊政的誠意，倡導自己“薄稅斂”的仁政主張。

又如《戰國策·魏策四》中的“南轅北轍”的故事：

魏王欲攻邯鄲，季梁聞之，中道而反，衣焦不申，頭塵不去，往見王曰：“今者臣來，見人于大行，方北面而持其駕，告臣曰：‘我欲之楚?！荚唬骸?，將奚為北面？’曰：‘吾馬良?！荚唬骸R雖良，此非楚之路也。’曰：‘吾用多?！荚唬骸秒m多，此非楚之路也。’曰：‘吾御者善?！藬嫡哂?，而離楚愈遠耳。今王動欲成霸王，舉欲信于天下。恃王國之大，兵之精銳，而攻邯鄲，以廣地尊名，王之動愈數，而離王愈遠耳。猶至楚而北行也。”

季梁編造這個寓言故事，目的是深入淺出地剖析魏王攻打趙國都城邯鄲的是非智愚，勸諫魏王不要輕易出兵，展現了戰國策士的論辯風采。把它獨立出來，則是告誡人們，無論干什么事情，如果不能把握正確的方向，拒絕聽取中肯意見，都會事與愿違，釀成悲劇。作者對寓言故事中的趕車人的諷刺分為兩層：一是他想去南邊的楚國，卻駕車往北疾駛。二是有人告知他的方向錯誤后，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強調自己“馬良”、“用多”、“御者善”的優勢，固執地拒絕旁人的忠告，知錯不改。其中，簡短的人物對話活畫出趕車人的愚蠢和頑固，諷刺十分辛辣；趕車人可笑的嘴臉被作者故意夸張地渲染出來，格外引人注目，從而產生了強烈的諷刺效果。

其他如《孟子·公孫丑》中的“揠苗助長”，譏諷不按客觀規律辦事的人；《韓非子·內儲說上》中的“濫竽充數”，嘲諷靠騙人吃飯的卑劣行徑；《戰國策·楚策》中的“狐假虎威”，諷刺仗勢欺人、作惡多端的小人；《莊子·秋水篇》中的“井蛙與海鱉”，嘲笑盲目自大、鼠目寸光的人；《呂氏春秋·察今》中的“刻舟求劍”，嘲弄愚蠢的保守主義者……這類寓言都蘊含著深刻的哲理、嚴峻的批判和辛辣的諷刺。宋代黃震在《黃氏日鈔·續諸子·莊子》中說：“莊子以不羈之才，肆跌宕之說，創為不必有之人，設為不必有之物，造為天下必無之事，用以眇末宇宙，戲薄圣人，走弄百出，茫無定蹤，固千萬世詼諧小說之祖也?！币浴肚f子》為代表的先秦諸多著作中的寓言故事是后世諷刺小說的鼻祖，它們的諷刺方式和手法為后世小說家所繼承和發揚，尤其是對志怪小說的產生和發展有重要的影響。

其三，許多取材廣泛、內容豐富的寓言故事，開拓了小說創作的題材范圍。寓言故事取材很廣，有的來自于現實生活，有的來自于民間故事，有的來自于遠古的神話傳說。許多寓言故事家傳戶誦，婦孺皆知，甚至凝練成具有永久生命力的成語，成為中國文化寶庫中極為珍貴的精神財富。

這些寓言故事不僅被后世小說家形諸筆墨，極大地豐富了小說創作的內容，同時，也啟迪了小說家創作的靈感和思路，增強了閱讀小說的趣味。在魏晉南北朝的志怪小說中，很多題材都是取自寓言故事，在后來的《西游記》、《聊齋志異》等作品中，仍然可見寓言故事的影響。

除前面已經涉及的以外，對后世小說產生影響的寓言故事不勝枚舉。如《莊子》中的“望洋興嘆”、“朝三暮四”、“東施效顰”、“庖丁解牛”、“捉襟見肘”；《孟子》中的“五十步笑百步”、“膾炙人口”、“馮婦搏虎”、“校人烹魚”、“弈秋誨弈”；《列子》中的“愚公移山”、“歧路亡羊”、“杞人憂天”、“高山流水”、“小兒辯日”；《韓非子》中的“守株待兔”、“鄭人買履”、“自相矛盾”、“螳螂捕蟬”、“郢書燕說”；《呂氏春秋》中的“掩耳盜鈴”、“引嬰投江”、“逐臭之夫”、“循表夜涉”、“一竅不通”；《戰國策》中的“鷸蚌相爭”、“百發百中”、“畫蛇添足”、“狡兔三窟”、“驚弓之鳥”，等等。

三、史傳文學

如果說遠古的神話傳說和先秦的寓言故事對小說產生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話，那么，中國特別發達的史學對小說演變和成熟的影響則是十分深遠的。

先秦兩漢時期，成熟的史傳文學，如《左傳》、《國語》、《戰國策》、《史記》、《三國志》等，在敘述故事情節、記錄人物言行、描寫人物性格等方面，都為后來小說的形成和發展做了重要的鋪墊，并成為志人小說的源頭。

具體說來，先秦時期的歷史散文刻畫人物、記述事件已經比較生動，諸子散文記錄孔子、孟子、莊子、晏子及其門徒的生平和言行，也具有一定的傳記色彩。至于漢代的《史記》，司馬遷所開創的紀傳體以歷史人物為中心，運用多種藝術手段，通過復雜的事件表現人物，這正是小說描寫人物的特點所在。《史記》之后，涌現出一大批雜史雜傳，如班固《漢書·藝文志》著錄的小說，以及陸賈的《楚漢春秋》（輯本），劉向的《新序》、《說苑》、《列女傳》、《列士傳》，韓嬰的《韓詩外傳》、袁康的《越絕書》、趙曄的《吳越春秋》等，就是這類作品的代表。它們大量采錄奇聞軼事，雜以虛誕怪妄之說，性質大體如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所言：“托人者似子而淺薄，記事者近史而悠謬也?！币簿褪钦f，這些作品大都介于“子”與“史”之間，瑣碎淺薄，虛妄荒謬，可以視為史傳文學向小說過渡的一種形式。

需要注意的是，史傳文學和小說大體上都以人物、事件為中心，兩者的相通之處不少。但是，在先秦兩漢時期，史學與文學的界限并不分明，所謂的史傳文學實際上是富于文學色彩的史學之作。以現在的眼光來看，寫歷史要求尊重客觀事實，不允許想象和虛構；寫小說則不同，不排斥想象，甚至需要虛構。故而，兩者的性質有很大的差別。

先秦兩漢的史傳文學為小說的形成提供了多方面的藝術經驗。其犖犖大者，是描寫人物、敘述事件和展現重大的政治、軍事斗爭場面。

中國古代小說以寫人物為中心，關注人物的命運，集中而完整地展示人物一生的事跡，如唐代傳奇就大多采用人物傳記的形式。先秦兩漢史傳文學的許多篇章，人物描寫細膩，神態生動，個性鮮明，直接影響了小說家的創作。如《論語·先進》中的《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章》：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狈蜃舆又?。“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愿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愿為小相焉?！薄包c！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弊釉唬骸昂蝹?？亦各言其志也?！痹唬骸澳赫撸悍瘸?。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狈蜃余叭粐@曰：“吾與點也！”三子者出，曾晳后。曾晳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痹唬骸胺蜃雍芜佑梢病！痹唬骸盀閲远Y，其言不讓，是故哂之?！薄拔ㄇ髣t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

這是一篇結構嚴謹、中心突出的文章，以“言志”為線索，在問志、述志、評志的過程中，通過精煉的個性化語言和適當的動作描寫，刻畫了孔子及其四個弟子的性格特征。孔子運用啟發式的教育方法和學生交流，短短幾句問志、評志的話，突出表現了一位和藹謙遜、循循善誘，對學生了如指掌、關懷備至的師長形象。子路鋒芒畢露，“率爾”二字準確寫出了他率直果敢、剛強好勝又略帶魯莽的性格，就其答辭的內容看，與他耿直自負的性格也是一脈相承的。冉有的言辭謹慎、謙虛，不卑不亢而又充滿自信。公西華年齡最小，但睿智聰敏、善于辭令，他的答辭透露了通曉禮儀、謙恭禮讓的美德。曾晳的灑脫狂放、才華卓著、機敏好學的個性，以及有些得意和虛榮的態度，在他悠閑的“鼓瑟”、詩意的答辭和執著的追問中得以表現。可見，《論語》雖然是語錄體散文，寫人的篇章也十分精彩。

又如《左傳》中的《晉公子重耳出亡》（僖公二十三、二十四年），寫重耳歷經十九年的流亡生活，不僅將他流亡的過程寫得跌宕起伏，而且從中表現了他怎樣從胸無大志、貪圖安逸的貴公子成長為氣度恢宏、功業卓著的成熟國君，寫出了人物性格的發展變化；《國語》中的《驪姬譖殺太子申生》，寫驪姬欲謀害太子申生，恐大臣里克干涉，優人施自愿出面說服里克，人人酒席間起舞而歌，暗示里克在變故中要保全自身，里克明了其中之意，夜招優施，問明“君（獻公）既許驪姬殺太子而立奚齊”，即以保持中立為條件，與驪姬一方達成政治交易，對人物心態的描摹十分細膩；《戰國策》中的《齊策》寫馮諼，首先以三次彈鋏而歌、有意索求更高物質待遇的奇特行為刻畫他不同凡響而又故弄玄虛的性格，接著用“馮諼署記”、“矯命焚卷”、“市義復命”、“復謀相位”、“請立宗廟”等一系列波瀾起伏的情節展現他有膽識謀略、巧言善辯而又恃才傲物的“奇士”風采，塑造人物的手法更為成熟，擺脫歷史事實拘束的虛構痕跡透露出幾分小說的特點，人物形象更飽滿生動，更有立體感；《史記》的《李斯列傳》中，寫李斯年少時比較了自己親眼所見的老鼠的截然不同的生活狀態：在廁所里吃污穢之物的老鼠驚恐不安，而在糧倉里大嚼糧食的老鼠則悠閑自在，于是感嘆地位決定人的生活，決定學習“帝王之術”，這是選擇典型的細節刻畫人物，有利于生動展現人物的內心世界、表現人物的性格特點，避免了對人物的枯燥抽象的評述，使作品更具可讀性。

中國古代小說對情節高度重視，并常常采用第三人稱的敘事方式，史傳文學在這一方面發揮著潛在的深刻影響，并給小說家提供了豐富的藝術經驗。如《晏子春秋》中的《二桃殺三士》：

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聞。晏子過而趨，三子者不起。晏子入見公曰：“……今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無君臣之義，下無長率之倫，內不以禁暴，外不可威敵，此危國之器也，不若去之?！薄蛘埞谷松兖佒?，曰：“三子何不計功而食桃？”公孫接仰天而嘆曰：“晏子，智人也！夫使公之計吾功者，不受桃，是無勇也，士眾而桃寡，何不計功而食矣。接一搏而再搏乳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田開疆曰：“吾仗兵而卻三軍者再，若開疆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痹叶?。古冶子曰：“吾從君濟于河，黿銜左驂以入砥柱之中流。當是時也，冶少不能游，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黿而殺之，左操驂尾，右挈黿頭，鶴躍而出。……若冶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劍而起。公孫接、田開疆曰：“吾勇不子若，功不子逮，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皆反其桃，挈領而死。古冶子曰：“二子死之，冶獨生之，不仁；恥人之言，而夸其聲，不義；恨乎所行，不死，無勇。雖然，二子同桃而節，冶專桃而宜？”亦反其桃，挈領而死?！?/p>

這個流傳甚廣的故事講述了晏嬰設計鏟除功高蓋世而傲慢無禮的三位壯士的過程。可悲的是，三位壯士一方面已經識破了晏嬰的計謀，另一方面，為了獲得“勇”、“義”雙美的名聲，他們寧愿落入圈套，一個個悲壯地自刎而死。應該看到，這篇文章具備了小說敘事的必要成分，可以毫不遜色地列于中國最早的短篇小說精品之列，卻因被人誤認而依附于子、史文體流傳下來。當然，后代小說在借用這類歷史敘事的方式、方法時，把其中的智慧和精華也點化過來了。

至于眾多歷史散文中的敘事技巧的被借鑒，可謂數不勝數。在敘事方式上，《左傳》敘述歷史事件繁簡適度，條分縷析，并富于故事性和戲劇性，尤其善于通過典型的情節，把極其復雜的事件聯系起來，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如《晉靈公不君》（宣公二年），連續鋪敘晉靈公修筑豪華宮室、彈射行人、隨性殺廚師的惡行，士會、趙盾進諫，被晉靈公派去刺殺趙盾的麑不忍下手而撞槐樹自殺，車夫提彌明為救再次被暗算的趙盾而戰死和武士靈輒倒戟救恩人趙盾，趙穿殺死晉靈公，太史董狐書“趙盾弒其君”，趙盾派趙穿到成周迎接公子黑臀登基。事件頭緒紛繁，敘述卻交待照應，有條不紊，戲劇性強。在敘述模式上，《國語》以空間為記述的線索，采用“依地而述”的模式作集中敘事，使敘事結構更為完整，與《左傳》的“依時而述”相比，在敘述模式上是一個突破，直接開啟了后世“依人而述”、“依事而述”的敘述模式。如《左傳》和《國語》都有對晉文公的記述，《左傳》分五次敘述，不免讓人感覺有些零碎，《國語》則對他作一次性的集中描述，擺脫了同時記載各種事件的雜亂之弊。在情節設計上，較之《左傳》和《國語》，《戰國策》許多篇章的情節更加生動曲折，卻完全不能當作史實來看，因此具有濃厚的小說意味。如《魏策》中的《唐且不辱使命》，講述安陵君派唐且到秦國解決“易地”的政治騙局，唐且不畏強暴，在秦國的朝堂上拔劍威逼秦王嬴政，迫使其致歉，從而在外交上戰勝了強秦。對這一事件，早有學者指出這是不可能發生的，但作者的講述卻有聲有色，十分動人，而不太看重這一歷史故事的真實與否。

史傳文學還為后來描寫政治斗爭、戰爭場面的小說積累了豐富的藝術經驗。如《左傳》擅長描寫戰爭，它在藝術上有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特點，就是將戰爭視為一種極其復雜的社會現象，從各個方面進行描述，尤其注意挖掘政治斗爭與軍事斗爭的關系，將戰爭放在大國爭霸的背景下展開。在敘述戰爭事件時，關注于交待人心向背、外交往來、戰前謀劃、戰爭影響，特別是戰爭的正義與否，還注意從側面渲染戰爭的氣氛，淡化對戰爭的實際過程和結果的鋪陳，因為在帶有傾向性的敘述中，戰爭的結局已得到準確的預示。這種敘事方式，對后代的史學著作和小說創作的影響極大。

以《秦晉殽之戰》（僖公三十二年、三十三年）為例，對這場戰役，作者僅用二十余字交待開戰的時間和地點，以及晉軍俘獲秦軍戰將、秦師全軍覆滅的結局，大量的筆墨用于敘述戰前決策過程、戰爭氣氛和戰役余波。在戰爭開始之前，作者以蹇叔哭師、王孫滿觀師、弦高犒師、皇武子下逐客令等情節預示秦師失敗的必然性；在戰斗結束后，作者又用文嬴請求放回秦軍三帥、原軫怒斥處置三帥之事、陽處父追趕三帥、秦穆公不怪罪三帥等情節，暗示秦晉兩國有可能再次發生戰爭。故而，作品的著力點在于表現智慧在戰爭中的主導作用，很有說服力，其敘事技巧對后世描寫戰爭的歷史小說影響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