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文學的內容·晚唐五代詩歌·晚唐詩壇的起訖

對于晚唐詩壇起訖的界定存在不少分歧意見^①。從大的方面來看，分歧的焦點是集中在晚唐上限，其中又大致呈現兩種看法，即將上限推至唐穆宗長慶年間，還是劃定在唐文宗前后。兩者的分歧，從詩歌藝術的變化上講，前者主要著眼于中晚唐之間的密切聯系，認為晚唐詩風發端于中唐詩歌高潮的落潮;后者則主要著眼于杜牧、李商隱等詩人登上詩壇，希望以晚唐詩歌自身特色的形成，作為分期的依據^①;從時事背景上講，以長慶為界，是強調唐王朝在元和中興之后，全面走向衰落的整體趨勢;而以文宗時期為界，則是認為文宗政局在中晚政治的變化中有特殊的意義，對士人的心態和詩歌創作產生了特殊的影響。支持這一觀點的論者，往往對文宗時期的“甘露之變”，給予特別的關注，認為它是中晚唐分界的關鍵事件^②。

從晚唐詩歌的整體特點出發，以長慶年間為中晚唐詩壇的分界，在認識上有更多的合理性。與初、盛、中唐三個時期相比，認識晚唐詩壇的整體面貌，尤其需要重視詩人創作的群體特色，這是因為，中唐以后具有突出創造力和鮮明藝術個性的詩人日見減少，這一趨勢隨著杜牧、李商隱等詩人的謝世而進一步強化;就是杜牧、李商隱這些詩人，其開宗立派的能力，與盛唐時期的李白、杜甫;中唐時期的韓愈、白居易等大詩人相比也相對遜色。這就決定了群體創作對認識晚唐詩壇整體面貌的意義顯著上升。如果僅僅圍繞杜牧、李商隱等人來勾畫詩壇狀況，忽視當時所存在的各種詩人群體與詩風的流布，顯然是有局限性的。另外，由于晚唐詩壇創造力水平的整體下降，詩藝的創變性減弱，因襲性突出，詩風整體上呈現出在因襲中唐詩學的基礎上進行調整的變化趨勢，因此中晚唐詩壇之間的聯系尤其值得重視。長慶年間，正是中唐詩歌高潮趨于衰落，晚唐詩風開始形成的過渡時期，晚唐詩壇群體特色逐漸鮮明的創作大勢，也在此時露出端倪。

從時事背景上看，在元和中興以后，唐王朝的政治一直呈現出衰落的趨勢，從勾畫晚唐詩歌大勢的角度出發，我們不難發現，基于詩人身世際遇之差異而做出的類型化詩人群體劃分，對于認識詩壇整體的詩風分布，具有很重要的意義。具有近似的身世經歷的詩人，在創作上往往呈現出近似的風貌，因而被視為同一個群體，但他們彼此之間，并不一定有十分密切的人事交往和詩學交往，這與盛唐時期比較廣義的流派，中唐時期相對狹義的詩派，都有所不同。這種群體構成方式，正是自長慶以下逐步發展，而在咸通以后，支配了整個詩壇;它反映了中唐以后政治格局的整體演變對士人行為方式和藝術道路的影響，而要深入認識這些獨特的詩人群體，同樣應該著眼于中唐以后政局長期演變的大勢。

如果要對晚唐詩壇再做階段性的劃分，那么咸通年間就是一個重要分界線。從長慶到大中，是晚唐前期，而從咸通到唐朝滅亡，是晚唐后期，或稱唐末。有些中晚唐的分期意見，就是以咸通為界，這很值得重視。與文宗政局相比，唐宣宗大中之政對晚唐政治的影響更為突出?！案事吨儭?作為一場朝廷政變，反映了士大夫與宦官，以及士大夫內部錯綜復雜的斗爭，雖然政變的過程備極慘烈血腥，對士人精神產生嚴重的壓抑，但在文宗后的武宗朝，李德裕堅決平定盤踞澤潞的劉稹之叛亂，在平叛戰爭與抗擊回紇的過程中，堅決抑制宦官的勢力，說明文官士大夫階層面對時弊，尚能有所作為^①。經歷了唐宣宗的大中之政，咸通以后，面對藩鎮割據、宦官專制，文官階層再無振作之勢，士人精神全面趨于壓抑與內斂。從詩歌的特點來看，在晚唐前期，雖然詩歌群體特色突出的特點已相當鮮明，但仍然出現了杜牧、李商隱這樣富有個性特色的詩人; 而咸通以后整個詩壇群體特色異常突出，個性特色異常貧弱，鮮明地呈現出詩歌衰世的面貌。

關于五代十國，有的論者將它歸入晚唐，這個意見不無合理性，因為五代十國雖然在政權形式上處于分裂狀態，但從詩歌藝術上看，與此前的唐末詩壇以及此后的宋初詩壇，創作上有十分密切的聯系。我們在下面會對此加以介紹，但從傳統的表述習慣出發，我們還是將五代十國與晚唐區分開來，作為一個單獨的時期。

注釋

① 關于晚唐詩壇起訖的意見,主要有以下六種。唐穆宗長慶元年至唐亡(821—907):明徐師曾《文體明辨》將中唐截至元和末年,又參見倪其心《關于唐詩的分期》,《文學遺產》1986年第1期。唐敬宗寶歷元年至唐亡(825—907):參見劉開揚《唐詩通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陳伯?！短圃妼W引論》,知識出版社1988年版;程千帆《唐詩鑒賞辭典·前言》,上海辭書出版社1983年版。唐敬宗寶歷元年至五代末(825—978):參見周祖《隋唐五代文學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唐文宗開成元年至唐亡(836—907):參見元楊士弘《唐音》、明高棅《唐詩品匯》,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唐武宗會昌元年至唐亡(841—907):參見田耕宇《唐音余韻》,巴蜀書社2001年版。唐懿宗咸通元年至唐亡(860—907):參見王氣中《關于唐詩的分期》,《南京大學學報》1963年第1期; 郭預衡主編 《中國古代文學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20世紀幾部影響最大的文學史,對晚唐時段的描述都采取了相對模糊的辦法,如劉大杰所著《中國文學發展史》以杜牧、李商隱等詩人來概括晚唐詩壇的狀況;游國恩等人主編的《中國文學史》以文宗大和、開成年間為晚唐的開端;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寫的《中國文學史》則將杜牧、李商隱等詩人歸入唐代中葉,而以咸通以下為唐代末期;袁行霈主編的《中國文學史》認為“長慶以后,唐王朝危機進一步加深,士人心態發生巨大變化……于是唐詩風貌再次出現明顯轉變,由中唐進入晚唐”,接近以長慶元年為分界的看法,但并未作明確的限定。① 參見袁行霈《在沉淪中演進——試論晚唐詩歌創作趨向》,《中華文史論從》總第48期。② 參見任海天《晚唐詩風》第6頁,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胡可先《中唐政治與文學》第141—167頁,安徽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① 傅璇琮在《李德裕年譜》(齊魯書社1984)中深入地分析了“甘露之變”復雜的政治斗爭內涵,可以啟發我們對這一事件形成比較客觀的認識。參見該書第311—31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