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文言小說

宋元時期的文言短篇小說大體分為三種類型：一是志怪小說。這類小說在魏晉南北朝已臻于極盛，唐、宋、元三代默默發展，乏善可陳，處于漫長的創作低谷。二是志人小說。這類小說在南北朝也取得了極高的成就，以《世說新語》為代表；在唐代又有變異和發展，更傾向于有補于世的務實功能，以《國史補》為代表；至宋元時期，則進入到一個新的發展高峰。三是傳奇小說。這類小說在唐代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宋元時走向衰微，卻也呈現出追求世俗化的新氣象。

宋代的志怪小說，總體成就不如同時代的志人小說，語言平實，缺乏文采，但也有幾部頗有影響的作品。以洪邁的《夷堅志》為代表，還有吳淑的《江淮異人錄》、張君房的《乘異記》、張師正的《括異志》、王明清的《投轄錄》、郭彖的《睽車志》等。金元時期的志怪小說，數量和質量都未超過宋代的水平，但發展線索未斷，也有一些較有影響的集子。以元好問的《續夷堅志》較為出色，其他如《湖海新聞夷堅續志》（作者或為吳元復）、《異聞總錄》（佚名）、《江湖記聞》（題“元大觀過霄鳳云翼編”）等，偶有可讀之作。

《夷堅志》是宋元著錄作品最多、反映社會生活面最廣的文言小說集。作者洪邁（1123—1202），字景盧，號容齋、野處，鄱陽（今江西波陽）人，父洪皓，兄洪適、洪遵，皆任顯官。幼時異常聰慧，過目成誦。稍長博覽群書，釋老旁行，無不涉獵。紹興十五年（1145）進士及第，任兩江轉運使等職，后遷左司員外郎。高宗時出使金國，不懼要挾，被扣留，斷水、食三日，回朝后以辱命論罷。后歷任泉州知府等，終以端明殿學士告退。死后贈光祿大夫，謚文敏。著述甚豐，除《夷堅志》外，有《容齋隨筆》、《野處類稿》、《猥稿》、《史記法語》《南朝史精語》等，編有《萬首唐人絕句》。

《夷堅志》凝聚了洪邁一生的心血，從二十歲開始撰寫，八十歲還有補作。原書四百二十卷，分初志、支志、三志、四志；每志又分十集，按甲、乙、丙、丁等順序排列。規模之大，著錄之多，可謂前無古人，后無來者。可惜已殘缺，今存二百零七卷。書名取《列子·湯問》中“夷堅聞而志之”的語意，自比博物而能識怪異的夷堅，將其書比作《山海經》。不過，《山海經》所記多是山川地理、珍禽異獸，《夷堅志》卻多記鬼神怪異之事。

作者筆下的鬼神世界，實際上是現實社會的變相。舉凡當時的倫理道德、政治經濟、民俗信仰、軼聞掌故，甚至方言、醫藥等，無不涉及。洪邁學識淵博，此書卻良莠不捐。周密《癸辛雜識序》云：“貪多務得，不免安誕。”洪邁確實不加抉擇地搜羅改編，影響了《夷堅志》在小說史上的地位。

不過，披沙揀金，書中具有積極意義和時代精神的怪異故事也不少。有的描寫北方淪陷區人民對故國的懷念和對南宋朝廷的殷切期望，體現了強烈的愛國情懷；有的揭露盤剝、殘害百姓的豪紳惡霸和官府勢力，反映了下層人民的疾苦；有的歌頌青年男女的真摯愛情、贊美同情百姓的仁慈富人和官員，表現了民眾的愿望和理想。而且，作者總不讓那些為富不仁、作惡多端的壞人有什么好下場，他們往往被雷電擊死、被冤魂索命、來生變為畜牲，甚至子孫后代都遭遇禍端，不得安寧；而對于那些品德高尚、常做善事的好人，則讓他們得到好報，或一生美滿，或財富充盈，或后輩昌達。據統計，在《夷堅志》的三千多個故事中，涉及因果報應的有六百余個，約占全書的五分之一。如此多的數量，不僅寄托了宋人對現實處境的無奈和對超現實力量的幻想，也體現了作者不滿黑暗現實的創作宗旨。

《太原意娘》是一篇以宋室南遷的動亂為背景的作品。寫意娘在與丈夫韓師厚南行避亂途中，被金兵所擄，因不愿屈從敵酋污辱，自刎身亡。死后化為鬼魂，“每念念”已“在江南為官”的丈夫，題詩尋夫，顯形訴情，請求遷骨。可后來丈夫違背“誓不再娶”的諾言，另續新歡，她憤而復仇，使韓師厚驚恐而死。小說反映了金人南侵給百姓帶來的深重災難，表現了北方人民對故國鄉關的思念之情，也譴責了南渡官員身耽逸樂、忘情負義的行為。整篇小說籠罩著凄涼哀婉的氛圍，具有深刻的時代意義。意娘是一個品行高潔、敢愛敢恨的女子，作者在大開大闔的情節結構中，借助環境烘托和細節點染來刻畫人物性格。意娘生前對丈夫情深意篤，以生命反抗金人的羞辱，表現出凜然不可侵犯的堅貞和氣節；死后對丈夫夢繞魂牽，執著相隨，依舊表現出對愛情的忠貞專一；一旦丈夫違約另娶，她的精神支柱旋即崩塌，無比剛烈的個性特征在尋夫復仇中得到進一步深化。作者還采用先揚后抑的手法塑造韓師厚的形象，并改變故事的敘述角度，設置懸念，使情節撲朔迷離，生動有致。

《龐安常針》是一篇敘述古代針灸術在民間應用的作品。寫宋代神醫龐安常用針灸法助產，一針救活母子二人，表現了龐安常高超的醫術和針灸的神奇功效。作者不是平鋪直敘、單調乏味地講述故事，而是運用了一些藝術技巧，使故事饒有波瀾，讀來情趣盎然。一是鋪墊與烘托手法。作者在龐安常出場前交待了兩件事：桐城“一婦人妊娠將產，七日而子不下。藥餌符水，無所不用，待死而已”，這是以孕婦生命垂危予以烘托，渲染緊張氣氛；名醫李畿道看后說“此百藥無可施，惟有針法，然吾藝未至此，不敢措手也”，隨即離開，這是用名醫無法救治作鋪墊，雖然他提出了正確的治療方案，卻因醫術不夠高超而放棄，緊張氣氛再度蔓延。二是倒敘方式。神醫龐安常的治療過程被寫得極其精煉，先是“才見孕者，即曰：‘不死。’”顯得胸有成竹；繼而“令家人以湯溫其腰腹間”，“以手上下拊摩之”，立即手到病除，可謂技藝精湛，也顯得神奇莫測；最后才由龐安常出面解除疑惑：他用大家都沒覺察的一根銀針刺中腹中小兒的虎口，令其松開“誤執母腸胃”之手，順利出生。至此真相大白，令人信服。全文不過三百字左右，卻因如此奇妙的構思，避免了行文的枯燥呆板。

據此可見，《夷堅志》不僅有較為深厚的思想底蘊，而且人物形象鮮明，個性突出，敘事委婉曲折，語言準確凝練而又淺顯易懂，是宋元時期志怪小說的代表作，也標志著《搜神記》后志怪小說創作的又一個高峰。其中許多題材受到明清時代的通俗小說家們青睞，《清平山堂話本》、馮夢龍的“三言”、凌濛初的“二拍”以及天然癡叟的《石點頭》等，即大量改編《夷堅志》的故事，較著者如《王孺人離合團魚夢》（改自《王從事妻》）、《楊思溫燕山逢故人》（改自《太原意娘》）、《遲取券毛烈賴還錢　失還魂牙儈索剩命》（改自《毛烈陰獄》）、《簡帖和尚》（改自《王武功妾》）等。

《江淮異人錄》是中國古典小說史上第一部薈萃“異人”事跡的作品集。作者吳淑（947—1002），字正儀，潤州丹陽（今屬江蘇）人。學通古今，以文章聞名江左。南唐時舉進士，補丹陽尉，以校書郎直內史，從李煜歸宋，任大理評事、職方員外郎等職。后參與《太平御覽》、《太平廣記》、《文苑英華》諸書的修撰，是當時著名的學者。著作除《江淮異人錄》外，還有《文集》十卷、《說文字義》三卷、《秘閣閑談》五卷、《異僧錄》一卷等，多亡佚。

吳淑是徐鉉的女婿，徐鉉以二十年時間編成《稽神錄》一部，吳淑寫志怪小說可能是受其岳父的影響。《江淮異人錄》三卷，與誕漫不經說神仙、記鬼怪的《稽神錄》不同，主要敘述俠客、方士、道流等“異人”的故事。這也是對唐代傳奇中的“異人”傳說的繼承，只是將原來單篇的故事輯錄成專集。

與《稽神錄》相比，《江淮異人錄》的思想、藝術價值有過之而無不及。作品往往在“異”上做文章，寫出“異人”與凡人不同的超然能力。如司馬郊詐死，尸體腐臭而能復活；潘扆作法，枯死的樹葉變為活魚；耿先生法術高深，能削雪化銀、龍腦化漿、神物取孕等。文筆往往簡約粗獷，語言比較洗練生動，所記故事雖然怪異，卻具有較濃的趣味，還能傳達出一定的思想意義。如《洪州書生》：

成幼文為洪州錄事參軍，所居臨通衢而有窗。一日坐窗下，時雨霽泥濘而微有路，見一小兒賣鞋，狀甚貧窶。有一惡少年與兒相遇，鞋墜泥中，小兒哭求其價，少年叱之不與。兒曰：“吾家旦未有食，待賣鞋營食，而悉為所污。”有書生過，憫之，為償其值。少年怒曰：“兒就我求錢，汝何預焉？”因辱罵之。生甚有慍色。成嘉其義，召之與語，大奇之，因留之宿。夜共話，成暫入內，及復出，則失書生矣。外戶皆閉，求之不得。少頃，復至前曰：“旦來惡子，吾不容，已斷其首。”乃置之于地。成驚曰：“此人誠忤君子，然斷人之首，流血在地，豈不見累乎？”書生曰：“無苦。”乃出少藥，傅于頭上，捽其發摩之，皆化為水。因謂成曰：“無以奉報，愿以此術授君。”成曰：“某非方外之士，不敢奉教。”書生于是長揖而去。重門皆鎖閉，而失所在。

短短三百余字，寫得懸念叢生，波瀾起伏。先敘述惡少年欺辱賣鞋小兒，一書生欲以錢資助小兒，被惡少年肆意辱罵，書生十分氣憤。小說至此告一段落，似乎平淡無奇，令人感到壓抑，且難以繼續發展下去了。接著講述書生在成家失蹤，情節陡轉直下，既令人迷惑不解，也讓人充滿期待。結局是一份驚喜，惡人自有惡報，而文弱書生竟是一個扶弱鋤奸、本領高絕的俠士，又出乎意料。最后成幼文拒絕書生傳授的獨門奇術，又讓人意想不到；書生于是神秘消失，留下令人回味無窮的懸念和聯想。故事兼有俠義、志怪、傳奇等多種題材的特點，歌頌了仗義執言、打抱不平的俠義精神。

宋元時期的志人小說有三百五十種以上，不僅數量多、類型豐富，而且在樸實自然的描繪中彰顯文采，形成了自己的風格，成就超過了同時代的志怪小說和傳奇小說。

宋元時期的志人小說經歷了一個較為漫長的發展變化過程。從宋朝開國至宋仁宗時期，志人小說處于相對衰落的復蘇期，作者大多是一些五代舊臣，小說的內容以追述唐五代故事為主。較有影響的作品有張齊賢的《洛陽縉紳舊聞錄》、鄭文寶的《南唐近事》、張洎的《賈氏談錄》、錢易的《南部新書》、李畋德《該文錄》等。宋仁宗以后，志人小說逐漸繁榮起來，創作進入高潮期。一方面，作品數量大大增加，內容轉向本朝軼聞的記錄，藝術性不斷提高；另一方面，從事創作的作家大多是名臣學士，出現了歐陽修、司馬光、蘇轍這樣的兼具政治、文學名望的大家。代表作主要有歐陽修的《歸田錄》，司馬光的《涑水紀聞》，文瑩的《湘山野錄》、《續湘山野錄》、《玉壺清話》，魏泰的《東軒筆錄》，孔平仲的《續世說》等。志人小說發展至南宋，由初期的穩步發展到中后期發生新的飛躍，作者的視野更為開闊，作品的內容更貼近百姓生活，創作更具有小說的特性，產生了一批優秀作品。如廉布的《清尊錄》、王明清的《揮麈錄》和《摭青雜記》、康與之的《昨夜夢》、岳珂的《史》、沈俶的《諧史》等。元代志人小說的風格、性質與宋代初期相似，作家在經歷了一場歷史的大變革之后，更關注歷史，如周密的《齊東野語》、蔣子正的《山房隨筆》等，以記錄南宋或元初的史實為多。元末還出現了徐顯的《稗史集傳》、楊瑀的《山居新語》、陶宗儀的《輟耕錄》等專集，但成就都不如宋代。

《洛陽縉紳舊聞錄》又名《洛陽舊聞》，是同類小說中最杰出的一部作品集。作者張齊賢（943—1014），字師亮，曹州冤句（今山東曹縣西北）人。三歲時遭逢后晉之亂，徙居洛陽。幼年勤學，志向遠大。太平興國二年（977）進士及第，歷任左拾遺、工部侍郎等職，累官至兵部尚書，以司空致仕。謚文定。除《洛陽縉紳舊聞錄》外，有集五卷、奏議二十卷、《太平雅編》二卷、《同歸小說》十卷。

《洛陽縉紳舊聞錄》五卷，作于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作者以兵部尚書知青州時。作者采用傳記式的寫法，記錄以往洛陽縉紳所談的五代時期歷史人物的遺聞逸事，傳聞性強，夸張和虛構成分多，但許多篇章再現了當時社會的一些真實情況，描寫了戰亂中百姓的苦難生活，揭露了統治者的殘暴行徑，總結了一些歷史的經驗教訓。如首篇《梁太祖優待文士》，以杜荀鶴投奔梁太祖朱溫為線索，通過三個典型的事件，刻畫暴君朱溫喜怒無常、殘忍兇狠的性格特點。第一件事寫杜荀鶴賦《無云雨詩》，因巧妙吹捧朱溫而獲厚遇；第二件事寫舉子徐夤因文字得罪朱溫，從此失去寵幸；第三件事寫眾親隨官吏附和朱溫所言，全被當作惜命的應聲蟲而撲殺。從“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到“順我者亦亡”，極為生動地塑造了一代暴君的形象。小說寫杜荀鶴見朱溫的一段極為精彩：

荀鶴為主客者引入，令趨驟至階陛下。梁祖言曰：“秀才不合趨階。”杜荀鶴聲喏，恐懼流汗。再拜敘謝訖，命坐。荀鶴慘悴戰栗，神不主體。梁祖徐曰：“知秀才久矣。”荀鶴欲降陛拜謝，梁祖曰：“不可。”于是再拜復坐。梁祖顧視陛下，謂左右曰：“似有雨點下。”令視之，實雨也。然仰首視之，天無片云。雨點甚大，霑陛檐有聲。梁祖自起，熟視之，復坐，謂杜曰：“秀才曾見無云雨否？”荀鶴答言未曾見。梁祖笑曰：“此所謂無云而雨，謂之天泣。不知是何祥也？”又大笑，命左右：“將紙筆來，請杜秀才題一篇無云雨詩。”杜始對祖坐，身如在燃炭之上，憂悸殊甚。復令賦無云雨詩，杜不敢辭。即令坐上賦詩。杜立成一絕獻之。梁祖覽之大喜，立召賓席共飲，極歡而散，且曰：“來日特為杜秀才開一筵。”復拜而退。杜絕句云：“同是乾坤事不同，雨絲飛灑日輪中。若教陰朗都相似，爭表梁王造化工！”由是大獲見知。杜既歸，驚懼成疾，水瀉數十度，氣貌羸絕，幾不能起。

杜荀鶴在朱溫面前，猶如一只驚弓之鳥。作者主要著筆于他的神情，細致描繪他的感受，營造出一種緊張甚至恐怖的氛圍，烘托朱溫的強勢、威嚴與剛狠。

《洛陽縉紳舊聞錄》不僅善于通過渲染和鋪陳刻畫人物性格，還善于利用細節描寫，完成對人物的刻畫。如《白萬州遇刺客》寫一個“黃須客”利用萬州太保白廷誨“性好奇，重道術”的特點，假扮俠客摘取錢財的細節描寫：

（白廷讓與客）同詣逆旅中，見五六人席地環坐，中有一人，深目豐眉，紫墨色，黃須。廷讓至，黃須獨不起；客曰：“可拜。”廷讓拜，黃須倨受。……須臾，將一木盆至，取酒數瓶，滿其盆，各置一瓷碗在面前；舁一案，驢肉置其側。中一人鼓刀切肉，作大臠，用杓酌酒于碗中。……黃須者一舉而盡，數輩亦然，且引手取肉啖之，顧廷讓，揚眉攝目，若怒色。

倨傲不遜、大碗喝酒、大塊吃肉、怒目相待，這些不拘小節的言行舉止，都是騙子們把自己裝扮成豪俠之士的伎倆，他們的深沉奸詐在裝模作樣的表演中被描摹得相當生動，具有濃郁的文學色彩。

《洛陽縉紳舊聞錄》所具有的夸張虛構、鋪陳渲染、細節描寫的藝術方式，以及擅長刻畫人物性格、深刻反映社會現實的特點，是繼承唐代傳奇優良傳統的表現，這不僅是這部產生于北宋初期的小說集成為宋元時期同類作品的翹楚，而且反映了宋代志人小說比志怪小說更早地擺脫魏晉南北朝“粗陳梗概”的模式，出現了傳奇化的傾向。

這部小說集里的一些生動的故事，成為后代的散文、戲曲和小說題材來源。如《白中令徙義》和《白萬州遇劍客》被宋代韋驤改寫為《白拱傳》和《白廷誨傳》；清代吳敬梓《儒林外史》中的假俠客張鐵臂，可視為黃須客形象的再創造；《田太尉候神仙夜降》也成為《儒林外史》第十五回中假神仙洪憨仙的原型。

《歸田錄》是富于文學性和趣味性的小說集，文筆堪稱翹楚，在宋代志怪、志人小說中有較高的地位。作者歐陽修（1007—1072），字永叔，號醉翁、六一居士，吉州廬陵（今江西吉安）人。幼年喪父，家境貧寒。二十四歲進士及第，積極參與慶歷變法，仕途坎坷。晚年趨于消沉，任參知政事等職，連乞謝事。謚號文忠。他倡導古文運動，是北宋中期文壇的領袖人物。文學貢獻以散文為主，詩、詞也有影響。今存二百四十余首詞，收入《六一詞》和《醉翁琴趣外篇》；存詩八百六十余首，成就雖不如散文那樣輝煌，卻也不失大家風范，開創了北宋詩風；存散文五百余篇，有《歐陽文忠公文集》。文章文體齊備，題材廣泛，內容充實，既有充沛的氣勢和邏輯力量，又有曲折動人、婉轉多致的韻味。另有《新唐書》（與宋祈等合編）、《新五代史》、《集古錄》等。小說有《歸田錄》。

《歸田錄》二卷為歐陽修治平四年（1067）自請外任亳州時作，題名“歸田”，有顯示休官歸田之意。該書自序云：“宜乞身于朝，退避榮辱，而優游田畝，盡其天年。”作者在亳州優游于山水之間時，隨筆記錄了一些親自聞見，且史官所不載的朝廷軼事、社會風情和士大夫的詼諧言淡，以及當時勞動者生產與生活的情狀，自言是一部“備閑居之覽”的作品。它不同于之前的《北夢瑣言》和之后的《涑水紀聞》，既有一定的史學價值，又因作者的文學素養而使作品文筆、興味俱佳，所以當時就被人們廣泛傳頌。據說宋神宗曾命人刪改、增設，造成《歸田錄》有兩個版本：一是民間流傳的初稿本，一是經過修改的本子。

《歸田錄》既敘述史事，又記錄諧談瑣言。史事多是朝廷的一些細小軼聞，有的具有微言大義，旨在匡正朝綱；有的提供背景資料，有助于對人物、事件的理解。前者如《楊文公》講述有人想讒陷楊億，又拿不出實據，卻利用了宋真宗的疑心，造成對楊億的猜忌，用小事傳達嚴峻的人生況味。后者如《魯簡肅公》記魯道宗因為人耿直、不避權貴、凡事“但以實告”的處世原則獲得宋仁宗信任，官至參知政事，宋真宗稱他為“魯直”，但皇親國戚卻畏憚他，稱他為“魚頭參政”（魚為魯字的頭部），為我們了解這位耿直大臣的品格增添了逸事資料。

《歸田錄》情節生動，文筆清新自然，語言流暢，完全不同于晚唐五代小說的辭采之習。如《賣油翁》記載賣油翁純熟而神奇的酌油技術，它在《歸田錄》中為定稿，初稿載于歐陽修的《筆說》，兩相比較，體會頗深。《筆說》記載如下：

往時陳堯咨以射藝自高，嘗射于家圃。有一賣油翁釋擔而看。射多中，陳問：“爾知射乎？吾射精乎？”翁對曰：“無他能，但手熟耳。”陳忿然曰：“汝何敢輕吾射！”翁曰：“不然，以吾酌油可知也。”乃取一胡盧，設于地，置一錢，以杓酌油，瀝錢眼中入胡盧，錢不濕，曰：“此無它，亦熟耳。”陳笑而釋之。

《歸田錄》改為：

陳康肅公堯咨善射，當世無雙，公亦以此自矜。嘗射于家圃，有賣油翁釋擔而立，睨之，久而不去。見其發矢十中九八，但微頷之。康肅問曰：“汝亦知射乎？吾射不亦精乎？”翁曰：“無它，但手熟爾。”康肅忿然曰：“汝安敢輕吾射！”翁曰：“以我酌油知之。”乃取一胡盧置于地，以錢覆其口。徐以杓酌油瀝之，自錢孔入，而錢不濕，因曰：“我亦無它，惟手熟耳。”康肅笑而遣之。

增加了“善射，當世無雙，公亦以此自矜”的鋪墊和人物表情、動作的描繪，這種結構、手法的變化無疑使小說更為形象和生動。人物語言也很生動，且富有個性。這一故事還于史有據，《宋史》有陳堯咨傳，稱他“善射，嘗以錢為的，一發貫其中”。“以錢為的”可能與賣油翁酌油“從錢孔入，而錢不濕”有關，故而《賣油翁》正可作為正史的補充或附注。

還有一些名篇也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馮道和凝》：

馮相、和相同在中書。一日，和問馮曰：“公靴新買，其直幾何？”馮舉左足示和曰：“九百。”凝性褊急，遽回顧小吏云：“吾靴何得用一千八百？”因詬責。久之，馮徐舉其右足曰：“此亦九百。”于是哄堂大笑。時謂宰相如此，何以鎮服百僚。

在兩個宰相的類似如今相聲“丟包袱”的逗趣中，馮道的幽默風趣、和凝的性急褊狹，均突出地表現出來了。

《摭青雜說》是側重表現社會各階層人物的作品。作者王明清（1127—1202？），字仲言，穎州汝陰（今屬安徽阜陽）人。祖父王萃、父親王铚是宋代著名學者，外祖父曾紆是名臣曾布之子，岳父方滋是當時的名士，兼之王家本是舊家大族，故王明清博學多聞，熟悉掌故，且與張孝祥、陸游、尤袤、廉布等人交游甚密。曾以朝請大夫主管臺州崇道觀，歷任寧國軍節度判官等職。著述頗豐，小說除《摭青雜記》之外，主要有《投轄錄》一卷、《揮麈前錄》四卷、《揮麈后錄》十一卷、《揮麈三錄》三卷，另有《玉照新志》六卷、《清林詩話》等。

《摭青雜說》未見著錄，《說郛》（涵芬樓本卷三七）謂有二十四卷，載有佚文，不題撰人，重編《說郛》題王明清撰。這部具有相當規模的小說集，今存不到十篇。作者具有對社會生活的敏銳觀察力和獨特的思想傾向，一改過去志人小說關注官僚士大夫的傳統，讓入不了“國史”的商人、茶肆老板、妓女等市井小民成為正面形象，歌頌他們的正直言行和高尚品德；創作上也不再以補史之闕為目的，強調史傳意味，而是便于普通人茶余飯后的閱讀，具有濃厚的傳奇色彩。這些作品與《清尊錄》、《諧史》等小說集的作品一樣，完全可以列入現代意義上的“小說”行列，這與他們擅長吸取唐代傳奇的藝術方法進行創作有關。

該作的商人題材令人耳目一新。作者筆下的市井商賈注重個人修養、推崇商業道德，講究誠信交易。如《鹽商厚德》講述泰州鹽商項四郎在販鹽回鄉的途中，救起遇劫落水的女子徐氏，拒絕富家、娼家重金求聘，不肯把她賣作“娼女婢妾，一生無出倫”，而將她嫁給了妻子新喪的金姓澧州安鄉縣尉。當被問及有何需求時，項四郎以“豈復需索”作答。后來，徐氏巧遇哥哥徐將仕，全家得以團聚。作者借徐將仕之口贊嘆道：“彼商賈乃高見如此，士大夫色重禮輕，有不如也。”又如《茶肆還金》敘述邵武軍士人李某在京師樊樓畔小茶肆中遺失一袋金子，有數十兩之多。幾年后，李某再過此店，無意中談起此事，茶肆主人詳細盤問了失物日期和數量后，將原物如數歸還，并謝絕酬謝：“義利之分，古人所重，小人若重利輕義，則匿而不告，官人待如何，又不可以官法相加。所以然者，常恐有愧于心故也。”茶肆的棚樓上還有許多客人遺失的東西，主人都一一做好記錄，以待失主認領。作者把重義輕利、拾金不昧的精神和品德寄托在普通商人身上，在這以往的作品中是不多見的。

《摭青雜記》的人物形象大多較為鮮明。如身陷風塵的邢春娘寧愿“布裙短衾，啜菽飲水”作小民之婦，也不愿“迎新送故”，倚門賣笑，且在得知原來的未婚夫喪偶無正室，要娶她回去時，才肯答應他的求婚，見識非同一般；全州司戶單符郎遇到邢春娘，起初是輕佻慕色，繼而鄭重迎娶，最后還幫助妻子的姐妹李英也脫離了風塵，而且不僅不以這一切為辱，反而有些榮耀之意，閃爍著不同流俗的思想。

在寫作上，《摭青雜說》注重細節的描寫，這和當時說話人的風格有相似之處。如《茶肆還金》中茶肆主人聽說李某丟失金子后：

主人聞之，進相揖曰：“官人說甚么事？”李曰：“某三四年前曾在盛肆啜茶，遺下一包金子。是時以相知招飲，夜深方覺，自知其不可尋，遂一向歸安于下處，更不曾拜稟。”主人徐徐思之曰：“官人彼時著毛衫，在里邊坐乎？”李曰：“然。”又曰：“前面坐者著皂披襖乎？”李曰：“然。”主人曰：“此物是小人收得，彼時亦隨背趕來送還，而官人行速，于稠人廣眾中，不可辨認，遂為收取。意官人明日必來取。某不曾為開，覺得甚重，想是黃白之物也。官人但說得片數稱兩同，即領去。”李曰：“果收得，吾當與你中分。”主人笑而不答。

主動搭話、“徐徐思之”、核實失物場景和數額，這些細節把人物關切失主、慎重細心的品德和性格真實地表現出來，使人猶置身現場，有身臨其境之感。這種技巧，顯然受到通俗小說創作的影響。

《齊東野語》是元代初期重要的志人小說作品集之一。作者周密（1232—1298），字公謹，號草窗，又號蕭齋、萍洲、弁陽老人、弁陽嘯翁、四水潛夫等。祖籍山東濟南，后曾祖父扈從宋高宗南渡，寓居吳興的弁山。曾任兩浙轉運司干辦公事、義烏令等。宋亡不仕，潛心著述。所著除《齊東野語》外，還有《癸辛雜識》、《武林舊事》等；作為詞壇名家，有詞集《蘋洲漁笛譜》、《草窗詞》二卷，編撰有南宋詞選《絕妙好詞》。

《齊東野語》二十卷，主要記載南宋史事及杭州的風俗民情，論議、考辨、故實、詩話、人物軼事等兼收并蓄。如《張魏公三戰本末略》記敘節制五路軍馬的都統制曲端因不贊同張浚急于進攻而被關押，造成會戰前軍心不穩；會戰時張浚不聽吳玠、郭浩等人“分守其地，犄角相援，以避其鋒”的方略，以致北伐失敗。這些過程和原因的敘述，增加了讀者對“符離之戰”敗局的認識和思考。又如《放翁鐘情前室》講述陸游與其前妻唐婉的婚變、偶遇賦詩，以及唐婉死后四十來年，陸游對她的眷戀在詩歌中的表現。簡潔的故事情節與大篇幅的深情詩作渾然交融，生動再現了癡情詩人的愛情逸事、恨網情絲和詩歌創作的背景，營造了凄艷傷感的氛圍，千秋百代傳唱不衰。

該作品集的小說大多以敘事見長，情節曲折，記敘詳細。如《臺妓嚴蕊》首先介紹“天臺營妓”嚴蕊的超絕風情和才思，引得“不遠千里而登門者”為之傾慕；然后鋪墊嚴蕊的兩首詞作，一是即席詠仲友命賦的紅白桃花詞《如夢令》，二是以坐上賓客謝元卿姓氏為韻所作《鵲橋仙》；接著講述朱熹以與嚴蕊濫淫為由，治罪唐與正，嚴蕊被關入獄，受盡折磨：

系獄月余，蕊雖備受箠楚，而一語不及唐，然猶不免受杖。移籍紹興，且復就越置獄，鞫之，久不得其情。獄吏因好言誘之曰：“汝何不早認，亦不過杖罪。況已經斷，罪不重科，何為受此辛苦邪？”蕊答云：“身為賤妓，縱是與太守有濫，科亦不至死罪。然是非真偽，豈可妄言以污士大夫，雖死不可誣也。”其辭既堅，于是再痛杖之，仍系于獄。兩月之間，一再受杖，委頓幾死，然聲價愈騰，至徹阜陵之聽。

明知只要承認就能順利出獄，而且不會受到重罰，卻仍然明辨是非，突出了嚴蕊的玉女柔情和丈夫俠氣；最后朱熹調離，嚴蕊得以改判從良。該篇集中刻畫嚴蕊的獨特才思和非凡秉性，塑造了一個才華橫溢、守信重義的妓女形象，這樣的藝術構思為后人所認可，凌濛初《二刻拍案驚奇》中的《硬勘案大儒爭閑氣　甘受刑俠女著芳名》就將這些情節全部保留并加以發揮。

《齊東野語》還善于設置懸念、采用烘托手法編織情節、塑造人物。如《王小官人》記敘神偷王小官人欲到和州大酒樓偷銀器，行前卻故意要湯觀察派一員同行，以證清白。同去的干員只見神偷爛醉如泥，癱倒在床。不料第二天就聽說酒樓昨夜被盜，損失銀器數百兩。湯觀察親自前來求告，神偷暗示他回去求神禱告，果然在神龕下發現銀器。直到最后，真相才大白，神偷高超的盜技和“盜亦有道”的本色，以及作者巧妙的安排令人嘆服。

傳奇小說在宋元時期進入蕭條期。宋代的傳奇小說遠不如唐代傳奇的成就，魯迅在《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中分析了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

傳奇小說，到唐亡時就絕了。至宋朝，雖然也有作傳奇的，但就大不相同。因為唐人大抵描寫時事；而宋人則多講古事。唐人小說少教訓；而宋則多教訓。大概唐時講話自由些，雖寫時事，不至于得禍；而宋時則忌諱漸多，所以文人便設法回避，去講古事。加之宋時理學極盛一時，因之把小說也多理學化了，以為小說非含有教訓，便不足道。

指出了多回避現實題材和多教訓的議論是導致宋代傳奇衰落的主要因素，這與宋代言論多受鉗制和“理學極盛一時”有關。

實際上，宋代傳奇的衰落還與宋代文人的審美趣味發生變化不無關系。與唐代文人的喜好怪異相比，宋代文人偏愛掌故，他們往往將傳奇中對奇異故事的描述變為對掌故的記錄；與唐代文人較為局促的生活境遇與富于創作激情相比，宋代文人大多是仕途得意、聲望較高的政治家、哲學家，無論是生活交際，還是文學創作，都滲透著拘謹與智慧；與唐代科舉注重詩賦、文人崇尚才情的渲染相比，宋代科舉偏重策論、文人推崇識見的發揮。這些差異使得宋代的文壇名流，如歐陽修、蘇舜欽、蘇軾、蘇轍、沈括、陸游等樂于創作詩文和筆記，而不屑于寫作傳奇，或偶然為之，也不是關注的重心。專意傳奇創作的作家，如劉斧、李獻民、秦醇、張實等，社會地位都較為低下，學養與才氣都略遜一籌。證諸作品，宋代傳奇在創作上大多回避現實，缺乏創造性，看不到唐代傳奇的謀篇布局、提煉加工之功，以及絢爛的想象、熱烈的情感和華美的詞藻，而顯得局促、蕪雜、冗長、淺近，從某種意義上說，失去了生命力。

對此，胡應麟在《少室山房筆叢》中論述道：

小說，唐人以前，記述多虛，而藻繪可觀；宋人以后，論次多實，而彩艷殊乏。蓋唐以前出文人才士之手，而宋以后率俚儒野老之談故也。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亦云：“宋一代文人之……傳奇，又多托往事而避近聞，擬古且遠不逮，更無獨創之可言矣。”因此，直接承襲唐代傳統的宋代傳奇，其成就遠不如唐代傳奇。

雖然總體成就不高，但宋代傳奇也有較突出的兩類作品，其中不乏散金碎玉之作。

一是歷史題材的作品，往往采輯先代帝王后妃的逸聞傳說，寄托諷喻、懲勸之意。由于揭露得比較深刻，具有一定的認識價值。這類作品相當一部分是寫隋煬帝和唐明皇的。前者有偽托顏師古作的《隋遺錄》（原名《南部煙花錄》，又名《大業拾遺記》），無名氏的《隋煬帝海山記》、《迷樓記》、《開河記》等，主要記述隋煬帝游江都、辟西苑、造迷樓、開運河等奢侈淫樂的生活，揭露隋煬帝的荒淫專斷和奸官佞臣的殘忍貪婪，也反映了宮女、民夫倍受蹂躪、勞身傷命的悲苦命運；后者有樂史的《楊太真外傳》、秦醇的《驪山記》和《溫泉記》、無名氏的《梅妃傳》等，或寫唐玄宗與楊貴妃奢靡的宮廷生活，或寫楊貴妃與梅妃的嫉妒爭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玄宗荒淫誤國、釀成天下大亂的歷史事實。此外，還有樂史的《綠珠傳》、秦醇的《趙飛燕別傳》，揭露石崇和孫秀等上層人物的道德淪喪和荒淫殘暴、漢成帝和趙飛燕姐妹的荒淫無恥。這類作品大多結構松散，內容蕪雜，描寫粗糙，且偏重道德的訓誡，令人感到壓抑。如《綠珠傳》篇末云：

綠珠之歿，已數百年矣，詩人尚詠之不已，其故何哉？蓋一婢子，不知書而能感主恩，憤不顧身，其志烈懔懔，誠足使后人仰慕歌詠也。至有享厚祿，盜高位，亡仁義之行，懷反復之情，暮四朝三，惟利是務，節操反不若一婦人，豈不愧哉？今為此傳，非徒述美麗，窒禍源，且欲懲戒辜恩背義之類也。

較之唐代傳奇篇末議論的跌宕有致和富于抒情意味，這種垂戒顯得嚴峻理性，教化色彩非常濃郁。這類作品也有一些注重細節描寫的佳作，如《隋遺錄》云：

長安貢御車女袁寶兒，年十五，腰肢纖墮，冶多態。帝寵愛之特厚。……時詔虞世南草《征遼指揮德音敕》于帝側，寶兒注視久之。帝謂世南曰：“昔傳飛燕可掌上舞，朕常謂儒生飾于文字，豈人能若是乎？及今得寶兒，方昭前事。然多憨態。今注目于卿，卿才人，可便嘲之。”世南應詔為絕句曰：“學畫鴉黃半未成，垂肩亸袖太憨生。緣憨卻得君王惜，長把花枝傍輦行。”上大悅。

文筆明麗，情致綽約。

二是現實題材的作品，主要描寫男女戀情和妓女生活，如張實的《流紅記》、柳師尹的《王幼玉傳》和《越娘記》、李憲民的《西蜀異遇》、秦醇的《譚意哥傳》、無名氏《李師師傳》等。《流紅記》敘書生于祐在御溝中拾得從宮中漂出的紅葉，遂題詩于紅葉并使之流回宮內，后所娶韓氏正是題詩之宮女。作品真實反映了被禁錮的宮女的精神苦悶及其對自由、愛情的渴望，寫得富有詩意和理想色彩，有一定的現實意義。《譚意哥傳》寫淪落為娼后得以“脫籍”的譚意哥與小官吏張正字相愛同居兩年，張正字調任別處，迫于母命另娶，譚意哥則生下兒子，置田耕種謀生，三年后張正字喪妻，迎娶譚意哥，一家團圓。譚意哥不甘淪落，自尊自強，自食其力，其獨特性格為崔鶯鶯、霍小玉、李姓等形象所不及，但恪守封建禮教的描寫則削弱了作品的現實意義。《李師師傳》寫名妓李師師與宋徽宗趙佶的風流韻事，以及李師師在異族入侵之時慷慨捐錢助餉，痛斥賣國求榮的奸佞，批判了北宋后期政治的黑暗、皇帝的荒淫、佞臣的誤國，贊頌了李師師大義凜然的民族氣節。

元代傳奇的作家、作品數量少，且作品質量低，繼宋代以后，發展更趨衰微。但出現了宋遠的《嬌紅記》這篇寫才子佳人的杰作。作品講述書生申純與表妹嬌娘相戀，求婚卻遭到舅父王通判拒絕。后申純進士及第，王通判允諾兩人結合，但某帥府公子久慕嬌娘艷名，前來求親，王通判又把嬌娘許配給他。嬌娘絕食而死，申生自縊身亡，兩人死后成仙。故事并不新奇復雜，但近兩萬字的曼長篇幅，在文言小說中是空前的，而且作者緊扣主線展開敘述，情節推進的曲折有致、細節刻畫的豐富多彩、描寫敘述的細膩周至，都是以往文言小說從未有過的。它的出現，標志著中篇傳奇小說的誕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該作在內容上描述民眾生活、表現市井趣味，在體式上穿插六十余首詩詞韻文，其向話本小說靠攏的傾向十分明顯，故有人稱其為“話本體小說”，反映了此后傳奇小說的發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