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丑藝術·魯迅》全文與讀后感賞析

浙東的有一處的戲班中，有一種腳色叫作“二花臉”，譯得雅一點，那么，“二丑”就是。他和小丑的不同，是不扮橫行無忌的花花公子，也不扮一味仗勢的宰相家丁，他所扮演的是保護公子的拳師，或是趨奉公子的清客。總之：身分比小丑高，而性格卻比小丑壞。

義仆是老生扮的，先以諫諍，終以殉主；惡仆是小丑扮的，只會作惡，到底滅亡。而二丑的本領卻不同，他有點上等人模樣，也懂些琴棋書畫，也來得行令猜謎，但倚靠的是權門，凌蔑的是百姓，有誰被壓迫了，他就來冷笑幾聲，暢快一下，有誰被陷害了，他又去嚇唬一下，吆喝幾聲。不過他的態度又并不常常如此的，大抵一面又回過臉來，向臺下的看客指出他公子的缺點，搖著頭裝起鬼臉道：你看這家伙，這回可要倒楣哩！

這最末的一手，是二丑的特色。因為他沒有義仆的愚笨，也沒有惡仆的簡單，他是智識階級。他明知道自己所靠的是冰山，一定不能長久，他將來還要到別家幫閑，所以當受著豢養，分著余炎的時候，也得裝著和這貴公子并非一伙。

二丑們編出來的戲本上，當然沒有這一種腳色的，他那里肯；小丑，即花花公子們編出來的戲本，也不會有，因為他們只看見一面，想不到的。這二花臉，乃是小百姓看透了這一種人，提出精華來，制定了的腳色。

世間只要有權門，一定有惡勢力，有惡勢力，就一定有二花臉，而且有二花臉藝術。我們只要取一種刊物，看他一個星期，就會發見他忽而怨恨春天，忽而頌揚戰爭，忽而譯蕭伯納演說，忽而講婚姻問題；但其間一定有時要慷慨激昂的表示對于國事的不滿：這就是用出末一手來了。

這最末的一手，一面也在遮掩他并不是幫閑，然而小百姓是明白的，早已使他的類型在戲臺上出現了。

六月十五日。

魯迅的雜文，常常拈出日常生活中習以為常的事物，于人們從不關注處，洞幽發微，別寓深意，在看似無關的想像與敷衍中，達到“引而不發”的犀利的批判效果。這篇《二丑藝術》就是這方面創作的一個突出的例子。

文章從浙東戲班中的丑角“二花臉”這個小事談起。魯迅把“二花臉”說為“二丑”，先是說明了“二丑”與小丑的不同，身份比小丑高，性格卻比小丑壞。然后用主要的筆墨，進一步描繪了“二丑”的獨特本領：他與老生扮的“義仆”和小丑扮的“惡仆”不同，“他有點上等人模樣，也懂些琴棋書畫，也來得行令猜謎，但倚靠的是權門，凌蔑的是百姓，有誰被壓迫了，他就來冷笑幾聲，暢快一下，有誰被陷害了，他又去嚇唬一下，吆喝幾聲。不過他的態度并不常常如此的，大抵一面又回過臉來，向臺下的看客指出他公子的缺點，搖著頭裝起鬼臉道：你看這家伙，這回可要倒楣哩！”到這里為止，魯迅所講的，看上去還是戲班的“二丑”腳色本身。到了下面，卻文筆一轉，進入對“二丑”的“最末一手”的分析，指出這是“二丑的特色”。為什么呢？“因為他沒有義仆的愚笨，也沒有惡仆的簡單，他是智識階級。他明知道自己所靠的是冰山，一定不能長久，他將來還要到別家幫閑，所以當受著豢養，分著余炎的時候，也得裝著和貴公子并非一伙。”這樣，就逼近魯迅為文的本意了，即以戲中“二丑”，隱喻諷刺當下文人——受豢養的“知識階級”扮演的權勢者“幫閑”的腳色。

文章漸入佳境之后，魯迅由此向更深處挖掘。他根據自己的體認，揭示了這樣一個事實：“二丑”腳色，并非二丑們自己編出來的，小丑們編的戲本也不會有。它是“小百姓看透了這一種人，提出精華來，制定了的腳色”。然后將這種腳色的創造，上升到一種普遍性的藝術類型，并分析了“二丑藝術”產生的必然性與現實的存在形態，直逼問題的核心：“世間只要有權門，一定有惡勢力，有惡勢力，就一定有二花臉，而且有二花臉藝術。我們只要取一種刊物，看他一個星期，就會發現他忽而怨恨春天，忽而頌揚戰爭，忽而譯蕭伯納演說，忽而講婚姻問題；但其間一定有時要慷慨激昂的表示對于國事的不滿：這就用出末一手來了。這最末的一手，一面也在遮掩他并不是幫閑，然而小百姓是明白的。早已使他的類型在戲臺上出現了。”這樣，文章題旨才全部呈現出來，對幫閑文人的辦雜志，出期刊，怎樣用出“最末一手”來遮掩他“并不是幫閑”的“二丑藝術”，進行了尖銳的諷刺，將戲臺上的群眾創造與生活中的丑惡存在，戲劇中的“二花臉”腳色和現實里的“二丑藝術”，緊密連在一起，亦戲亦真，絲環相扣，由遠及近，步步緊逼，使讀者在接受中，不但醒悟與洞徹，而且獲得藝術上一種審美的感受。

魯迅說自己的雜文，“論時事不留面子，砭錮弊常取類型”。(《〈偽自由書〉前記》)“不留面子”，是諷刺的鋒芒，“常取類型”，是為文的技巧。這篇雜文充分體現了魯迅的追求。他立意將現實中的一種文學現象，比喻為浙東戲中的“二花臉”腳色，由此聯想升華，演繹發微，從而提煉出一個“二丑藝術”的類型，這樣就使得自己的諷刺對象，不再是個別現象的偶然發現，而有了一種更大的社會批判的普遍性和代表性。它不一定指某一個雜志，或某一些人，而成為黑暗的統治者“幫閑”的一類雜志，一類知識人的總體象征，如病理學中的瘡疽的圖，乃是“一切某瘡某疽的標本”。這種發現和提煉本身，顯示了魯迅的諷刺與幽默的才華，也給魯迅的這篇雜文帶來了意蘊很深的審美的品格。它的諷刺意義和藝術價值，因此也就超越了時間的限制，獲得了無盡的悠遠性。

將一個事物和另一種現象聯系起來，進行一個題旨的論述，需要對于不同事物相似的本質之處的精心提煉，也需要論述者謀篇為文的精湛構思。魯迅深諳“八股文”寫作中章法的特點。這篇雜文里，他就充分用了“八股文”謀篇運作中“起承轉合”的方法。第一自然段是“起”，是“破題”，講民間戲班中“二丑”腳色的由來；第二自然段是“承”，講“二丑”本領的特殊性；第三自然段是“轉”，由“二丑”的特色轉到論幫閑的“知識階級”；到了第三、四、五自然段是“合”，用主要的篇幅，講了“二丑藝術”的“幫閑”本質和這個“類型”的由來。全篇文字凝練，結構謹嚴，層層剝筍，不露匠氣，氣勢一貫，天衣無縫，真可謂現代藝術性雜文中的一篇傳世性的精品和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