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懷念蕭珊》原文閱讀|主旨理解|賞析|讀后感

巴金

(一)

今天是蕭珊逝世的六周年紀念日。六年前的光景非常鮮明地出現在我的眼前。那天我從火葬場回到家中，一切都是亂糟糟的，過了兩三天我漸漸地安靜下來了，一個人坐在書桌前，想寫一篇紀念她的文章。在五十年前我就有了這樣一種習慣：有感情無處傾吐時，我經常求助于紙筆。可是1972年8月里那幾天，我每天坐三四小時望著面前攤開的稿紙，卻寫不出一句話。我痛苦地想，難道關了幾年的“牛棚”，真的就變成“牛”了？頭上仿佛壓了一塊大石頭，思想好像凍結了一樣。我索性放下筆，什么也不寫了。

六年過去了，林彪、“四人幫”及其爪牙們的確把我搞得很“狼狽”，但我還是活下來了，而且偏偏活得比較健康，腦子也并不糊涂，有時還可以寫一兩篇文章。最近我經常去龍華火葬場，參加老朋友們的骨灰安放儀式。在大廳里我想起許多事情。同樣地奏著哀樂，我的思想卻從擠滿人的大廳轉到只有二三十個人的中廳里去了，我們正在用哭聲向蕭珊的遺體告別。我記起了《家》里面覺新說過的一句話：“好像玨死了，也是一個不祥的鬼。”四十七年前我寫這句話的時候，怎么想得到我是在寫自己！我沒有流眼淚，可是我覺得有無數鋒利的指甲在搔我的心。我站在死者遺體旁邊，望著那張慘白色的臉，那兩片咽下了千言萬語的嘴唇，我咬緊牙齒，在心里喚著死者的名字。我想，我比她大十三歲，為什么不讓我先死？我想，這是多么不公平！她究竟犯了什么罪？她也給關進“牛棚”，掛上“牛鬼蛇神”的小牌子，還掃過馬路。究竟為什么？理由很簡單，她是我的妻子。她患了病，得不到治療，也因為她是我的妻子。想盡辦法一直到逝世前三個星期，靠開后門她才住進了醫院。但是癌細胞已經擴散，腸癌變成了肝癌。

她不想死，她要活，她愿意改造思想，她愿意看到社會主義建成。這個愿望總不能說是癡心妄想吧。她本來可以活下去，倘使她不是“黑老K”的“臭婆娘”。一句話，是我連累了她，是我害了她。

在我靠邊的幾年中間，我所受到的精神折磨，她也同樣受到。但是我并未挨過打，她卻挨了“北京來的紅衛兵”的銅頭皮帶，留在她左眼上的黑圈好幾天以后才退盡。她挨打只是為了保護我，她看見那些年輕人深夜闖了進來，害怕他們把我揪走，便溜出大門，到對面派出所去，請民警同志出來干預。那里只有一人值班，不敢管。當著民警的面她被他們用銅頭皮帶狠狠地抽了一下，給押了回來，同我一起關在馬桶間里。

她不僅分擔了我的痛苦，還給了我不少的安慰和鼓勵。在“四害”橫行的時候，我在原單位給人當做“罪人”和“賤民”看待，日子十分難過，有時到晚上九、十點才能回家。我進了門看到她的面容，滿腦子的烏云都消散了。我有什么委屈、牢騷都可以向她盡情傾吐。有一個時期我和她每晚臨睡前服兩粒眠爾通才能夠閉眼，可是天剛剛發白就都醒了。我喚她，她也喚我。我訴苦般地說：“日子難過啊！”她也用同樣的聲音回答：“日子難過啊！”但是她馬上加一句：“要堅持下去。”或者再加一句：“堅持就是勝利。”我說：“日子難過”，因為在那一段時間里我每天在“牛棚”里面勞動、學習、寫交代、寫檢查、寫思想匯報。任何人都可以責罵我，教訓我，指揮我，從外地到作協來串連的人可以隨意點名叫我出去“示眾”，還要自報罪行。上下班不限時間，由管“牛棚”的“監督組”隨意決定。任何人都可以闖進我家里來，高興拿什么就拿走什么。這個時候大規模的群眾性批斗和電視批斗大會還沒有開始，但已經越來越逼近了。

她說“日子難過”，因為她給兩次揪到機關，靠邊勞動，后來也常常參加陪斗。在淮海中路大批判專欄上張貼著批判我的罪行的大字報，我一家人的名字都寫出來“示眾”，不用說“臭婆娘”的大名占著顯著的地位。這些文字像蟲子一樣咬痛她的心。她讓上海戲劇學院“狂妄派”學生突然襲擊、揪到作協去的時候，在我家大門上貼了一張揭露她的所謂罪行的大字報。幸好當天夜里我兒子把它撕毀，否則這一張大字報就會要了她的命！

人們的白眼、人們的冷嘲熱罵蠶食著她的身心，我看出來她的健康逐漸遭到損害，表面上的平靜是虛假的，內心的痛苦像一鍋煮沸的水，她怎么能遮蓋住！怎么能使它平靜！她不斷地給我安慰，對我表示信任，替我感到不平。然而她看到我的問題一天天地變得嚴重，上面對我的壓力一天天地增加，她又非常擔心，有時同我一起上班或者下班，走近巨鹿路口，快到作家協會，或者走到湖南路口，快到我們家，她總是抬不起頭。我理解她，同情她，也非常擔心她經受不起沉重的打擊。我還記得有一天到了平常下班的時間，我們沒有受到留難，到家里，她比較高興，到廚房去燒菜。我翻看當天的報紙，在第三版上看到當時作了作協的“頭頭”的兩個工人作家寫的文章《徹底揭露巴金的反革命真面目》。真是當頭一棒！我看了兩三行，連忙把報紙藏起來，我害怕讓她看見。她端著燒好的菜出來，臉上還帶笑容，吃飯時她有說有笑。飯后她要看報，我企圖把她的注意力引到別處。但是沒有用，她找到了報紙。她的笑容一下子完全消失。這一夜她再沒有講話，早早地進了房間。我后來發現她躺在床上小聲哭著。一個安靜的夜晚給破壞了。今天回想當時的情景，她那張滿是淚痕的臉還歷歷在我眼前。我多么愿意讓她的淚痕消失，笑容在她那憔悴的臉上重現，即使減少我幾年的生命來換取我們家庭生活中一個寧靜的夜晚，我也心甘情愿！

(二)

我聽周信芳同志的媳婦說，周的夫人在逝世前經常被打手們拉出去當做皮球推來推去，打得遍體鱗傷，有人勸她躲開，她說：“我躲開，他們就要這樣對付周先生了。”蕭珊并未受到這種新式體罰。可是她在精神上給別人當皮球打來打去。她也有這樣的想法，她多受一點精神折磨，可以減輕對我的壓力。其實這是她的一片癡心，結果只苦了她自己。我看見她一天天地憔悴下去，我看見她的生命之火逐漸熄滅，我多么痛心。我勸她，安慰她，我想把她拉住，一點也沒有用。

她常常問我：“你的問題什么時候才解決呢？”我苦笑地說：“總有一天會解決的。”她嘆口氣說：“我恐怕等不到那個時候了。”后來她病倒了，有人勸她打電話找我回家，她不知從哪里得來的消息，她說：“他在寫檢查，不要打岔他，他的問題大概可以解決了。”等到我從“五七干校”回家休假，她已經不能起床。她還問我檢查寫得怎樣，問題是否可以解決。我當時的確在寫檢查，而且已經寫了好些次了。他們要我寫，只是為了消耗我的生命。但她怎么能理解呢？

這時離她逝世不過兩個多月，癌細胞已經擴散。可是我們不知道，想找醫生給她認真檢查一次，也毫無辦法。平日去醫院掛號看門診，等了許久才見到醫生或者實習醫生，隨便給開個藥方就算解決問題。只有在發燒到攝氏三十九度才有資格掛急診號，或者還可以在病人擁擠的觀察室待上一天半天。當時去醫院看病找交通工具也很困難，常常是我女婿借了自行車來，讓她坐在車上，他慢慢地推著走。有一次她雇到小三輪卡去，看好門診回家，雇不到車，只好同陪她看病的朋友一起慢慢地走回來，走走停停，走到街口，她快要倒下了，只得請求行人到我們家通知，她一個表侄正好來探病，就由他去背了她回家。她希望拍一張X光片子查一查腸子有什么病，但是辦不到。后來靠了她一位親戚幫忙，開后門兩次拍片，才查出她患腸癌。以后又靠朋友設法開后門住進了醫院。她自己還很高興，以為得救了。只有她一個人不知真實的病情。她在醫院里只活了三個星期。

我休假回家，假期滿了，我又請過兩次假留在家里照料病人，最多也不到一個月。我看見她病情日趨嚴重，實在不愿意把她丟開不管，我要求延長假期的時候，我們那個單位一個“工宣隊”頭頭逼著我第二天就回干校去。我回到家里，她問起來，我無法隱瞞，她嘆了一口氣，說：“你放心去吧。”她把臉掉過去，不讓我看她，我女兒、女婿看到這種情景自告奮勇跑到巨鹿路去向那位“工宣隊”頭頭解釋，希望他同意我在市區多留些日子照料病人。可是那個頭頭“執法如山”，還說：“他不是醫生，留在家里有什么用處！留在家里對他改造不利。”他們氣憤地回到家中，只說機關不同意，后來才對我傳達了這句“名言”，我還能講什么呢？明天回干校去！

整個晚上她睡不好，我更睡不好。出乎意外，第二天一早我那個插隊落戶的兒子在我們房間里出現了，他是昨天半夜里到的。他得到家信，請假回家看母親，卻沒有想到母親病成這樣。我見了他一面，把他母親交給他，就回干校去了。

在車上我的情緒很不好。我實在想不通為什么會有這樣的事情。我在干校待了五天，無法同家里通消息。我已經猜到她的病不輕了。可是人們不讓我過問她的事。這五天是多么難熬的日子！到第五天晚上在于校的造反派頭頭通知我們全體第二天一早回市區開會。這樣我才又回到了家，見到了我的愛人。靠了朋友幫忙她可以住進中山醫院肝癌病房，一切都準備好，她第二天就要住院了。她多么希望住院前見我一面，我終于回來了，連我也沒有想到她的病情發展得這么快。我們見了面，我一句話也講不出來，她說了一句：“我到底住院了。”我答說：“你安心治療吧。”她父親也來看她，老人家雙目失明，去醫院探病有困難，可能是來同他的女兒告別了。

我吃過中飯就去參加給別人戴上反革命帽子的大會，受批判、戴帽子的人不止一人，其中有一個我的熟人王若望同志，過去，也是作家，不過比我年輕。我們一起在“牛棚”里關過一個時期，他的罪名是“摘帽右派”。他不服，不肯聽話，他貼出大字報，聲明“自己解放自己”，因此罪名越搞越大，給捉去關了一個時期不算，還戴上反革命的帽子監督勞動。在會場里我一直在做怪夢。開完會回家，見到蕭珊我感到格外親切，仿佛重回人間。可是她不舒服，不想講話，偶爾講一句半句，我還記得她講了兩次：“我看不到了。”我連聲問她看不到什么？她后來才說：“看不到你解放了。”我還能回答什么呢？

我兒子在旁邊，垂頭喪氣，精神不好，晚飯只吃了半碗，像是患感冒。她忽然指著他小聲說：“他怎么辦呢？”他當時在安徽山區農村插隊落戶已經待了三年半，政治上沒有人管，生活上不能養活自己，而且因為是我的兒子給剝奪了好些公民權利。他先學會沉默，后來又學會抽煙。我懷著內疚的心情看看他，我后悔當初不該寫小說，更不該生兒育女。我還記得前兩年在痛苦難熬的時候她對我說：“孩子們說爸爸做了壞事，害了我們大家。”這好像用刀子在割我身上的肉，我沒有出聲，我把淚水全吞在肚里。她睡了一覺醒過來，忽然問我：“你明天不去了？”我說：“不去了。”就是那個“工宣隊”頭頭在今天通知我不用再去干校，就留在市區。他還問我：“你知道蕭珊是什么病嗎？”我答說：“知道。”其實家里瞞住我，不給我知道真相，我還是從他這句問話里猜到的。

(三)

第二天早晨她動身去醫院，一個朋友和我女兒女婿陪她去。她穿好衣服等候車來。她顯得急躁又有些留戀，東張張，西望望，她也許在想是不是能再看到這里的一切。我送走她，心上反而加了一塊大石頭。

將近二十天里，我每天去醫院陪她大半天，我照料她，我坐在病床前守著她，同她短短地談幾句話，她的病情惡化，一天天衰弱下去，肚子卻一天天大起來，行動越來越不方便。當時病房里沒有人照料，生活方面除飲食外一切必須自理。后來聽同病房的人稱贊她“堅強”，說她每天早晚都默默地掙扎著下了床走到廁所。醫生對我們談起，病人的身體經不住手術，最怕她的腸子堵塞，要是不堵塞，還可以拖延一個時期。她住院后的半個月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以來我既感痛苦又感到幸福的一段時間，是我和她在一起度過的最后的平靜的時刻，我今天還不能將它忘記。但是半個月以后，她的病情又有了發展，一天吃中飯的時候，醫生通知我兒子找我去談話。他告訴我：病人的腸子給堵住了，必須開刀。開刀不一定有把握，也許中途出毛病。但是不開刀，后果不堪設想，他要我決定，并且要我勸她同意。我做了決定，就去病房對她解釋，我講完話，她只說了一句：“看來，我們要分別了。”她望著我，眼睛里全是淚水，我說：“不會的……”我的聲音啞了。接著護士長來安慰她，對她說：“我陪你，不要緊的。”她回答：“你陪我就好。”時間很緊迫。醫生護士們很快作好了準備，她給送進手術室去了，是她的表侄把她推到手術室門口的。由兒子把她推回到病房去。兒子還在她的身邊守過一個夜晚。過兩天他也病倒了，查出來他患肝炎，是從安徽農村帶回來的。本來我們想瞞住他的母親，可是無意間讓他母親知道了。她不斷地問：“兒子怎么樣？”我自己也不知道兒子怎么樣，我幾乎要叫出聲來：“一切都朝我的頭打下來吧，讓所有的災禍都來吧。我受得住！”

我應當感謝那位熱心而又善良的護士長，她同情我的處境，要我把兒子的事情完全交給她辦。她作好安排，陪他看病、檢查，讓他很快住進別處的隔離病房，得到及時的治療和護理。他在隔離房里苦苦地等候母親病情的好轉。母親躺在病床上，只能有氣無力地說幾句短短的話，她經常問：“棠棠怎么樣？”從她那雙含淚的眼睛里我明白她多么想見她最愛的兒子。但是她已經沒有精力多想了。

她每天給輸血、打鹽水針，她看見我去，就斷斷續續地問我：“輸多少CC的血？該怎么辦？”我安慰她：“你只管放心，沒有問題，治療要緊。”她不止一次地說：“你辛苦了。”我有什么苦呢？我能夠為我最親愛的人做事情，哪怕一件小事，我也高興！后來她的身體更不行了。醫生給她輸氧氣，鼻子里整天插著管子。她幾次要求拿開，這說明她感到難受。但是聽了我們的勸告她終于忍受下去了。開刀以后她只活了五天，誰也想不到她會去得這么快！五天中間我整天守在病床前，默默地望她在受苦(我是設身處地感覺到這樣的)，可是她除了兩三次要求搬開床前巨大的氧氣筒，三四次表示擔心輸血較多，付不出醫藥費之外，并沒有抱怨過什么，見到熟人她常有這樣一種表情：請原諒我麻煩了你們。她非常安靜，但并未昏睡，始終睜大兩只眼睛。眼睛很大，很美，很亮，我望著，望著，好像在望快要燃盡的燭火。我多么想讓這對眼睛永遠亮下去！我多么害怕她離開我！我甚至愿意為我那十四卷“邪書”受到千刀萬剮，只求她能安靜地活下去。

不久前我重讀梅林寫的《馬克思傳》，書中引用了馬克思給女兒的信里的一段話，講到馬克思夫人的死。信上說：“她很快就咽了氣。……這個病具有一種逐漸虛脫的性質，就像由于衰老所致一樣，甚至在最后幾小時也沒有臨終的掙扎，而是慢慢地沉入睡鄉，她的眼睛比任何時候都更大、更美、更亮！”這段話我記得很清楚，馬克思夫人也死于癌癥。我默默地望著蕭珊那對很大、很美、很亮的眼睛，我想起這段話，稍微得到一點安慰。聽說她的確也“沒有臨終掙扎”，她也是“慢慢地沉入睡鄉”。我這樣說，因為她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我不在她的身邊，那天是星期天，衛生防疫站因為我們家發現了肝炎病人，派人上午來做消毒工作。她的表妹有空愿意到醫院去照料她，講好我們吃過中飯就去接替。沒有想到我們剛剛端飯碗，就得到傳呼電話，通知我女兒去醫院，說是她媽媽“不行”了。真是晴天霹靂！我和我女兒女婿趕到醫院。她那張病床上連床墊也給拿走了。別人告訴我她在太平間。我們又下了樓趕到那里，在門口遇見表妹，還是她找人幫忙把“咽了氣”的病人抬進來的。死者還不曾給放進鐵匣子里送進冷庫，她躺在擔架上，但已經給白布床單包得緊緊的，看不到面容了。我只看到她的名字。我彎下身子，把地上那個還有點人形的白布包拍了好幾下，一面哭著喚她的名字。不過幾分鐘的時間。這算是什么告別呢？

據表妹說，她逝世的時候，表妹也不知道。她曾經對表妹說：“找醫生來。”醫生來過，并沒有什么。后來她就漸漸“沉入睡鄉”。表妹還以為她在睡眠。一個護士來打針才發覺她的心臟已經停止跳動了。我沒有能同她訣別，我有許多話沒有能向她傾吐，她不能沒有留下一句遺言就離開我！我后來常常想，她向表妹說：“找醫生來。”很可能不是“找醫生”，是“找李先生”(她平日這樣稱呼我)。為什么那天上午偏偏我不在病房呢？家里人都不在她身邊，她死得這樣凄涼！

我女婿馬上打電話給我們僅有的幾個親戚，她的弟媳趕到醫院，馬上暈了過去。三天以后在龍華火葬場舉行告別儀式。她的朋友一個也沒有來，因為一則我們沒有通知，二則我是一個審查了將近七年的對象。沒有悼詞，沒有吊客，只有一片傷心的哭聲。我衷心感謝前來參加儀式的少數親友和特地來幫忙的我女兒的兩三個同學。最后我跟她的遺體告別，兒女望著遺容哀哭，兒子在隔離病房，還不知道把他當做命根子的媽媽已經死亡。值得提說的是她當做自己兒子照顧了好些年的一位亡友的男孩，從北京趕來只為了看見她的最后一面。這個整天同鋼鐵打交道的技術員和干部，他的心倒不像鋼鐵那樣。他得到電報以后，他愛人對他說：“你去吧，你不去一趟，你的心永遠安定不了。”我在變了形的她的遺體旁邊站了一會。別人給我和她照了相。我痛苦地想：這是最后一次了，即使給我們留下來很難看的形象，我也要珍視這個鏡頭。

一切都結束了。過了幾天我和女兒女婿再去火葬場，領到了她的骨灰盒。在存放室里寄存了三年之后，我按期把骨灰盒接回家里，有人勸我把她的骨灰安葬，我寧愿讓骨灰盒放在我的寢室里，我感到她仍然和我在一起。

(四)

夢魘一般的日子終于過去。六年仿佛一瞬間似地遠遠地落在后面了。其實哪里是一瞬間！這段時間里有多少流著血和淚的日子啊。不僅是六年，從我開始寫這篇短文到現在又過去了半年，這半年中間我經常在火葬場的大廳里默哀，行禮，為了紀念給“四人幫”迫害致死的朋友。想到他們不能把個人的智慧和才華獻給社會主義祖國，我萬分惋惜。每次戴上黑紗、插上白花的同時，我也想起我自己最親愛的朋友，一個普通的文藝愛好者，一個成績不大的翻譯工作者，一個心地善良的好人。她是我的生命的一部分，她的骨灰里面有我的淚和血。

她是我的一個讀者。1936年我在上海第一次同她見面，1936年和1941年我們兩人在桂林像朋友似地住在一起。1944年我們在貴陽結婚。我認識她的時候，她還不到二十，對她的成長我應當負很大的責任。她讀了我的小說，給我寫信，后來見到了我，對我發生了感情。她在中學念書。看見我之前，因為參加學生運動被學校開除，回到家鄉住了一個短時期，又出來進另一所學校。倘使不是為了我，她37、38年可能去了延安。她同我談了八年的戀愛，后來到貴陽結婚，只印發了一個通知，沒有擺過一桌酒席。從貴陽我們先后到重慶，住在民國路文化出版社門市部樓梯下七八個平方米的小屋里。她托人買了四只玻璃杯開始組織我們的小家庭。她陪著我經歷了各種艱苦生活。在抗日戰爭緊張的時期，我們一起在日軍進城以前十多個小時逃離廣州，我們從廣東到廣西，從昆明到桂林，從金華到溫州，我們分散了，又重見，相見后又別離。在我那兩冊《旅途通訊》中就有一部分這種生活的記錄。四十年前有一位朋友批評我，“這算什么文章！”我的《文集》出版后，另一位朋友認為我不應當把它們也收進去。他們都有道理，兩年來我對朋友、對讀者講過不止一次，我決定不讓《文集》重版。但是為我自己，我要經常翻看那兩小冊《通訊》。在那些年代每當我落在困苦的境地里、朋友們各奔前程的時候，她總是親切地在我的耳邊說：“不要難過，我不會離開你，我在你的身邊。”的確，只有在她最后一次進手術室之前她才說過這樣一句：“我們要分別了。”

我同她一起生活了三十多年。但是我并沒有好好地幫助過她。她比我有才華，卻缺乏刻苦鉆研的精神。我很喜歡她翻譯的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的小說。雖然譯文并不恰當，也不是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的風格，它們卻是有創造性的文學作品，閱讀它們對我是一種享受。她想改變自己的生活，不愿做家庭婦女，卻又缺少吃苦耐勞的勇氣。她聽從一個朋友的勸告，得到后來也是給“四人幫”迫害致死的葉以群同志的同意到《上海文學》“義務勞動”，也做了一點點工作，然而在運動中卻受到批判，說她專門向老作家、反動權威組稿，又說她是我派去的“坐探”。她為了改造思想，想走捷徑，要求參加“四清”運動，找人推薦到某銅廠的工作組工作，工作相當繁重、緊張，她卻精神愉快。但是我快要靠邊的時候，她也被叫回作家協會參加運動。她第一次參加這種急風暴雨般的斗爭，而且是以反動權威家屬的身份參加，她不知道該怎么辦才好。她張皇失措、坐立不安，替我擔心，又為兒女的前途憂慮。她盼望什么人向她伸出援助的手，可是朋友們離開了她，“同事們”拿她當做箭靶，還有人想通過整她來整我。她不是作家協會或者刊物的正式工作人員，可是仍然被“勒令”靠邊勞動站隊掛牌，放回家以后又給揪到機關。過一個時期她寫了認罪的檢查，第二次給放回家的時候，我們機關的造反派頭頭卻通知里弄委員會罰她掃街。她怕人看見，每天大清早起來，拿著掃帚出門，掃得精疲力盡，才回到家里，關上大門，吐了一口氣。但有時她還碰到上學的小孩，叫罵：“巴金的臭婆娘。”我偶爾看見她拿著掃帚回來，不敢正眼看她，我感到負罪的心情。這是對她的一個致命的打擊，不到兩個月，她病倒了，以后就沒有再出去掃街(我妹妹繼續掃了一個時期)，但是也沒有完全恢復健康。盡管她還繼續拖了四年，但一直到死，她并不曾看到我恢復自由。這就是她的最后，然而絕不是她的結局。她的結局將和我的結局連在一起。

我絕不悲觀。我要爭取多活。我要為我們社會主義祖國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息。我在喪失工作能力的時候，我希望病榻上有蕭珊翻譯的那幾本小說，等到我永遠閉上眼睛，就讓我的骨灰和她的骨灰攙和在一起。

1979年1月16日寫完

〔注〕王若望：作家。自1979年起，他在各種場合公開反對四項基本原則，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1987年1月被開除黨籍。

巴金和夫人蕭珊三十余年來風雨同舟，憂樂與共，結成了深厚的愛情。不料“文革”風暴驟起，先是巴金被打為“牛鬼”，接著蕭珊又被無情地奪去了生命。長夜漫漫，萬馬齊喑，作者在蕭珊逝世后幾天里竟然面壁枯坐，“卻寫不出一句話”。直到粉碎“四人幫”以后的1978年8月13日，作者才開始動筆寫這篇悼亡之作，值得注意的是又過了近半年之久，作者才寫畢此文，打上了最后一個句號。由此不難想見，作者面對蕭珊的遺像，度過了多少不眠的夜晚，往稿紙上傾注了多少血淚！

巴金的作品，向來以真誠熱情感人，他把讀者當作朋友和知己，毫無保留地傾訴著自己的喜怒哀樂，此文表現得尤為突出，看似沒有急切高聲的吶喊，呼天搶地的動作，縱橫開闔的結構，卻無時無處不滲透著凄切深摯的悼念之情，強烈地震撼著讀者的心靈。總之，對于這篇用血和淚寫成的文字，我們是不能指手畫腳說三道四的。僅僅站在旁邊“一灑同情之淚”也是不夠的，因為他的苦難也正是我們的苦難，他那顆受過創傷的心也正是我們的心。從那個時代過來的人，誰都受到了傷害——從肉體到靈魂。讀這樣的文章，首先喚起的是我們的良知，是撫摩自己心上的創傷，是深深的思考。一句話，要像作者一樣“真誠”！

當然，閱讀這篇“真誠”、樸素，看似不講究什么“技巧”的散文，決不能一目十行，轉瞬即過。請看，作者筆下蕭珊臨終前的形象：“她非常安靜，但并未昏睡，始終睜大兩只眼睛。眼睛很大，很美，很亮……”三個“很”字，多么普通，可又多么凄楚感人。再看作者趕來“送別”已經咽氣的蕭珊：“我只看到她的名字。我彎下身子，把地上那個還有點人形的白布包拍了好幾下，一面哭著喚她的名字。不過幾分鐘的時間。”寥寥幾句，純系實寫，而造反派不許作者對死者看上最后一眼的冷酷與蠻橫不就躍然紙上了嗎？又如作者在盡情控訴時還不忘提到那位“熱心而又善良的護士長”，這說明什么？這說明盡管豺狼橫行，但人間自有真情，良心未曾泯滅，而作者追求和贊頌真善美之心也永遠不會消失！

災難過去二十多年了，許多人都把它淡忘了，有意無意地，大家不想提起往事，不想用往事來折磨自己，用往事來干擾我們今天的生活。但是那么多屈死的冤魂呢？他們還時時在我們的周圍游走，時時進入我們的夢境，我們無法逃避，良心時時在譴責我們自己，他們已經無可言說了，我們卻不能不說。有血性的人說了，有良知的人說了，在訴說的人中最勇敢的就是巴金，不僅僅因為他是作家，而因為他是一個時時把良心掏出來說話的人，一個大寫的真人。

巴金作為一個作家的地位，是早年寫作小說時就奠定了；但巴金作為一位歷史的見證者和時代的代言人，是在“文革”浩劫之后通過這些隨筆樹立起來的。作者應該是“社會的良心”，巴金用自己的血淚文字證實了這一點，所以他值得我們尊敬，這樣的文字也值得我們反復地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