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詞研究·詩風流派·前七子

明弘治、正德年間的詩文流派。由李夢陽、何景明、徐禎卿、邊貢、康海、王九思、王廷相七人組成，而以李、何為首。《明史·李夢陽傳》云：夢陽“與景明、禎卿、貢、海、九思、王廷相號七才子”。后因與嘉靖、隆慶間出現的以李攀龍、王世貞為首的七子相區別，故稱“前七子”。明初統治者大力提倡程朱理學，推行八股取士制度，文壇上盛行粉飾太平、雍容萎弱的“臺閣體”和迂腐平庸、寡淡無味的“理氣詩”。為改變此種文風，“前七子”高倡“文必秦漢，詩必盛唐”(《明史·李夢陽傳》)，主張散文學秦漢，古詩尊漢魏，近體宗盛唐。他們推崇漢魏盛唐優秀詩歌，以恢復古代文質相稱、委曲生動的文學傳統，有助于開闊眼界，廓清時弊。然他們唯古是尚，“文自西京、詩自中唐而下，一切吐棄”(《明史·文苑傳》)，認為“宋無詩”(李夢陽《潛虬山人記》)，完全抹煞中唐以后詩，則又有所偏。“前七子”之間文學觀點也有所區別。李夢陽強調因襲古人格調，死守“占之所云開闔照應、倒插頓挫”之法(《答周子書》)，主張句擬字模。何景明雖亦倡模仿，然反對李“刻意古范”，“獨守尺寸”，提出“富于材積，領會精神，臨景結構，不仿形跡”(《與李空同論詩書》)，主張食古能化，模仿不露痕跡。王廷相亦不滿“刻意模古”(《石龍集序》)，提倡“古師妙擬”(《與郭價夫學士論詩書》)，追求模仿的神似。康海則明確反對模仿，認為“模仿剽奪，遠于事實，予猶以為過云”(《大復集序》)，不過他并未扭轉“前七子”倡言模仿的主導傾向。“前七子”理論上值得肯定之處是比較重視詩歌的審美特征。李夢陽早年即強調“情以發之”(《潛虬山人記》)，認為詩歌應具有真情實感，晚年又反省自己的詩作“出之情寡而工之詞多者也”，“非真也”，提出“真詩乃在民間”(《詩集自序》)。徐禎卿論詩也重情，主張“因情立格”(《談藝錄》)。王廷相講究意象美：“詩貴意象透瑩，不喜事實粘著”(同上)，注重主體的情意和客體的物象融而為一，崇尚空靈含蓄。李夢陽諸人還力主格古調雄，提倡詩歌的雄麗之美。“前七子”的詩歌創作則存在因襲前人、缺乏新意的弊端。然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反對權奸宦官，不滿腐朽政治，亦寫有一些揭露黑暗、抨擊時政的詩作，如李夢陽的《玄明宮行》、何景明的《鰣魚》、王廷相的《西山行》等，都是鞭撻宦官飛揚跋扈、窮奢極欲、具有現實意義的篇什。“前七子”倡言復古影響巨大，并直接開啟了“后七子”的出現，使復古運動在明代盛行達百年之久。明袁宏道批評前七子是“襲古人語言之跡而冒以為古，是處嚴冬而襲夏之葛者也”(《雪濤閣序》)，清末黃人則認為是“憤民矯俗”(《國朝文匯序》)，他們分別指出“前七子”的功過是非，頗中肯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