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宗羲關于封建君權的評論與影響

黃宗羲關于學校的主張，表現出了他的遠見卓識。他認為學校不僅為了“養士”（培養人才），而且應當成為獨立的輿論機關，“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學校”（《明夷待訪錄·學校》）。這樣，學校就成了“公其非是”的論壇，甚至比君主的權威還要大一些。這個觀點雖是脫胎于東漢時太學生的清議與宋朝諸生的伏闕上書，但與此并不完全相同，因為黃宗羲著眼于探求限制君主權力的措施，一方面他想以學校作為監督政府的輿論機構，另外他又主張以推選出來的賢者擔任有實際權力的宰相，以補救世襲君主的不賢，含有限制封建君主的思想內容，近代學者多以此為議院的淵源。

黃宗羲關于封建君權的評論，不僅比前人進步，而且超過了同時代的思想家。當時，唐甄作《潛書》97篇，其中也有評論封建君權的話，如說：“大清有天下，仁矣。自秦以來，凡為帝王者皆賊也。”前一句為虛語，后一句才是實話。何以“凡為帝王者皆賊”？他論證說：“殺一人而取其匹布斗粟，猶謂之賊；殺天下之人而盡有其布粟之富，而反不謂之賊乎？”（《潛書·室語》）又說：“海內百億萬之生民，握于一人之手，撫之則安居，置之則死亡，天乎君哉，地乎君哉！”（《潛書·鮮君》）可見唐甄對封建君權的揭露相當尖銳，可是其中理論的分析不足，缺少觀點。黃宗羲比唐甄站得高些，他沒有局限于揭露，而是進一步提出了許多有理論意義的觀點，如前面指出的“天下為主，君為客”；出仕“非為一姓”；封建主義之法是“一家之法”；應當“公其非是于學校”等。所以，關于封建君權的評論，黃宗羲的言論在古代社會里算是站得最高的。

任何一種觀點都不是偶然產生的。黃宗羲對封建君權做出的一些評論，是和他所處的時代以及他自己的經歷分不開的。他處于封建社會晚期，其時明朝的“奄宦”之害特別熾烈，由此更為集中地暴露出封建王朝的腐朽。熹宗時大宦官魏忠賢操縱朝政，掌握了全部中央機構，并加強廠衛特務制度，“民間偶語，或觸忠賢，輒被擒僇，甚至剝皮刲舌，所殺不可勝數，道路以目”（《明史》卷三〇五《魏忠賢傳》）。當時與魏黨相對立的是東林學派，他們是一些具有改良思想的中下層官吏，利用宋代楊時的東林書院作為聚會的場所，經常以講學為名，議論朝政。他們反對宦官專權，揭露稅監的勒索搜刮，要求減輕對人民的壓榨。不過，東林學派在理論上和學術上都沒有什么創新，他們小心翼翼地遵奉理學的傳統，在其綱領性的《東林會約》中就特別稱舉了“尊經”的一條。他們中間有些人被捕受刑，對皇帝不敢有半句怨言，竟寫出像“君恩未報，愿結來生”（《明季北略》卷二）、“臣罪應難赦，君恩本自寬”（《玉鏡新譚》卷二）之類的詩句。即或如此，東林學派還是遭到宦官的迫害，被指為邪黨。熹宗天啟六年（1626）魏忠賢拆毀東林、首善書院，大肆搜捕東林黨人，許多人冤死獄中，黃尊素也未能幸免。黃宗羲從東林學派的活動和父親的遭遇里對“奄宦”之害體會得最深。

東林學派被鎮壓以后，繼之而起的則是復社的較為廣泛的集會活動。思宗崇禎六年（1633），由張溥主持，舉行了虎邱（在蘇州）大會，從山左、江右、晉、楚、閩、浙各地趕來參加的有幾千人。復社以“期與四方多士共興復古學，將使異日者務為有用”（眉史氏《復社紀略》卷一）為宗旨，他們的政治態度和東林學派大體相同。在崇禎以至南明時期，復社人物與當權的反動勢力進行了多次斗爭。崇禎十一年（1638），南京諸生140人，以黃宗羲和顧杲為首，作“防亂公揭”，反對魏忠賢的遺黨阮大鋮。南明弘光朝，阮大鋮執政，復社人物受到迫害。由此可以看出，黃宗羲的個人經歷，使他認識到明朝衰敗的原因在于“奄宦”的干亂朝政。他在《明夷待訪錄·奄宦上》中帶著激憤的口吻說：

“奄宦之禍，歷漢、唐、宋而相尋無已，然未有若有明之為烈也。漢、唐、宋有干與朝政之奄宦，無奉行奄宦之朝政，今夫宰相六部，朝政所自出也；而本章之批答，先有口傳，后有票擬；天下之財賦，先內庫而后太倉；天下之刑獄，先東廠而后法司，其他無不皆然”（《明夷待訪錄·奄宦上》）

黃宗羲對于明朝“奄宦”之害做了淋漓盡致的揭露，所談都是事實。這是明朝腐敗的一種現象，他沒有找到形成這種情況的原因。他在《明夷待訪錄》中評論君權，大都是從抨擊“奄宦”出發的，這一點和東林學派思想相似，不過黃宗羲還進一步指責了封建君主。但他并沒有明白主張君主制度應當革除，只是要求改革政府機構，他說：“吾意為人主者，自三宮以外，一切當罷”（《明夷待訪錄·奄宦下》），使“奄宦”無從施其技。又認為明朝沒有善治，“自高皇帝罷丞相始”（《明夷待訪錄·置相》）。所以改革弊政，必須從設立宰相始，而宰相應當由賢者擔任。

他的政治圖案是這樣：“宰相一人，參知政事無常員。每日便殿議政，天子南面，宰相、六卿、諫官東西面以次坐。其執事皆用士人。章凡奏進呈，六科給事中主之，給事中以白宰相，宰相以白天子，同議可否。天子批紅。天子不能盡，則宰相批之，下六部施行”（《明夷待訪錄·置相》）。這大約就是黃宗羲的理想政治，其中含有限制君主權力、防止“宮奴”（宦官）掌權的思想。至于君主立憲的設想，那是近代先進人物從西方搬來的，在黃宗羲的那個時代尚未提到議事日程上。

黃宗羲關于封建君權的評論只見于他的《明夷待訪錄》一書，其他著作沒有這方面的內容。這可能是由于清朝實行文化專制主義政策，使他不能不有所忌諱。就在黃宗羲寫成《明夷待訪錄》的當年，清初文字獄波瀾初起：孫奇逢所撰《甲申大難錄》案，該書輯錄了明崇禎十七年（1644）李自成攻克北京時的明廷亡臣，山東濟寧州牧將書稿刊印出版。康熙二年，事被告發，說它是一種紀念亡明的書籍。濟寧州牧被逮，孫奇逢也被傳審，押往北京。此事與黃宗羲沒有牽連，但此后他便不再議論政治，而是潛心于學術史的研究，后來撰述《明儒學案》和《宋元學案》，開學術史研究的新范式。又作“四書”“五經”講義諸種，其中偶爾透露出一些抨擊現實的議論，但都不像《明夷待訪錄》那樣銳利有力，大部分講的是封建倫理綱常。例如他在《孟子師說》一書中說，《孟子》七篇以“仁義”為“宗旨”（《孟子師說》卷一）。又借用他的老師劉宗周的名義說：“盈天地間無所謂萬物，萬物皆因我而名，如父便是吾之父，君便是吾之君。君父二字，可推之為身外乎？然必實有孝父之心，而后成其為吾之父。實有忠君之心，而后成其為吾之君。”（《孟子師說》卷七）

黃宗羲的政治思想是中國封建社會晚期的產物，它不同于西歐各國早期資產階級的政治學說。中國封建社會晚期的階級矛盾、統治集團的腐朽以及反抗民族壓迫的斗爭對他起了驚醒的作用。